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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新刑訴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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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自20世紀初產生于美國后，在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遏制非法取證行為和維護司法公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此次修改的一大亮點。本文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念入手，從三方面分析新刑訴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重大完善，深入探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取得的突破性進步。
論文關鍵詞：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新刑訴 完善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簡述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常指執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使用非法行為獲得的證據不得在刑事審判中采納的規則。19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Weeksv.U.S.”一案中首次確立了在各級聯邦法院適用非法搜查和扣押所得的證據排除的規則。這項規則后來逐漸被逐步發展和完善，并為其他國家和聯合國機構所采納。在美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兩種理解：一種僅指排除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的非法逮捕、搜查和扣押獲得的證據，主要指實物證據;另一種認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容不限于對“物”的排除，還包括非法取得的口供和其他陳述的排除，即不僅包括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還包括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第六修正案和其他成文法和案例法情況下取得的證據都應加以排除。這可稱之為廣義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二、新刑訴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重大完善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這是自1996年刑訟法修改后，為適應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而出現的刑事犯罪方面新情況、新問題，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和完善。此次修改對于懲罰犯罪，保障人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進一步實現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修改后，刑訴法條文由原來的225條增加到290條，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修改與完善是其中的一大亮點，特別增加的5個條款，使這項制度取得了突破性的進步。
(一)新刑訴填補了我國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空白，使其主要表現從司法解釋上升為法典內容。
新刑訴修改前，我國刑訴法中尚無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整規定，只有第43條“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這樣不完整和缺乏操作性的條文。刑訴法由于種種原因沒有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刑訊逼供現象，1998年我國最高法院在《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訴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中也有類似的規定。此后，為了進一步系統地規范證據的收集、審查、判斷運用以及非法證據的排除等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0年6月13日會同有關部門聯合頒布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最高院和最高檢的上述規定，標志著我國刑事證據制度正朝著民主化、法治化方向發展，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沒有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空白。但是，這些規定屬于司法解釋的范疇，尚未上升到可以稱之為“法律”的高度。在我國，司法解釋雖具有普遍的約束力，但從法理上講司法解釋只屬于法的淵源的范圍，其沒有擁有像刑訴法之類的法律那樣的很高地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刑事訴訟中的一項切實保障人權、防止使用刑訊逼供等侵犯人權的非法行為獲取證據的重要保障制度，十分有必要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有所反映。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這項重大制度的權威，才能保證這項重要制度在實踐中的有效運行。新刑訴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填補了我國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空白，使其主要表現從司法解釋上升為法典內容。
(二)新刑訴突破了我國原刑訴法只限于非法言詞證據的局限，增加了有關非法實物證據排除的新規定。
由于非法言詞證據大多是與刑訊逼供等嚴重侵犯當事人權的行為聯系在一起，相對于非法實物證據其不可靠性則更加明顯，所以當今世界各國對非法言詞證據都采取堅決排除的態度，特別是對于刑訊逼供獲取的證據絕不能留有任何余地。
不同于非法言詞證據，各國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采用不同的方法，一種是全部排除，例如，意大利、俄羅斯;一種是原則上排除，但是設置若干例外，例如美國;第三種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以英國為代表。相對于其他國家，原刑訴法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還僅限于對非法言詞證據(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的排除，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未涉及。
非法實物證據一般是在采取逮捕、搜查、羈押和扣押等行為中取得的。但是由于我國的強制措施的規定只限于對人的自由的強制，不包括對物的介入，再加上我國對于搜查和扣押的條件很寬泛，所以在偵查過程中，對于搜查、扣押就更具有隨意性，實踐中基本不發生非法取得的物證的問題。這也是之前我國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未做相關規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如果法律只排除非法言詞證據，不排除非法實物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不完整的，關鍵還不在于該規則是否在形式上完整，而在于如果不排除非法實物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不能很好地起到遏制非法行為、保護人權和防止錯案的作用。事實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確立之初是針對于非法的搜查和扣押，即起源于對物的強制措施。
當前中國若完全采用國外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則，把非法逮捕、搜查和扣押獲得的證據予以排除并不具有實際可執行性。如何才能不脫離中國實際又能有所突破?新刑訴提供了解決兩難的折中辦法，第54條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雖然很少見到各國刑事證據法允許對證據進行補正和合理解釋的條款，但是筆者認為這項規定并非不妥。任何一種法定證據，其構成要件都包括取證主體、取證程序等多方面的要求，其中一些要求屬于基本證據要素，而有一些要求屬于非基本的證據要素，前者往往涉及對證據質量的保證以及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而后者通常只是涉及一些技術性、細節性要求，如有瑕疵，進行適當的完善即可使其具備證據能力。通過補正或者合理解釋的物證、書證一般不存在因程序違法而產生虛假的問題，且與取得口供的場合相比，其對公民人身的侵害并不那么直接或者明顯，也不會造成較為嚴重后果。
新刑訴對非法實物證據排除的規定是一次重大突破，表明了我國刑訴法正逐步優化完善的趨勢與決心，其本身既不違反證據法原理，也符合犯罪高發，但法治客觀環境不夠完善、法治主觀條件質量不高的中國司法實踐的需要。
(三)新刑訴設立了具體實施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操作程序，解決了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則在實踐中難以操作的問題
我國大部分省、市的法院、檢察院和公安部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起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操作的實例。如果這是因為沒有非法取證問題，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非法取證甚至刑訊逼供等侵犯人權的現象在中國屢禁不止，成為刑事司法中一個頑疾，這已是眾人皆知的事實。自上次刑訴修改的十余年間，杜培武、佘祥林、趙作海等冤假錯案的相繼曝光，正在不斷拷問著中國刑事司法的痼疾，不斷迫使刑訴法再一次被審視。
新刑訴設立了具體實施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操作程序，解決了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在實踐中難以操作的問題，確保司法工作人員在審查、判斷、運用證據時有法可循，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明確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具體標準
新刑訴第五十四條第一款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修改后的刑訴法條文科學地界定非法證據的范圍。
2.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都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
新刑訴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五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3.明確規定了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調查程序
新刑訴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第五十七條規定：“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
4.明確規定了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
新刑訴第五十七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按照刑事訴訟原理，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不承擔舉證責任，而證明責任在于控方，即公訴人應當提供證據證明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這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明責任是一致的。
通常，法律規則包括兩個基本要素：實體構成性規則和程序保障性規則。沒有實體構成性規則，保障性規則就缺乏審查對象，不能建立相應的、嚴格的制裁機制，也不可能產生必要的法律后果;沒有程序性保障規則，就無法對實體構成性規則進行程序性審查，不可能進入訴訟階段成為待解決的問題，只能使實體構成性規則淪為一紙空文。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難以實施，主要在于缺乏程序保障性規則。新刑訴設立的一系列具體操作程序保障了此規則在實踐中的實施。
刑訴法的此次大修是解決刑事犯罪方面出現的新問題的需要，是進一步加強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的需要，是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的需要。新刑訴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修改與完善，明確指向了我國長期存在的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以法律的形式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下來，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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