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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區位差異及影響因論文
城鎮建設用地是各類用地中開發強度最大、利用程度最高的土地類型，對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研宄是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研宄的重要部分。目前，相關研宄的地理尺度大多只涉及到省區層面，從較微觀層面對地級市城鎮建設用地的探討很少。而且，在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研宄中較少考慮區位差異及其影響，事實上，區位條件是影響城鎮經濟發展和土地利用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首先通過對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發展的經濟學理論思考，從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出發，并推廣到土地經濟密度的分析上，確定其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希望通過建立回歸模型，以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的273個樣本城市為研宄對象進行實證分析，重點探討資本、勞動力、土地三大投入要素和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等對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影響，進而從全國、沿海地區、內陸地區三個層次揭示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區位差異。
1文獻綜述
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是國內地理學、經濟學與城市規劃領域研宄的熱點。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行土地無償使用政策，忽略了土地資源的稀缺性和商品屬性23，給城市土地利用留下隱患。改革開放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城市用地需求急劇膨脹，龐大的需求壓力下，城市土地粗放低效利用的問題并未緩解反而加重，主要表現在城市用地失控，占用大量耕地;城市用地結構不合理,城市土地產出偏低等。提高城市土地集約利用程度成為我國建設節約型社會和實現經濟良性發展的迫切要求。
對于“城市土地集約利用”概念的內涵，不同的研宄視角有不同的側重點。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通過各種有效的投入，不斷提高土地的經濟利用效率和經濟效益。直接衡量城市土地的經濟效益在實際中仍具有一定的困難，而地價作為直接反應城市土地價值的指標，在數據獲取上存在困難，不同城市之間數據缺乏可比性。因此，許多文獻都把土地經濟密度（或稱地均經濟產出）作為衡量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指標之一。
國內關于城市土地經濟密度的研宄中，除作為評價指標外，也對其空間差異及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如對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發現土地經濟密度與人口規模、城市化水平交通區位等存在正相關關系，與產業結構比例呈負相關;對2004年中國區縣單元數據的分析表明我國城鄉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總體水平由東向西遞減，核心一邊緣效應顯著3；1996和2004年單位城鎮用地產出量指標顯示了省區層面上城鎮土地集約利用水平的空間差舁。這類研宄大多只涉及到省區尺度，而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在更微觀的地級市單元存在明顯的差異，且在該尺度上區位因素對城市土地利用的影響更加顯著。
區位條件對城市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開放條件下，沿海、沿邊、沿江是能夠反映重要發展優勢的空間區位因素，但缺乏基礎設施支撐的區位因素難以轉化為發展優勢。因此具有交通優勢的水陸、航空口岸是能夠對城市發展產生影響力的區位要素。城市土地利用是一個伴隨城市發展而不斷深化的動態過程，區位條件作為城市發展的基礎條件之一，對土地產出效益有重要影響。本文在該假設的基礎上，選擇城鎮建設用地為分析對象，以我國地級及其以上級別城市作為研宄地域單元，考察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區位差異及影響因素，特別是區位因素的影響作用。
2研宄方法與數據
2.1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
關于城市土地經濟密度的影響因素，目前己有不少統計描述和回歸分析[166M，但對影響因素指標的選擇并不一致，而且大多未給出足夠的經濟學原理支撐。事實上，在新古典城市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下，資本、勞動力、技術進步和土地投入等要素對城市經濟產出與增長的作用一直是城市經濟學的研宄焦點之一[1819。城市經濟學側重對土地要素投入的考察，而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土地、資本和勞動力作為三大生產投入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在實證計量分析中，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被廣泛應用，具體如下：
Q=AK價7⑴
式中，2為城市經濟產出，K為資本要素投入，L為勞動力要素投入，P為土地要素投入，a卩，Y分別是資本、勞動力和土地投入產出的彈性系數，A為全要素生產率，主要代表技術進步以及其他影響生產率的因素的影響。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規模經濟不變的假設，式（）中有一個約束假設卩十7=1，此時兩邊除以P便得到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與各要素的關系式：
PQ=ac(KrcjL)(2)
從式(2)的推導可以查看出，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不僅與城鎮建設用地面積上的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等有緊密聯系，還與技術水平和其他影響社會生產率的因素密切相關�；谏鲜隼碚摲治�，本文建立以下實證模型：Y=AoKSLgn,Y'/(0)()
式中，Y=Q/P為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Q取城市第二、三產業增加值之和，P為城鎮建設用地總和;；()為單位面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反映資本投入;為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員之和。此外，可測量的影響全要素生產率水平A的因素包括了5個因子，分別是4個結構性因子向量Y(=1,…，4)和區位因子向量0，而Ao則代表城市其他無法度量的影響生產率水平的因素的綜合作用。aP，Y1,…，4)為各種要素投入產出的彈性系數。
城市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技術水平、市場環境、城市開放程度和城市發展水平等四方面。具體指標的含義和選擇參見表1。其中，技術水平利用當年地方財政在科學、教育方面的一般預算內支出之和來測量;市場環境則通過市場經濟度指標[2)1來反映，一般市場經濟度越高的城市市場環境越寬松；而城市開放程度選取了客運人口比例(全市客運總量/總人口，體現城市人口流動的頻繁程度)和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分別反映城市與外界的聯系以及對投資的吸引力；城市發展水平則選取產業結構和反映區域人口集聚程度的二元差異度(市轄區人口密度/全市人口密度)指標來衡量城市發展階段和城鎮均衡發展程度和對社會生產率的影響。
除上述四個社會經濟影響因素以外，區位因素作為一個綜合指標對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主要包括三個層次，分別是（1)對全國層面的考察，在計量分析中加入地帶性差異和航空區位差異變量進行分析；（2)對沿海地區內部的考察，加入沿海城市區位差異和航空區位差異變量；（）對內陸地區內部的考察，加入內陸城市區位差異和航空區位差異變量。其中，沿海城市和內陸城市是指該城市處在沿海省區和內陸省區。依據我國建立的多級口岸體系，本文只選取最能體現區位條件和區位特征的一類水陸、航空口岸進行研宄(表2)。
對式（)兩邊取對數，并代入全要素生產率指標，得到用于線型回歸模型的表達式為：
lnY=lnAo十alnKo十PlnLo+^nhiTeEp++：2lnMzDe十兀31 PaRa十T^lnFb/n十n^lnInSt十7T41lnPoAg十（0十已(4)2.2指標界定和數據來源
文章所研究的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是指單位面積城鎮建設用地上的城市經濟產出，計量單位為萬元/km2。其中城鎮建設用地是指國土資源部2⑴1年頒布的《全國土地分類(過渡期間適用)》標準中城市用地、建制鎮用地和獨立工礦用地三類用地的集合。用地數據來源于國土資源部2004年土地變更調查數據。城市經濟產出采用2004年各地級及其以上城市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統計數，數據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5》。
經濟社會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5》》
中“中國地級及其以上城市”的相關統計資料。剔除數據不全的貴港、呂梁、巴中、思茅、蘭州、嘉略關、金昌、天水、平涼、隴南、固原、克拉瑪依、韶關等城市，以273個樣本城市為分析對象。
區位因素通過虛擬變量來表示，利用Arcgis軟件對中
國地級市域圖和中國港口、河流、航空港、海域等矢量地圖進行疊加查詢，得到目標城市的區位變量值。
2.3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區位差異描述性分析
通過均值和方差分析可以發現，無論是在全國層面上，還是在沿海地區內部或者在內陸地區內部，各地級市的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在不同區位上存在十分顯著的差別（表3)
2.3.1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和經濟密度在全國層面上的梯度差異
在全國層面，地帶性差異在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城市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上都十分明顯，沿海地區的二、三產業產出是內陸地區的3倍以上，而建設用地經濟密度則是內陸地區的約1.5倍。而航空區位差異的影響也十分顯著，均在0.⑴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在45個具有一類航空口岸的城市中，其城鎮建設用地面積高達446km2，經濟產出達到1329億元，是無空港城市的3.7倍，而建設用地經濟密度則也是1.5倍左右。
2.3.2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在沿海地區內部不同區位類型城市間的差異
在沿海地區內部，口岸城市和空港城市建設用地經濟密度明顯高于其他城市。沿�？诎冻鞘信c沿海非口岸城市均為50個，建設用地面積在均值上相差不大，但是經濟產出相差約1倍，因此造成沿海具有一類水陸口岸城市的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比非口岸城市要高超過1/3。而沿海具有一類航空港的城市比非空港城市的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大約1倍，第二、三產業增加值超過2倍，則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約為非空港城市的1.5倍。2.3.3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在內陸地區不同區位類型城市間的差異在內陸地區，空港城市的經濟密度有較明顯的優勢。內陸口岸城市與非口岸城市雖然在城鎮建設用地面積上存在較為顯著的差異(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上），但是在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上的顯著性水平只有72%，并不顯著。而內陸空港城市與非空港城市之間在城鎮建設用地、經濟產出和建設用地經濟密度上均存在差異，空港城市的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和經濟密度都明顯高于非空港城市。
3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影響因素分析
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影響因素中，區位因素是本文考察的重點，因此分別構建兩個模型，其中模型1單純考察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模型2將社會經濟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同時引進區位變量。通過比較分析兩個模型的統計結果，綜合分析區位和社會經濟因素對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影響。回歸模型分析結果見表4。
3.1總體樣本分析
首先利用所有城市樣本進行回歸建模。估算結果表明，加入區位虛擬變量后，模型R2由0.804增加到0.809，模型的擬合程度得到提高，說明在控制了投入要素和其他
社會經濟變量后，區位因素仍然對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空間差異具備顯著影響，反映了區位條件是制約或促進城鎮建設用地的經濟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
模型2中，地帶性和航空港差異的影響系數均在0.10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其中，沿海和內陸的地帶性差異具有顯著正效應說明沿海地區城市的建設用地開發強度和利用程度較高。沿海地區是具有相對優勢的區位條件，能夠為城市吸引更多的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城市在有限的土地資源條件下傾向于高強度的土地開發利用方式。而航空口岸反而呈顯著負效應在城鎮建設用地利用效益方面并不發揮積極的作用。
比較兩個模型發現，其他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無論在顯著性水平還是方向上的變化都不大，說明其影響穩定，模型的信度和效度較高。要素投入方面，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均在顯著性水平上呈正相關關系，說明城市的投資和勞動力規模能夠明顯影響建設用地的經濟產出。但在考慮區位因素前后，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對土地經濟產出的貢獻程度有所變化。
社會經濟因素方面，科技發展水平具有強烈的正效應反映出科技水平己成為現代經濟中提高城市土地效益的關鍵因素之一。市場經濟度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反映了在公證、寬松的市場環境下，城鎮建設用地的資本價值表現得更徹底。外資呈顯著正效應，說明對外開放程度高的城市，投資者和經營者更傾向于用資本、技術投入等代替土地消耗，提高土地的集約利用程度。產業結構的系數顯著為正，體現出城市的工業化發展階段越成熟，土地的利用越趨于集約和高效。人口集聚二元差異度與土地經濟密度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說明城鄉人口密度的差距越大，土地的經濟密度越低，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影響了城市土地的經濟效益。
3.2沿海地區城市樣本分析
從全國尺度的分析可看出地帶性和航空口岸區位差異對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影響十分顯著。為考察微觀區位因素的作用一以及不同地帶城市土地效益的影響因素差別，下面對具有地帶性差異的兩類城市分別討論。
對沿海地區樣本城市的回歸計算結果顯示，在兩個區位因素的影響中，航空口岸依然為負效應，但并不顯著，表明航空區位對沿海地區的影響作用不如全國明顯。而沿海城市中具有一類水陸口岸對土地高效利用的積極影響十分顯著，這說明在沿海地區具有水陸口岸比具有航空口岸更能對城鎮建設用地經濟產出和集約利用程度產生積極作用。
比較全國和沿海兩個尺度生產投入要素的影響，發現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投入的影響都呈強正效應，說明資本和勞動要素對城鎮土地經濟密度的影響十分穩定，要素投入對提高城鎮建設用地的經濟產出效益有顯著效果。
此外，沿海地區其他有顯著影響的指標主要包括:城市科技水平、市場經濟度和城市產業結構。科技水平和產業結構仍然是沿海城市提高土地效益的重要促進因素，實現這種促進作用的關鍵在于優化二、三產業的結構，將先進的技術水平轉化為生產力，作為經濟要素投入城市生產。市場經濟度的作用顯著，反映了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政府干預、行業壟斷等可能造成市場不靈活的因素，會對土地的經濟密度產生影響。
與全國樣本相比，沿海地區受外商投資的影響變得不顯著，反映了沿海地區城市己形成整體上相對寬松的市場和投資環境，土地效益對外資的依賴性降低。人口集聚二元差異度與全國相比作用減弱，可能的解釋是，沿海地區有大量經濟快速發展的縣級城市，這類人口集聚區的土地利用實際上己是城市用地屬性，其經濟產出也具有了相當的規模，促使這些地區人口二元差異對土地效益的影響弱化。
3.3內陸地區城市樣本分析
內陸地區城市的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投入影響依然呈顯著正效應，進一步說明目前要素投入在促進我國城市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他影響顯著因素包括科技水平、市場經濟度、外商投資、產業結構和人口集聚差異度。其中，人口集聚二元差異的負面影響很大，從統計數據來看，內陸城市這一指標普遍較高，說明內陸城市具有較高的人口中心集中度，內陸地區大量的中小城市普遍存在除中心區外，其他縣市缺乏產業支撐，無法吸引人口集聚的問題，土地經濟效益的提高受制于區域整體的發展水平和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外商投資的影響較大，說明內地城鎮建設用地效益的提高對外來資本的依賴較大。而由于我國預算內財政收支體系較為統一，所以在市場經濟度指標的影響方面，沿海和內地沒有體現出的明顯差異。
區位因素方面，航空口岸依然表現為負效應，但與全國相比變得不明顯。內地城市水陸口岸區位的影響并不顯著，呈現微弱的正效應，結合內陸城市社會經濟屬性的影響，可認為目前對于內陸地區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提高影響最為顯著的因素不是對外溝通聯系的區位因素，而在于提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從而增強區域對外來資本的吸引力，進而帶動城市的工業化。
4結論和討論
城鎮建設用地效益在不同區位條件的城市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在全國層面，具有地帶性和空港區位差異的城市，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相差1/2左右。沿海地區具有水陸口岸城市的建設用地經濟密度高出非口岸城市1/3空港城市約為非空港城市的1.5倍。內陸城市的區位差異相對較小。在土地效益的區位差異如此明顯的基礎上，城鎮土地利用的引導策略與管理措施的制定應與城市的具體條件和發展階段相適應。
沿海水陸口岸的區位影響顯著;而內陸地區水陸口岸的區位優勢有待發掘。全國層面，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地帶性差異明顯，沿海地區區位條件為顯著正影響；沿海地區一類口岸城鎮在沿海地區中具有顯著的優勢。內陸城市沿邊、沿江甚至沿�？诎�(如廣西）的區位條件效果不明顯，內陸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這與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差異相一致。沿海口岸城市區位優勢對城市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樣提高了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相比之下，內陸沿邊城市的外部市場條件和自身發展環境都不優越，導致口岸的區位優勢尚未充分發揮。
航空口岸對提高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的作用有待提高。具有一類航空口岸的城市，其口岸優勢作用不明顯，這體現出我國當前產業升級仍未能壯大高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產業體系，使得我國的航空口岸當前仍處于低級的客運和有限的貨運服務層次，未能發揮出對經濟的大幅帶動作用。
生產要素投入、科技水平、市場環境是影響土地效益的主要因素。主要影響因素歸納起來反映的是城市的經濟發展狀況，這與我國大部分城市仍處于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階段是一致的。現階段增加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對提高土地的經濟效益有促進作用。提高科技水平對提高我國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區城市的土地效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優化產業結構是我國所有城市共同面臨的任務。寬松的市場環境也是實現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的重要保證。
不同區位條件下，城鎮建設用地經濟密度受各因素影響的程度有所不同，外商投資和人口集聚二元差異度對沿海地區的影響較不明顯，而內陸城鎮仍然受其深刻影響。這反映了城市發展階段的差異：沿海地區的城市普遍己度過經濟發展的啟動階段;而內陸城市的發展后勁尚未完全激發，城鎮建設用地的潛力有待挖掘。因此，提高土地的經濟密度，不同區位的城市著力點應各有側重，內陸城市著重吸引經濟要素的投入，啟動經濟發展引擎;沿海地區強調在鞏固市場規模的同時，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和經濟效益，提高單位土地的經濟承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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