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藝術的“聚和性”
內容摘要：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藝術定義為復調結構，但卻回避了形成這一結構的思想根源，以往學術界常常是從作家的創作心理和世界觀的矛盾中去探索根源，在社會現實生活和人自身的復雜心態中去尋找闡釋。本文則將從俄羅斯民族信奉的東正教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宗教意識和文藝創作方法入手，發掘其復調小說結構藝術形成的深層緣由，即東正教的“聚和性”意識。
關鍵詞：“聚和性”意識 陀思妥耶夫斯基 特魯別茨科伊 小說創作
20世紀蘇聯著名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一書倍受學術界的贊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藝術也被定義為淵源于莊諧體樣式的復調結構。然而，凡是閱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讀者又往往會感某種缺憾：小說中彌漫的宗教思想和獨特的藝術表現仿佛又很難用一個“復調小說結構”來加以概括，至少是很不全面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藝術的復調結構？是作家的何種思想原因導致形成了其小說中“主人公與作者的平等對話”呢？
以前學術界往往最為常用的方法是從作家的創作心理和世界觀的矛盾中去探索根源，在社會現實生活和人自身的復雜心態中去尋找闡釋。當代俄羅斯著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學者格奧爾吉‘米哈伊洛維奇·費里德連杰爾就是從這一視角出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一書的第八章中專門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的歷史特點及其矛盾”（365—398）。2005年出版的由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主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資料與研究》（第17卷）也是從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矛盾和創作之間關系的一些迫切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則聲稱自己是對現實社會中人的心靈的開掘：“人們稱我為心理學家：不對，我只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即刻畫人的心靈深處的全部奧秘”（390）。甚至有學者還指出：“陀氏心理分析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寫出了資本主義造成的心理畸形變態——二重人格。這是一種病態，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性的扭曲”（馮增義13）。復調結構的提出者巴赫金則干脆回避了這個問題，他明確指出：“我們在分析中將撇開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現的思想的內容方面，此處我們看重的是它們在作品中的藝術功能”。
顯然，僅僅從作家的世界觀矛盾，甚至作家的精神分裂以及社會現實的心靈探索，去研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的復調結構的成因是相當不夠的，回避這一問題又是根本回避不了的。因此本文將從俄羅斯民族信奉的東正教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宗教意識和文藝創作方法人手，發掘其復調小說結構藝術形成的深層緣由，即東正教的“聚和性”意識。
一、“聚和性”：和而不同
翻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讀者感受最深的也許是撲面而來的是眾多人物形象的相互對峙的思想和生活感受。在長篇小說《罪與罰》中，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與賣身女索尼婭的不同處世態度就構成了小說的框架，前者不顧犯罪也要以暴力手段來抗惡，通過殺死放高額貸款的老太婆，用得到的錢來拯救自己和受苦受難的窮人。后者則堅持要用以一顆善良的心去對待一切，無論如何都不能夠采取暴力的手段，犯了罪就要接受懲罰，用受苦受難來凈化自己的靈魂，懺悔自己的罪過，從而達到自我完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卡拉馬佐夫一家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四分五裂，他們思想感情上互相對立，甚至達到相互仇視的境地，以至于弒父。這里既有病態而又惡毒的靈魂。也有理想而又善良的心靈;既有無神論者，也有上帝的忠實信徒;等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這種眾多聲音的聚集不僅反映在同一個空間上的不同思想的碰撞，而且也體現在小說結構中風格迥異的雙重層面的有機融合。小說《白癡》的藝術結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中極具代表性。小說由兩個篇幅大小不均衡的部分組成，每一部分都是以梅思金公爵回彼得堡開場。作家在小說的情節安排上，采取了獨特的雙重層次結構，把生活的平凡性與崇高的悲劇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白癡》的主人公梅思金、羅果靜、娜斯泰謝。費里帕夫娜、阿格拉婭、伊鮑里特都似乎活動在兩個迥然不同的層面，一是煩瑣的、平淡的日常生活，與其他人毫無區別，二是深刻的、悲劇性的劇烈沖突的情感世界。小說中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插曲都蘊涵著這兩方面的交織。費里德連杰爾就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堅持不懈地與那種把現實主義看作單純描寫日常現象的觀念作斗爭”（262）。因此，小說《白癡》給人以“現實”和“浪漫”的雙重印象，作家發掘了“光明”與“黑暗”、“煩瑣”與“崇高”、“喜劇”與“悲劇”之間的復雜結合。
這些迥然不同的性格和雙重層次究竟是如何被“聚集”在一起“和平相處”的呢？不同話語構成的復調或日多聲部結構以及雙重層次構造，是否依存于某種民族文化傳統或淵源于俄羅斯民族的宗教意識呢？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教授、著名社會派美學家列·納·斯托羅維奇在《美·善·真》一書中就明確指出，在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中，文學藝術作為人的一種審美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價值關系，審美關系的客體本身具有價值性，不從價值論的角度來考察，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審美關系的。由此，他把藝術創作表現對象“真善美”之間的關系，改為“美善真”，以表明這種審美的價值關系。藝術美的基礎是倫理和宗教的`“善”，而最根本的就是宗教世界中存在的“真”。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真理”都是相對的，只有宗教世界中的博愛才是絕對的真理。列·納·斯托羅維奇還在《俄羅斯哲學史》導論中，強調指出了西方哲學與俄羅斯哲學的不同特征，前者主要探討的是知識理論、認識論，后者則更主要關注的是藝術審美問題以及宗教、倫理和社會政治等問題。
顯然，俄羅斯民族信奉的東正教對俄羅斯文學創作的思想和藝術均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俄羅斯斯拉夫派領袖阿·斯·霍米雅科夫在概括東正教會的本質時，曾經提出一個神學概念“聚和性”，以表明東正教會與天主教會、新教會之間的根本不同。該詞的詞根是“聚會”的意思，“‘聚’是指依靠著信仰為了一個焦點而結合的意思，‘和’是‘和而不同’的‘和’，這就是‘聚和性’的含義”（張百春55）。這里一共由兩個關鍵字：“聚”與“和”。“聚”是在統一的信仰下，也就是對上帝的信仰，眾多信徒自覺自愿地走到一起，而這種聚集不是來自外部的壓力，這里突出的是東正教會的精神性。“和”就是顯示東正教會的有機性，每一個個性的自由和獨立性，而不是簡單地服從統一。“聚和性”反映了俄羅斯民族東正教信仰的實質，即由內向外的和諧的精神有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