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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制度之思想文化基礎
西方政治制度之思想文化基礎
摘要：西方民主政治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建設和完善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了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礎可以從其源頭上學習西方的民主精神，學習其民主政治制度的精髓，因此本文著眼于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產生的思想文化基礎。
關鍵詞：西方民主政治 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政治制度
1、西方政治制度思想基礎
1.1以人為中心哲學思考是民主政治思想的起源
從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再到普羅塔戈拉“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古希臘的哲人在日益復雜的社會關系中逐漸把思考的對象從自然現象轉向思考城邦政治和社會關系，強調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擁有自己的理性。
人可以運用自己的智慧參與城邦的治理，政治不僅僅是貴族們的特權，亞里士多德指出，人是政治的動物。
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家一般認為“人的自然屬性就是人性，并在此基礎上論述了國家和法律的產生。”[2]羅馬著名的法學家、政治家西塞羅提出，既然人類都有理性，既然理性是人類共同具有的特征，人類就應當是平等的，至少在法律面前應當是人人平等的。[3]
1.2古希臘、羅馬的思想家關于國家-公民政治關系的描述
伯利克里對雅典的城邦政治的性質和特征作過經典的闡述：“我們的制度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里。”亞里士多德的著名觀點——“人是政治的動物”。
[4]他認為人類應該要根據自己的本性以及需求組成政治社團才能生存。
根據柏拉圖對于城邦的定義，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對國家-公民關系的見解。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由于需要許多東西，我們邀集很多人居住在一起，作為伙伴和助手，這個公共住宅區，我們叫它城邦。”[5]從以上古希臘的執政官和哲學家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契約論并不是盧梭后來自己憑空想象出來的，它是具有其思想的源頭的。
羅馬的伊壁鳩魯則進一步提出了“社會契約”的觀點。
他認為公正是國家和法律存在的基礎，也是公民幸福、安全的基礎。
西塞羅提出了具有羅馬法學政治特色的國家-人民協定關系，他說：“共和國是人民的事情，人民并不是以任何方式相互聯系的任何人的集團，而是集合到一處的相當數量的這樣一些人，他們因有關法律和權利的一個共同的協定以及參與互利行動的愿望而結合在一起。”[6]
1.2.1盧梭等思想家的社會契約思想
嚴格意義上，社會契約論的創立者應該是法國人盧梭，他于1762年出版了《社會契約論》，但是18世紀的思想家們也有很多有關國家-公民契約關系的論述。
因此，關于國家-公民契約關系的思想應該是一個體系。
盧梭的社會契約可以敘述為“我們每個人把自己的人身及全部力量共同置于總意志的最高指導之下，而我們以法人的資格把每個成員理解為整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種結社行為產生一個道德的、集合的團體，該團體在被動的場合稱為國家。”[7]洛克為了反對當時的神權政治論，認為“民政政治是契約的結果，而不是神權確立的。”“根據洛克的契約論，政府為契約的一方，如果不履行契約中的義務，可以有正當的理由反對它。”[7]
2、限制國家權力的濫用的思想源泉
限制國家權力被濫用，最初的目的是在于促進國家的長治久安，抵御外侮。
在古希臘的哲學家看來，僭主政制或者寡頭政制就是少數人對于國家權力的濫用，會使民眾和國家遭遇巨大的災難。
蘇格拉底反對僭主和富豪的統治，認為他們違反人民意志和國家法律進行統治，柏拉圖認為少數富人統治的寡頭政制下，富人貪得無厭，窮人走投無路，社會動蕩不安。
同時他認為僭主政制是最壞的政體，柏拉圖說：“他(僭主)采用暴力對付他的父親——人民……僭主是殺父之徒，是老人的兇惡的照料者”。[5]
2.1保障私權——限制公權思想的發展
隨著封建主義的逐漸崩潰和資本主義在西方國家的發展，資產階級對于個人財產和個人其他權利的保護意識不斷增強，作為資產階級的擁護者，18世紀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在限制公權力濫用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保護私權的主張。
而這個主張的理論基礎便是“天賦人權論”。
與當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精神最相近的是洛克關于天賦人權的論述。
洛克提出，自然法即理性，賦予人類某些自然權利，這些權利是天賦的、不可轉讓的、不可拋棄的。
而自然權利中，最基本的權利是財產權。
[3]洛克說：“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8]他認為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就進行征稅侵犯了人民的私有財產權，是不能容許的。
2.2限制公權濫用的創舉——分權制衡
最早提出分權制衡論的是英國的思想家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論》中提出了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享有這些權力的分別為議會和國王，洛克主張立法權有議會享有，而國王則享有執行權和對外權。
洛克認為在一切良好組織得良好的政府中，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是分離的，立法部門被看成是善良的，而行政部門則通常是惡劣的。
[7]但是洛克這樣的分權依然將國家大部分的權力給了國王，而且洛克認為國王原則上應該按照議會的立法去執行，但是在行使執行權的過程中由于特殊的情況，國王可以享有特權，只要不是超越公民福利的范圍，他說：“人民不去限制那些并未逾越公共福利界限的君主或統治者的特權，因為特權 不外是在沒有規定的情況下謀求公共福利的權力而已。”
這說明洛克具有與其他英國資產階級相同的妥協性以及其個人崇尚的君主立憲思想。
這樣的分權相對于后來進一步發展的法國的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具有不徹底性。
了解和分析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基礎有利于我國的現代民主政治在建設和發展過程中更好地吸收西方政治制度的精華，畢竟畢竟“現代政治發展的民主取向在當代中國政治語境和政治話語系統中獲得了無可辯駁的正當性。”[9]
參考文獻：
[1]古希臘羅馬哲學[M].商務印書館，1982：128
[2]李鳳斌.試論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礎[J].陰山學刊，2005(6)：89
[3]馬嘯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綱[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87，27，271
[4]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商務印書館，1981：3
[5]柏拉圖.理想國[M].商務印書館，1986：58
[6]西塞羅.論國家[M].商務印書館，1986：207
[7]羅素.西方哲學史[M].商務印書館，2006： 392-432，
[8]洛克.政府論[M].商務印書館，1983：77
[9]姚劍文.從思想文化傳統轉向現實政治實踐：現代民主政治發展與儒家文化傳統關系的再梳理[J].人文雜志，200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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