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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變遷與公共政策
社會結構變遷與公共政策
摘要：全球化視野下的網絡技術深刻地改變著人的行為，也迅速地改變著社會的結構。
從社會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出發，結合信息時代出現新特征，分析在符號系統的雙重扭曲的語境下的公共政策對話與重構是有必要的。
本文通過對西方不同時態的社會學家的理論觀點的考察，對當代網絡社會結構及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進行了基本的分析。
關鍵詞：社會結構公共政策社會變遷
一、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傳統及其指導借鑒意義
從發展社會學角度看，帕森斯關于社會行為的模式變項的理論是其在解釋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的重要起點。
在帕森斯的理論分析框架中，社會行為的主觀取向是由兩項基本因素構成的：動機的取向和價值的取向。
在帕森斯看來，動機取向和價值取向雖然相互依賴，但它們可以獨立變化。
對其分類度量和綜合分析，便可揭示任何具體的社會關系特征和社會發展趨勢。
古典社會學家如孔德和斯賓塞等在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時，大多采用“歷史哲學方法”。
他們采用階段啟發式的研究方法，認為各個社會形態是具有嚴格的排他性質和明顯的類型區分的，不同地區的社會形態會殊途同歸地經歷這些階段。
很多理論都已經證明了這種研究方法的弊端，它試圖將某種社會的特殊性普遍化成為人類社會的一般演化規律，是將特殊性推廣為普遍性的邏輯失誤。
與“歷史哲學方法”不同，帕森斯的“模式變項”拋棄了試圖通過某一宏觀上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整體框架的理論來考量社會的無限屬性和變化趨勢這一不可能的目標，轉而通過少數經過邏輯論證指標來衡量社會變遷的特定屬性和變量，從某個角度來說，帕森斯的理論為社會結構的共時性闡釋和社會變遷的歷時性分析以及兩者的有機結合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啟發。
帕森斯繼“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之后，又雄心勃勃地創建了關于“社會系統的結構功能與演化進程”這一理論分析框架(簡稱“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
帕森斯結合進化論認為，社會結構與完整的生命整體相仿，生命體組織的功能決定了進化過程中的結構形成，因而社會系統組織的功能也是社會結構形成的決定性因素。
根據上述“功能先決條件”原則，帕森斯推演出一個著名也是最受爭議的“AGIL”理論分析框架。
與“模式變項”理論分析框架不同，“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是一個可以縱橫多向展開的立體式分析框架。
承上所述，從方法論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分析框架試圖運用“多因素同時相互作用”的原理，以一種新的“結構因果觀”取代古典的單線因果觀，來解決復雜社會過程的動力學分析難題。
顯然，在帕森斯的現代社會結構理論中，對于漸進的或者相對靜態的社會結構解釋，他的理論體現了充分的張力，但是缺少對激進的社會變遷的合理解釋的邏輯維度，帕森斯的結構功能化理論在面對信息化社會的突飛猛進的變革的闡釋時，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后工業時代社會最明顯的特征就是信息爆炸的速度超過了以往任何的時代，知識存量以幾何指數增長，對此，當代社會學家嘗試著從信息的角度解釋社會結構的形成和變遷，其中當數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以及他的后工業社會理論在我國反響最大，對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信息化浪潮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貝爾的后工業社會中軸圖式和卡斯泰爾的網絡社會
貝爾認為，社會結構是一種“概念性圖式”的反映，“一個概念性圖式從一個復雜的現實中選擇特殊的屬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規把它們分類，以辨別其異同。作為一種邏輯順序的方法，概念性圖式并無真偽之別，而只有有用與無用之分。”也就是說，概念性圖式是根據事物的特殊屬性而對其進行分類的邏輯方法。
而概念性圖式的基礎是中軸原理，并且它還有一個中軸結構。
中軸原理就是“在一切邏輯中作為首要邏輯的動能原理”。
而中軸結構則是“在概念性圖式的范圍內說明其它結構環繞在周圍的那種組織結構”。
貝爾“中軸原理”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他以技術為中軸，將社會劃分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三種形態。
這種劃分是共時性的，又是歷時性的，共時性體現在這三種社會在目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歷時性體現在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必然規律。
之所以選取技術為中軸來劃分社會，是因為在他看來，在社會的進步過程中，技術已經成為變革的一種主要力量。
同時期，卡斯泰爾認為，網絡社會既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也是一種新的社會模式，它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普遍技術范式，它使社會再結構化，改變著我們社會的形態。
這種社會模式的特征是經濟行為的全球化、組織形式的網絡化、工作方式的靈活化、職業結構的兩極化。
他認為網絡社會的特殊功能主要有三個：第一，網絡社會產生信息主義精神，即以崇尚信息技術對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他稱之為信息化范式。
第二，網絡社會構成新的社會時空。
社會、空間和時間在較大程度上是圍繞著流動的空間和無時間之時間轉變著和組織著的。
第三，網絡社會形成新的社會認同。
進入信息時代，財富、生產及金融的國際化使人們普遍感到不安，他們無法適應企業的網絡化和工作的個體化，況且又受到就業壓力的挑戰，人們的認同感普遍缺乏，他們不再把社會看作是一種有意義的社會系統。
但是，由于人們抵制這種認同感，反對被剝奪經濟、文化和政治權利的公民卻趨向于形成一種新的社區認同感。
因此，這個世界上不僅有國家機制、全球網絡以及以自我為中心的個體，還有在抵制認同感基礎上所形成的社區。
卡斯泰爾認為，盡管網絡社會中的人們缺乏認同感，但是，網絡化卻有助于減少人們對認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會機制的重建。
而貝爾的闡述方法為我們以技術為主線考察當代社會結構和變遷方式提供了基本思路。
在當今社會，網絡技術已經貫穿了社會的各個層面，成為社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某個程度來講，話語權從中級階層向以網絡為代表的基層過渡和轉移成為當代現代性社會的令人矚目的新特征。
但是這種話語權的轉移是不是社會結構形成的推動力量和社會變遷的中軸性圖式，依然值得我們反復思考。
三、福克斯和米勒的符號系統
查爾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論證并倡導了這樣一種思想，即在既有行政治理模式日益失范的情況下，基于后現代社會理論的某些視角，以話語理論來開辟公共政策機制的新途徑是可能的。
他們認為，在當今網絡社會的前提下，由于碎片化的社會族群和以技術革新為主線的社會聚合，憲政傳統被扭曲和解構了。
他們指出，公共對話得以進行的符號系統已經被公共權力的不斷擴張和話語權的不斷分解下的社會強力聚合體所壟斷，因此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日益獨斷專行，作為對話之基礎的詞匯、符號和象征與他們的指稱物之間存在著毋庸置疑的聯系。
換而言之，符號系統取代了現實成為社會系統得以具象化的現實形式，社會結構隨之動蕩不安。
在他們看來，現代行政結構壟斷的符號系統強化了話語權的分離，擁有符號能力的族群通過公共政策和公權力執行著社會系統的溝通功能。
在這里，真正的對話消失了，既沒有表達對抗性的緊張關系的機會，也沒有機會通過爭論來界定一個問題及決定如何采取行動的可能性。
一旦失去這種對抗性的緊張關系，“公共對話變成了獨白”。
其次，不穩定的娛樂性符號話語以及以虛擬現實為取向的大眾思考模式的盛行，使公共政策的指向性大大削弱，其執行力大打折扣。
毫無疑問，公共政策的現實具像化和其在現實中的執行是存在交疊和錯位的情況的，但由于在后現代狀況下其符號與所指之間的距離，即表述政策內涵的符號系統與政策客體進行理解的符號系統的高度差異，政策的實際功能在某種程度上被顛覆了。
四、新的契機
符號特征的凸顯以及多元價值觀念之融合的訴求，究竟以怎樣的話語系統作為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依據?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人們之間或利害關系人之間的立場、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沖突成為政策分析和決策者必須面對的主要課題，已成為不可回避的事實。
信息社會下的話語系統重塑已經不再是傳統環境中的雙向交流的改善，如前所述，公共政策在行政機構壟斷話語權的條件下缺少層次上的張力，技術的改進催生了原有社會結構中不曾存在的新形式網絡，它的出現使得社會中原有的價值傳輸渠道受到了威脅。
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信息化給公民帶來的是文化再生產方式的改變。
首先突出的表現為文化生產的結果呈現多元性的特征，通過信息化浪潮提煉后的產生的文化符號，形成了獨有的語義系統，這種新的表現形式粗糙地抹平了原有社會結構中的包括性別、年齡、身份、種族以及身體條件等種種基本象征性符號，極為動態地開啟了信息社會條件下的結構功能的重組過程，而這種重組過程的主體本身也許就是原有系統中受益最大的部分。
這種變化是過去社會結構中不可能存在的;其次，表現為公民對信息攝取方式的影響，社會功能的執行和完善程度的評價方式已經不囿于傳統的口耳相傳和“眼見為實”，社會結構重心的轉移也不僅僅依賴于公共政策的指向，公民對于信息的選擇方式和反饋方式決定了新的社會結構的發展歷程，信息攝取方式本身也成為了公共政策的影響因素調控目標之一，這同樣反映了在社會結構自發變遷環境下的目的和手段的統一性。
第二，信息化給公民帶來的是文化沖突下的自我調適失衡。
海德格爾說技術將人類從自然界“連根拔除”，新結構的形成和新功能的執行無一不是文化沖突的過程，在劇烈的文化碰撞交融之下，個人所能選擇的最合適的自我保護方式就是將個性抹殺而完全的符號化。
一個不知年齡、性別、性格、經歷的符號代碼，人類在通過媒介延伸自己的感官時，也就是“自我截除”之時。
信息技術深刻的嵌入社會生活之中，感染了日常生活語言，使人的活動方式本身也形成邏輯化、工具化和物化。
文化交融下的個人內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膨脹的特性，然而事實上的自我符號化禁錮了這種隨機的情感過程，情感、個性的產生和表達變得程式化和規范化，在新的結構形式醞釀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就埋下了不穩定的伏筆，使得參與其中的公民經歷著嚴重的調適失衡。
從這個方面來講，社會結構變遷環境中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依然貫穿著整個社會功能發揮過程。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如何調控新結構形式形成的路徑就顯得至關重要。
宏觀上引導文化再生產方式的積極轉變，微觀上能夠減緩社會結構變遷給個人心理和情感上帶來的沖擊和陣痛。
在這里，公共政策承擔了中觀層面的過渡作用，宏觀上的社會變遷形式上的信息化和語義系統的重鑄需要被理解的方式和原因，微觀上人際關系的互動和個人性格觀感的形成需要受到基本保護，公共政策將個人的獨特性和社會變遷的普遍性結合的過程，也成為了公共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形成的過程。
然而公共政策本身也是制度變遷的一部分，因而在信息化社會的語境下公共政策更加具有了作為達成目標的手段即工具性和本身即是要達成的目標即價值性的雙重特征，對其工具性的偏廢會由于結構變遷速率過快而導致社會功能的外在紊亂，對其價值性理解的偏差則會由于微觀個體的群體性分歧而導致內部結構的的內在失衡。
所以，解決符號系統的壟斷和對話模式的重新開啟都不僅僅是工具性技術層面的課題，而是深入到公共行政結構和公共政策指定和執行內部，需要在價值層面反思公共層面的指向性和代表性問題。
顯然，公共政策過程一方面必須通過對話來揭示利害關系人的真實意蘊，同時又要成為調和不同價值觀念并形成共識的藝術。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樂觀的認為公共政策具有這樣的新走向：在放開壟斷的話語權的同時整合以技術為主線的網絡社會結構，并逐漸完善符號系統使之包含了不同的話語層次。
所以，把民主參與作為實現公共政策對話的途徑，不失為一條克服傳統治理模式的民主虛假性的有效手段，是向著公共政策的本意邁進了一大步。
因而，我們同樣可以樂觀地認為，這條通過民主參與進行公共政策對話，對于改進和完善我國剛剛起步的公共政策公民參與形式，進而整理紛亂的信息社會的結構功能，具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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