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貨幣的有關經濟人類學解讀論文

　　貨幣的有關經濟人類學解讀，經濟人類學對貨幣的看法和研究，或許會給我們觀察現代經濟帶來某些啟迪。
　　
　　一、貨幣的產生及其演變
　　
　　經濟人類學在看待和分析歷史上交換現象的產生及其變化時，注意到了其他的一些方面。早期的人類學家們在田野考察中就發現，西太平洋美拉尼西亞地區的特羅布里恩島的“庫拉”交易圈中的交換手段——紅色貝殼項鏈“索拉瓦”和白色貝殼手鐲“母瓦利”的“特殊”交易形式。著名人類學家馬凌諾夫斯基在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指出：“索拉瓦”和“母瓦利”在其本身并無直接經濟有用性，卻擁有一種社會身份的認定和穩定的非經濟的社會含義;而與此并存的“財富標志”，也是用“希罕并難于獲得的”材料并花費“大量時間和勞動”來制作的，并且是在他這個西方人看來是“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用途”的“儀式使用的斧身”。
　　
　　換言之，如果完全不從“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角度去思考的話，那么很多其他文化狀態下的經濟行為，其實是與其社會的制度性因素和傳統性行為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們的經濟行為不僅有著“經濟”目的，更有著族群關系、道德風俗、宗教禮儀等方面的訴求。因此，在馬凌諾夫斯基看來，紅色貝殼項鏈“索拉瓦”和白色貝殼手鐲“母瓦利”的交換現象的本質就很能說明問題。即，其他文化狀態下的經濟行為與西方文化中的資本主義關系有著根本性的區別，是不可能用西方經濟理論去闡述與分析。
　　
　　粟本慎一郎在其《經濟人類學》中總結到：人類學的諸多資料都表明，“被‘無文化’民族用作貨幣的物體中很少是具有使用價值的，大多是給展示它們的人帶來聲望。”同樣也可以看到的是，“黃金和銀根本不是必要的使用對象，所以它們也被排斥在直接生產過程之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同樣明確地表示：“商品的價值形態與商品的對立，只是為了馬上又消失。”因此在“W—G—W”過程中，與貨幣不斷換位的商品相繼退出流通，而貨幣同一個又一個商品的位置變換使其始終駐留在過程之中。由于“運動的連續性完全落在貨幣方面”，由于“貨幣流通表示同一個過程的不斷的、單調的重復，”“所以在貨幣流通中就隱藏著一種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記號或用象征來代替金屬貨幣執行鑄幣的職能。”因此就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貨幣作為剩余使用價值的特點，隱含著以前我們不是很了解的其他方面的豐富內涵。
　　
　　所以，黃金、銀同別的財富形式的區別何在呢？通過以上的觀點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其實，黃金和銀同別的財富形式的區別不在于其價值量(因為價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勞動量決定的)，而是在于它們是財富的社會性質的獨立體現和表現。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黃金和銀的本質就可能是其絕對毫無價值，因為關鍵是，你是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文化當中。從經濟人類學的分析看，事實上，以合理用途和真正的人類需要來衡量，現代經濟中的黃金、銀和古代經濟中的貝殼、狗牙或羽毛束在實質上毫無區別，南太平洋雅普島的那些“即使在海下也繼續象征著價值的巨大石盤與歐洲諾克斯堡地下的黃金也并無不同。”
　　
　　現代國際通貨理論的權威波爾·愛因齊格曾為了弄清包括“金問題”在內的現代通貨問題的本質，以數年時間完成了《原始的貨幣——從民族學、歷史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書，受到了經濟人類學者的高度評價。研究古代經濟的權威海希爾海姆指出：在古代近東地區附加于金銀之上的價值，本質上具有巫術——宗教的性質;經濟學家約翰·洛克對這一現象的表述是“人類同意給金銀賦予一種想象的價值”。著名經濟學家、有效需求理論的鼻祖凱恩斯在其《貨幣論》中充分承認：現代經濟附加在金銀之上的想象的價值，完全是從宗教領域中衍生出來的。他曾寫到“古老埃及祭司的巧計使這種黃色的金屬充滿了其有魔力的特性，這至今也沒有全部喪失。”
　　
　　這就給我們清楚地解釋了，為什么對黃金的崇拜就成為歐羅巴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一個顯著特征，而這種特征延續下來的結果，就是只要歷史上有歐洲人參與的交易中，他們對黃金的瘋狂追逐和極端貪婪就會表現得非常強烈，甚至令人憎惡，這是其他民族所無法理解的。
　　
　　二、貨幣的實質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貨幣是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
　　
　　其實，只要理解到貨幣所具有的一種接近又超越社會物質財富的、真正具有的物質或商品這種社會存在的本質，就能清晰地了解到“金銀天然不是貨幣，貨幣天然是金銀”的這句名言。事實上，前半句道出了這種存在與表現的關系本質，而后者簡潔地告訴我們，正如經濟人類學已經不客氣地指出：完全是“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一種觀念反映和陳述。
　　
　　經濟人類學在進一步解釋了黃金和銀的“無用性”或“無價值性”之后，那么就能清楚地看到，當人類把貨幣的貯藏手段功能定位在黃金和銀上時，貯藏的實質并非金銀的“實物性”或其自身的“物質有用性”，而是人類社會賦予它的一種“權力關系”的價值。不過，必須要注意的是，一旦另外的社會關系成立，用于貨幣貯藏手段的“實物”也就不可避免地隨之變更。本質上，現代社會中的貯金與古代社會中的貯貝，甚至與現代社會中更為常見的對紙幣這種被社會學家克納普和人類學家韋伯稱之為“官許憑證”的保有，實在是沒有什么本質性的區別，唯一的不同僅僅反映了“權力賦予”的社會情境的變化。
　　
　　事實上，經濟人類學一再論證了貨幣表現出不同的功能，甚至可以表現為目的本身，而這些不過反映了貨幣在不同的領域發揮不同的功能，是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的職能擴展。著名經濟人類學波拉尼以“有限目的貨幣”和“全目的貨幣”概念，強調了貨幣的社會性規定。粟本慎一郎指出，波拉尼對“貨幣在不同社會中的不同用法以及貨幣在這些社會中所發揮的不同功能，并以對貨幣作為溝通社會與經濟之間的一種制度性手段的描述，形成了對現代經濟學貨幣理論的重要補充。”
　　
　　(二)貨幣是社會的各種關系和各種要素的聯結
　　
　　從經濟人類學已經收集和研究的大量資料中看，許多貨幣的原始初期形式，其實既非糧食也非貴金屬，而是超出勞動價值衡量的商品范圍。如，歷史上西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的開孔平石，新幾內亞的木制胸甲，新不列顛島的犬牙，以海貝為基質的羅塞爾島的達普幣和達荷美的安產貝，以及斐島的鯨牙等等。用拉德克里夫一布朗的話說，它們是具有最高社會價值的物，帶有構筑更大社會關系和社會整體的能力。比如，在太平洋中的雅普島，巨大的石盤就是一種“貨幣”，但它們幾乎無法搬動，因而也就無從談起便利性;更重要的是，這種用于禮儀性交換的貨幣——石盤，是其他價值不能與之折合的;存在于特羅布里恩德島“庫拉”交易圈中的“貨幣”——用貝殼做成的紅色項鏈“索拉瓦”和用貝殼做成的白色手鐲“母瓦利”——也具有類似的價值不可轉換性。通過實地觀察與研究，馬凌諾夫斯基指出，“庫拉從其影響的地域范圍及組成事物的多樣性來說，是一種極為龐大與復雜的制度。它將數目可觀的部落聯結在一起，并從事著大量互相關聯、彼此作用的復雜社會行為，從而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粟本慎一郎在其《經濟人類學》中指出，鯨牙在斐濟島“遵從禮俗而認真地呈獻，作為酋長間的交易，鯨牙安排戰事、刺殺、貴族聯姻，鯨牙締結或解除政治聯盟，鯨牙拯救瀕臨滅亡的村莊和王國，鯨牙祈訴神和恩典。從它能創造社會，予生予死的角度看，鯨牙與神旗鼓相當……。”于是就有航海家霍卡特得出的鯨牙的交換價值：幾兩重的神性等于成磅的粗貨。因而也就有當時斐濟人所持的觀點：在19世紀國家形成的過程中，鯨牙的作用遠勝毛瑟槍。流通的鯨牙愈多，斐濟群島上存在的國家愈強大。
　　
　　同樣我們從人類學的經驗資料中可以看到，貨幣的原始初期形式，是先于其任何功能而存在于社會中的一種對象物。這種對象物必然是為人們所珍重和崇拜的、擁有精神威力的東西，有時甚至成為維持族群共同體的精神支柱。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雖然也曾看到貨幣形式固定在不同物質材料上的偶然性;但他還是天才地發現，從交換過程的固有邏輯中看到，“金銀的使用價值的性質就在于它應是某種多余的東西。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價值的多余部分轉化為貨幣。這樣，金和銀自然就成為這種多余部分中財富的社會表現。”
　　
　　從這些實例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不能僅僅從貨幣作為商品的這一項物質基礎來考察貨幣的本質和存在形式的重要意義，貨幣之所以具有社會性的力量，乃是社會的各種關系和各種要素的聯結。
　　
　　(三)貨幣的文化意義
　　
　　貨幣的存在一直被概念地當做一種“超現實的物”。然而，這種超現實性并不只是唯一地限定在某一物質上，貨幣對象物的具體形式究竟體現為黃金、銀、銅還是海貝、豚牙或現代的紙幣等等的物質形式上，其首先在歷史上就表現為一種偶然，而這種偶然性，又強烈地透出不同文化實存的決定關系。
　　
　　在中國早期多民族部落群體“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的過程中，貨幣的存在一方面體現在不同的實物形式上，另一方面，黃金雖然成為貨幣存在的最早形式之一，卻未能成長為中國多民族經濟中的貨幣主導形式。這充分表明，符號貨幣本身沒有什么有價值的物理特性來告訴人們，這種貨幣提供什么質量的貨幣性服務。“因此，如果僅從現代經濟學中的特定物質的物理性質或經濟性供給的角度去理解貨幣的不同形式的存在，是極其片面的。由于其對文化解釋的嚴重缺失，使對貨幣存在和發展的研究方向出現了片面的趨向。”
　　
　　可以看到，物的價值同物的實體分離是在貨幣的符號形式上得到完全實現的。但也正是在這種形式上，貨幣展現出了它的社會性質。貨幣，作為個體化的交換價值，從而作為物體化的財富，曾在煉金術中被人追求。而黃金作為人們最先知道的金屬，在人類進步的最初記錄上，被認為是人類狀況的尺度。但是，人們并不能在黃金的物質化學結構上發現其價值，而正是其象征價值使黃金的客觀特性成為了人類社會中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同時，一方面，黃金的生產“只需要人的最粗笨的勞動，既不需要科學，也不需要發達的生產工具”;另一方面，它既不作為消費對象來滿足直接的需要，又不作為要素加入生產過程，因此，僅從勞動或商品的意義來認識金銀成為貨幣或其象征材料的存在是不充分的。
　　
　　經濟人類學的這一貨幣分析視野提出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啟示：貨幣的存在可能并不僅僅表現為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即便對當代的貨幣理論來說，這一分析視野也具有啟示意義。眾所周知，最具純粹符號象征意義的貨幣形態是紙幣。因此，在紙幣這種貨幣的社會存在形式中，波爾·愛因齊格在《原始的貨幣——從民族學、歷史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所表達的“是對作為商品內在精神的貨幣價值的信仰，對生產方式及其預定秩序的信仰，對只是作為自身增殖的資本的人格化的生產當事人個人的信仰。”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貨幣的有關經濟人類學解讀，我們可以斷定，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類型與歷史上的其他文明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波郎尼通過引用和分析馬凌諾夫斯基等人的大量人類學素材，指出：在其他的文化形態中，物品的生產與分配制度等所謂的經濟現象，其實是“嵌合”在整個社會制度當中，并且是屬于從屬的、相對次要的位置。
　　
　　事實上，對于歷史上的很多其他文明來說，交換行為根本上就不是像西方以貨幣為基石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類型那樣，而更多的是根據親屬關系、政治的或氏族的權利與義務來進行分配。在其他文明歷史上的經濟生活中，盡管也有市場及其貿易行為，但是市場本身并不在整個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支配性的核心地位，而是邊緣化的、附屬或服務于其他重要經濟組織與經濟行為。從根本上說，“人的基本生計和權利是作為一個氏族成員的道德權利而被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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