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劍意象之文化心理成因

時間：2022-10-05 18:52:20 文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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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劍意象之文化心理成因

　　詩歌劍意象之文化心理成因

詩歌劍意象之文化心理成因

　　摘要：劍意象在中國古代詩歌中的使用，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原因。

　　劍的文化意義以“集體無意識”的“原型”形式影響著后人對劍的認識。

　　劍與道德人格的比附關系，讓詩人對劍意象情有獨鐘。

　　“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理想指向，讓詩人借對劍意象的吟詠或表達渴望建功立業的理想，或抒發壯志難酬的情懷。

　　詩人亦有借劍的吟詠達到心理自足的需求。

　　關鍵詞：劍意象;詩人;心理自足

　　隨著戰爭戰術的發展，劍這一短兵器早已退出了戰場，但它卻一直以文化的形式影響著民眾的心理乃至詩人的創作。

　　我查閱了近年來的相關論文，發現以往對劍意象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對它蘊含的內涵的闡釋上，而對劍意象使用之原因，尚缺乏足夠的分析。

　　鑒于此，我試對劍意象在詩歌中經常被使用的深層文化心理原因進行分析。

　　一

　　在“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時代，決定了兵器在古代的重要性，從而讓先民對劍產生了拜物教意識。

　　而這種意識影響著后來的人們對劍的認識。

　　先民在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下形成的劍文化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影響著后來的人們，以“原型”的方式影響著士人對劍的文化心理的形成。

　　“在原始社會末期或靠近原始社會的階級社會初期產生的劍的神圣化、神靈化卻顯然是這種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的結果”。

　　[1](P1)而那些神奇的傳說，又為劍意象在詩歌中的應用提供了題材。

　　李白《古風》詩：“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

　　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沖。

　　一去別飛匣，飛沉失相從”。

　　李益《古別離》詠：“雙劍欲別風凄然，雌沉水底雄上天。”這些描寫都展示著劍的神秘與靈異。

　　而且劍還是權力的象征，尤其是尚方寶劍的先斬后奏之權限更進一步顯示出劍作為權力象征的特質，使劍成為國君的象征，“對尚方寶劍的崇拜實質上崇拜的是皇帝本人，是崇拜無限的權力。”[2](P62)這都使得人們對劍的崇拜有足夠的理由。

　　“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都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然而，其核心的層面卻是一開始就灌注于這個民族的‘童年情結’或‘原始思維’之中。”[3](自序P3-4)古代關于劍的神話傳說增加了劍的神秘性與浪漫色彩，使得劍這一兵器作為“物”，遠離世俗現實與精神世界相連成為一種可能;劍作為權力的象征作為“歷史”信息以“集體無意識”的“原型”形式，影響著后來的詩人們對劍的認識，可見，詩歌中“劍”意象開始大量出現，是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因。

　　二

　　中國古代，“治國平天下”、“達則兼善天下”的人生圖景是士子們最終的理想，這就決定了士人的理想必須與政治相連的特征。

　　表達建功立業的強烈意識，自然就成了詩歌的重要內容，而不能“達則兼濟”之時，“獨善其身”的人生退守，又使品德修養顯得尤為重要，而劍與德的密切的比附關系，讓人們對劍意象情有獨鐘。

　　(一)“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理想指向使劍意象成了詩人抒發壯懷的道具

　　李白《塞下曲》“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是直書愿意為國殺敵立功的豪邁情懷;賈島《劍客》詩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詩人筆下的劍客形象其實是詩人的自題像：“十年磨劍”是鯤鵬展翅翱翔前的“水積”“風蓄”，是詩人的鴻鵠凌云之志的另一種表達;王績“明經學待詔，學劍覓封侯”(《晚年敘志示翟處士》)則表達了更為直接的功利目的，但更多時候，詩人們對權力的追逐不單單是為了財富與地位，更有自我價值實現的深層原因。

　　杜甫“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夜宴左氏莊》)，這些看似淡然平靜的動作里又包孕著多少壯懷無法實現的寂寞窮愁。

　　辛棄疾在的 “短檠燈，長劍鋏，欲生苔。

　　雕弓掛壁無用，照影落清杯” (《水調歌頭.嚴子文同傅安道和盟鷗韻，和以謝之》)，更是表達了壯志難酬的悲涼情懷。

　　(二)對道德人格的倚重讓詩人對劍意象情有獨鐘

　　砥礪道德品格是古代儒家文化主張的“修身”的重要內容。

　　而被譽為“百兵之君”的劍，在古代就與德有著相互比附的淵源關系。

　　“佩劍須有德” [4](P39)，古人有佩劍之風就是這種比附關系的具體表現。

　　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巍”，“奇服”、“長鋏”實際上是美好道德品格的象征。

　　劍還與俠緊密相連，劍常常是俠文學中的劍客的不可或缺的利器，劍客成了俠客的代名詞。

　　“從行為氣質上說，儒家的陽剛好勇一派，與俠的人格氣質接近。”[3](P5)，具有俠氣質的儒家士子常將劍描寫成正義的象征。

　　“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張潮《幽夢影》)。

　　俠士們扶危濟困、解急救難卻不求回報的磊落高義，“輕生死，重然諾” 的凜然大義，“言必信，行必果”的誠信仗義，已融入民族的血液并以文化的形式滋養著民眾的精神。

　　曹植在《野田黃雀行》中對少年劍客形象的塑造，表達了正義力量對強權的挑戰，贊美了少年扶助弱小的俠義行為，是將劍作為人間正義力量的象征來贊美的。

　　這時，“劍決不僅僅是一種實用性的兵器了，其作為一種文化叢，裹挾了由其意象家族譜系而來的亞文化倫理精神” [5](P29)，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劍意象的吟詠、劍客形象的塑造、俠義精神的高揚就成了詩人筆下一個不可缺少的主題。

　　三

　　詩人的詩歌創作常常受一定社會思潮的影響，而古代社會期許對詩人影響與詩人心理自足的需求，就使劍意象的內涵呈現出多重意義。

　　文弱的書生，敏感的詩人，對于劍術與武力，多數時候是并不擅長的，而他們卻屢屢將劍意象涉入筆端而不斷吟詠、對劍客充滿溢美之詞。

　　究其深層的心理原因，我認為有下面兩個：一是社會期許對詩人自我價值觀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詩人試圖借劍意象來對自身缺失的東西進行虛擬的完善以達到心理上的自足。

　　下面就從這兩個方面分析詩人在使用劍意象的原因。

　　(一)社會期許的影響

　　社會期許的影響包含時代潮流與社會習俗等方面，人有“歸屬的需要”，這自然會讓人主動追隨社會習俗與潮流。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上對游俠的崇拜的心理，使仗劍遠游成為時尚行為，佩劍是時髦的裝束。

　　于是詩歌里就有了關于這方面的描寫：“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 阮籍《詠懷八十二首》)，“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鮑照《代結客少年場行》)。

　　初盛唐以來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便形成了盛唐士人們(包括不少詩人)情緒積極、抱負宏大、氣魄豪邁、胸襟開闊這么一種特定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 [6](P166)，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里，人們渴望建功立業。

　　劉希夷的“平生懷仗劍，慷慨即投筆”，表達了“丈夫清萬里，誰能掃一室”的豪情;高適的“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則表達出了盛唐時詩人積極向上、尚武任俠的精神風貌。

　　(二)詩人心理自足的需要

　　劍意象在詩歌中出現的的另一重意義是詩人借劍客形象來彌補自身缺失，藉以達到心理上的自足。

　　這里的心理自足，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擅長劍術的李白、辛棄疾這樣不乏豪俠精神的詩人，常借劍意象來表達他們對游俠少年馳騁戰場的生活回憶，李白“ 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贈從弟兄襄陽少府皓》)，辛棄疾“舉頭西北浮云，倚天萬里須長劍”(《水龍吟・過南劍雙溪樓》)。

　　這時，他們借筆下的劍客形象，來表達對過往生活“不再”的一種留戀，本質上是對自身的一種悅納與欣賞，即便是過去的“自身”，從而來彌補現實中無用武之地的缺憾。

　　與“手刃數人”的李白，“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辛棄疾不同，如果說“多病”的杜甫“徒勞望牛斗，無計屬龍泉”(《所思》)書寫的是現實的困境，而“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則表達著浪漫的向往。

　　詩人不可能親身馳騁疆場，卻可以在詩歌里盡可能的想象與描摹。

　　一身“病骨”的李賀也是如此，李賀《走馬引》描寫了英姿颯爽、飄逸自由的劍客少年形象：“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云。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劍光凈，暮嫌劍光冷。”詩人對筆下的襄陽走馬客的意氣風神不無艷羨。

　　詩人們借對功成封侯的英武將軍或英姿勃發的少年劍客形象的塑造，表現出對勁健與勇武、年輕而充滿豪情的人生的一種羨慕，作者塑造這樣的形象無疑有著借以補償自身之不足的愿望，實際是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以期在虛擬環境下體驗彌補缺失的快感，達到心理的自足，有以借“豪氣一洗儒生酸”[7](P14)的愿望在其中。

　　此外，我想論及的一點是劍意象在詩歌中被頻頻使用，其實與我國文學與文化傳統不無關系。

　　不管是具有雄放氣質的詩人還是多病柔弱的歌者，他們都習慣于借“劍”這一意象帶給人們的視覺效果來輕松的營造出他們所需要的意境。

　　這一點，陳平原先生就曾指出：“文學傳統能驅使一個人寫出自己并不擅長也并不喜歡的詩篇，這一點也不奇怪。” [7](P14)其實這句話恰恰表達了文學傳統與文化傳統的力量，我們的詩歌國度里托物言志的比興傳統、詩人對劍代代承傳的情感，決定了詩人選擇劍這一意象入詩。

　　總之，詩人或者是基于傳統的儒家精神理想，“治國平天下”的最終價值指向，從而借劍意象來抒發壯懷理想;或者是感于整個社會的尚武潮流從而產生劍崇拜心理，或者由仰慕劍俠之風轉而對高潔人格的思慕，從而產生對劍文化的尊崇。

　　所有這些對劍意象的詠嘆，都凝結成一首首或壯美或哀婉的詩篇，詩中包含詩人的深情、記錄著詩人的心路歷程、躍動著詩人的靈魂，直到今天，依然滋潤著我們的精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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