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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娛樂精神的論文
摘 要：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文學直接作用政治。文學如果沒有娛樂性和審美價值，那么它將不再是文學。本文通過對漢代、南宋、明代的文學中的娛樂精神進行分析，來闡述中國古代每一個朝代其文學都具有娛樂精神。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娛樂精神
一、漢代文學中的娛樂精神
漢代文學娛樂精神的發展與漢代的社會風氣是緊密不可分的。漢初時期，采用休養生息的政策，促進社會的繁榮，百姓的安居樂業，從而為娛樂的繁榮提供了便利的條件。王侯們便大興土木，梁園文學群體便是力證。梁王花費大量的資金，建造了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梁園，從而滿足自己精神生活享受的需要。以王公貴族為服務對象的娛樂藝術在此風氣中成長起來，兩漢時賦體文學的極盛，簡言之，就是形式極度發展的結果，表現了對人的世俗官能需求的承認和重視。這種對文采等形式因素空前重視的文學樣式的出現，是對先秦以來孔子的經世致用、墨子“非樂”和韓非子“非飾”等思想的世俗化解構。盡管以上諸子的哲學思想有著很大的差異，但是儒墨法三家在文藝的實用性和功利性、鄙棄審美和藝術方面卻有著驚人的一致。然而漢賦一反中國傳統重質輕文的歷史積習，卻成為一時之盛，其根源正在于漢代重官能享受的世風。以司馬相如的《美人賦》為例，作為一篇君臣戲謔而產生的諧趣作品，文章以作者洗刷勾引梁王后宮佳麗的罪名為中心，通過敘述自己對兩位富有魅力美女的躲避辭離，使潛言不攻自破，從而以輕松、戲謔的方式達成了對梁王的調侃效果，并最終附和了梁王的娛樂需求。因此，馬積高先生指出，賦這樣一種“情少而辭多”、“體物而瀏亮”、“聲情少而辭情多”的注重形式的文體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宮廷娛樂之需要”。賦家在漢武帝時多以“徘優蓄之”的事實，也說明了世俗的娛樂需求，特別是貴族的娛樂需求是賦這種文學形式興盛的重要原因。賦的這種娛情賞玩的性質，對這一文學樣式、審美形態的形成、興盛乃至整個漢代文學的娛樂取向不能不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娛樂遂成為漢代文學的重要美學追求。
二、唐宋文學中的娛樂精神
在我國隋唐時期，村從法令上被肯定為地方行政末梢組織。唐代的鄉村盛行著男耕女織、犁耕火耕的勞動習俗，農業“望天收”的局面相當明顯。唐詩主要變現鄉村生活的居多。例如王維《春園即事》“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整枝、覘泉，如王維《春中田園作》“持斧伐遠揚，荷鋤覘泉脈。”耕鋤，如韋應物《觀田家》“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埋”；孟浩然《東陂遇雨率爾貽謝甫池》“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儲光羲《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十首》“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唐詩主要都是以平民風格為主，唐代文學始終是反映普通百姓的，不是上層貴族獨有的。還有就是唐代的詩都是很通俗易懂的，以通俗的方式表現民間生活。
本文以辛棄疾為例來進行分析宋代的文學娛樂。辛棄疾的眾多詞中都表現出愛國熱情，主要是現實主義創作，這正給它的詞帶來了豪邁的風格特征。現實中，詞若只有現實主義，很容易失去那種美。詞作為一種文體，娛樂本身就是其的基本功能。在辛棄疾中的娛樂精神被豪壯之情給掩蓋住了，但是還是一直存在的。例如《菩薩蠻·賞心亭為葉丞相賦》、《太常引·建康中秋為呂叔潛賦》、《定風波·送盧提刑，約上元重來》等，光從題目中就能看出其娛樂精神。然而辛棄疾具有擁有強烈的責任心的詞人，為什么會出現娛樂精神呢？首先是因為詞體的特性。詞體的娛樂功能似乎本身具有的。
辛棄疾的《賀新郎》是他的得意之作，其映射對南宋自命風流官僚的嘲諷。這也是一種娛樂精神，這種方式既抒發了自己不滿的情懷，也不會使自己陷入困境當中。在南宋中有許多文人的好詞詩都流傳于今，這使得文人不僅有很大的成就，而且抒發了自己的娛樂精神。而正是這種娛樂精神的發泄，使得后人因為其詩詞而神傾。
辛詞中的娛樂精神保證了詞作在關注現實、體察時事的同時還能不失去詞體特有的迷離奇幻之美，以這種詞的本質精神調和了辛詞中的殺伐之氣，使之能夠成為真正的藝術。辛棄疾的詞作就是在這種現實主義和娛樂精神輝映下成就了稼軒體的獨特風格。兩者相輔相成，現實主義提供給辛詞以深刻的內涵和雄放的氣魄，娛樂精神則使詞作保持了詞體獨特的藝術面貌，使之更具有欣賞價值。史書有云：胸有激雷而面若平湖者，可拜上將軍。辛棄疾的詞正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這個標準，有著廣闊的社會內容和深刻的現實主義內涵，如激雷在胸，令人為之涌動；同時用娛樂精神調和了嚴肅的現實，使詞作保留了它錯落凄迷之特美，恰似平湖靜面，掩藏了詞中的咄咄鋒芒，使之展現出了更為平和親近的魅力。
唐宋詞的娛樂精神的主要特點是：娛樂的全民化特征和強調感官享受特征。
三、明請代文學中的娛樂精神
從正德時期到明末，肯定個人情欲與追求人格獨立為主流的人文主義被掀起，使得傳統的以犧牲個人情感以及本能真實行為為代價的思潮被顛覆。成復旺先生對此有著非常精辟的見解：“自中、晚唐即開始衰落的封建社會，到明中葉進入了末期，古老的中國大地掀起了涌向近代的啟蒙思潮。這一啟蒙思潮在人學與美學方面的表現，就是主體意識的覺醒與美的解放。先進的思想家們認識到，大多數個體人的現實生存是社會存在的依據，不應該是大多數人犧牲自己的利益改造自己，而應該是社會根據大多數的利益改造自己，這就是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從明中期崛起的王學到李贄的“童心說”，公安派的“獨抒性靈”，湯顯祖的“至情”，唐順之的“直寫胸臆”，強調的都是個人真實的情感，追求自由，個性解放已經蔚然成風。陳寶良先生說：“在市民社會的地盤里開了花的文藝復興，本身就是個性覺醒史的第一頁。”文學價值觀念的變化所帶來的是文學家們關注的焦點由上流社會的生活和情趣，轉向大多數普通人的平凡的社會生活和人生際遇。
清代是我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古代文學的大總結時期。這一時期，各種文體都很繁榮，文學流派眾多，呈現全面繁榮的局面。小說創作的繁榮代表了清代文學的主要成就。從數量來看，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和其他材料的統計，清代白話通俗小說的數量大約在400種左右；據《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清代文言小說數量大約在500種左右。這個數字超過明代，居歷代之首。 從題材類型看，白話小說在明代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魔、世情四大小說類型的基礎上，又衍變出才子佳人小說、才學小說、諷刺小說、公案小說等新題材。文言小說在志怪、志人、傳奇等傳統類型的基礎上形成了“剪燈系列”“虞初系列”、擬唐傳奇系列。各種題材的小說異彩紛呈，百花齊放。到清代，文人獨立創作的小說已十分成熟，一些優秀作家認識生活和概括生活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產生了《聊齋志異》《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史上的顛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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