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地域文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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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地域文化論文

　　地域文化或稱區域文化、地方文化，是指“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們在漫長的歷史中，在不斷的物質和精神的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文化體系。陜西作家群作為與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知青作家群并列的文學群體之一，顯現了陜西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

陜西地域文化論文

　　陜西地域文化論文篇1

　　淺析地域文化對陜西作家創作的影響

　　摘要：陜西天然的被分為陜北、關中、陜南三大部分，使陜西地域文化呈現出很強的多樣性。

　　三大地域板塊迥異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文化，對陜西作家的創作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使許多陜西作家作品中顯現出較強的地域文化特征。

　　關鍵詞：地域文化陜西作家

　　陜西作家群作為與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知青作家群并列的文學群體之一，顯現了陜西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

　　其中的代表有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高建群、鄒志安、京夫、趙熙等一大批優秀甚至稱為大師級的人物。

　　從地域文化講，陜西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周秦漢唐文化曾在這里大放異彩，向世界展現過中華古文明的先進與輝煌。

　　但同時從現代的眼光來看，這里也留下太多的傳統文化因素，例如宗法制所導致的“父權”統治，使人習慣于崇古、從上、盲目向后看，習于保守，而缺少創新改良的精神和勇氣，從而使陜西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漸趨落后，甚至經濟排名已經處在全國倒數之列。

　　陜西自古以來就因自然和環境原因被分為三大地域板塊：陜北、關中、陜南。

　　陜北地區地處黃土高原與蒙古草原的交匯地帶，中原農耕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在這里融合與交流，使陜北文化帶有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的雙重特征。

　　關中地區號稱“八百里秦川”，自周公確立“宗法制”以來，作為中華民族的統治中心一直到唐朝，形成了以“鐘鼎禮樂”為代表的宗廟文化，并發展為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形態。

　　陜南地區地處秦嶺與巴山之間，高山阻隔造成的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使這里保持著質樸自然的生存形態，體現出理想浪漫的文化精神，具有秦、楚、蜀三種文化融合的人文特點。

　　這三大地域本身不同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特征，造成了各自地域文化的巨大差異。

　　這三大地區在當代都出過數位文學大家，如陜北以路遙、高建群等為代表，關中則以陳忠實、趙熙等為代表，陜南則以賈平凹、京夫等為代表。

　　這些作家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受到各自地域文化的影響，試以陜西三位代表作家為主進行簡單的分析。

　　一

　　高建群長期生活和工作在陜北，也長期以陜北為自己的創作基地，在其小說《最后一個匈奴》中對陜北就有精彩的論述：“當封建大一統在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統治和馴化這一片廣袤的國土的時候，網開一面，它遺漏了陜北。

　　這當然不是為牧者的恩賜，而是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這里一直處在民族戰爭的拉鋸戰局面，導致這種文化無力滲透或較少滲透而已。

　　”① 高建群認為儒家學說產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我們的文化從兩千年前一直延續到今天，而沒有像另外三個文明古國造成歷史的中斷。

　　同時，儒家學說過于強調教化與服從，束縛了中華民族卓越的革新與創造能力，弱化了野性擴張的民族精神，尤其是發展到近現代以后，這種束縛已嚴重阻礙了民族的生存與發展。

　　陜北處在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拉鋸地帶，使儒家文化較少影響到陜北，在高建群看來，中華民族人文初祖軒轅黃帝就安葬在延安市黃陵縣，因此陜北保留著“軒轅氏”的原本精神。

　　這種擴張性、開拓性的文化精神，曾經使陜北出現了李自成、張獻忠這樣的敢于反抗的農民英雄，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長征到達陜北的紅軍，在這里建立了革命圣地，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受到了“軒轅氏”原本精神的極大影響，最終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高建群認為陜北高原這塊“圣人布道此處偏遺漏”的地方，所表現的雄強、豪邁的野性精神，恰是中華文化在發展進程中所逐漸喪失的。

　　陜北因為地處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錯地帶，這里的人們沒有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染，他們是天生的叛逆者，陜北人的身上還保留著這種開拓向上的“軒轅氏”的原本精神。

　　正是“軒轅氏”的原本精神使中華民族在歷史中不斷壯大、發展。

　　從黃土高原一直向南、向東發展，才形成今天廣大的中國。

　　而中華民族也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喪失了這種野性精神，需要喚醒這種陽剛、向上、不斷開拓的野性精神。

　　同時，我們也能發現新時期文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有許多內地作家遠走新疆、西藏、內蒙、甘肅、青海等偏遠少數民族地區，如周濤、張承志、馬原、馬麗華、紅柯等作家，他們中大多數人正是認識到漢民族精神的衰弱，才遠走邊疆去尋找一種雄強、剛健、不拔的野性精神，以拯救衰弱的“體不勝衣”的民族精神。

　　高建群在陜北找到的正是這種野性精神。

　　陜北作家路遙作品中較少談及文化，但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無論是孫少平、孫少安，還是高加林，都是不屈于命運、不斷打拼、體現陜北文化精神的“闖將”。

　　正如《人生》中，路遙借村支書高明樓對高加林的評價表現了陜北人的特點，認為高加林雖然人小，但心硬人強。

　　用“心硬人強”四個字，將陜北人敢于拼搏與闖蕩的奮斗精神表現了出來。

　　二

　　賈平凹是地地道道的陜南人，商洛丹鳳縣人。

　　在他的創作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在于他通過描繪陜南特有的文化、鄉土環境中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風土人情，展現出陜南民間的美好的人情和人性。

　　賈平凹試圖營造出一個具有理想化和詩意化的夢幻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的人們是率性自然的，是處在本真的生存狀態中的。

　　賈平凹曾對他創作的商州系列作品解釋說：“但她(商州)的美麗和神秘，可以說在我三十年來所走的任何地方里，是稱得上‘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的贊譽。

　　”②賈平凹認為商州(陜南)是絕好的國家自然公園，這里的樹木是細而高長的，水則晶瑩如玻璃、似綠綢。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頭停駐，屋后有扶疏的青竹，門前是夭夭的山桃。

　　賈平凹將自己故鄉美麗的自然風光描寫得如詩如畫，無論是山巒、樹木、花草，還是白云、流水、炊煙，在他的筆下全都帶有了靈性。

　　這里的人文風情被描寫得更是溫馨動人，他在作品中將商州和商州人稱作是“這塊美麗、富饒而充滿著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這塊地方的勤勞、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鄉親”③。

　　在他的筆下，商州的男人雖不高大，但個個都很強悍，忍耐力更是罕見;商州的女人都是健美異常，個個都是雙眼皮，睫毛也是長而黑，還非常溫順、善良;商州人也非常熱情好客，總將自己家最好的吃食全都拿出來給客人吃。

　　在賈平凹看來，商州人非常的善良和純潔，保持著淳樸隨性的民風民俗，似乎這里就是陶淵明描寫的“桃花源”。

　　賈平凹對鄉土文化的理想化塑造，使這種鄉土社會具有了至真、至純、至善、至美的文化精神。

　　這種鄉土文化所體現的自然淳樸的生活狀態，帶著對現代社會人情淡薄和人性異化的深刻批判。

　　實質上，許多到商州旅游的游客，并沒有感受到商州的“美麗和神秘”，更多看到的是貧窮與落后。

　　因此，賈平凹對自己家鄉商州的烏托邦似的描寫，其實代表了自己對田園牧歌似的理想社會的追求。

　　在陜南歷史上，張魯曾在東漢末年割據漢中，以“五斗米道”教化民眾誠信無私，進行了一次理想主義的試驗，試圖建立起真正的“人間樂土”，

　　也許可以看成賈平凹對理想社會認識的思想淵源。

　　仔細解讀賈平凹的作品，會發現從《廢都》《高老莊》《懷念狼》一直到《秦腔》，都在表現喧囂的現代文明與寧靜的田園牧歌生活的巨大碰撞，

　　作者對理想中的自然無為的傳統生活方式的逐漸消失感到失望與無奈，深刻表現了賈平凹創作的母題：人應如何擺脫異化，尋求生命和生活的本真。

　　三

　　在陜西三大地域中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無疑是關中。

　　自古以來這里就有得關中而王天下的說法。

　　八百里秦川，北接黃土高原，南接秦嶺，使歷代統治者無不鐘情于這片土地，而在傳統文化中占主要地位的儒家文明已深深扎根于此。

　　寶雞“絳帳”地名就來緣于東漢著名儒者馬融設賬收徒。

　　關中儒學歷來都有“關學”之稱，因此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層層積淀在關中這片有著悠遠歷史的土地上。

　　這里可以以陳忠實的《白鹿原》為引，展開對關中文化的挖掘。

　　陳忠實生長于白鹿原下，他大半生都生活于此，深深扎根于此。

　　憑他對這片土地的深厚理解，才寫出《白鹿原》這部曠世奇書，因此陳的這部小說被人稱為“民族秘史”。

　　該小說深刻之處就在于對漢民族民族心理和行為的深刻勾畫。

　　在書的開頭寫了主人公白嘉軒一生曾娶過七房媳婦，最后又寫了白孝義沒有生育能力，白嘉軒為兒子設計“借種”。

　　通過請陰陽先生、掛桃木棒槌、上棒槌會拜棒槌神等一系列既有神秘性又具有民俗性的故事，體現了中國人對血緣維系的高度重視。

　　有人曾認為這是作家獻媚于讀者，這恰好正是漢民族對血緣傳遞的過分注意，與漢民族的生存樣態有關。

　　漢民族自古以來就以農耕為主，是典型的農耕民族。

　　這種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就要求了以家族為單位的耕作方式，而家族的延續需要的就是家族個體血緣的傳遞。

　　祖先崇拜從上古一直延續到今天，尤其是從西周確立的宗法制度，更是在周秦文化的發源地——關中，保存下了這種原生態的文化樣態，白鹿原正是周秦文化的縮影。

　　《白鹿原》中所表現的中國傳統歷史觀，恰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所謂的“成者王侯敗者賊”，“竊銖者賊，竊國者王侯”。

　　如文中對國共紛爭的描寫，較少正義非正義之分，而用“秦失其鹿，天下群雄共逐之”。的傳統觀念。

　　在小說的最后，黑娃是其中最革命者，卻被白孝文用不正常手法，竊取了革命的成果，黑娃反而成了“土匪、反革命”。

　　用瘋了的鹿子霖的話就是鹿家還是斗不過白家，將革命斗爭史變為家族斗爭史，顯現了傳統歷史觀在現實政治中的作用和人們大腦的潛層深藏的家族意識。

　　被稱為陜西文壇一匹黑馬的關中作家紅柯，岐山縣鳳鳴鎮人。

　　1986年，大學留校一年的紅柯，懷著理想主義的熱情遠走新疆，在那里生活了10年。

　　1996年回到陜西后，先后發表了《美麗奴羊》《金色的阿爾泰》《烏爾禾》等一批反映新疆草原生活和文化的作品。

　　在他作品中表現的一是張揚、野性、自由、具有擴張性的草原精神;二是草原牧人天人合一和生命本真的生存狀態。

　　紅柯認為，草原少數民族文化中具有的血性力量和生命激情，是長久浸潤在儒家傳統之中的漢族文化相對缺乏的，漢族文化需要向草原民族學習這種野性的精神。

　　因此，他在小說中著力渲染和張揚這種充滿蓬勃張力的野性精神。

　　可以看出，紅柯正是在完全異質的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強烈反差中尋找到了創作的靈感，作為一個從小根植于周秦文化的作家，恰恰是通過對草原文化的書寫，來解構和重新建構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

　　通過對來自陜西不同地域大作家自身對本鄉本土的理解和認識的再認識，我們可以發現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的截然不同，使三位作家對世界和生活的感受完全不同。

　　高建群的創作風格像陜北的風一樣，充滿了野性的力量;賈平凹的風格像陜南的水一樣，清澈而舒緩;陳忠實的風格則像關中的黃土，充滿了歷史的積淀和滄桑。

　　正是這些作家在創作上受各自文化地域的深刻影響，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

　　陜北長期處于草原民族和農耕民族的緊張對峙中，形成的邊緣性的文化形態使這里保持著強悍的民風和雄健剛野的“軒轅氏”原本精神。

　　當陜北作家在創作作品時，在有意或無意間必定會表現出這種精神。

　　陜南處在秦嶺、巴山等山脈的重重包圍之中，使其文化有封閉的一面，歷來少有戰爭。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又似桃花源般安靜祥和，加之這里民風淳樸、較少欺詐，使陜南作家在行筆中必然帶有晉時陶氏風格。

　　而關中則因其為儒家原初生發之地，民風敦厚樸實，致使關中作家文中必有深厚的儒學精神。

　　評論者常將陜西作家稱為“陜軍”，而忽視陜西作家各自地域文化特征的特殊性，較少涉及陜西地域文化的多樣性。

　　在文章最后可以做一個這樣的類比，“關中如儒，陜南如道，陜北如俠”，以喻陜西這三大地域文化精神，這三大地域文化所顯現的文化精神對陜西作家創作的影響必將是深刻而長遠的。

　　① 高建群：《最后一個匈奴》，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

　　215頁。

　　②③ 賈平凹：《商州三錄》，陜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頁，第8頁。

　　參考文獻：

　　[1] 陳忠實.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2] 多人.《白鹿原》評論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陜西地域文化論文篇2

　　淺論陜西電視劇創作和地域文化之間的關系

　　[摘要]陜西地域文化被人們概括為三秦文化，是從陜西分為關中、陜北、陜南三個自然區域這一地理特征來理解的。

　　通過對三秦文化即關中、陜北、陜南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考證、分析與概括，以獲得中國電視劇金鷹、飛天、五個一工程獎三大獎項的陜西電視劇為例，就足以說明陜西電視劇創作一直在努力發掘和映現陜西地域特色，它與陜西地域文化即三秦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關鍵詞]陜西　電視劇　三秦　地域文化　關系

　　一、地域文化對人、對藝術的重要影響

　　地域文化或稱區域文化、地方文化，是指“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們在漫長的歷史中，在不斷的物質和精神的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獨特的文化傳統和文化體系。

　　”地域文化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正如李慕寒、沈守兵在《試論中國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中所言。

　　其“產生、發展受著地理環境的影響，不同地區居住的不同民族在生產方式、生活習俗、心理特征、民族傳統、社會組織形態等物質和精神方面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從而形成具有鮮明地理特征的地域文化”。

　　可以說“沒有抽象的無地域的歷史和民族，任何民俗文化的歷史性、民族性都是附麗于地域而形成的，都是因地域的差別而彰顯其特點的。

　　近些年來形成研究熱點的三秦文化、三晉文化、中原文化、荊楚文化、江南文化、嶺南文化等，無不與地域發生這樣那樣的緊密關聯。

　　并因其不同的地域特色而引起人們的廣泛興趣。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杰地靈”，“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等俗語，意思都是說，不同的環境會造就不同的人。

　　會產生不同的社會風俗、生活習慣等，其實質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地域文化對人的重要影響。

　　地域文化對人的影響，古今中外的人們對此也早有關注。

　　近兩千年前的《漢·地理志》中說，“凡民

　　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好惡取舍，動靜之常，隨君上之情欲。

　　”意思是說，人的性格、行為、觀念等，取決于水土之風氣和王侯的引導，也就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結構。

　　在很多的文章典籍中也有這樣相關的論述，如《管子·水地篇》中所說的，“齊之水道躁而復故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則其民輕剽而賊”;《鄒縣志》中所說的，“鄒人東近沂泗，多質實;南近滕魚，多豪俠;西近濟寧，多浮華;北近滋曲。

　　多儉嗇”;《陵縣志·序》也說，“平原故址，其地無高山危巒，其野少荊棘叢雜。

　　馬頰高津，經流直下，無委蛇旁分之勢。

　　故其人情亦平坦質實，機智不生。

　　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齊而不善蔣詐，民醇俗茂，悃幅無華。

　　”說的都是地理環境對人的性格、民風、民俗的重要影響。

　　地域文化對人有重要的影響，而人正是藝術的中心，所以地域文化對藝術的影響，是必然的。

　　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有句名言，“藝術的中心是人”;匈牙利著名哲學家、美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盧卡契也說，“藝術的對象是人的世界，它所表現的是與人相關的本質，是它的精神和它的外化。

　　”19世紀的法國史學家兼批評家丹納在《藝術哲學》中對此也有系統的闡述。

　　他有一個很著名的論斷，在他看來。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性質面貌都取決于種族、環境和時代這三大因素”。

　　就環境而言，他說，“的確，有一種‘精神的’氣候，就是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氣候起著同樣的作用。

　　“不管在復雜的還是簡單的情形之下，總是環境，就是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決定藝術的種類。

　　環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種而淘汰其余的品種：環境用重重障礙和不斷的攻擊，阻止別的品種的發生。

　　”“偉大的藝術和它的環境同時出現，絕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確是環境的醞釀、發展、成熟、腐化、瓦解，通過人事的擾攘動蕩，通過個人的獨創與無法逆料的表現，決定藝術的醞釀、發展、成熟、腐化、瓦解。

　　環境把藝術帶來或帶走，有如溫度下降的程度決定露水的有無，有如陽光的強弱的程度決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

　　……因此。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要同樣的藝術在世界上重新出現。

　　除非時代的潮流再來建立一個同樣的環境。

　　”顯而易見，丹納所言的“環境”包括了自然環境(地理、氣候等)和社會環境(風俗習慣、時代精神、社會結構等)。

　　這里“環境”的實質就是地域文化。

　　毋庸諱言，對于電視劇藝術而言，同樣受到地域文化的影響，在陜西電視劇創作與發展的過程中，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

　　二、陜西地域文化——三秦文化的特征

　　陜西簡稱陜或秦。

　　“陜”指陜陌，在今河南省陜縣西南。

　　西周初期，周、召二公分陜而治，陜以東，周公治之，陜以西，召公治之。

　　此后，人們就把陜陌以西稱為陜西，簡稱“陜”。

　　“秦”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轄

　　區主要在這一帶。

　　人們又稱陜西為“三秦”，一般是從陜西的地理特征分為關中、陜北、陜南三個自然區域來理解的。

　　“三秦”得名源于項羽分封諸侯，讓秦的三個降將分治秦之故地：章邯為雍王，領有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領有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領有陜陌以西。

　　“三秦”即由此得名。

　　陜西地勢的總特點是南北高，中部低，而北山和秦嶺把陜西分為三大自然區域：北部是陜北高原，中部是關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地。

　　如圖一所示：

　　陜北地處我國西北部，位于黃河中游，靠近內蒙古、寧夏一帶，陜北高原是其最主要的地貌特征。

　　溝壑縱橫，山大溝深，土磽地瘠，受秦嶺天然屏障的影響，夏季的西南季風不能北上，造成了陜北高原雨量少、日照長，濕度小，氣候干煤，而冬季內陸地區冷空氣在青藏高原的動力作用下很容易在這里集中。

　　冷高壓力加強，使陜北的冬天風寒酷冷。

　　惡劣的自然環境，使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對生存更加執著。

　　在歷史上，陜北屬于邊塞地區，地廣人稀，曾有許多少數民族在此過著放牧和游獵的生活，漢初實行“移民實邊”的國策，羌族、鮮卑族、匈奴、蒙古族等少數民族都曾在這里雜居，也是畜牧業和農業的共生之地。

　　是多樣化文化融合區。

　　在與當地漢族相處的漫長過程中。

　　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文化呈現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

　　受自身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這里的人們逐步形成了粗獷、豪放、執著的特性，性格古樸、道勁、粗獷、熱烈、執著、自信、豁達、樂觀、寬容，更接近自然的人性，昂揚悠長的信天游、狂放的安塞腰鼓、凄涼幽怨的嗩吶聲，就是這種特性的具體體現。

　　陜北特殊的地貌特點和特定的氣候環境造成了特定的環境色彩——黃色——是其主要色調。

　　這在影視作品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如我們熟知的電視劇《平凡世界》。

　　大寫意的黃土高原，生命力的頑強給人以深深的震撼。

　　單調的色彩，寒冷干燥的氣候，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卻極偏好強烈、艷麗、鮮明的色彩，如紅、黃、藍等原色，特別是大紅，幾乎成了陜北民間的必用色——剪紙、年畫、面花、社火、腰鼓，紅紅火火，表現了陜北人民對生活的熱愛、樂觀與對美好生活的執著追求。

　　關中盆地是由河流沖積和黃土堆積形成的，地勢平坦，土質肥沃，河流縱橫，氣候溫和。

　　《史記》中有“沃野千里”和“天府之國”的贊譽。

　　有“八百里秦川”之美譽的關中，從至今考古已發現的115萬年前的藍田猿人始，這一帶都是人們繁衍生息的自然選擇。

　　而關中，即四關之中，西有散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再加上秦嶺和黃河的天然屏障，關中的腹地西安(長安)，“沃野千里”、“四塞以為固”，天然的地理位置，成為兵家的必爭之地和建都的理想之所。

　　這使西周、秦、西漢、西晉、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1個王朝，加上短暫的農民政權，如西漢末年的綠眉、赤眉軍、唐代末年的黃巢，明代末年的李白成，先后都建都長安，歷時1000多年，有深厚的文化積淀，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隨處可見：歷代亭臺樓閣、廟觀寺院遍布：文物書畫、文人吟詠日久彌珍：名勝古跡如大雁塔、鐘樓、臨潼驪山華清池、秦始皇陵兵馬坑、橋山黃帝陵、興平茂陵、禮泉昭陵、韓城司馬遷祠、耀縣藥王山孫思邈故里、佛教圣地法門寺、寶雞五丈原諸葛亮廟、麟游隋唐帝王避暑行宮九成宮：自然風光如華山、皇家溫泉湯峪溫泉、太白國家森休公園、終南山、寶雞天臺山國家森林公園、潼關、大散關等：受氣候、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影響，關中地區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體系，這些在陜西電視劇中也自然地得以呈現。

　　陜南地處我國南北地理分界線——秦嶺、淮河一線以南，屬南北交界地帶。

　　北有秦嶺，南為巴山，中間是漢江谷地，橫貫東西的漢江及其支流串連起了大小不等的平壩盆地，有“小江南”之稱。

　　陜南的秦巴山地，兩山夾一川的地勢結構十分突出，氣候溫暖濕潤。

　　陜南盆地為北亞熱帶濕潤氣候、山地大部為暖溫帶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14～15℃，受季風的影響，冬冷夏熱、四季分明。

　　最冷月1月平均氣溫0～3℃，最熱月7月平均氣溫24～27.5℃，年降水量700～900毫米，其中陜南的米倉山、大巴山和秦嶺山地中、西部高山地區。

　　年降水量多迭900～1250毫米，水力資源豐富。

　　北鄰關中，南毗四川，東與鄂豫接壤，西同隴南連界。

　　處于幾大文化板塊或地域文化的邊緣交接地帶，與四川巴蜀文化、江漢楚文化以及中州文化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形成了南北匯萃、東西交融的地域文化特征。

　　山清水秀，奇崖清流，晶瑩剔透，清新優美的自然地理環境與南北匯萃、東西交融的地域文化，形成了陜南人獨特的品性，既有北方的古樸與粗獷，豪放與剛強，又有南方人的溫文與秀美、機智與開朗，愛國詩人陸游在其《山南行》一詩中的“地近函秦氣俗豪”便是對陜南人勤勞樸實、淳厚善良、崇尚禮義、熱情好客的民俗傳統的貼切描述。

　　三、陜西電視劇創作與地域文化的關系

　　陜西地理風貌的差異，自然的形成了相互聯系又各自獨立的陜北高原、關中平原、陜南山地三大地理板塊及相應的文化風貌。

　　縱觀陜西電視劇的創作，顯而易見，它深受黃河文化、三秦文化的影響熏陶，可以說，凡是叫得響的、為人民群眾、社會各界普遍好評的陜西電視劇，都深受陜西地域文化的影響。

　　都或深或淺地映現、透射出濃郁的三秦文化或關中、或陜北、或陜南的地域文化特色。

　　電視劇《喜鵲淚》，以真切、厚重、悠遠的陜西關中農村為背景，寫的是“文革”期間一位農村姑娘的愛情婚姻悲劇，它力圖從歷史和社會的視角認識和表現愛情婚姻問題，但他把愛情戲寫成社會戲，旨在從主人公喜鵲的悲劇中去深思社會、思想、精神、道德等問題。

　　整個劇作顯示出濃郁的陜西關中農村地域文化。

　　由陜西省委宣傳部、陜西電視臺攝制的22集電視連續劇《半邊樓》，則通過陜西西安某高等學校“半邊樓”這一濃縮的環境，多角度多層面地展示了80年代中期我國高校三代知識分子的面貌，準確而又深刻地開掘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映現了社會生活的變遷，折射出時代的發展，禮贊了中國知識分子于重德精神與務實精神的交融中所累積形成的崇高品格。

　　劇作不僅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厚重、摯誠的情感色彩，同時也具有生動鮮活的陜西城市特色與高等學府的文化特色。

　　由陜西電視臺攝制的電視連續劇《神禾塬》，通過關中農村翁婿三家在改革致富道路上各自的摸爬滾打、不同的價值標準、精神狀態，以及思想性格的矛盾沖突，生動地展開了一幅當代農村的變革圖與當代農民的心態圖。

　　由于該劇成功運用現實主義的手法，特別注重在歷史縱深處開掘改革生活，在歷史坐標與道德坐標的統一和沖突中揭示人物性格，特別是重視民俗背影的烘托、屏幕畫面的美與構思，所以具有鮮明的以神禾塬為象征的陜西關中農村文化與家族文化特色。

　　由西安電視臺電視劇藝術中心攝制的電視連續劇《毛澤東在陜北》，以詳實的史料生動再現了毛澤東指揮直羅鎮戰役粉碎敵人圍剿。

　　黨中央落腳陜北，以及西安事變、紅軍改編、七七事變、大生產運動、整風運動、蔣發動內戰、黨中央撤離延安、全國勝利曙光升起、毛澤東離開陜北東渡黃河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高度概括了毛澤東在陜北13年的革命歷程，塑造了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領袖形象。

　　劇作深刻揭示了革命的“延安精神”，體現出濃郁的以黃土高原、陜北民風民俗為特征的陜北地域文化。

　　同樣由陜西電視臺攝制的電視連續劇《大樹小樹》，則是以地處山區的南嶺地委書記秦皓為核心，展開了由地區到村鎮。

　　由城市到農村，由機關到家庭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生活。

　　集中描繪了三個家庭、兩代人的成長和成熟。

　　反映了扶貧、下崗、抗災、穩定、工程建設、反腐斗爭、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愛情婚姻生活等社會熱點，透析了價值觀、人生觀、情感波瀾等精神層面的問題。

　　該劇正面而又真切地反映了改革開放的陜南基層生活，充溢著濃郁的陜南地域文化特色。

　　當然列寧也說：“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決定著經濟關系，以及隨在經濟關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會關系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