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頭的爺爺隨筆散文

　　我爺爺本名李茂榮，又因為取字光耀，所以，他活著的時候，大家都叫他李光耀，和過去新加坡的執政李光耀一個名。但他的一生，不但遠沒有新加坡的執政李光耀光輝閃耀，而且，即使作為一個平凡人，也實在有些坎坷。

　　在我的印象里，我爺爺的頭一直低垂著，抬不起來。

　　叫不明就里的人看來，我爺爺大概不是性格內向就是有頸椎病。其實，都不是，是脖子里掛尿壺，將頸椎墜壞了。

　　為什么這樣？是因為他被打成右派了。為什么打成右派了？得慢慢說。

　　解放前，我爺爺領著兩個弟弟（我三爺，我四爺）還有他的大兒子——也就是我爹——一起開了一個雜貨鋪，取名為榮茂祥雜貨鋪。當時，那個鋪子，是我們縣最大的商鋪。因為我爺爺是雜貨鋪實際上的老板，他不但善經營，又為人和善，人緣很好，所以，我們縣城解放后，我爺爺就被推舉為縣工商聯合會主任，要按現在說，也算是正科級干部了。而且，我們縣志上明明白白地寫著，從解放后一直到1958年，我爺爺一連當了三屆人民代表。我看過我們縣的《人大志》，那時全縣人民代表也就是二三十個人，可見，那時，在我們這個小縣里，我爺爺應該算是一個風云人物。小時候，我還看見過爺爺的人民委員證件，還看見過爺爺被聘為縣法院陪審員的證書，上面都赫然蓋著朱紅大印。

　　但是，好景不長，到“反右派”時，我爺爺就倒了霉。

　　當時我爺爺是民主人士，縣工商聯里還有兩三個人具有“黨員”身份。我爺爺雖然不是黨員，卻是主任，用今天的話說，是一把手。作為一把手，表面上，那些黨員下屬得聽他的。我爺爺雖然為人忠厚和善，卻又為人正直，愛秉公辦事，即使是黨員，工作有了失誤，也照常批評。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些被批評的“黨員”們，卻是雞肚心腸的小人，挨了批評，忌恨在心。

　　等到反“右派”，那些人覺得機會來了，就興風作浪，公報私仇，借機報復，說我爺爺批評“黨員”就是攻擊“黨”，又是寫揭發材料，又是召開批判會，硬給我爺爺頭上扣個“右派”的大帽子。在批斗時，他們又對我爺爺殘酷實施暴力手段，其中，往脖子里掛尿壺，就是一種非常惡劣的手段。

　　那時候的尿壺，陶土燒制的，制作粗糙，壺壁很厚，也就很有重量。據說，給我爺爺掛的，足足有十幾斤重，更可恨的是，那些人還往壺里灌尿，不但增加了重量，而且，一罐子尿液就近距離地懸掛在人的鼻子下面，難聞的尿騷味會通過鼻腔直沖五臟六腑，稍微不注意，尿壺晃蕩了，也許就有尿液濺到臉上。

　　我爺爺身高接近一米八，是個高個子，而且，平日走路昂首挺胸，器宇軒昂。他還潔身自好，不吸煙不喝酒，穿得干干凈凈。

　　大概那些人平日就很忌恨我爺爺的器宇軒昂和潔身自好，就想了這么個損人的招。你平日里老是昂著頭走路，我偏給你脖子上掛個尿壺，墜得你不得不低頭；你愛干凈，我偏偏讓尿整天熏著你。這就不僅僅是肉體的摧殘，還有精神的玷污和侮辱。

　　從我爺爺被打成右派，過去的榮茂祥雜貨鋪給我們李家帶來的，不再是榮耀和陽光，而是屈辱和陰影。

　　我爹也很快被下放到東關大隊，成了農民，他一氣之下，偷偷下東北，當了“盲流”。我們全家也由吃商品糧變成了農業戶口，成了生產隊的社員。我二叔本來在班里是學習尖子，考大學時，成績夠得上名牌本科，卻也受我爺爺被打成右派的牽連，等人家都錄完了，他才被錄了個農業�？茖W校。氣得他差點兒不去上學。

　　有一次，我正獨自一人走著，后面攆來幾個與我年齡大小差不多的孩子，一邊在后面拿小磚頭瓦塊投我，一邊喊著：“右派羔兒，右派羔兒！”我心里害怕極了，又覺得極其恥辱，不敢回頭，也不敢應聲，只是撒腿就跑，跑到家里，才慢慢穩下神來。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爺爺被打成右派以后，一般都是不茍言笑的。我想，這一定跟他內心被打成右派的精神痛苦有關。但是，偶爾，就像長期陰霾天里偶爾的霞光突現，我也能看見他的笑容。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大早晨，我脫掉了棉衣，換上春秋天穿的衣服，去爺爺屋里。我之所以穿那么薄的衣服，是因為覺得春節來臨就意味著春天來了，就應該換衣服。而且，我穿了一個冬天幾乎沒有換洗過的棉褲棉襖，實在是又臟又破，換成春秋天穿的，也圖個新鮮干凈。新鮮是新鮮了，但是卻抗不住依然凜冽的寒冷，走進我爺爺屋里不一會兒，我就縮肩耷背，身子哆嗦起來。我爺爺看見我受凍的樣子，微微笑著說：“傻三兒，穿恁薄，不冷��？”然后，又勸我，“趕緊換上棉褲棉襖吧！”爺爺微笑的時候，眼睛微微瞇縫，卻又閃爍著慈愛的目光，眉毛微微低垂，微微笑意在滿臉洋溢，就使他看起來特別慈祥而和藹，像極了廟里那張釋迦摩尼佛祖的笑臉。

　　我爺爺大概在一九六二年接到通知，說是被摘去了右派帽子，恢復公職，到一個小店鋪里去當營業員。那店鋪叫向陽門市部，有兩間門面。店鋪里就兩個人，另一個人是女的，本是縣劇團的戲劇演員，唱小生的，唱壞了嗓子，轉行去當營業員。我爺爺一直在那個小店鋪里工作到退休。

　　有時候，我偶然去那里去玩。在我的印象中，爺爺一直沒有大聲說過話，有人來買東西，爺爺都是一臉和氣，微笑著面對顧客。那位改行的女演員倒是大聲大氣，有時還和顧客吵上一兩架。還得我爺爺出面笑著協調，陪著小心，兩面都不敢得罪，一直到兩面都消氣為止。

　　店鋪里有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是店里公用的，除了騎著去辦公事，還可以馱載一些小宗貨物。店里下了班就沒人了，為了安全，平時爺爺下了班，就把它騎到家里，到家就把它鎖得緊緊的，家里人誰也不讓騎。誰一說騎，他就說，那是公家的，能隨便騎嗎？

　　那個時代的許多人，公私分明；不像現在的人，開著公家的車，照樣可以堂而皇之地接送孩子上學。另一方面，大概也是爺爺謹慎，怕因為這輛自行車的公車私用，再讓人抓住什么把柄。

　　有一段時間，爺爺干脆就把自行車鎖在店鋪里，誰也不讓騎，大概就是為了躲嫌疑。直到后來那輛“飛鴿”被折價賣給爺爺，變成了私家車，我的叔叔哥哥們才有了騎車的機會。我上高中時，學會騎自行車，也多虧了那輛“飛鴿”。

　　我當時常常有個疑惑，這樣一個公私分明的人，謹小慎微的人，怎么會是“右派”呢？我小時候聽大人講過，一些大“右派”是很“大膽”、很“猖狂”、很“反動”的，我爺爺身上可是一點兒都看不出來呀！

　　我奶奶駕鶴西去之后，我爺爺跟三叔一家人一口鍋。爺爺每天都起得很早，但有一天早晨，三嬸做好飯，見爺爺還沒起床，就有些奇怪，去到爺爺床邊喊他吃飯，不聽答應，喊來三叔一起看，原來不知何時已經別離人間。他面目安詳，不見有痛苦掙扎的痕跡，只是口角流有血跡。外在跡象表明，爺爺大概是因為高血壓導致心臟或者腦血管破裂致死。

　　我那時尚小，大約剛上高中，但膽子并不小，偷偷地去摸爺爺的手，還有些溫熱。爺爺的被褥很干凈，能聞到一股淡淡的香皂味兒，他非常愛干凈，到死都是如此。

　　爺爺臨死的幾年里，有高血壓病，經常喝藥。記得他每天都喝一碗涼開水，是聽來的偏方，說是日本傳過來的，能治高血壓；還經常吃煮熟的藕塊，也說對降血壓有好處。但是這些都沒有阻擋住死神的腳步，爺爺還是在剛過了花甲之年就早早離開我們了。

　　看起來，爺爺死時并沒有承受多大的生理痛苦，但他臨死時的精神痛苦究竟如何，我們卻不得而知了�？梢圆蝗葙|疑地說，他的高血壓與他的悲慘經歷一定有著密切的聯系。

　　他將近一米八的高個子，平時腰板挺直，但一直到死，頭卻一直低垂著，抬不起來。原因很簡單，也很悲慘，是被打成右派時被人在脖子里掛的那一個大尿壺墜的。尿壺里盛滿尿，一天天地在脖子里掛著，除了睡覺，都不許摘，日積月累，脖子被壓了個大疙瘩，頸椎也彎曲變形，再也直不起來了。

　　叫人哭笑不得的是，1980年，落實各種冤假錯案的時候，我爹和叔叔提出要落實我爺爺的冤案問題；經有關人員調查，才知道，我爺爺的檔案上根本沒有任何組織下達的關于他被定為“右派”的正式文件，只有一兩個人手寫的幾張所謂揭發材料和發言材料。有關人員無奈地告訴我爹和我叔叔，原則上，我爺爺根本沒被組織正式認定過“右派”，所以也不存在組織上再落實和甄別的問題，1962年的“摘帽”，也是一場“誤會”以后的“誤會”。

　　原來，我爺爺這個所謂全縣最大的“右派”，是個空頭“右派”，是個莫須有的“右派”，他的被開除公職，他的被壓彎的脖子，他的一連串悲慘遭遇，都成了空穴來風。我爺爺的右派，源自一場荒誕的鬧��！

　　我爺爺死后，我的一個會畫人物像的表哥仿照他生前的一張照片，為他畫了一幅遺像。那張遺像，我們至今還保留著。在那張遺像里，我的爺爺依然是釋迦摩尼菩薩一般微微含笑，而且，微笑得一臉慈祥和藹，他活著時候的風光，特別是他受難以后的哀戚，都似乎消融在他的微笑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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