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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謠言的刑法規制分析及闡述論文
【摘要】在社會運行及發展的過程中，信息化的互聯網技術不斷完善，在這一環境下網絡謠言也隨之到來，網絡謠言的出現為社會的穩定運行造成了制約，文章將網絡謠言作為研究重點，對刑法規制進行了系統性的闡述及分析，旨在通過刑法規制的制約，有力打擊網絡謠言現象，從而為社會的穩定運行奠定良好基礎。
【關鍵詞】網絡謠言；刑法規制；分析闡述
伴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網絡謠言現象不斷泛濫，這種現象的出現為社會的穩定運行造成了制約性的影響。網絡謠言是一種言論犯罪行為，網絡謠言具有主體隱蔽性強、傳播速度快以及受眾范圍廣的特點，在治理的過程中，其難度以及治理的范圍相對較大。隨著法律體系的完善，我國于2015年8月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通過該制度的提出，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對法律謠言犯罪行為的判定及規范，該制度指出，對于網絡詆毀被害人提供證據存在困難的現象，可以要求公安機關進行協助，并實行單獨定罪的處罰方式。網絡謠言刑法制度的完善，可以為社會的穩定運行及發展提供有效依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一、刑法規制中網絡謠言的形狀
（一）刑法中并未規定網絡謠言的處罰情形
在現行刑法法律項目設計的過程中，存在著網絡謠言范圍、行為缺少規定的現象。例如，2011年，網絡上盛傳的“內地‘皮革奶粉’死灰復燃長期食用可致癌”的文章，在發布之后的短暫時間內，就導致多家牛奶制造企業的股價大跌，其中最為嚴重的是蒙牛企業，其股價下跌到3.3%。這一網絡謠言現象的出現為社會的穩定造成了影響，而根據我國《刑法》中第二百九十一條規定，對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進行了規定，但是這一網絡謠言并不屬于虛假恐怖信息的規定范圍，所以在行為處罰中也就不能適用于編造以及故意傳播的定罪，導致這種惡意性行為不能進行刑法的規制。①
（二）刑法中對網絡謠言罪名規定不完善
我國刑法在治理網絡謠言中，相關罪名的定義存在著一定的客觀現象，對于我國的法律機制而言，出現了侵犯公民個人利益類的犯罪行為，這一行為被認為是詆毀罪以及商業聲譽罪等。但是，在網絡環境下，造謠的信息具有虛假性、恐怖性的特點，而且所指向的對象不是特定的公民及單位，只有在違反了社會秩序的情況下才可以按照詆毀罪進行定罪。而在現代社會運行及發展中，網絡信息使以往的虛假、恐怖信息成為網絡謠言的共同特點，從而使虛假、恐怖的信息逐漸成為網絡謠言中最基本的表現形式，刑法中的制度并不能對這一項目進行規定，例如網絡環境中轟動一時的“郭美美紅十字會事件”，使社會中的網絡誠信產生嚴重的動蕩，使紅十字會的捐款達到歷史最低狀態。對于一系列的網絡謠言而言，如果只是采用治安管理的處罰方式，會降低法律制度協調及管理的威懾力，更為嚴重的是加重社會事態的惡化。②
二、網絡謠言的刑法規制
（一）強化網絡謠言環境下的刑事立法
首先，在社會運行及發展的過程中，誠信是社會運行之本，只有通過誠信環境的營造，才可以維護市場的穩定運行，例如在網絡謠言環境下出現的“郭美美炫富事件”進而引發人們對紅十字會捐款的不信任，又如海南的“香蕉事件”以及“皮革奶”等網絡謠言的出現，使很多中國人對本國生產的產品失去信任。網絡謠言雖然是虛假信息，但并不屬于恐怖信息，而且也沒有涉及到侮辱以及詆毀他人的言語內容，但是當這些網絡謠言現象發生時，會為社會經濟以及穩定性的發展造成制約，更為嚴重的會破壞國民的消費信心，因此在刑法規制的確立中，應該進行網絡謠言的嚴格規定，按照破壞誠信定罪，有效擴大行為定罪的范圍，提升網絡謠言的監管力度，從而為社會的穩定運行提供科學依據。其次，隨著網絡環境的發展，網絡造謠環境的出現為政府形象的營造造成了制約性的影響，使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產生了一定的危機，因此在整個環境下，應該增設公眾詆毀政府的管理力度，對于煽動性言論的發布者進行刑事處罰。③
（二）增強刑法的可操作性
在現階段網絡謠言認定的過程中，首先應該構建規范化、標準化的網絡謠言認定機制，通過司法實踐項目的確立，對網絡中的謠言活動進行科學化的認定，但是在網絡環境下，言論行為是否是網絡謠言，其言行是否對社會秩序造成影響，以及行為人的主觀是否故意等現象，都在很多狀況下存在著難以認定的現象，因此在現階段網絡謠言治理的過程中，應該明確法律的規定，構建嚴格的認定標準，例如在網絡謠言治理的過程中，構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在認定虛假信息的過程中，公安機關以及司法部門應該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對言論進行嚴謹的調查，認清謠言是否捏造事實，刑法要嚴格打擊故意編造、傳播虛假信息的人，有效避免由于謠言擴大化對人們造成的傷害。其次，科學完善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在網絡環境下，消息被消費者點擊5000次以上的可以定義為情節嚴重。在司法計算實際辦案的過程中，對于網絡謠言要進行情節的判斷，例如對行為人的認知能力、主觀因素以及行為人的心理價值等進行綜合性的分析，進行刑事行為的認定。對于一些信息瀏覽次數不多的但會嚴重損害到公民的人格以及名譽的信息，情節嚴重的要進行情節的認定。④
（三）完善網絡謠言犯罪法定行為的配置
《刑法》對網絡謠言犯罪法定行為的配置，大多狀況下適用于對傳統犯罪行為的認定。隨著新《刑法》的推出，其中的第二百九十一條新增條款對網絡謠言進行了系統性的規定：編造虛假險情、疫情等，在信息網絡以及其媒體中進行傳播的，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的，應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嚴重后果的應該處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與傳統謠言犯罪的罪責行為相比，網絡謠言主要是利用網絡實施以及網絡空間實施的，是一種傳播對象不特定的謠言散布行為，由于其傳播范圍廣泛，為社會的穩定運行造成了嚴重的影響。所以，在項目刑法規則完善中，應該對網絡謠言犯罪進行進一步地明確，可以在現行法律的基礎上增加從重處罰的原則，從而實現網絡謠言罪行判定的綜合性發展。而且，在網絡謠言治理的過程中，應該在刑法中的徒刑、拘役以及罰金處罰的基礎上，增加資格刑，對于一些不履行信息安全管理義務的主體及單位，應該處以資格刑，從而為刑法規制環境下網絡謠言的治理提供針對性的治理意見，并在此技術上促進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⑤
結語
總而言之，隨著網絡環境的運行及發展，我國對網絡謠言的形式認定應將刑法作為基本的前提，所介入的范圍也應該不斷擴大，對于網絡謠言犯罪規制較為嚴重的，應該進行系統性的分析。由于我國刑法在治理網絡謠言中存在很多問題，因此為了更好地明確法律制度的規范性，應該增設網絡謠言治理罪名，認真調整罪名的刑期，在責任認定的基礎上，使公民的自身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從而為網絡謠言的刑法認定提供系統性的依據。
注釋：
① 徐達妃. 對網絡謠言傳播的刑法規制性分析 [J]. 品牌， 2015， 05：26+28.
② 姜子倩. 網絡造謠行為刑法規制的實證分析 [J]. 法學論壇， 2015， 06：85-90.
③ 張曉軒，黃丹娜. 淺析網絡謠言的刑法規制問題研究 [J]. 法制博覽， 2015， 34：218+217.
④ 屈舒陽. 刑法規制網絡謠言的若干問題研究 [J]. 湖南警察學院學報， 2014， 03：53-59.
⑤ 高明暄， 張海梅.網絡詆毀構成詆毀罪之要件 [J].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 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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