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晚清文化研究熱斷想的文化論文

　　晚清作為一個轉型期存活于中國“走向世界”最早的心情標本，那代文人的“家國想像”可以導引現代人對中國政治歷史的文化批判，帶有精神啟蒙的價值線索。晚清作為一個言說對象，存活了百年滄海桑田的變遷，它是中國“走向世界”的童年經驗。

　　清末民初以強調文化的轉型性而成為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性歷史階段。如果說“五四”時期知識分子以狂飆式的氣魄動搖了東方傳統的思維之樹，顛覆了古老的生存童話，把人的存在秩序引上了現代之路，那么，清末民初文化探索者的艱難找尋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做了一次預演。當代中國幾乎所有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癥結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探索的源頭，20世紀的歷代知識分子幾乎一直未能擺脫世紀初的余蔭。那個以多元性、含混性見稱的時期，它對西方文化的吸納和排斥、對民族前景的想像與盲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依戀、對現代性的追求和誤讀，一個世紀以來依然是彌久不更的歷史敘事語境；那個歷史階段的文人如容閎、王韜、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劉師培、魯迅等等作為一個個文化符號，他們的“家國想像”可以導引后來的知識者對中國政治歷史的參與意識和批判精神。洋務運動、維新變法、佛學救國、“三界革命”、“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文學革命……一撥撥知識精英們家國想像的毀滅、宗教期待的虛妄，以及啟蒙和革命神話的破解，一層層遞解著一個個悲劇的展開和結束。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就是在這種中西沖撞、融合的過程中尋求并重建新的秩序，直到今天，一個適合于中國的文化模式的涅槃也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大膽論斷下，歷史的回憶構成了人們自身的一種基本成分。我們正是在對于這些“悲劇”不斷的反芻之中，尋找著當下切入國家民族政治歷史的話語路徑和方式。

　　其次，晚清文化思潮的駁雜和文人生存抉擇的艱窘啟示越來越多的當代學者充分意識到認識主體的非自足性，在審視清末、尋源“五四”中以自己的敘述參與歷史的重構，為后來的歷史敘事提供新的話語資源。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鏤刻的文人志士繁復的精神創傷，是中國現代之首途的歷史符碼，永遠給我們構成一種深層文化語境，研究者主體與被研究對象交互作用，這就形成了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之間的精神紐帶。易代之際的士人常有兩種人生目的：避世守節或入世弘道，這均乃“見道之大”者。仕與隱、通與窮，幾千年來中國文人對生存生態的選擇變化微弱，而在患亂頻仍、世道衰喪的晚清時空下，一代文人驟然遭遇從歷史慣性中甩出的劇痛——歷史的詩意與荒唐結伴而至，逢緣時會的狂熱和英雄末路的悲涼相映而生，新的人格理想的建構面臨著轉型期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價值觀、人生觀，而任何形式的抉擇又必然面臨糾纏和圍剿。當我們在21世紀初追思那一代文藝家在上個世紀初涌動的心潮，精神上的滄桑感不禁油然而生。也許清末民初文學文本的敘述語態使之無法矗立在歷史的源頭成為不盡的光源，但是在那一代文人文化抵牾的痛苦里，既有“五四”式對人的本體價值形而上的渴望，又有對生存意義的深切懷疑，雖然這個問題直到后期的魯迅才真正成為歷史話語的巨響。

　　我們透過清末民初所展開的豐富空間看到了一個世紀前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文化抉擇上的艱窘，他們在入世與出世、愛國與絕情、啟蒙與革命間的艱難掙扎穿透了歷史時空，成為一種民族生存和個人生存的基本圖景。作為研究者主體，我們無論如何都得受制于文化語境的制約，主體意識的介入無疑需要一種巨大的解放精神與勇氣。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還是意識到了“說自己的話”的必要。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在大眾啟蒙外其實一直肩負著沉重的“自我啟蒙”的責任，那么我們審視、敘述清末民初，尋源“五四”，以自己的敘述參與歷史的重構，就是為后來的歷史敘事提供新的話語資源。

　　我們從清末民初文化者艱難抉擇的存在中發現了中國“現代性”誕生之初對于“歧義”的寬容，這對當下的文藝建設有著積極的啟發意義。

　　文藝的現代化既有文藝市場的需求，更有思想啟蒙的歷史要求，也有藝術維度的審美追求。文化作為一種表意實踐，通過符號及其意義的傳遞構成社會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表意實踐的轉換是藝術功能從傳統向現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除了風格和主題外另一深刻的變化。審美的現代轉化正體現了這種轉換。清末民初，異幫新聲與本土傳統交鋒，本土傳統在自身演進過程中產生裂變與重組，促使新的文藝觀在“亂石穿空、驚濤拍岸”中萌生。“三界革命”時期的梁啟超及五四人的現代性主題往往以日常生活的批判和深層文化啟蒙為對象，暴露傳統日常生活模式的舒服性和日常主題的沉淪性，憂切遠遠大于審美，從根本上治病療傷的主題先行不得不妨礙了文學純粹的審美進程。在梁啟超張揚歷史現代性的同時，王國維和蘇曼殊分別在理論闡述、文學翻譯與創作上通過文學審美意義的實現來參與民族的文化進程。清末民初所打開的歷史復雜性豐富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思想內涵，這是以往的研究或語焉不詳或言不由衷甚至忽略不計的一份資源。如今我們透過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人志士的文化行為線索，透過那個時代文學的言語織體，看到了當時文化—文學的多元化生態，也看到了文學現代性追求的繽紛頭緒。

　　當然，清末民初文化－文學研究熱也存在著消極的一面。在對這一段歷史景觀的開掘中，我們文化領域正悄然興起一個對“五四”文化模式激進的一面反思的思潮。客觀地講，這一反思有其深刻意義，為健全的文化生態的重建提供了一個維度，但也帶來了另一種激進的思路，即全面否定“五四”文化理想和價值或過分夸大“晚清”現代性因素，這些對于現代學術理性的確立是一個考驗。

　　新舊文化模式的轉換需要反觀與遠瞻。我國傳統文化模式的主導動機是以客觀意志支配個體的生命意志，蔑視個性獨立、激情沖突和超越欲望，這種政治倫理化或倫理政治化的文化模式有其獨特的優越性，但其泯滅人性的本質和意志的強權畢竟不再適應新的歷史現實。經過清末民初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趨向開放，打破常規界限和生存限制，追求永恒無限的超越，渴望個體情感的宣泄和價值的張揚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時尚和文化目標。但是，新的文化模式的誕生必將伴隨著痛苦的掙扎和摸索，任何重建都包含解構和建設，也就意味著意義的丟失或者增殖。我們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大眾文化”的時代，其人言言殊的本質意味著我們逐漸失去了厘定或判斷它的諸多前提；我們文學的獨立性或曰文學的生存空間獲得了歷史未有的廣闊，但總覺得還缺少些什么。中國文學包括創作、批評和整個學科研究終于擺脫了歷史強加的沉重負荷，但決不是走上了文學前行的康莊大道，需要摸索的路還有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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