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的讀后感作文

　　《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史記》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春秋》為現存最早編年體史書)，按時間先后敘次史事，往往用追敘和終言的手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統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借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作為歷史的借鑒。敘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斗爭。

　　《資治通鑒》，北宋司馬光作。何以寫作資治通鑒，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

　　嘗聽朋友說及，中國古代并無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學，史學本身即帝王之學。縱觀中國史書，大多皆為帝王家傳，抑或紀傳體，多加潤色及(作者個人喜好)，多以評價，部分人物充滿英雄或傳奇色彩。

　　自<春秋>之后，唯此書以編年體記敘，以時間排序，嚴酷真相，以上帝視角，看圣賢如何以百姓為芻狗，看天地如何以萬物為芻狗。望帝王勵精圖治，治世治時。雖如此，但中國自古以來便是崇尚皇權，崇尚權威，崇尚專制的國家，可以說『幾乎』全部的思想，都源于為政治服務。故此書雖看似無所不包，實則為政治服務，用以教導天子。有些內容，仍是避重就輕，更何況司馬光乃當朝宰相，以政治家的思維寫史書，定不是以常人角度去以理解歷史。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歷朝歷代，換血開國，勵精圖治，鼎盛時期即旋而走向下坡路，迅速潰敗。

　　周而復始，不曾停息。而中國古代所崇尚的極權主義及專制統治是非容易讓帝王沉淪，準確來說，這個準則方之四海而皆準，好比法國路易十四只管生前享樂，不顧死后洪水滔天。享樂乃人之常情，為人之本能也，如西方現代心理學奠基人佛羅伊德的理論『廣義上的性乃人類全部活動的本源。』。

　　而作為帝王，但這種豬欄式的理想，則絕非帝王之道，故司馬光以劉備為例，避重就輕，刪其享樂之惡習，留其沉穩之品質，教導帝王，胸有大志，沉穩為人。

　　正反皆有歷史，興衰成敗，共計記錄約250名皇帝或政治領袖。姜鵬老師以開國君主或承襲君主為例，細化分類。其中有一點頗為玩味，開國帝王打下江山后，須轉型為平穩過度王朝。故以轉型進入平穩發展為目，又對帝王進行分類。

　　以東漢劉秀為例，舉以昆陽大戰，以綠林軍為主體，破王莽四十萬余部隊，直接導致新莽王朝覆滅。但并未以此為主，反以劉秀請卓茂出山為例，述以帝王。

　　卓茂者，西漢末年良吏，為人寬任恭愛，不與人競爭，曾為密云縣令，但其影響力僅為地區，曾言『法為框架，禮為人心』。但劉秀以太傅之職授以卓茂，尊其仁愛寬厚。

　　司馬光特意提出此事，則為皇帝說明：

　　一，開國須征戰，但征戰之后，則須仁人治國;

　　二，戰爭終會結束，穩定的發展才是人心所向;

　　三，選人才須審時度勢，不同時期，擦亮眼睛，選擇不同人才。四、以其之才，為其擇位，不同的人才，須不同的位置，方能發揮其自身才干，為團隊發揮作用。

　　常言道，『開國需要虎征戰，治國需要狗護院。』中國古代父系社會和世襲發展的社會方式，開國皇帝必須為自己的后代承襲，王朝的穩定，統治的延續奠定基礎，而劉秀對于卓茂的選擇，一則是為王朝的穩定而選擇人才，二則是表現對于停戰之后國家發展的高瞻遠矚的策略。由此可見，劉秀頗有遠見，不僅具備征戰之才干，謀略之智識，更是具備治國之謀略。亂世須圣賢南征北戰于水火之中救眾生于危難之間，平定四方，然治世則須知士，以仁心，通達天下。

　　司馬光又以賀琛為梁武帝諫言為例，賀述王朝發展之問題，官員奢靡生活，貪贓枉法，倡導節儉;望其遠小人，用良臣;百姓賦稅嚴重，貧富差距日益增加，國庫虧空，須以休養生息為重，富強圖遠。然梁武帝大怒，斥責賀琛，

　　梁武帝知朝中情況，舉例以自己之生活，以苦行僧生活以身作則，生以挫敗感。

　　梁武帝之問題：

　　一：治國以身作則是對，但并不意味手下人皆能跟隨，其菩薩心腸是善，但其無手段制止惡行，更是大惡。

　　二：心胸狹隘，不能聽取諫言，更以可笑手法扼殺了一個力挽狂瀾的忠臣之心。

　　賀琛之問題，提出問題是司其職，但僅以牢騷，針砭時弊，似當代憤青，有實際意義，卻無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現代管理中，也頗為忌諱。提出問題，須以配對解決問題之辦法，逐漸隨時事而修正，方能長久。

　　司馬光之看法，皇帝也為眾生，一人成敗，應以敞開胸懷，廣聽納言，不以一己之觀，偏激解決問題。

　　一：縱觀中國歷史，似乎不聽諫言是每一個昏庸帝王的同病，古有比干犯顏強諫，最終落得剖腹挖心;又有千古諫臣關龍逢痛心疾首，炮烙之刑，唯留孤墳于九曲黃河。

　　自漢代司馬遷：且忠言逆耳利于行。到滿清慈禧潛逃，真正明白此言的，又有多少帝王君主，歷代奸臣，趙高，李林甫，秦檜，皆為口腹蜜劍，笑里藏刀，留以后人所不齒。當下所言不清，歷史自會公判。

　　二：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修身是必要條件，然修身未必能齊家治國，仍須良方，才能齊家治國。二者相輔相成。歷代明君，皆能聽取逆耳忠言，無論是修身，或齊家或治國，作為蕓蕓眾生，皆須嘗聽忠言，每日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