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給人帶來的好處

　　文學給人帶來的好處，文學會驅使我們反省生命中缺少什么，而不是去盤點我們占有什么，以下的文學給人帶來的好處相關文章，歡迎瀏覽。

　　文學給人帶來的好處【1】

　　詩歌也好，文學也罷，的確無法讓我們的銀行賬戶多一分錢，不能使我們的物質財富增加什么籌碼，也不能像古代人(以詩取仕)那樣可以當官可以榮宗耀祖。

　　那么，今天為什么還有眾多的人如此熱愛文學、欣賞文學、親近文學和從事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呢?文學究竟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呢?我個人的理解是，文學確實難以改變現實生活，但至少可以豐富和完善生活。

　　從這一點來看，文學能告訴你缺少什么。

　　更確切地說，文學會驅使我們反省生命中缺少什么，而不是去盤點我們占有什么。

　　說得白一點，文學不是讓你占有什么，而是告訴你缺少了什么。

　　占有什么東西只能說明我們的生活條件和水平，但不能證明生命的品質。

　　一個人生活水平高并不代表生命品質高，物質上揚眉了，不等于精神上吐氣了，好比舒服不代表幸福一樣。

　　人總是要有點精神的。

　　一個沒有精神的人是可怕，是值得質疑的。

　　我們這個社會常常以擁有財富的多少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功，但常常也聽說金錢買不到幸福，有的人甚至窮到只有剩下錢了。

　　如今，人們保證了溫飽，進入了小康，買車又買房，做美容做按摩，買名牌買時裝，這就是幸福了嗎?很有可能的是這些都有了，仍感覺到還差一點什么。

　　而差的那一點可能就是“詩意”，是物質享受之外的那些東西。

　　在所有藝術中，文學堪稱是最無實用價值的。

　　然而，文學又是所有藝術的心臟和靈魂，作家也是所有稱號中最耀眼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一個民族的精神、意志和魂魄的雕塑者。

　　所以，幾乎所有國家都把文學放在所有藝術門類的首位。

　　從諾貝爾文學獎可見一斑。

　　英國首相丘吉爾說過，我寧愿失去一個印度，也不愿失去一個莎士比亞。

　　英國的斯特拉特福小鎮，人口不足三萬，但每年吸引的游客人數超過300萬，只因為莎翁誕生于此。

　　可見文學(詩歌)對一個人的影響，對一座城市的影響，對一個民族的影響，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是難以言喻的。

　　難怪乎近代大學者王國維說，一百個政治家也不如一個文學家。

　　從大歷史大文化的眼光看，這一說法并非夸張。

　　試想，從唐代到近代，從皇帝到大臣，從諸侯到地方官員，我們能記住幾個，但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蘇東坡、李清照、唐宋散文八大家等等，我們永遠記住，他們的名字和詩文篇章還將一代代流傳下去。

　　證明文學遠遠大于政治，的確比政治豐富可愛得多。

　　蓋其源在于文學不僅是超越現實功利的，而且可以超越時代、超越生死、超越時空。

　　因此，我們完全不必擔心文學后繼無人，因為人生由物質和精神兩大塊構成，真正有天賦，有愛好的人，就會在打理好物質生活的同時，自覺去追求精神生活，進而追問生命的終極意義。

　　人生可以追求偉大也可以甘于平凡，但這并非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一定要有詩意的生活。

　　回想本人走上文學(詩歌)之路的創作歷程，深有感觸。

　　當年不知不覺、莽莽撞撞地愛上詩歌，可能曾經瘋狂過，如癡如醉過，感動了詩神，從此便與繆斯女神結下了不解之緣。

　　并在行進的過程中，掙脫“病”字殼的“瘋”，從中領略到徐徐撲面而來的、充滿詩情畫意的絲絲縷縷的“風”。

　　從此，與“風”有關的如風光、風流、風雅、風骨、風采等字眼，總是紛呈閃爍于路上，令我不斷體悟到“詩意地棲居”(海德格爾語)的優雅與情趣，學會悠然自得地放牧人生。

　　難以忘懷的是，詩歌讓我在瘋狂的追尋中“風光”過一陣子。

　　記得大學時代，從鄉村到城市，離開了親人故鄉，由于距離，會有一種思念和眷戀，加上青春期的萌芽，一種愛的意識朦朧產生，總覺得有些話有些情感很想表達出來。

　　就這樣，像狄金森一樣，我開始學會給這個世界給親友寫信;學著普希金的模樣，我悄悄地寫愛的夢囈，寫大海的詠唱，寫鄉思的隱喻，寫南方對北方的思念，寫那些看見或看不見的希冀與失落、歡欣與憂愁交織的情緒。

　　那時，年輕而稚嫩，像躺在繆斯懷里的孩子，只會撒嬌、呢喃、自我蹈舞，形同單相思的人，心醉神迷地徜徉在文字的迷宮里，固執地抒寫自己心中的訴求、青春的浪漫情懷，或者未敢寄出去的情書。

　　因為熱愛詩歌、對美充滿著熱切追求，在蔚藍的天空下，一顆年輕的心穿過歲月的長廊，讓所有的情懷都變得清晰而生動，讓生發的語言變得鮮活而靈動。

　　青春期的奔放與熱情開始沸騰了，我學會張開想象和放飛心靈，儼如一只鷹隼翱翔在文學的天空，盡可能地施展懷抱和釋放內心的情思。

　　以此作為起點，躍躍欲試，學會如何投稿，甚至享受到拿稿費的那種滋味。

　　我還與前后屆的詩友同學一起創辦詩社、主編詩刊，經常組織有關文學活動。

　　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校園詩歌中，留下了或深或淺的探尋履痕。

　　由于80年代文學風氣濃厚，詩歌文學，的確讓我們風光了一陣子。

　　中國詩文素來講究文采風流，氣韻生動;講究意新語工，文情并茂。

　　那時，風華正茂，初出茅廬，書生意氣，很想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于是，整天浸淫在中外文學(詩歌)經典中，企冀吸收更多的營養來滋潤自己，豐富自己，壯大自己。

　　自己是自己的造就，自己是自己的深淵。

　　我深知自己志大才疏，學識淺顯，加之諸多客觀因素的制約，心中有數，也明白自己對文學的追求和探尋，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為將來為人生找到一條自己喜歡走的路。

　　至于能否成名成家，還真的不敢去想;而要成為一流、二流、哪怕三流的詩人作家只能當成一種夢想。

　　既如是，那就盡力往“風流”靠吧，倘若能僥幸地做一個有文采的“風流”詩人，不也是一種幸福嗎?起碼的比不入流來得幸運。

　　當然，自從走上文學之路的那一刻起，我也知道自己作為一個“鄉巴佬”，一個在海邊鄉村長大走出來的“野孩子”，想要有所作為，必須加倍付出努力和心血，才能讓自己活得更風光，讓含辛茹苦、望子成龍的父母親看到自己的兒子有出息，也覺得風光和體面。

　　于是，我攜帶希望的風鈴，宛若一只笨重的駱駝，在荒漠上尋找綠洲。

　　大路朝天，一路上少不了坎坷曲折，唯有時刻伴隨春光走在尋夢的路上，或者極力以飛翔的姿態，吸吮陽光和天地之靈氣，像燕子一樣呢喃，然后為自己筑巢……就這樣，我以笨鳥先飛的方式，始終沿著自己選擇的方向騰挪跌宕，匍匐前進。

　　經過一番摸爬滾打，不知疲倦地循著繆斯的牽引，在文字的穿梭中自由往返，不斷去尋找月光下的夢境，讓詩歌(文學)帶來的幸福變得具體而生動。

　　心靈因夢想的照亮而閃光，生命因詩文的涵養而美麗。

　　我發覺自己的日子過得愈來愈充實、豐沛和富足，且溢滿無盡的情趣。

　　在無形之中，自己也變得風雅和風采起來了，起碼的不那么粗那么俗，有點脫胎換骨的感覺。

　　同時也學會如何做一個有風度的文化人，自覺地鑄造屬于作為一位詩人的風骨、情操和氣概。

　　一個人因為愛上文學、迷上文學，與文學廝守，偕美同行，學會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是值得慶幸的、也是幸福的。

　　人應當像人那樣，活著、夢著、愛著，有理想、有尊嚴、有色彩地生活。

　　假如人像牛馬那樣，不僅缺乏詩意，而且將被人宰割。

　　如果像機器那樣，既無詩意可言，頂多是別人手中的工具。

　　法國哲學家埃德加·莫蘭說：“生命的品質表現為存在意義上的，而不僅僅是物質意義上的福祉。”斯言誠矣!

　　記得筆者曾經寫過一篇《文學的生命與價值》(《文學報》2010年8月19日)，認為文學本身就是有靈有性的生命體。

　　每件優秀的作品都是一條命，潛藏著自身的正能量。

　　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當今競爭激烈的商業化時代，我們同樣要站在崇高的人類文明的精神殿堂入口處，沐浴著古往今來圣賢哲人與文學大師們卓越睿智的思想之光。

　　尤其是站在各個時代巔峰上，那些具有深邃思想、人格魅力、探索精神和對人類抱以深切同情的大師們，他們總是在用自己追尋的領域里所獲得的成就，在不同程度上去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推動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并且讓我們在接受和熏陶中不斷升華自己的靈魂，提升生命的品質。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以我個人多年來從事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切身體會和感受，我覺得文學作為生命體對人類生命可以帶來諸多好處，譬如豐富內心情感、彌補人生缺陷、完善人性人格、提高生命品質、升華精神境界，等等。

　　可以斷言，不讀文學、遠離文學就是遠離自己的“家園”。

　　著名美學家朱光潛說過：“讀詩的功用不僅在消愁解悶，不僅是替有閑階級添一件奢侈;它在使人到處都可以覺得人生世相新鮮有趣，到處可以吸收維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能給人的東西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述盡的。

　　從詩教或文學教育的角度看，按我的理解，起碼可以給人帶來“三高”：高雅情趣、高超想象、高貴氣質。

　　從生命或心靈追求的角度來說，起碼可以給人帶來“真善美”：求真、從善、審美情趣。

　　從日常或學問人生的角度而言，則可帶來不可多得的“三種資源”：文化資源、思想資源、精神資源。

　　其實，我們閱讀文學經典作品，就等于與偉大的靈魂相遇，可以感應、對話、交流、溝通，帶來無盡的思考與樂趣，同時在生命中留下一份美的永恒和啟示。

　　翰墨因緣。

　　當我們的生命與文學相逢，本身就是一種因緣，一種充滿偶然但又必然的因緣。

　　這如同一粒文字的種子在進入讀者心田的時候，它是帶著這種非常奧妙的因緣去的。

　　當然，我們平常也講隨緣。

　　隨緣并非是隨波逐流，只有當一個人對這個世界了悟于心之后而做出選擇，才能叫隨緣。

　　這是一種大覺悟的人生境界。

　　當一個人或一篇(首)詩文抵達你面前時，你能識得其背后深層的意味，從中感悟到某種東西，這才叫隨緣。

　　我們與文學之間，既講因緣，也講隨緣。

　　此中真意需要每個人自己去體會去感知去領悟。

　　懂得是一種慈悲。

　　擁有了這份情懷，我們也講“舍得”。

　　此乃告誡我們要學會隨時舍去什么、留下什么，歡迎什么、拒絕什么;明白應該熱愛什么、遠離什么，拿起什么、放下什么。

　　生命(活)的藝術，說到底其實就是“舍得”的藝術。

　　舍什么，怎么舍?這當然不是要我們把世界舍掉、把生命舍掉、把自我舍掉，而是要把貪婪舍掉、把雜念舍掉、把私欲舍掉。

　　文學藝術就是要揭開這一層遮蔽，清理世界沉積于我們心靈上的塵埃。

　　或許，這就是作為高雅文化的文學藝術足以產生效應和發揮作用的價值意義之所在。

　　雪漠：好的文學應給人帶來清涼【2】

　　2011年11月23日，在北京飯店金色大廳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聯歡晚會上，身穿紅色外套、留著大胡子、眉心一點朱砂痣的甘肅作家雪漠，以一曲蒼勁悠遠、質樸無華的甘肅民歌原聲清唱，贏得了在場七百多位與會代表的熱烈掌聲。

　　記者從這一場景，讀出了某種象征意味。

　　從1988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長煙落日處》開始，二十多年的時間，雪漠為中國文壇奉獻了“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獵原》《白虎關》)和“靈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蒼狼》《無死的金剛心》)六部長篇小說。

　　其中，《大漠祭》被譽為“真正意義上的西部小說和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入圍 “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僅一票之差與茅獎失之交臂;《西夏咒》則被譽為“挑戰閱讀的奇特的極端之書”，雪漠也因此有了“被嚴重低估的作家”的美譽。

　　然而，當記者提起這些“美譽”時，雪漠卻說，我其實不會寫作，是作品它自己往外涌，我在文壇是個“異數”，因為我總是“不合時宜”。

　　的確，若放到當代文學史的大背景下看，雪漠的創作道路確乎有些“不合時宜”——總是不能和時代“合拍”。

　　1988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出來時，雪漠剛在《飛天》雜志發表第一篇小說《長煙落日處》，獲甘肅省優秀作品獎。

　　獲獎后，雪漠就想為西部貧瘠大漠里的父老鄉親好好地寫一部大書，于是開始了“大漠三部曲”的創作，沒想到，這一念想，耗去了他二十年的生命。

　　《大漠祭》出來時，已經是2000年了，而第三部《白虎關》寫完時，已經是2008年了。

　　上世紀80年代一度引領文壇和影視歌曲創作的西部風和鄉土風，到了21世紀，早已是被都市化和商品化大潮沖刷而去的明日黃花了。

　　而《西夏咒》的創作，雪漠拾起的是上世紀90年代的先鋒敘事，于是有評論家指出，《西夏咒》是“中國的《百年孤獨》”，是“東方化的先鋒力作”;直到《西夏的蒼狼》，雪漠才第一次正面寫都市，而《無死的金剛心》，雪漠又回到了《西夏咒》式的“夢魘般的混沌”敘事。

　　——要知道，先鋒敘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旬即已沒落，隨著市場化進程的突飛猛進，如今，文壇盛行的早已是欲望混合著獵奇的商品化寫作。

　　雪漠在這樣的環境下仍堅持先鋒式的純文學創作，尤其是在全民唯經濟論、唯世俗享樂的時代，將目光投向被大多數人遺忘的西部貧瘠土地上的農民，書寫他們“牲口般活著的”存在，探討他們從泥濘中倔強升華的“靈魂”，甚至探討整個人類對世俗欲望和歷史罪惡的“靈魂超越”——這一追求，無疑是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不迎合世界，反而贏得世界

　　然而，也正是這份“不合時宜”，使雪漠略顯孤獨的寫作姿態，成為了當今文壇不可忽視的一種存在。

　　“不合時宜”的當然不僅僅指題材和寫法，其背后，是雪漠自踏上文學道路以來從未更改的文學信念。

　　在《白虎關》后記中，雪漠說，“我也想靠文學來救世，救世先救心”，然而，“許多時候，文學很無奈，它改變不了世界。

　　它所能改變的，也許僅僅是我們自己。

　　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改變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是在改變世界呢?”雪漠幾乎在他每一部作品的后記中，都會亮明自己的寫作觀，他說，“我之為文，僅僅是為眾生服務的一種手段而已。

　　我之目的，非出名，非得利，而僅僅是將我之所悟告訴世人，使他們活得更善良一些，更安詳一些，使世界因我的存在而相對美好一些。”

　　雪漠的寫作從不考慮世界的臉色，他只想貢獻出他的所有，唱出最美的歌——他說，“世界，我不迎合你”，因為，“在乎世界的人，就會被世界所束縛”。

　　而當他不管別人的臉色寫作，只在乎自己是否給世界帶來了明白和清涼的時候，他反而贏得了世界。

　　雪漠作品不但在文學評論界日益受到重視，更贏得了他生活的那塊土地的尊重、認可，贏得了一大批鐵桿粉絲。

　　在涼州，《大漠祭》家喻戶曉，當時，他年少的兒子和同學上街的時候，同學若說他是《大漠祭》的兒子，開車的、賣冰棍的都不會向他要錢。

　　雪漠也是中國作家里擁有網頁最多的作家，這些都是鐵桿粉絲們自發建立的。

　　在這些讀者看來，讀雪漠作品也是一種“救心”之舉，許多人的心靈、靈魂，人生、命運，都因為雪漠作品而升華、而改變、而獲救，他們想讓更多的人與雪漠作品相遇，于是建網頁、辦讀書會，還自愿購買所有雪漠作品，捐贈給全國各大圖書館。

　　所以，有學者嘆道：雪漠的影響，不僅僅在西部，也不僅僅在文學，“雪漠”已成為一個文化現象，他影響的是世道人心。

　　正如《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所說：“一個作家能起到的真正的、重要的影響是他的作品能夠深入人心，改變讀者對世界和生活的某些觀念。”雪漠作品的確超越了一般文學意義上的影響。

　　在價值觀混亂、寫作過度商品化的今天，在大多數作家都為經濟利益驅動而寫作的時候，雪漠堅持的“救心”的寫作，無異于在文壇高唱“靈魂的清涼”之歌，這歌聲一如他在全國作代會聯歡晚會上吼出的甘肅民歌，蒼涼、質樸、原始、高亢，向拜物主義之風盛行的文壇，吹進了一股久違的清涼之風。

　　寫作的理由

　　記者：您已經創作了六部長篇小說了，可是當您回顧自己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時，第一句話就是“不合時宜”。

　　那么，使您“不合時宜”地堅持寫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雪漠：我的寫作理由，就是我的寫作“不合時宜”的原因。

　　我的寫作理由很簡單，不過兩種：一是，當這個世界日漸陷入狹小、貪婪、仇恨、熱惱時，希望文學能為我們的靈魂帶來清涼。

　　我認為，文學應該有一份光明，有一種能使我們的靈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它能使我們遠離愚癡、仇恨、貪婪和狹隘。

　　我寫作的另一個理由，就是想將一些即將消失的存在“定格”下來。

　　我指的不僅僅是農業文明，不僅僅是生活，更是靈魂。

　　對前者，《大漠祭》《獵原》《白虎關》著力較多;對后者，《西夏咒》《西夏的蒼狼》《無死的金剛心》更為側重。

　　記者：您已意識到自己“不合時宜”，說明您一定也很清楚“合時宜”的寫作是怎么回事。

　　您想過要嘗試著去寫那樣的作品嗎?

　　雪漠：我不是不會寫時下流行的那種小說，我也會故弄玄虛，也會賣弄技巧，不信你看看我的《博物館里的靈魂》。

　　這樣的小說，有許多人正在寫，或者已經寫了。

　　世上已有了那么多的花花敘述，也不缺我一個。

　　我寫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說，我只寫我“應該”寫的那種小說。

　　它也許“不合時宜”，但它卻是從我心靈流淌出的質樸和真誠。

　　記者：時下，在花樣頻出的新媒體閱讀的挑戰下，傳統文學要想在這個世界存在下去，您認為必須要有哪些存在的理由?

　　雪漠：首先要明白，文學是要為世界提供貪婪的誘因、罪惡的助緣、娛樂的幫閑，還是要給世界帶來寬容、安詳、清涼和博愛?我認為，好的文學必須做到：這世上，有它比沒它好，讀它比不讀好。

　　因為它的存在，能使這世界相對美好一些。

　　如果達不到這一點，就不是好文學，就沒有存在的理由。

　　以這個標準衡量，時下的好些文學作品，其實已喪失了存在的理由。

　　寫作的快樂

　　記者：您說您其實不會寫作，是作品自己往外涌，這是怎樣的一種寫作狀態?

　　雪漠：我在寫作之前是沒有構思的。

　　我的小說不是編出來的。

　　在西部那塊土地上，我跑了很多很多地方，對那塊土地的熟悉，就像熟悉我的手掌那樣，很多人物的生命融入了我的生命，他們的靈魂融入了我的靈魂，當我想為他們寫本書的時候，就有一種東西要流出來。

　　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流出的是哪個情節，只感到有無數生命、無數激情向我涌來、壓來，想寫哪個自己就流出來了。

　　好像不是我在寫，而是有一個比人類更偉大的存在，通過我的筆在流淌。

　　記者：在這樣的狀態下，您是如何進行創作的呢?

　　雪漠：我只能在與那個更偉大的存在相融為一體的清明中間，讓文字從我的心自個兒噴涌出來，從我的指頭下流出來。

　　流的時候，腦袋里沒有一個詞。

　　北京大學的陳曉明教授說得非常好，他說我的寫作是一種“附體”。

　　但我不一定認為那是附體，只是我感受到有一個力量一直把我向外推，推著讓我寫東西。

　　這種力量涌動著，借助我的筆，從我的指頭下來流出來，給我帶來一種巨大的快樂。

　　記者：這是怎樣的一種快樂?

　　雪漠：我感到生命有力地向外噴涌著一種快樂，覺得宇宙、整個世界都跟我一起狂歡。

　　你想在這種狀態下寫的時候，我怎么能夠考慮主題、結構、人物、如何設計情節，沒有這些東西，一切往外噴。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這種快樂中流淌出來的。

　　巴金有過這種狀態，狄更斯也有過這種狀態，很多作家都有過這種狀態。

　　這時候作家已經不是個體，而是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了，這也是中國文化中說的“天人合一”的狀態。

　　寫作的影響

　　記者：您不但是作家，也是大手印文化研修專家。

　　您的文學創作和大手印文化研修之間，是否有互相影響的關系?

　　雪漠：我的所有作品，都得益于大手印文化對我的滋養。

　　大手印文化是人類文明中最炫目的智慧之一，它來自“西天”印度，扎根于中國西部，和西部民歌一起，構成了西部文化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

　　西部民歌重感性，大手印文化重理性。

　　西部民歌包羅萬象，大手印文化直指心靈。

　　西部民歌對我的滋養，重點反映在《大漠祭》、《獵原》和《白虎關》中，在《西夏咒》《西夏的蒼狼》和《無死的金剛心》中，則明顯可以看出大手印文化對我的影響。

　　記者：您在寫作時從不考慮市場反應、受眾反應，而只享受用文字流淌靈魂的快樂，這種純粹的寫作狀態是否也得益于您的大手印文化的修煉?

　　雪漠：我不在乎世界的價值體系。

　　在乎世界的價值體系，就會被世界的價值體系所局限。

　　一定要明白，一切都是游戲，世界是一個戲論，這就是大手印文化的智慧。

　　明白這種游戲，跳出這種游戲的時候，就是遠離戲論。

　　我有兩句話表達了這種遠離——“靜處觀物動”，靜靜地觀察世上的萬物變化、活動，“閑里看人忙”，在悠閑的境界中，看別人忙忙碌碌。

　　文學也是這樣，什么也是這樣。

　　我所有的作品，僅僅是把“靜處觀物動，閑里看人忙”之后的快樂和明白寫出來。

　　記者：您的作品打動了許多讀者，使您擁有了一大批的鐵桿粉絲，這是否也和您作品所傳遞的大手印文化精神有關?

　　雪漠：我研修大手印是為了消除自己的欲望，讓自己沒有任何心機，沒有任何功用，而只是讓文字質樸地流淌出自己的靈魂。

　　當你把欲望、貪婪、仇恨，把外界對你的束縛打碎之后，讓自己心靈的光明煥發出來，不受世間流行的各種概念、理論束縛時，你自由的境界就是大手印。

　　在這種境界下的寫作，其實是以心換心——以我的真心換讀者的真心。

　　我的每一部書都會贏來大量的讀者，這些讀者非常令人感動。

　　為什么?有句話說，“語出真心，打人便疼”，從真心流出的文字，丟到讀者的心上，他是會疼的。

　　雪漠，原名陳開紅，甘肅涼州人，1963年生。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甘肅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一級作家。

　　深造于魯迅文學院和上海首屆作家研究生班，被甘肅省委省級政府等部門授予“甘肅省優秀專家”、“甘肅省領軍人才”、“甘肅省德藝雙馨文藝家”、“甘肅省拔尖創新人才”等稱號。

　　著有長篇小說《大漠祭》、《獵原》、《白虎關》、《西夏咒》、《西夏的蒼狼》、《無死的金剛心》等。

　　作品入選《中國文學年鑒》和《中國新文學大系》，榮獲“第三屆馮牧文學獎”、“上海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等十多個重要獎項。

　　其中，《大漠祭》入圍 “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和“第五屆國家圖書獎”，登上中國小說學會2000年中國小說排行榜，被譽為“真正意義上的西部小說和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中有重點論述，被認為是當代西部文學的標志性作品。

　　文學給我們帶來了什么【3】

　　作家余華

　　余華、劉恒，還有麥家等作家，陸續被杭州作為人才引進，這些人才的光和熱也開始陸續發散出來。

　　這場講座定于上午9點半開始，時間未到，會議廳已經坐得滿滿當當，人人手中都拿著余華的書，不少人還帶著筆記本和錄音筆。

　　余華穿著件西便裝很隨意地出場，笑了笑，然后落座。

　　近些年來作家不能只關在書齋里寫作，也得經常到大庭廣眾之下說話，經歷這樣的場合多了，余華看上去很習慣，先開個玩笑：“文學給了我什么?最大的好處就是所有的時間歸自己支配，不用上班，想睡覺就睡覺，想游玩就游玩。”

　　【中心思想】

　　假如真的存在一種神秘力量，那就是文學。

　　當一個中國人讀到雪萊這樣一個德國詩人的作品，而且還是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卻能讀到自己的感受，喚醒自己的記憶，就像在別人家的鏡子里看到自己。

　　哪怕是一種苦難經歷，當你后來重新品嘗時也會覺得是一種美好的經歷。

　　【課堂速寫】

　　文學喚醒了我的童年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醫院里，可能是婦幼保健醫院，當時我母親在浙江醫院工作，我父親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

　　我的父親在我一歲的時候，離開杭州來到一個叫海鹽的縣城，從而實現了他最大的愿望，成為了一名外科醫生。

　　兩年后，我母親放棄了在杭州的生活，帶著我哥哥和我來到了海鹽。

　　我的記憶是從海鹽開始的。

　　我們住在醫院一幢兩層樓的房子里。

　　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鎖在屋中，我們就經常撲在窗口，看著外面的景色。

　　我母親經常在醫院值夜班，她傍晚時回來一趟，在醫院食堂買了飯菜帶回來讓我們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

　　我父親有時是幾天見不著，母親說他在手術室給病人動手術。

　　我父親經常在我們睡著以后才回家，我們醒來之前又被叫走了。

　　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幾乎每個晚上，我都會在睡夢中聽到樓下有人喊叫：“華醫生，華醫生……有急診。”

　　那時候，我一放學就是去醫院，在醫院的各個角落游來蕩去，一直到吃飯。

　　我對從手術室里提出來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已經習以為常了，我父親當時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從手術室里出來時的模樣，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跡，口罩掛在耳朵上，邊走過來邊脫下沾滿鮮血的手術手套。

　　我讀小學四年級時，我家干脆搬到醫院里住了，我家對面就是太平間，差不多隔幾個晚上我就會聽到凄慘的哭聲。

　　那幾年里我聽夠了哭喊的聲音，各種不同的哭聲，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聽了不少。

　　應該說我小時候不怕看到死人，對太平間也沒有絲毫恐懼，到了夏天最為炎熱的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待在太平間里午睡，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涼快。

　　在我記憶中的太平間總是一塵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樹木，里面有一扇氣窗永遠打開著，在夏天時，外面的樹枝和樹葉會從那里伸進來。

　　當時我唯一的恐懼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樹梢，尖細樹梢在月光里閃閃發亮，伸向空中，這情景每次都讓我發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總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這些記憶不斷地在遺忘。

　　直到二十七八歲時，我讀到雪萊的一首詩，詩里寫道：死亡是涼爽的夜晚。

　　一下子把我完全遺忘的童年時期的感覺喚醒。

　　那首詩寫出了我童年時在太平間睡午覺時的感受，從此以后再也不會忘記。

　　假如真的存在一種神秘力量，那就是文學。

　　當一個中國人讀到雪萊這樣一個德國詩人的作品，而且還是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卻能讀到自己的感受，喚醒自己的記憶，在別人家的鏡子里看到自己。

　　哪怕是一種苦難經歷，當你后來重新品嘗時也會覺得是一種美好的經歷。

　　任何健康的影響只會產生獨特性

　　文學為什么有這樣的力量和沖擊力?那是因為各民族的精神歷史和現實生活有太多的相似性。

　　文學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為了讓我們彼此之間越來越陌生，而是為了讓我們相互越來越熟悉，越來越親近。

　　文學表達的就是各民族所具有的相似性。

　　每個偉大的作家都以自己獨特的姿態走上一條獨特的道路，但最終都殊途同歸，表達了愛與恨、生與死、戰爭與和平這些人類共同的主題。

　　我們很難去思考誰影響了誰。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黎苦苦熬過了3個年頭，又在紐約游蕩了8個月，然后他的生命把他帶入了31歲，妻子梅塞德斯陪伴著他，孩子還小，他在墨西哥找到了工作。

　　當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天才已經初露端倪，可是只有他知道自己正在經歷著什么，他正在經歷著倒霉的時光，因為寫作進入了死胡同，他找不到可以鉆出去的裂縫。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朋友阿爾瓦羅·穆蒂斯提著一捆書來到了，并且從里面抽出了最薄的那一本遞給他，《佩德羅·巴拉莫》，在那個不眠之夜，加西亞·馬爾克斯和胡安·魯爾福相遇了。

　　文學就這樣獲得了繼承。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他那篇令人感動的文章《回憶胡安·魯爾福》里這樣寫道：“對于胡安·魯爾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終于使我找到了為繼續寫我的書而需要尋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過三百頁，但是它幾乎和我們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樣浩瀚，我相信也會一樣經久不衰。” 他成為比胡安·魯爾福更偉大的作家。

　　一個作家的寫作影響了另一個作家的寫作，這已經成為了文學中寫作的繼續，讓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遠流長的思想得到繼續，這里不存在誰在獲得的問題，也不存在誰被覆蓋的問題，文學中影響就像植物沐浴著的陽光一樣，植物需要陽光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陽光，而是始終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壯成長。

　　另一方面，植物的成長也表明了陽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重要的是，樹木是以樹木的方式在成長，而不是以陽光的方式在成長，所以所有的影響都是健康的。

　　在中短篇小說創作中，這種影響的痕跡難以消除，而到了長篇小說中，一個成熟的作家則完全以自己的方式在成長了。

　　任何健康的影響只會產生文學的獨特性。

　　每個作家都有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

　　現在國內外高校的文學教育已經偏離了方向，他們往往只是教學生如何研究一部作品，而不是教學生如何去閱讀。

　　如果沒有閱讀，自己的感受沒有被喚醒，干巴巴地去研究一部文學作品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我也支持一些文學教育的研究項目，希望有助解決文學的基本常識問題。

　　這里我想講講文學的想象力。

　　有關想象力的話題從飛翔開始。

　　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如何飛翔?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寫《百年孤獨》時遇到一個難題，就是女傭雷梅苔絲如何飛到天上去。

　　對很多作家來說，這并不是難題，只要讓人物雙臂一伸就可以飛翔了，因為一個人飛到天上去本來就是虛幻的，或者說是瞎編的。

　　可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偉大的作家，對于偉大的作家來說，雷梅苔絲飛到天上去既不是虛幻也不是瞎編，而是文學中的想象，是值得信任的敘述，因此每一個想象都需要尋找到一個現實的依據。

　　馬爾克斯一連幾天都不知道如何讓雷梅苔絲飛到天上去，后來他看到家里女傭正在晾床單，風很大，床單斜著向上飄起，女傭一邊晾著床單一邊喊叫著說床單快飛到天上去了。

　　馬爾克斯立刻獲得了靈感。

　　他回到書房，回到打字機前，雷梅苔絲坐著床單飛上了天。

　　我想，馬爾克斯可能知道《一千零一夜》里神奇的阿拉伯飛毯，當然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是山魯佐德的講述，還是馬爾克斯的敘述，當人物在天上飛翔的時候，他們都尋找到了現實的依據。

　　兩個故事是異曲同工的，但又各有歸屬。

　　神奇的飛毯更像是神話中的表達，而雷梅苔絲坐在床單上飛翔，則充滿了生活氣息。

　　第二個話題是文學如何敘述變形。

　　《變形記》大家都知道。

　　卡夫卡的偉大之處，在于把小職員格里高爾·薩姆沙突然變成大甲蟲后，把家人從一開始的開始同情，到后來的厭惡，描寫得很真實，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筆。

　　然后我們再應該欣賞一下布魯諾·舒爾茨變形故事《父親的最后一次逃走》里精確的動物特征描寫，這是一個膽大的作家，他輕描淡寫之間，就讓母親把變成螃蟹的父親給煮熟了，放在盆子里端上來時“顯得又大又腫”，可是一家人誰也不忍心對煮熟的螃蟹父親動上刀叉，母親只好把盆子端回去，又蓋了一塊紫天鵝絨。

　　結果第二天，煮熟的螃蟹父親逃跑了。

　　這時，布魯諾·舒爾茨將螃蟹煮熟后容易掉腿的動物特征描寫的淋漓盡致——“父親逃跑時，腿不斷脫落在路上。”

　　在《西游記》里，無論孫悟空和二郎神各自變成了什么，吳承恩都是故意讓他們露出破綻，從而讓對方一眼識破。

　　而我們讀到孫悟空變成一只花鴇時，這時候草根和貴族的區別出來了，身為貴族階層的二郎神看見草根階層的孫悟空變得如此低賤，因為花鴇是鳥中最賤最淫之物，不愿再跟著變換形象，于是現出自己的原身。

　　這也是很妙的一筆。

　　在變形中表達了重要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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