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文學創作隱喻

　　魯迅對民族精神痼疾的發現與揭露，很大程度上是他這個一生都罹受各種疾病之苦的生命主體體悟與自我剖析的結果。

　　魯迅文學創作隱喻

　　一、疾病：文學創作的獨特意象資源

　　據國外資料統計，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藝術家中，擁有完全健康身心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大部分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種身心疾病。

　　從最早的盲詩人荷馬，到中世紀的但丁、塞萬提斯，再到癲癇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肺結核患者卡夫卡、梅毒患者莫泊桑、同性戀者奧斯卡?王爾德、精神病人弗吉尼亞?伍爾夫、因不堪忍受舊傷和疾病而自殺的海明威、因病態的抑郁孤寂而自殺的川端康成等等。

　　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克也患有先天的精神痼疾。

　　在作家筆下，患病這一基本體驗在文學中獲得了超越一般經驗的表達功用和意義，而長期患有身心疾病的作家更容易充分利用這種表達和功用。

　　由于有切膚之痛，患病作家對疾病的感受比一般作家更強烈、更深刻。

　　榮格認為，個人無意識中聚結的一簇心理叢或是寓于情緒色彩的一連串的觀念與思想，可以稱之為“情結”;說某人具有某種情結，就是說此人沉溺于某種情感或對某種情感的向往中而不能自拔。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把作家作品中這種執著的、普遍存在的疾病描寫稱之為“疾病情結”。

　　這些凝聚著獨特生命體驗的“疾病情結”成為作家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和創作動力，因而在創作中得到具有獨特藝術個性的表現，作品也因此具有發人深省、震撼人心的力量。

　　因患肺結核而早逝的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表示，患病是“一種刺激生活，刺激豐富多彩的生活的強有力的興奮藥”。

　　費爾巴哈也說：“痛苦是詩歌的源泉，只有將一件有限事物的損失看成是一種無限的損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熱情的力量。

　　只有回憶不復存在的事物時的慘痛激動，才是人類的第一個藝術家和第一個理想家。

　　”患有身心疾病的作家更喜歡在作品中表現疾病的痛苦、恐懼以及疾病帶來的災難，而且他們的疾病題材更多地以表現自己所患的身心疾病為主。

　　正是疾病促使許多世界文壇巨匠創造了非凡的成就。

　　在一定意義上正是他們作為患者的深切感受，這才增加了其作為藝術名醫的天才和偉大。

　　在他們筆下，生活本身成了疾病的一種形式，藝術則變成一種診斷。

　　他們借助疾病這一獨特的文學意象，來表現他們對歷史、對社會、對未來的深切思考、嚴肅關注與熱切企盼。

　　作為審美范疇，意象在我國和西方早已有之。

　　春秋時期《易經》一書中已有“立象以盡意”之說;魏晉時期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進一步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

　　前者所言為以感性的物象表達理性的義理之意，后者則以可見的物象來表現不可見的意義內涵，語言則是“明象”的工具，這大多類屬哲學范疇。

　　直到南朝劉勰才明確地將“意象”組合成一個詞組應用在文學的審美范疇中：“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

　　”其意為：只有具有獨特的觀察力，獨特的藝術感受力的工匠，才能窺視到“意象”之美而運用手中之斧(筆)將其再現出來。

　　此處的“意象”即為表意的象，是情思與物象的結合，是作家主觀情志的體現，在整個形象思維即“神思”的過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在西方學術界，從亞里斯多德開始，直到20世紀的龐德、勞倫斯、喬依斯、威廉士及艾略特，他們都認為意象既類屬心理學范疇，又是一個文藝學范疇。

　　“意象”在心理學中表示有關過去的感受上、知覺上的經驗在心中的重現或回憶，而這種重現或回憶未必一定是視覺上的。

　　瑞恰茲說：“人們一直過分重視意象的感官屬性，使一個意象具有效應的首先不是它作為意象的生動性，而是它作為一個和感覺奇特地聯系在一起的精神活動的特性。

　　”“意象派”(或意象主義)首領龐德認為：“意象是在一瞬間理智和情緒的復合物”兒”。

　　他認為，意象既可以是主觀的，也可以是客觀的，但“意象不僅僅是思想，它是旋渦一般的或集結在一起溶化了的思想，而且充滿了能量”。

　　中國史論中所謂的“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與蘇珊?朗格的“藝術品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就是情感的意象”，其實道出了意象的實質：在真實物象中，滲入了作者的主觀情感與理性，它凝聚了作者對自然人生的主觀理解。

　　同時，與作家情感完美同構的意象，往往還具有豐富的象征性，因而能賦予作品更大的張力。

　　藝術家總是根據自己的情感力度與方向，對于存儲于頭腦中的眾多表象材料進行安排、調整、分解、改造與組合，最后形成一個不同于個別表象材料的全新意象;這個意象與藝術家所把握和感受的情感生活的力度與方向大體上同構，并且只有實現了這種同構，才能產生和諧的藝術形式。

　　魯迅的獨特經歷與他“療救社會”的使命感，正促使他創造出眾多“病”的意象，從而使這些“病態人物”一個個成了社會生活的標本，標示出作者對歷史、現實、文化等深刻思考的深度與廣度。

　　因此，疾病在一定意義上己經不是一個單純的醫學話題，它同時也屬于文化范疇。

　　二、隱喻：疾病意象投射社會性、精神性內涵的特殊手段

　　關于隱喻，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把屬于別的事物的字，借來作隱喻，或借‘屬’作‘種’，或借‘種’作‘屬’，或借‘種’作‘種’，或借用類比字”。

　　簡而言之，隱喻是一種修辭手法，把屬于別的事物的名稱用來命名該事物，逐漸被提升為一種思維方式和世界觀。

　　隱喻思維就在于借助于想象性事物，以相對熟識的方式思考和認識隱秘而陌生的事物。

　　從古至今，人類認識疾病的歷史過程始終受到這種隱喻思維的左右，從而使“疾病”負載著各種想象與神話。

　　在古希臘時期，疾病被看作是對個人過失、祖先犯罪、部落集體罪責的懲罰。

　　在《伊利亞特》中，一開篇，荷馬就為讀者描繪了一幅天神降瘟疫于希臘聯軍的畫面。

　　柏拉圖在《國家篇》《政治篇》中把疾病的隱喻擴展到社會政治領域。

　　他把社會比作家庭、比作身體，即一架由“頭腦”控制與訓練的軀體，機體健康的社會就會呈現權力秩序井然有序的狀態。

　　在人與自然與社會的接觸過程中，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意象感受。

　　自然節律、四季變化、日出日落、人生場景、生老病死等等，都會留在人的腦海中形成復雜的意象“庫存”。

　　當作家進入創作過程時，他必然地要從自己的意象庫存中進行選擇，擷取最能發揮隱喻象征功能的意象，發現它與深層主旨之間的相似性、可喻性，也才能把自己的心理意象投射于其中，達到暗示和意指他物的目的。

　　顯然，魯迅投入創作時在自己的意象庫存中大量地選取了疾病的意象用于他所描寫的事物或人物，并賦予自然生理意義上的疾病以深刻的社會性、精神性內涵，這種隱喻思維和藝術邏輯折射出了作家的一種創作意識和心理欲求，在某種意義上，這與他們的個人患病經歷有關，也與中國現代作家的一種“民族醫生情結”有深層的勾連。

　　在中國近現代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動蕩時期，疾病所負載的文化心理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在更大程度上，“疾病”作為一種弱國子民的恥辱象征深深烙印在巾同人的身上。

　　在國人的思維意識中，身體即等于病體，病體就等同于落后。

　　每個志士仁人無不在考慮著國家的前途，自身的命運。

　　知識精英更是“痛楚地感受著被欺辱的命運，想象著自己的國家就像‘病體’一樣受人污辱、歧視和踐踏，進而又把被治愈的病體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號”。

　　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生存的歷史大環境，魯迅也不能例外。

　　三、疾病與魯迅的文學創作

　　魯迅一生都未能掙脫少年時父病的陰影，直到46歲寫《父親的病》時，父親臨終前的慘狀還使他流露出了深深的負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