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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經濟學論文
新制度的經濟學論文該如何寫呢?下面小編整理相關論文范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新制度經濟學論文【1】
一、職教城是職業教育需求回應性強制性制度創新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創新是在一定的原驅力驅使下，在現有制度環境基礎上，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借助一定手段，達到增進收入的制度安排過程。
這種原驅力既有內部驅力，也有外部驅力。
內部驅力主要是來自于個人、社團和政府企圖在這個過程中減少實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宏觀上謀取經濟投入的最大收益;微觀上約束主體行為，對不同主體的行動空間及其責權利進行邊界框定，緩解社會利益沖突。
外部驅力包括三種情況：一是外界出現了以前不曾有過的新條件，使風險情況變化，交易成本下降，或者新的生產技術被采用，出現了利益機會;二是現有制度發明了新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方式，
使制度創新有獲取潛在利益的機會;三是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環境等發生了變化，為某一個集團創造了獲取利潤的新機會，或者是重新分配現有利潤的機會。
以上三種情況都可能使原有的制度均衡被打破，出現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從而驅使制度變更或替代。
總體來看，制度創新的原驅力在于預期凈收益超過預期成本。
制度創新包括制度誘導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兩種形式。
誘導性制度變遷是自下而上的創新過程，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強制性制度變遷則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創新過程，是國家在追求產出最大化目標下，通過政策法令實施。
強制性制度變遷又分為需求回應性強制性制度變遷和沒有需求的強制性制度變遷。
需求回應性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先有制度的需求，然后決策者根據實際，適時、主動地推進制度變遷，以滿足制度的需求，解決制度的缺口，也就是說，國家在使用強制力時有很大的規模經濟，并且可以在制度變遷中降低組織成本和實施成本。
職教城是以職業學校為辦學主體，在政府、職業學校、行業企業、社會等多種力量的參與下，讓若干所職業學校和科研機構在某一地域聚集并達成一定的規模，形成以資源共享、能力互補和產學研一體化為主要目標的整合群集。
職教城作為職業教育的一種制度創新，是需求回應性強制性制度變遷，其基本邏輯是：我國的職業學校辦學普遍存在著基本建設重復、專業設置雷同、貸款包袱沉重等問題，加之優質教育資源比較短缺，使得有限的教育資源運行效率低下，資源浪費嚴重。
面對這一現實，政府要求職業教育要轉向集約化發展，走質量第一、效率優先、規模適度的發展路徑。
《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2005年)提出，“推動公辦職業學校與企業合作辦學，形成前校后廠(場)、校企合一的辦學實體。
推動公辦職業學校資源整合和重組，走規模化、集團化、連鎖化辦學的路子。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要加強省級政府教育統籌，促進省域內職業教育協調發展和資源共享。
”因此，我國的職教城、職教集團等職業教育集約化形式多為政府主導型。
二、職教城的新制度經濟學價值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激勵結構，產生不同的經濟績效，于是，產生相對較高的經濟績效能力是一種制度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動力。
職教城是提高經濟績效的有效模式，其根本價值在于：
(一)形成聚集效應，實現規模經濟
在經濟活動中，無論是生產性經濟活動還是經營性經濟活動，只要在區域上達到比較明顯的集中，呈現出一種地理性聚集的經濟狀態，就能降低經濟成本，產生范圍經濟。
職教城，以集約、高效為價值取向，以資源整合、軟硬條件共享為目標，幾所或十幾所職業學校聚集在一起，有形的地理集中，優化組合，形成了一種新的職教組織形態，克服了單個學校或企業在追求規模效益和擴張過程中的結構剛性，
促進了學校之間、學校與企業之間、學校與政府之間、學校與其他組織及個人之間教育元素的相互滲透，實現了職教資源的重組和優勢互補，內在地促使經濟活動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實現范圍經濟。
職教城建設，在管理體制上，是對傳統的“一元化的辦學體制、條塊分割的領導體制、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和單一的投資體制”的變革，承擔了政府從“全能政府”轉變為“有限政府”而分化出來的一部分職能，如合作辦學權、專業設置權、課程開發權等，
實現了職業教育體制從分散到集中、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在管理方式上，是職業教育、職業學校從粗放型管理轉向集約型管理的有效載體，是轉變職業教育增長方式的有效模式，是推進以促進公平和提高質量為重點的職業教育內涵式發展的路徑選擇。
產業集群化發展是提高經濟競爭力的重要路徑，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選擇。
產業集群指在特定區域內，集聚起一組相互關聯的供應商、公司、關聯產業和專門化的制度和協會，通過區域集聚形成市場競爭，構建起生產要素優化集聚洼地，使利益相關者共享外部經濟、市場環境和區域公共設施，從而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
形成區域集聚效應或規模效應。
產業集群的實質是一種網絡經濟組織形式，而網絡經濟系統是建立在區域內企業間、企業與科研機構間長期合作基礎上的穩定關系。
職教城，作為一種開放動態的網絡體系，可以促使信息、技術、人才、資金以及政策等資源要素流動頻繁，促進企業、科研機構和政府各個不同行為主體相互作用，從而實現規模經濟，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降低辦學成本，提高辦學效益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交易費用是人們為完成交易必須支付的成本費用，如發現交易伙伴的成本、了解交易價格的成本、討價還價的成本、訂立交易契約的成本、履行契約的成本、監督契約執行和制裁違法行為的成本等。
新制度經濟學家科斯在提出交易費用時，證實企業在自由價格機制交易中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它可以對這種交易的費用有所化解，把原來的一部分外部交易轉化為企業內部的非交易行為。
職業學校辦學的交易費用包括：職業教育資源的配置成本，即合理配置職業教育中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合理流動的費用;職業教育中的人員組織、監督與管理成本，即管理學生、教師、教育行政人員、教輔人員、校長等與教育有密切關系的人的費用;
職業教育的信息成本，即獲取與教育相關的信息如學生的學習成績、實踐操作能力、升學狀況、就業分配等方面信息的費用;職業教育活動之間、職業教育組織之間以及職業教育組織和其它組織之間的社會協調成本，如職業教育活動的搭配，職業學校之間銜接、
合作，學校與家庭聯系、與政府或社會其他機構配合等方面的費用;職業教育制度的運行與維護成本，即規范和約束職業學校教職工或內部組織的行為，維護和監督實施各種計劃、目標、任務、規章制度和法規所耗費的資源。
職教城能有效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費用，提高教育效益。
首先，職教城可以降低學校招生費用。
在招生時，由職教城管委會統一宣傳，組織有關人員到各地開展招生工作，避免一個地方、一所學校重復派人招生，減少資源浪費。
另一方面，職業學校為了降低入學后的學生流失率，往往安排預錄學生對學校的辦學條件進行實地考察。
如果由管委會統一安排，一次性對各成員學校進行考察，也可大大降低招生整體費用。
其次，職教城可以降低人力資源成本費用。
通過職教城管委會統一招聘教職員工，并在職教城內人力資源共享，就能夠節約各學校單獨招聘教職員工的人力資源成本。
再次，職教城可以降低學校運轉費用。
由職教城管委會統一制定規章制度、培養目標、教學計劃，統一教學管理、教育質量的監控檢查等，減少重復制定與維護成本。
最后，職教城可以降低職業學校的協調費用。
由職教城管委會統一協調與政府的關系，或統一協調與上級主管部門的關系，盡量達到與行政部門進行一次接觸解決多個成員學校的共同問題，提高辦事效率。
三、職教城建設的新制度經濟學策略
(一)健全產權制度，促進資源共享
產權理論認為，明晰的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有利于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機會主義行為，產生最優效率的交易。
產權包括三種基本權利：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
有效率的產權是競爭性的和排他性的。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可以將外部利益轉化為個體利益，激勵個體，從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職教城是由多個利益主體組成的，包括政府、職業學校、行業企業、民間團體以及個人等，他們都有各自的利益追求。
職教城內的各利益主體必然要進行“成本—利益”的計算，由此決定是否與其他利益主體進行交易、共享以及多大程度上實現資源共享等。
只有明晰職教城內的產權制度，才能使各利益主體的“成本—利益”計算具有意義，并促使外部效益通過激勵而內化為個體利益。
所以，健全產權組織制度，明確職教城內的產權是職教城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前提條件;建立資源共享機制，促進職教城資源共享是職教城存在的原由和發展的生命力所在。
(二)明確責任擔當，推動協同創新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協同創新是指創新的資源和要素有效匯聚，通過突破創新主體間的壁壘，充分釋放彼此之間的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而實現深度合作。
2011年，國家提出了“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旨在推進高校與科研院所、行業企業、地方政府以及國外科研機構的深度合作，探索適應于不同需求的協同創新模式，營造有利于協同創新的環境和氛圍。
我國的職教城主要是政府主導型，一定程度上講，各利益相關者起初并沒有內在的聚合動機，因此政府在制定職教城建設規劃、建立多元投資體制、提供公共服務、培育職教城文化、推行職教城品牌建設、規避辦學風險、促進政校企協同創新等方面扮演著主導角色。
職業學校的招生就業能力、學科專業涵蓋力、科技創新能力、協同管理能力等決定著職教城的綜合競爭力與可持續發展能力，這就需要職教城內學校協同整體發展。
但同時，職教城內的職業學校又是獨立辦學的法人單位，是獨立核算的經濟利益實體。
如果忽略了學校各自的經濟利益，就不能整體提高辦學效益。
因此，職教城內職業學校應該明確共享理念，加強競爭與合作，實施錯位發展，推進協同創新。
企業是用人單位，是職教城技能型人才培養的直接受益者，企業與市場的需求是職業學校改革與發展的外在動力。
所以，企業要實行并實現職教城對口的“訂單教育”，“半工半讀”培養人才;要參與人才需求預測、人才目標規格與要求制定;要參與人才培養過程，協同開展專業群規劃與建設、制訂專業標準、開展課程開發與教學設計、
開展教學質量監督與評價;還要提供實習實訓基地，強化實踐教學環節，提高技能型人才培養質量。
(三)堅持特色發展，形成品牌效應
經濟活動中存在一些不可逆轉的自我強化，以致形成路徑依賴。
例如，消費者對某種品牌商品的偏好與他人是否使用這一品牌有關，往往是他人買了什么品牌的商品，就會形成示范效應，吸引周圍的人買同樣品牌的商品。
這一隨機過程發展的結果強化了人們對品牌的肯定，使市場鎖定了某種品牌產品，最終產生品牌效應。
當然，品牌的形成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品牌效應一旦形成，就難以在短時間內被競爭對手模仿，可以帶來持久的競爭優勢。
所以，職教城要想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獲得較大的發展，增強市場競爭力，從成立伊始，就要堅持特色發展，關注職業教育質量和職業學校品牌，促使社會對職業教育消費的路徑依賴，充分發揮品牌優勢，提升品牌價值。
當然，堅持特色發展、形成品牌效應的前提條件是要加強職教城內涵建設，通過內涵建設提升基礎能力，提高對經濟社會的服務能力。
據此，職教城在對外方面需要共同使用營銷系統，在宣傳、推廣方面采用團隊式營銷方式，減少交易成本，增強社會影響力。
在對內方面，職教城需要建立標準化的組織建制，加強組織建設，提高組織治理能力;健全培訓體系，定期培訓職教城從業人員，促使他們轉變人才培養觀念，提高人才培養能力;培育職教城文化，發揮文化內聚力，提高文化軟實力，提升職教城核心競爭力和整體實力。
當前，我國職業教育已由規模擴張轉向全面提高質量的新階段。
在建設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新背景下，職教城作為政府主導職業教育集約化、集團化發展的有效模式，更需要以強化政府主導為前提，以凝煉內涵、提升質量為根本，以建立資源共享機制為核心
，創新職教城建設模式，優化職教城建設策略，培養更好更多的適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技能型人才。
新制度經濟學論文【2】
一、新制度經濟學家對制度功能的論述
人們設計制度期，望制度合目的性地實現功能。
最早對制度的功能進行揭示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科斯(Coase)，他(1937)發現了交易費用并認為企業制度之所以代替市場就是因為它可以用一個要素所有者之間的長期交易(契約)代替一系列短期市場交易(契約)從而節省交易費用。
德姆塞茨( Demsetz,1967)揭示了(產權)制度具有幫助人們形成合理的預期和外部性內在化的激勵功能。
舒爾茨(Schultz,1968)論述了制度的五種功能:提供便利、降低交易費用、提供信息、共擔風險和提供公共品(服務)。
他說:“制度是某些服務的供給者，它們可以提供便利，便利是貨幣的特性之一。
它們可以提供一種使交易費用降低的合約，如租賃，抵押貸款和期貨;它們可以提供信息，正如市場與經濟計劃所從事的那樣;它們可以共擔風險，這是保險，公司，合作社及公共社會安全安排的特性之一;它們還可以提供公共品(服務)，如學校，高速公路，衛生設施及實驗站。”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諾思(North)在1973年表達了與德姆塞茨相同的觀點，即制度具有外部性內部化的功能，這一功能同時具有激勵功能。
在諾思看來，所有能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即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安排都能形成對人們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的激勵。
他說:“個人必須受刺激的驅使去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
應當設計某種機制使社會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在1990年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一書中，諾思揭示了制度另一個重要功能即減少不確定性。
作為交易費用經濟學創始人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從人的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行為、資產專用性、交易的不確定性和交易的頻率等方面對引起交易費用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并認為許多治理機制(即制度)
都具有減少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和交易的不確定性的功能，而這些功能的共同的功能則是可以降低交易費用。
林毅夫(Lin Yifu,1989)論述了制度的兩種功能:安全功能和經濟功能。
他說:“由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對的不確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識、預見、技巧和時間’，人需要用制度來促進他與其他人的合作，獲得對風險和災難的保障。
作為生產單位的個人是太小了，以至于他不能把這些經濟中的大部分內在化。
為開拓這些收益需要有集體的行動。
正是出于安全和經濟兩方面的原因，人們才需要彼此交換貨品和服務并使制度成為不可或缺。”
二、制度的核心功能與其體功能:其他學者的論述
總結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有關制度功能的論述可以發現他們揭示的制度功能主要有以下十種:降低交易費用、外部性內在化、提供便利、提供信息、共擔風險、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減少不確定性、安全、幫助人們形成合理的預期和激勵。
問題是:這十種功能是否都是制度的一種獨立的功能?是否制度的這十種功能在層次上都是一樣的?
不難發現外部性內部化了就可以形成激勵，激勵功能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外部性內部化為基礎的;不確定性的形成主要是因為信息的不完全，提供了信息也就減少了不確定性;減少不確定性功能能提供安全、
幫助人們形成合理的預期功能;不確定性是交易費用產生的重要原因，減少了不確定性也就降低了交易費用。
顯然制度各功能之間存在關聯。
制度功能之間的關聯性說明了什么?我們認為，這至少意味著兩點:第一，上述制度功能存在層次上的差別。
有些功能可能是制度的具體功能，有些則是比這種具體功能層次更高的核心功能。
第二，有些制度功能可以看作是其他制度功能的隱含物或伴生物，因而可以把它不看作是一種獨立的功能。
制度到底有哪些具體功能和核心功能呢?我們先看看較早認識到制度功能具有層次性的國內學者張宇燕在( 1992)提出了一個制度功能結構圖(見圖1 )。
可以看出，在他看來:第一，制度的功能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面新制度經濟學家已經提到的一些功能，如減少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對離經叛道行為的懲罰(即抑制機會主義行為)、減少不確定性、提供刺激(即激勵)和提供信息外，
制度還具有所謂“帶來規模效益”、“帶來(非)中性制度效益”以及，獲得比較利益”的功能;第二，制度的功能是有層次的。
其中，減少外部性、帶來規模效益、帶來(非)中性制度效益、獲得比較利益、降低交易成本、對離經叛道行為的懲罰、減少不確定性是制度的具體功能，而，:提供刺激”和“提供有限及有效信息，使預期成為可能”是制度的更核心功能。
盧現祥(1996)提出了一個與張宇燕的制度功能結構圖相似的圖示(見圖2)，其主要區別是，他們對制度的具體功能的看法不同。
盧現祥認為，制度的具體功能主要是以下六種: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提供服務、為合作創造條件、提供激勵機制、外部利益內部化和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
兩制度功能結構圖有共同點。
首先，他們列出的制度具體功能中都包含了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外部性和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這三種。
其次，都把提供刺激和提供有效信息使預期成為可能看作是制度的更基本、更核心的功能。
兩人的概括無疑有助于人們對制度功能的認識，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
先看張宇燕的制度具體功能分析，其主要問題是，把制度功能發揮作用以后產生的結果看作成了制度的獨立功能。
例如，獲得比較利益功能，顯然，獲得比較利益是交易的好處，只要發生了交易就能獲得比較利益，制度能夠降低交易費用促進交易，因而，制度有助于獲得比較利益。
那么，這是不是說，獲得比較利益是制度的一種獨立的功能呢?顯然不能，因為，制度獲得比較利益這一結果是通過它降低了交易費用才獲得的。
因而，制度獲得比較利益的功能不過是制度降低交易費用功能的一種隱含物或伴生物。
還有像他所說的帶來規模效益和帶來(非)中性制度效益功能顯然與獲得比較利益功能存在相同的問題。
盧現祥的制度具體功能分析主要問題是，對制度具體功能的分類存在一定的重疊性。
例如，盧現祥的分類中把為合作創造條件與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看作是制度的兩種不同的功能，實際上這兩者是制度的同一種功能。
還有，盧現祥的分類中把為經濟提供服務作為一項獨立的功能與制度的其它功能并列也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制度具有為經濟提供服務的功能是舒爾茨首先提出來的。
那么，制度的這種功能是不是一種獨立的功能呢?實際上并非如此。
它不過是基于制度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外部性、減弱不確定性等具體功能的一種總結和概括。
另外，將提供激勵機制作為制度的具體功能與制度的其它功能并列也值得商榷。
實際上，制度的激勵功能正是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外部性和減弱不確定性等功能實現的。
激勵功能是制度的一種更基本、更核心的功能，把它與具體的制度功能并列顯然是混淆了制度功能的不同層次。
此外，兩制度功能結構圖還存在一個更為嚴重的缺陷，即他們對制度降低交易費用、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提供有效信息使預期成為可能這三種制度功能之間的關系的認識就不正確。
實際上，制度之所以能夠降低交易費用，是因為制度抑制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和提供了有效的信息使預期成為可能，所以，制度這兩種功能的發揮是制度降低交易費用功能的前提。
可是，在他們的制度功能結構圖中，我們看到的是，制度降低交易費用的功能和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功能并列，而提供信息的功能則在降低交易費功能之后。
三、制度的核心功能與具體功能:我們的觀點
我們認為，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給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人提供激勵與約束，而這一功能的發揮是通過一些具體的途徑實現的。
具體來說，有四條途徑:①通過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或者提供有效信息可以起到降低不確定性的作用，這又可以起到降低交易費用進而給經濟人提供激勵與約束的作用。
例如，市場經濟中禁止坑、蒙、拐、騙的法律規則就能起到抑制一部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的作用，就能使市場經濟中的主體合理地預期，減弱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交易費用，達到激勵經濟人的作用。
②通過降低不確定性進而降低交易費用，起到提供激勵與約束的作用。
例如，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產品的采購制度，就可以直接起到降低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進而降低交易費用，提供激勵與約束的作用。
③通過直接降低交易費用，達到給經濟人激勵與約束的作用。
例如，企業縱向一體化可以減少交易的次數和頻率，降低交易費用，進而提供激勵與約束作用。
④通過外部性內部化起到激勵與約束的作用。
例如，通過專利制度、獎勵制度和財政補貼，使技術創新者的一部分外部性內部化，能夠起到激勵經濟人發明創新的作用。
我們關于制度功能實現途徑的觀點可以用圖3來表示。
從圖3可以看出，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給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主體提供激勵與約束，因為，只有受到刺激，他(或她)才會“去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 North,1973 )，也才會有作為這一活動結果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比較利益的獲得、經濟的增長等等。
作為經濟人的主體要得到激勵，無非可以從兩方面進行，一是降低他進行活動的成本，二是提高他活動的收益。
顯然，只要能夠降低他活動的交易費用，也就降低了他活動的成本，而交易費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信息的不完全、交易的頻率和不確定性等因素決定的(Williamson,1985)，因此，能夠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
提供有效信息、降低交易頻率(主要指將市場交易內化到企業內交易)的制度就能夠降低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從而起到激勵與約束經濟人的作用。
從提高經濟人的收益方面來看，能夠將正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顯然能夠提高經濟人從事合乎社會需要的活動的收益，像專利制度、獎勵制度等就是通過將一部分發明創新的外部性(社會收益)轉化為發明創新者的內部收益，從而達到激勵創新的作用。
而對負外部性的制造者，通過征稅等辦法將一部分負外部性內化到生產者身上，則能夠起到提高其活動的成本，從而起到約束其行為的作用。
新制度經濟學論文【3】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
“產權是人們對財產的所有權以及基于所有權而引發的對財產的各種使用處置權利的總稱”。
產權不僅是人們對財產使用的一束權利，而且也確定了人們的行為規范，是一些社會制度”。
現代高校產權可以分解為終極所有權、法人所有權、控制權(決策權和監督權)以及經營權。
所有權、控制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高校產權才能明晰，不同權利主體之間的權、責、利關系才能明晰。
“有效的產權制度是高等教育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是降低交易費用的根本途徑”。
由于政府不可能親自去管理全國的高校，因此必須與高校管理者簽訂合同(契約)，把高校委托給這些管理者管理。
高校制定的不同年限的計劃和規劃就成了高校和政府之間的契約、高校管理者與教師之間的聘用合同就是高校管理者與教師之間的契約，學生從高校獲得的學費單據以及學歷、文憑也是高校與學生之間的契約的載體。
由于高等教育服務對象的特殊性，這些契約都只能是不完全契約。
同時，在教育服務上，個人(初始委托人)與政府、政府與高校管理者、高校管理者與院系、院系與教師、學生與學校之間存在委托與代理關系;在質量評估上，政府與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類似的還有中國學位和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
本科教學評估中心與評估專家組、評估專家組與專家之間存在委托與代理關系。
由于委托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對代理人的個性(代理人的偏好系數)以及外部沖擊(擾動)的函數具有完備的知識”，再加上信息不對稱，所以交易費用(包括搜尋和信息費用、討價還價和決策費用以及監管和執行費用)在所難免。
交易費用分市場型交易費用(使用市場的費用)、管理型交易費用(企業內部發號施令的費用)和政治型交易費用(政治體制中制度框架的運行和調整費用)三種。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和權力的分配方式。
陰制度分顯性(成文的)和隱形(不成文的)兩大類，需求和供給兩者的力量決定了制度的產生。
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之間動態的平衡的打破就會引發制度變遷。
根據制度變遷的主體不同，制度變遷可以分為強制性制度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
強制性變遷對于我國高教評估的全面、有效推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不利于高等教育評估制度的健康發展。
在制度變遷中還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樣就會出現路徑依賴。
二、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困境
(一)產權模糊，權責不清，激勵不力
我國盡管《高等教育法》明確了高校是法人實體，但國家的終極所有權(出資者產權)和學校的法人產權的界限模糊。
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評價，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在省一級層面則為陸陸續續成立的教育評估院)組織專家組去評價高校，類似于國家體育局去評價國足教練的局面，成績上不來但是又不能撤銷和解散國足。
“我要評”的時候國家自然是理直氣壯，學校卻有了“要我評”的尷尬和無奈。
這樣的制度現狀對學校的校長和教師的約束、激勵功能非常有限，國家的監督動機和能力弱化，權責模糊，運行效率低下。
由于缺乏激勵約束機制，代理人履行好代理職責的動機較弱。
高校管理者，主要由政府任命，很難形成一個充分競爭的代理人市場，造成代理人相對缺乏責任感、風險感和約束感。
初始委托人的監督有心(關心)無力(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過大)，政府的監督是有力(行政強制約束力)無效(不明顯，高校應付過了評估就依然故我)，社會的監督是有效(第三方客觀公正，專業化)無責(沒有授權，名不正言不順)，最后出現高校質量監督實效的真空。
由于高等教育質量評估中委托代理層次過多，關系復雜，監督和代理成本(包括委托人的監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證支出和剩余損失)就相當大。
再加上高等教育中委托代理的契約更多地表現為隱性契約，監督困難，代理成本高昂。
國家對高等教育的價值訴求多元，目標多維，高等教育的績效指標難以明確，考核起來也存在困難。
學生委托權益難以體現，一旦和學校的“交易”發生很容易被學校“拿住”。
(二)學校建設和學生培養目標混沌，信息保護致使不對稱
本來高等教育服務的無形性、非標準性和差異性，就已經使得對高等教育服務的過程與質量的高低以及消費者所獲效用的大小難以測度和準確評價，再加上高校在學校建設和學生培養的目標制定上朦朧，高校師生出于自身利益保護也不會主動披露對學校不利的信息，
所以外界社會普通民眾對高校的質量信息只能依靠學校是否重點、是否“985"、是否“211”等來模糊解讀，影響了社會資本對高校的投人。
學校的中長期規劃設定的學校建設目標中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國內一流大學和國內一流大學的“一流”、“知名”如何界定和評判，學生培養似乎都畢業了就合格了，學校的培養任務就完成了，這遠遠不夠。
(三)利益相關者參與水平低，質量評估公信力有待提高
在評估過程中，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組織評估小組，小組再聘選來自高校的教育管理者和高教評估相關領域專家，整個過程完全是高等教育屆內部的獨角戲，外部完全處于觀望狀態，最后以失望告終。
學生作為確定性的利益相關者始終都被排除在外。
2002年，教育部將合格評估、選優評估和隨機評估三種形式的評估統一為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
就目前已經公布的數據看，2003年到2005年期間評估171所本科院校，優秀和良好的比例達到93%，與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質量的評價“明顯不一致”。
學校在評估過程中的黑幕(冰山一角)時有耳聞，評估期間師生負擔加重(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平時的工作沒有落實，即內部質量保障也有問題)，怨聲載道。
三、我國高等教育質里保證的出路
(一)制度供給與創新
可以說，我國的高等教育質量評估通過強制性制度變遷來供給的制度是比較充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國家實行教育督導制度和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教育評估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條明確提出:高等學校的辦學水平、
教育質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門的監督和由其組織的評估，線條輪廓和思路是清晰的，但大多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管理思維景象中，由于經驗不足，在局部機制以及操作層面上還有待細化和改善。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教育管理部門要組織教育界、知識界和用人部門定期對高等學校辦學水平進行評估”，但到目前為止，還只是“高等教育界”的內部人士在封閉博弈。
1990年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布《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規定高等教育評估的目的是“增強高等學校主動適應社會需要的能力，發揮社會對學校教育的監督作用”，“調動各類學校的積極性”，高等教育評估的原則是“區別對待、獎優罰劣”，
但在實際評估中各類院校的指標同一，在評估結果的利用上效率不高。
1994年的《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實施意見》指出，“要建立健全社會中介組織，包括教育評估機構等，發揮各界參與教育決策和管理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高等教育評估社會中介組織依然“寄身”或“寄生”教育行政部分名下，并不能自主獨立開展高等教育評估活動。
在計劃經濟的環境下，由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可以保證政令暢通，但在市場體制下，誘致性力度都不夠。
設計出一種國家、高校和學生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責任和利益相制衡，委托人監督失效的風險和代理人選擇“逆向選擇”和冒“道德風險”的風險博弈均衡，促進競爭、增強激勵和加強約束的激勵相容的機制，為民辦高等教育與公辦高等的競爭和發展提供公平的制度環境和教育生態，
激活被評院校的參與積極性，而不是讓他們“諱疾忌醫”，瞞報“病情”。
國家可以主導高等教育評估，但在評估組成員的構成上要打破同行占主導的局面，避免人情分、面子分，規避利用評價權來尋租的行為，建立重復博弈下的聲譽機制，對評估組專家的培訓和考評系統，剔除在評估過程中有“污點”的專家。
多吸收社會各界人士(要搞好評估前的培訓工作)參與，包括增加學生的話語權和投票權。
明確學校建設和學生培養目標目標，把大學生就業和學習成效(Learning Outcoming)作為衡量學校教學的指標，觀察其價值增值(Value Added)的程度，制定學生的知識、能力和情感方面的多層次易測量的目標。
采用市場化的引導策略，克服制度變遷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妥善處理好既得利益集團的安撫與處置問題。
(二)信息的科學管理
在高等教育評估的委托代理鏈中，高等院校服務的質量信息流向是逆向的，信息量呈現遞減的趨勢，每一層委托代理鏈的存在都會造成信息的截留和失真，報喜不報憂。
雖然教育部已經開始每年公布一次學校教學基本狀態數據，但畢竟受眾范圍有限，數據有限，現在信息社會為我們提供了技術支持，我們完全可以建立高校質量評估信息中心，依照相關指標，確立包括投人(如國家投資和社會投資、基礎設施設備等)、
生產(生師比、校園社團等)、產出(如學生成績合格率/優秀率/畢業率、科研成果的數量和等級、對社會的貢獻等)各個環節的數據和信息監測體系(包括校友反饋、用人單位反饋、家長反饋)，建立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維護、更新、發布系統和平臺，
彌補大學內外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對稱的缺陷，同時還接受來自大學校園內外師生和社會各界的監督，避免人為造假的“道德風險”。
這樣的數據庫一旦建立，以后的再評估就只需在此基礎上發現學校的點滴“進步”，有利于學校的持續改進，真正達到質量保證的作用，而不是搞“應試型”評估，臨時抱佛腳，組織突擊，同時也減輕了被評高校的負擔，減少了市場型交易費用。
(三)市場約束
市場約束是組織治理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通過市場對組織經營管理者行為的制約，減少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導致的代理成本，通過開放激活競爭，引導資源合理配置。
評估市場和評估過程開放。
建立高等教育社會評價中介組織認可委員會，鼓勵符合條件的社會評價中介組織參與到高等教育質量評估中來，社會評價中介組織內部理事會確保組織的使命和宗旨的公益性和穩定性，董事會管理評價活動的具體開展，專家小組負責評價的公信力。
評估專家甄選和引進信息開放，吸收社會系統乃至學生參與其中，防止其在評估過程中的“偷懶”或者做“老好人”的道德風險。
引導民間大學排行榜的健康發展。
教育高等教育行政部門的責任是規范民間組織科學合理、公正公平發布各種大學排行榜，引導家長和學生正確看待和理解大學排行榜的參考價值以及意義。
教育行政部門可以把民間組織發布大學排行榜事宜納人高等教育評價的范疇，從公共管理的角度制定相關規范，不干預民間組織的具體信息收集渠道和評價指標體系，但要約束大學與民間正在之間互相借重為己謀私利的做法，
把民間組織發布大學排行榜導向社會監督高等教育機構的軌道上來。
政府高等教育行政部門是不是可以給這些排行榜中規范、科學的排行榜也來個排行，如最與時俱進的大學排行榜、服務學生選擇高校最全面、最到位的大學排行榜、數據最公開的大學排行榜、采用指標最多、最全面的大學排行榜、爭議最多的大學排行榜。
(四)內部治理與激勵
高等教育質量保證歸根結底還是要內部質量保障機制的健全和完善，外部評估只不過起監督、檢查、審計的作用，再完美的外部評估沒有內部的配合和意見建議的落實最后都是空談。
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2007年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深化本科教學改革全面提高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各高等學校要建立用人單位、教師、學生共同參與的學校內部質量保障與評價機制。
從2003年開始的每五年一輪的高等教育評估已經結束，面對新一輪的評估，主要還是激勵高校不斷完善內部質量保障機制。
外部制度設計再科學也需要在該制度下生存的人的執行，否則制度就成了“一些空的軀殼”和“廢紙一堆”。
高校運行狀態的好壞，很大程度上與校長的態度和能力是密切相關的。
我國高校校長大多是行政任命，被任命的校長一般出于自身利益的保護沒有主動退出的愿望，這樣很容易出現逆向選擇問題。
因此，可以考慮推進校長選拔、約束、競爭、激勵機制，實行全國乃至全球公開招聘。
實行校長負責下的高校員工全員合同聘任制，實現能進能出、能上能下人才流動生態。
充分激活包括教授會、教職工代表大會、學生會、家長會、校友會和畢業生雇主聯合會等在內利益相關者參與機制，妥善處理學術權和行政權的契合關系，保證監督群體的剩余索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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