農村留守兒童問題調查報告范例
20XX年6月初，湖南衡陽一名12歲的女孩因與同學結怨，用摻雜了毒鼠強的可樂將同學姐妹毒死。據媒體報道，面對警方，女孩冷靜地說出了從20多天前買毒、投毒的全過程，只有在提起她的爸爸媽媽時，女孩突然哭喊：“不要提他們，我恨他們!”
這起案件中，死去的、下毒的，都是留守兒童。
自上世紀80年代起，隨著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逐漸涌入大城市。由于受到戶籍政策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進城務工人員只能將子女留在老家，“留守兒童”這一群體由此產生。
2013年5月，全國婦聯發布了《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報告顯示，根據我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樣本數據推算，全國共有6102.55萬農村留守兒童，占農村兒童總數的37.7%，占全國兒童的21.88%。
也就是說，全國每5個孩子中，有1個是農村留守兒童。與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估算數據相比，五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了約242萬人。
20XX年7月30日，教育部發布201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在他們的統計數字中，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075.42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1409.53萬人，在初中就讀665.89萬人。這也表明，最需要父母陪伴的學齡前兒童約占留守兒童人群的2/3。
伴隨著這個龐大數字而來的種種問題，和頻頻發生在這些留守兒童身上的悲劇，更是讓這個脆弱的群體，成為了一個沉重的公共議題。
205.7萬兒童獨自居住
2013年，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在河南農村調研時，聽說了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戶人家，父母都外出打工，平日里一對兄妹跟著祖父母一起生活。一天，爺爺下地干活，奶奶到鄰家串門，無人看管的兄妹二人誤食了家中的農藥，等到爺爺回家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看到倒在地上的孩子，爺爺直接拿著鐵鏟出門，他親手打死了老伴，隨后自殺。
“在其他地方，這樣的故事其實我們聽說過很多。”在貴州省畢節市4名留守兒童服毒身亡的事件發生后，葉敬忠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自2004年左右開始關注農村留守人群的問題，多年來曾多次到四川、安徽、江西等勞務輸出大省進行考察。
根據全國婦聯的上述報告，重慶、四川、安徽、江蘇、江西和湖南的農村兒童中，留守兒童比例均已超過50%。除此之外，更有3.37%的留守兒童在父母雙方外出后，處于獨自居住狀態，這一群體的規模已高達205.7萬人。
2014年11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調研報告指出，在過去一年中，有將近一半(49.2%)的留守兒童遭遇過意外傷害，比非留守兒童高出7.9個百分點。這些意外傷害包括：割傷、燒傷燙傷、被貓狗抓傷咬傷、墜落摔傷和蛇蟲咬傷、車禍、溺水、觸電、中毒、火災，等等。
其中，遭遇割傷一項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之間相差最大，前者比后者高出5.3個百分點。課題主持者、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旭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是因為留守兒童在家做農活，接觸菜刀、鐮刀較多的緣故。
在湖南省，張旭東看見一個13歲的男孩。男孩一歲半之前，一直由外婆照看。有一次，男孩左眼不小心進了點雜物，弄破了一點，外婆沒有及時處理，也沒有告訴他的父母。直到爸爸媽媽回來時，男孩的左眼已經不能完全睜開了。
之后，一家人開始了漫長的求醫之路。男孩在湘雅醫院動了三次整形手術，但都收效甚微，直到現在，他的左眼仍呈半閉合狀態，需要藥物維持。為此，他還常常被不懂事的同學、表妹嘲笑為“獨眼龍”。
超過三分之一的留守兒童單獨由祖父母隔代監護，在幾種監護模式中所占比例最高。然而，年老體弱的祖輩監護人往往體力精力有限，安全常識和應急處理能力欠缺，很容易監護不力，給孩子的人身安全帶來了一定隱患。
留守兒童和非留守兒童在一些微小方面常常呈現出差距。比如，在河北省無極縣，有衛生系統工作人員曾調查兒童的國家免疫規劃疫苗基礎免疫接種率。他們選擇了325 名留守兒童和 318 名對照兒童。
結論顯示，幾乎在所有的指標上，留守兒童都低于非留守兒童。比如，甲肝疫苗接種率。留守兒童應種人數296，實際接種人數只有100，只有三分之一。而對照非留守兒童應種人數289，實際接種人數則高達264，超過9成以上。
張旭東的調查還發現，留守兒童學習成績較差，學習興趣較弱。有近一半(49.4%)的留守兒童曾經沒有完成作業，比非留守兒童高8.6個百分點，“一方面，客觀上存在普通農村學校培養目標單一與留守兒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另一方面，留守兒童因為缺少有效監督，自我約束和管理能力較差，學習狀態也會受到影響。”
在城鄉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的今天，當人們難以看到教育為底層提供上升通道的可能性，留守兒童便走在了成為廉價勞動力后備軍的路上;而留守兒童自己，似乎也默認了這一切。
今年30歲的紀錄片導演蔣能杰，曾在老家湖南邵陽跟拍6年，完成了關于留守兒童生活的紀錄片《村小的孩子》。紀錄片里，蔣能杰問孩子們“長大了想做什么?”孩子們說：“打工。”
片中一位留守兒童的奶奶則轉述了兒子對8歲孫女說的“玩笑話”：“你明天跟我上街撿可樂瓶，一天能撿20塊錢，一個月有600塊錢。撿垃圾撿到十五六歲就能進廠了，進廠就能掙多點錢了。打工到20歲，你應該有十多萬了。”
個性內傾更明顯
回憶起拍攝經歷，讓蔣能杰印象特別深的，是當他問起孩子們是否想念父母時，他們干脆地回答：“不想。”
意外的是，父母們對孩子的關愛意識也不強。“他們意識不到孩子生下來是要教育、要陪伴的，他們就覺得有吃有住就可以了。”蔣能杰說，因為孩子從小被留在老家，兩代人之間感情淡漠，孩子沖著父母叫叔叔阿姨的，他都見過。
2014年，公益組織“上學路上”對甘肅、云南、貴州等六省市農村地區的1054名留守兒童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約15%的學生一年都見不到父母。如果將他們的數據推及全國，就意味著全國共有921萬留守兒童一年見不到父母一次，超過262萬個孩子甚至一年都接不到父母一個電話。
與此同時，該組織指出，他們的研究表明，留守兒童情緒的消極程度明顯高于非留守兒童。一年內與父母聯系次數越少，兒童的煩亂度也越高。
貴州畢節市納雍縣的一個13歲女孩劉佳，特別希望爸爸媽媽帶自己去買吃的。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最想念父母的時候，是每次趕圩看見同學被爸媽牽著手。她特別希望，父母能回家過年，也帶她去趕一次圩。
可惜，父母從來不在過年時回家，平時電話也不多，大概每個月一次，每次幾分鐘。“每次只會問， 學習怎么樣? 我說， 挺好的 ，然后就沒了。我希望他們能問我生活怎樣，問我開不開心，可他們眼里就只有學習。”言語之間，劉佳難掩失望。
張旭東的團隊也遇到類似的孩子。在山西，一個名叫貝貝的15歲女孩，希望爸爸能跟她一起去外面買本書。可是，爸爸聽到女兒這么說時，便把買書的錢給了她。幾次后，貝貝便再也不提出這種要求了。
其實，這位爸爸完全沒有意識到，貝貝不過是想跟難得回來一趟的爸爸單獨相處一會兒。而另一位眼睛受傷的孩子，并不對自己的病情過多憂慮，反而因為爸爸媽媽陪著他看病而感到安心、欣喜。
美國心理學家約翰·鮑威爾認為，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嬰兒應該有與母親(或穩定的代理母親)之間連續不斷的、溫暖親密的關系。早期依戀的順利完成和發展才能成全一個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一旦錯過關鍵期，兒童依戀難以重新建立，個體會出現情感不穩定的狀況，面對挑戰時也容易出現易怒情緒。
孩子與父母長期分離，缺乏聯系，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互動，容易產生內心封閉、情感冷漠、任性、叛逆、難以主動交流的心理障礙。調查走訪中，張旭東曾問過一個四年級孩子，你們班留守兒童有什么特點嗎?對方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們不跟我們說話!”
“你撿到東西時如何處理?”“你如果和別人發生矛盾，你會怎么辦?”“當看到學校的水龍頭沒有關，你是否會去關?”這些問題來自另一份問卷，由貴州興義民族師范學院老師李華玲、趙斌所做的《貴州民族地區農村留守兒童道德社會化調查報告》。
結論不容樂觀。比如，在處理人際關系問題上，當農村留守兒童和別人發生矛盾時，會針鋒相對的孩子占了大多數，為43.3%;還有3成多的孩子會找人幫忙助陣;表示能寬容和解、 主動消除矛盾的兒童最少，僅有2成左右。
這份調查報告稱，貴州民族地區農村勞務外出，對促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有積極意義，但又滋生出農村留守兒童道德社會化危機的新問題：農村留守兒童良好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缺乏;人際關系趨緊;集體觀念意識淡薄，等等。
即使是成為大學生，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的人格特征也不盡相同。曾有學者對200名留守兒童在校大學生和300名非留守兒童在校大學生做調查后發現，曾為留守兒童的在校大學生與普通在校大學生相比，個性內傾更明顯，比較冷淡、緘默、孤獨;情緒更易波動，易生煩惱;愛幻想，喜歡沖動任性;但與成長中父母都在身邊的大學生相比卻獨立自強，遇事更能當機立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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