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描寫的名家文章

時間：2024-03-11 18:42:00 王娟隨筆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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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描寫的名家文章

　　文章包括各種文體的著作、作品，如詩歌、戲劇、小說、科學論文，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應用文等等。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人物描寫的名家文章，歡迎大家分享。

　　背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

　　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

　　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

　　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

　　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淡，一半為了喪事，一半為了父親賦閑。

　　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

　　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里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

　　但他終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

　　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什么要緊的了。

　　他躊躇了一會，終于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

　　我買票，他忙著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

　　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

　　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于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

　　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座位。

　　他囑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涼。

　　又囑托茶房好好照應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托他們只是白托!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

　　”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

　　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

　　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

　　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

　　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

　　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

　　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我趕緊拭干了淚。

　　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往回走了。

　　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

　　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輕松似的。

　　過一會兒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

　　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里邊沒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淚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

　　哪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發之于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

　　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

　　但最近兩年不見，他終于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

　　我北來后，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唯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我的母親

　　胡適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

　　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

　　小時不曾養成活潑游戲的習慣，無論在什么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

　　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

　　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里做戲。

　　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過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

　　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里學習吹笙或吹笛。

　　族里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

　　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里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兒做人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丟臉，出丑。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門。

　　先生家里有人把鎖匙從門縫里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

　　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

　　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后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

　　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

　　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

　　”我隨口回答:“娘(涼)，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里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

　　晚上人靜后，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

　　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

　　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么微菌，后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

　　醫來醫去，總醫不好。

　　我母親心里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

　　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后母。

　　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

　　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

　　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便拿出押。

　　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

　　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

　　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

　　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后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

　　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

　　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

　　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

　　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

　　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干而氣量很窄小的人。

　　他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他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

　　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

　　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后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

　　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

　　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

　　后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

　　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

　　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后門到后鄰度嫂家去閑談。

　　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

　　我母親只忍耐著，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

　　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

　　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

　　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

　　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

　　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

　　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

　　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

　　沒有一句話提到什么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

　　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里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么好處給他。

　　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么好處。

　　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度過了少年時代，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

　　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

　　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廿一夜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

　　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

　　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里有幾本書賣，有時還值得去轉一轉;倘在上午，里面的幾間洋房里倒也還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去。

　　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

　　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臺是一個市鎮，并不大;冬天冷得厲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稀為貴罷。

　　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

　　我到仙臺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里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后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

　　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

　　飯食也不壞。

　　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

　　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

　　于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

　　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學。

　　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

　　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后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

　　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于這一門學問的著作。

　　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并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后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

　　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

　　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后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志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么?”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并且說，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

　　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

　　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

　　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

　　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么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里卻想道:“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后，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

　　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尸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

　　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么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干事到我寓里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

　　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并沒有帶走。

　　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

　　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

　　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里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

　　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

　　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

　　因為要開同級會，干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

　　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干事托辭檢查的無禮，并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

　　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干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分數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

　　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

　　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并且離開這仙臺。

　　他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并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么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后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

　　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并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后的狀況。

　　我離開仙臺之后，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

　　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

　　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后，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

　　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huì)，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

　　不幸7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

　　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墻上，書桌對面。

　　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piē)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支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一九二六年)

　　斷魂槍

　　老舍

　　況且，一想到昨天遇見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鎮的東頭訪過一個朋友，就在河邊遇見她;而且看見她瞪著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著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著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預備她來討錢。

　　你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卻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著。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預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

　　她仍然頭上扎著白頭繩，烏裙，藍夾襖，月白背心，臉色青黃，只是兩頰上已經消盡了血色，順著眼，眼角上帶些淚痕，眼光也沒有先前那樣精神了。

　　柳媽打皺的臉也笑起來，使她蹙縮得像一個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額頭，又釘住她的眼。祥林嫂似乎很局促，立刻斂了笑容，旋轉眼光，自去看雪花。

　　她當時并不回答什么話，但大約非常苦悶了，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兩眼便都圍著大黑圈。

　　快夠一年，她才從四嬸手里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的對四嬸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