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論文發表范文

　　當代，論文常用來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簡稱之為論文。在此小編選至了期刊論文網的優秀論文分享給大家，歡迎大家參考!

　　人口問題能否以日為鑒?【1】

　　當前呼吁調整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民眾，很喜歡引證日本戰后的人口發展經驗及當代日本所面臨的人口問題，而絕口不提國土面積與中國幾乎相等的美國。

　　這似乎容易理解。

　　與美國相比，我們在國力上的相形見絀、人均財富上的捉襟見肘，讓人很難回避中國人口過多的事實。

　　但日本不同。

　　日本以三十七萬平方公里彈丸之地，擁一億兩千八百萬人口之眾，在相對的意義上，說日本其實比中國人口更多也毋庸置疑。

　　而當今日本千方百計地鼓勵國民生育，以挽救超低的生育水平，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繼續強硬推行計劃生育。

　　因此，中國民眾把日本當作一面鏡子來杯葛國內的計劃生育政策，乃是俯拾即是的現象。

　　自然也有人更愿意拿美國甚至澳大利亞作為參照，支持中央政府繼續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但很快被斥責為中國人口發展不能也不可能做遙不可及的“美國夢”，澳大利亞更因為人口稀少制約國際影響力而被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收集整理認為不足為師。

　　從引證之學與辯論之術來看，反對與支持兩方這樣一來便淪為各執一詞，形同雞對鴨講，誰也說服不了誰。

　　假如基于中國國情繼續推行計劃生育人口政策是理性的，那么無論比較美國還是參考日本，都應該衍生出相同的支援性結論。

　　所以，站在力挺計劃生育的一方，哪怕日本這面鏡子不盡如人意，也不能拒絕。

　　相反，倒要看一看，人口問題上日本這面鏡子到底照出了什么!

　　戰后日本出現了兩次人口增長高峰：第一次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持續三年的嬰兒潮，共出生八百零六萬人，總人口增至八千一百七十七萬人，出生率由一九四五年的23.2‰急速上升到30‰—34.3‰。

　　WWw.11665.CoM這個時期出生的人被稱為“團塊世代”，而這個團塊世代中的女性到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進入適婚年齡，又形成了戰后第二次生育高峰。

　　經過兩次人口增長高峰，到一九七三年日本總人口終于突破一億關口。

　　經歷了戰亂之苦，新中國甫定同樣迎來了人口增長高峰。

　　與日本相比，生育率水平不相伯仲，但中國出現了三次人口高峰，而且每次高峰的持續時間要遠遠超過日本，分別持續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八年、一九六二至一九七零年的八年及一九八一至一九九零年的九年。

　　日本戰后二次人口增長高峰使總人口增加了51.22%(一九四五——一九七三年)，而新中國三次人口增長高峰使總人口飆升了109.29%(一九四九——一九九零年)。

　　面對戰后出乎意料的人口的爆發式增長，中日兩國政府都先后做出了反應。

　　但日本政府反應迅速，在第一次嬰兒潮來臨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日本政府便出臺了《優生保護法》，實行少生優育。

　　等到政府二十幾年后才開始限制生育時，日本人口形勢已是時過境遷，人口生育率在七十年代中期甚至下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以下。

　　政府在見識了整個第一次人口高峰的凌厲之勢后，對人口問題雖有警覺，但隨即被浮夸與冒進之風所沖淡。

　　一九五七年提出“新人口論”、主張限制生育的馬寅初還被打成了右派。

　　直至經歷第二次人口增長高峰，整個人口形勢變得危如累卵，中央政府再也不能坐視不理，這才在一九七三年出臺“晚、稀、少”的人口政策。

　　可是人口基數已大，限制措施為時已晚。

　　接下來十年人口平均增長率雖大幅下降，但年均新增人口依然高企。

　　最終政府不得不在一九八三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并將計劃生育確立為基本國策。

　　戰后中日兩國的人口增長和有意識的人口控制，雖有很大差別但終究還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那么，戰后兩國的經濟社會景象以及人口與經濟之間的態勢，卻是天壤之別。

　　戰后日本在物質資本幾乎蕩然無存的情況下，經過到五十年代中期的經濟恢復，再用不到二十年時間，就由一個令人唾棄的列強帝國，一躍而成為叫整個世界驚羨的工業強國。

　　一九六八年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

　　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后同樣面對滿目瘡痍的經濟基礎，在經過短暫的國民經濟恢復后，亦試圖鼓足干勁搞建設，但隨后演變成內部階級斗爭，“反右”與十年內亂將國民經濟重新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戰后中日兩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環境演變的涇渭分明，徹底改變了兩國人口與經濟之間的關系。

　　在日本，先是五十年代的節制生育降低了人口生育水平，到了七十年代人口再生產已經無需政策節制，發達的經濟基礎與嶄新的文化環境形成了自發的生育約束機制，以至于日本政府開始面對超低生育水平所帶來的新人口問題。

　　反觀中國，在國民經濟每況愈下的同時，當國民的基本權利只剩下生育自由時，無度的人口繁殖反過來成為社會發展難以承受的巨大負擔，計劃生育前甚至采取了把城市青年趕到農村去的“上山下鄉”運動方式，來解決城市人口的就業問題。

　　如今，很多人不理解，日本人口那么多，人口密度那么大，還要鼓勵生育，而中國人口雖多，但國土幅員遼闊，經濟資源固然不能與俄羅斯、美國相比，但比日本還是綽綽有余，況且經過四十年計劃生育，中國人口發展已進入低生育水平國家之列，何以泱泱大國非得繼續堅持計劃生育?對此，筆者有如下淺見：

　　第一，日本比中國更有能力負擔較多的人口。

　　二零一二年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四萬五千七百七十四美元，中國五千四百三十二美元，日本人均財富是中國的8.43倍。

　　如果日本人寧愿承受與中國國民一樣的生活水平，它的總人口可以膨脹到十億;反過來說，中國人口繼續不加節制地增加下去，只會令國民的生活狀況愈加窘迫，也會令目前由于人口過多而加劇的人與資源、人與財富、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更加緊張，釀成更大更多的社會發展問題。

　　日本資源匱乏，但日本人憑借一技之長足以從地球上任何國家那里獲取它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反躬自問，我們目前尚沒有那種力量。

　　出于民族情緒而抵制日貨之所以難以奏效，蓋由于日本技術已滲透到全球經濟的各個領域，況且抵制所謂之“日貨”，不僅包含著日本人驕傲的技術利得，也浸潤著中國勞工的血汗。

　　第二，日本面臨勞動人口枯竭的危機，而中國長時期內勞動力供給仍然過剩。

　　日本戰后在短暫的人口增長高峰后，七十年代中期人口發展出現逆轉，人口出生率下降之快，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生育率銳減使得每年新生兒數量有可能少于死亡人數，人口“少子化”呈明顯趨勢。

　　在這種形勢下，日本政府出臺鼓勵與獎勵婦女生育的政策，以便保障經濟系統必要的勞動力，尤其是青年勞動人口的供給，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日本的經濟成就從來沒有仰仗過“人口紅利”，戰后日本崛起之際，正是第一次嬰兒潮撫育之時，而第二次嬰兒潮尚未來臨。

　　即便按較窄的口徑計算，目前中國二十至五十九歲年齡組勞動人口為八億三千九百萬，三十年內仍將維持在七億至八億之間，在數量上相當于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資源的總和。

　　這還未考慮生產力水平因素，除非生產力水平踏步不前，正常情形下隨著生產力水平特別是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人口中還將釋放出源源不斷的剩余勞動力，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根本不會缺乏勞動力，勞動力人口總體上仍然是嚴重過剩的，就業壓力還將長期存在。

　　在堅持計劃生育政策、長期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情況下，勞動人口總量當然會逐漸減少，人們因此擔心“人口紅利”的消失，卻沒有認識到，中國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是必然要消失的，這并非節制生育之過，而是技術創新上不思進取、單靠消耗資源與廉價勞動力這種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的結果。

　　第三，日本鼓勵生育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而中國不節制生育卻只會加劇老齡化的社會負擔。

　　日本是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之一。

　　由于日本人平均壽命大大超過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及眼下超低的生育水平，日本人口老齡化趨勢變得愈發明顯。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研究所的預測，二零五零年日本老年人口比例將高達35.7%。

　　日本雖然采取鼓勵生育的措施，但因為人口增殖的自我約束，能起到多大作用亦未可知。

　　但以日本強大的創富能力、以完善的社會養老與福利保障體系相匹配，就算將來三人行必有老者，也構不成日本人口毀滅性的災難。

　　人口老齡化是發達國家人口發展的普遍現象，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帶有“跨越式老齡化”的顯著特征，就是在中國尚未成為發達國家，但又必須實行計劃生育的情況下，比發達國家較早出現人口結構老齡化現象。

　　中國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確系計劃生育所致。

　　其一，這是“人口過多”和“人口老齡化”之間，兩害權衡取其輕，是實行計劃生育控制總人口必須接受的一個結果。

　　其二，只要持續穩定低生育水平，人口老齡化率雖然提高，但老齡人口的絕對數逐漸減少，因而養老總負擔反而減輕了。

　　其三，只要提高生產力水平，建立全民覆蓋的社會化養老制度，佐之以延遲退休等措施，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是不可克服的社會難題。

　　試圖通過多生人口來緩解中國人口老齡化，無異于飲鴆止渴。

　　第四，日本人口發展具有自發的節制機制，而中國人口自我約束的能力微弱，一旦放開生育，后果不堪設想。

　　中日兩國的人口問題，表面上有相似之處，比如少子化、老齡化，但彼此之間的基本區別在于：一個是高度工業化發達國家的人口問題，一個則是初步工業化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問題。

　　日本總人口雖然不少，但人口總量尚不構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壓力，最重要的是人口再生產具備了自我約束的機制，即使政府鼓勵生育也不致總人口膨脹到失控的地步。

　　中國的人口問題，從根本上說，既不是過去生的太多，也不是現在生的太少，而始終是人口太多。

　　人口超載始終是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雖然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和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中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大中城市人口已經呈現類似發達國家生育率自發降低的跡象，但總體而言，中國人口再生產還缺乏可以信賴的自我約束機制。

　　目前要求中央政府放松生育限制的呼聲強烈，把脈群情，中國人的生育渴望感同身受。

　　全國各地生殖中心的生意火爆，不少人試圖通過生物技術達到一胎多育的目的。

　　如此情形，一旦放開生育，后果不堪設想。

　　唯面對日本時，我們可以說中國人口并不算多。

　　這差不

　　多就是人們愿意拿日本當鏡子的心思所在。

　　本文履行著論辯規則，只字不涉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但誰也不能否認，中日兩國的人口還是有別的。

　　中日兩國人口之別，不在數量上，不在人口的“口”上，卻在人口的“人”上。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人與日本人曾一起站在時代的起跑線上。

　　日本經濟在戰后奇跡般地崛起，理由千萬條，從人口學上看，自明治五年(一八七二)頒布《學制令》以來，日本人口發展尤重“人”的開化、教育和教養，故如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所說，日本戰敗后雖然物質財富灰飛煙滅，但其國家財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識水平的人還大量存在。

　　而戰后中國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大多數民眾蒙昧無知，新中國成立后沒多久便以階級斗爭為綱，知識教育荒蕪，結果幾十年下來，除了越來越多的人口，真正的人類文明成就乏善可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