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密爾的自由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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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密爾 個人自由 政府干預

　　[論文摘要]密爾不僅明確地提出了關于自由的原則，而且將自由主義的原則和功利主義的原則成功地融合在一起。他一方面極力維護自由主義的一般放任原則，主張社會事務最好由私人自愿去做;另一方面又提出政府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了“偉大的善”，應對經濟事務和個人活動進行一定程度的干涉。密爾在新舊自由主義之間采取了調和折中的方式，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的理論，這使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蒙上了濃厚的折中主義色彩。

　　英國思想家密爾繼承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堅持個人自由至上的自由主義基本原則，認為一般情況下社會事務應由個人自愿去做，政府應奉行不干預政策。但同時，他根據社會現實情況，從功利主義原則出發，認為為了增加快樂，免除痛苦，政府必須進行適度干預，積極地為人民提供更多的獲得自由的機會。

　　一、政府千預的基礎:保證個人自由

　　與以往的傳統自由主義者不同，密爾是從更廣闊的社會生活領域探討個人自由的，把過去僅限于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自由擴展到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之中。密爾已經不僅僅是從政治權利方面論述自由問題，而且要從人們的社會生活方面進行考察，要在社會生活中為個人自由劃出一個范圍。密爾對個人自由進行了獨到的闡述，他在給斯特林的信中說:“自由主義要使每個人成為他自己的指導者和主權者，要讓每個人為自己去思索。只按對自己最有利的判斷去做，允許其他人以言之有據的道理說服他。”川他一生堅定不移地捍衛個人自由，這成為他整個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密爾主張:“一般說來，生活中的事務最好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自由地去做，無論是法令還是政府官員都不應該對其加以控制和干預，那些這樣做的人或其中的某些人，很可能比政府更清楚采用什么手段可以到達他們的目的。}}f21(PSa2)所以“無論我們信奉什么樣的社會聯合理論，也無論我們生活在什么制度下，每個人都享有一活動范圍，這一范圍是政府不應加以侵犯的，……只要稍許尊重人類自由和尊嚴的人都不會懷疑，人類生活中確實應該有這樣一種受到保護的、不受干預的神圣空間”[2](PSSi>。密爾在他的名著《論自由》一開篇就指出:“這篇論文的主題不是所謂‘意志自由’，不是這個與那個被誤稱為哲學必然性的教義不幸相反的東西。這里所要討論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3](Pl)對于來自個人自由的威脅，密爾最擔心的不是政府，而是來自社會習俗和輿論壓力的強制因素。他認為當社會本身是暴君時，即當社會作為集體而凌駕于構成它的個人時，它就是實行了一種社會暴虐。“這種社會暴虐比許多種類的政治壓迫還可怕，因為它雖不常以極端的刑罰為后盾，卻使人有更少的逃避辦法，這是由于它滲入生活細節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靈魂本身。;[3](PA)密爾深刻感受到這種社會暴虐的危險，所以他著力探討社會所能合法給予于個人權力的性質與限度。

　　密爾在《論自由》中提到:“本文的目的是主要力主一條極其簡單的原則，使凡屬社會以強制和控制方法對付個人之事，不論所用手段是法律懲罰方式下的物質力量或者是公眾意見下的道德壓力，都要絕對以它為準繩。這條原則就是: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這就是說，對于文明群體中的任一成員，所以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正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3](P9-10)可見，密爾所關}L}的問題是防止社會權力對于個人自由的侵犯，他的自由觀屬于“免于……自由”基調的消極自由觀。不過，密爾同時又把功利主義引入他的自由觀之中，提出了著名的“群己權界論”。為了尋找個人自由的合理范圍，他把人的全部行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行為只涉及本人，另一部分行為會涉及他人。他說:“第一，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第二，關于對他人有害的行動，個人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3](P13)所以，是否危害他人，就是“群己權界”的“界”之所在，也是社會與個人的權力之界。密爾認為，無論社會對個人的強制手段是法律的物質力量還是輿論的道德壓力，都要絕對以此為界，這是一條絕對的原則。他通過確定“群己權界”原則，一方面維護了個人自由的空間，保障了個人權利;另一方面又對個人自由進行了必要的限制，維護了社會利益。密爾正是以折中的方式調和了個人自由與社會權力的利益沖突，使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達到了相對的統一。這樣既可以保證個人幸福的實現，又可以增加社會的整體福利。按照密爾的觀點，個人自由的領域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思想意識的內在領域的自由，如良心自由、思想情感的自由，對所有論題持有意見和觀點的自由，以及表達、發表它們的自由;二是個體情趣和追求的自由，構成適合于自己特征的生活計劃，并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做的自由;三是與任何其他人結交、聯合的自由。密爾說:“沒有一個在其中這些自由在整體上不被尊重的社會會是自由的，不管它的政府形式是什么。沒有一個在其中這些自由并不絕對地無條件地存在的社會會是完全自由的。”又說:“配稱得上那個名字的僅有的自由就是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追求我們自己的善的那種自由，只要我們并不企圖剝奪其他人的善，或不阻礙他們獲得它的努力。}}[3](P102)自由思想是密爾全部政治著作中所表達的最重要的、最突出的信念。他提出的社會自由的觀點受到西方學者廣泛的贊譽，認為他最充分最完美地表達了自由主義者的信仰，而《論自由》這一著作則是自由主義的經典聲明。

　　密爾的自由思想比其自由主義先輩們更完善、更合理，他是19世紀自由主義思想的典型代表。他提出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好處”這一思想主張，成為由傳統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積極自由”過渡的橋梁。

　　二、政府干預的必要:為了“偉大的善”

　　功利主義是近代西方的政治倫理學說，由18世紀英國思想家邊沁創立，至密爾達到鼎盛。密爾在《功利主義》一書中說:“功利主義的道德標準肯定地承認為他人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犧牲是善的，因為功利主義判斷行為的正確與錯誤的標準不是行動者自身的幸福而是公眾的幸福。行動者必須和客觀而仁愛的旁觀者一樣，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愛鄰如己’，這兩條原則便能構成理想的功利主義道德圓滿狀態。”[’]正是以這種功利原則為基礎，密爾對傳統自由主義的放任原則進行了修正。他認為盡管放任原則是個基本原則，但這個原則的實施并不是毫無限度的。在某種限度下，可以實行一定程度的政府干涉，發揮政府的積極功能。他提出，這個限度就是一種“偉大的善”或“偉大的利益”( Great Good )。正如20世紀英國政治家哈羅德·拉斯基指出的:“象所有功利主義者一樣，他懂得制度對受它控制下的社會的極大重要性。他知道制度是由人的努力造成的，因此他也重視立法的重要性。密爾絕不是政治上的虛無主義者，他贊成強迫教育、立法限制勞動時間、國家資助科學研究、政府控制公共事業、政府幫助貧民。他在實際經驗中得出教訓，漫無止境地為私人利益競爭不可能產生秩序井然的國家。;[5](P6)所以，密爾認為，為了“偉大的善”，即為了給人們提供更多的獲得自由幸福的機會，在保證個人自由的前提下，必須實行政府的有限干預。

　　密爾以個人的自由權必須得到充分尊重為前提，主張自由放任原則，他著重強調了反對政府干涉的三種情況:第一種，“所要辦的事，若由個人來辦會比由政府來辦更好一些”;第二種，“有許多事情，雖然由一些個人來辦未必能象政府官吏辦得那樣好，但是仍宜讓個人來辦而不要由政府來辦;因為作為對于他們個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來說，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的才能，可以鍛煉他們的判斷能力，還可以使他們在留給他們去對付的課題上獲得熟悉的知識，’;“第三種理由也即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說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會有很大的隱患。;[3](Pll“一’20)在政府包辦一切的情況下，那么公民會失去進取心，龐大的官僚機構必然會成為社會的沉重包袱，社會的改革和進步就成為不可能。由于以上三種情況，密爾總結:“總之，一般應實行自由放任原則，除非某種巨大利益要求違背這一原則，否則，違背這一哪J必然會帶來弊害。

　　密爾對政府功能的看法與I8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不同，他們將政府視為“守夜人”，認為國家源于人性的缺陷，是免不了的禍害。它只有消極的工具性價值和職能，往往把政府的職能定位在保證個人生命、財產與自由不受侵犯，對于國家持冷漠和懷疑的態度。密爾曾經形象地描繪過這些人對政府的態度:“政府完全被視為一個魔鬼，被要求隱藏起來，讓人們盡可能不要感受到其存在。人們的呼聲不是‘幫助我們’，‘指引我們’……是‘別管我們’。}}[6](P147)0他非常反感這種政府完全不干涉理論，宣稱政府不僅保護個人自由及財產安全，也有積極目的:.r 1.使謀生的手段對每一個人都更容易;2.保證每一個社會成員有希望改善自己的狀況或自己后代的狀況;3.發展對他的人類屬性有重要意義的才能，即他的理性和道德存在。}}[6](P169)密爾認為政府干預是必要的，因為自由放任原則存在無法克服的缺陷。原因在于:第一，自由放任原則不適應不具有判斷和行為能力的人;第二，自由放任原則不能自然地實施一些人們對自身利益作出的最好判斷;第三，自由放任原則不能自然地實行利他行為和社會的長遠利益。因此，需要政府進行干預[[7I。密爾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五篇“論政府的一般職能”中，首先肯定“在許多情況下，政府承擔責任，行使職能之所以受到普遍歡迎，不是由于別的什么原因，而只是由于這樣一個簡單的原則，即它這樣做有助于增進普遍的便利”[2](P371)。密爾認為政府應該干預的事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益于社會利益的事個人沒有能力而不愿做的;另一類是有利于社會的事由于個人得不到相應的報酬而不愿做的。這兩類事情構成了政府干預的基本原則。他首先把政府干預分為“命令式的”和“非命令式的”兩種，并且傾向于政府用“非命令式的”干預方式，即“政府不發布命令或法令，而是給予勸告和傳播信息，或者，政府允許個人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具有普遍利益的目標，不干預他們，但不是把事情完全交給個人去做，而是也設立自己的機構來做同樣的事情”。正如他所說的:“同非命令式的政府干預相比，命令式的政府干預所具有的正當活動范圍要小得多。;[2](P530-531)他指出“自由放任有許多例外”，“不干預原則在一些情況下不一定適用，或不一定普遍適用”[2](P543)。具體而言，密爾認為政府應該干涉的范圍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關系到一個民族素質的長遠利益，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來自發調節，所以政府必須進行干預。第二，保護婦女和兒童合法權利。密爾主張以法律維護婦女權利，賦予婦女選舉權和參政權，提高婦女素質。兒童尚沒有能力對自身利益作出最好的判斷，政府可以通過法律禁止雇傭他們做過于繁重的工作，禁止虐待他們。第三，政府應干預壟斷，維護公眾利益。密爾認識到，在自由競爭條件下仍然無法阻止某些私人公司實際的壟斷，所以提出“政府應從一般利益著想，使這些領域中的經營活動遵守合理的規定，或保留控制這類經營活動的權力，以使公眾能享有壟斷利潤帶來的好處’，[2](153)。第四，公共救濟。政府所進行的干預包含著一定程度的“利他行為”即“政府所要干預的不是個人為自己自身利益采取的行動，而是為他人利益采取的行動，這特別包括公共救濟這一十分重要而又引起很多爭論的間題”[2](P558)。密爾主張政府制定濟貧法，以保障公共救濟這一利他事業順利進行下去。

　　通過對政府有限干預的規定，密爾在自由主義思想史上對傳統自由主義的放任原則進行了修正。他深刻認識到，在新的社會現實情況下，完全放任是行不通的，只能是有限度地放任，政府對經濟事務、對個人活動都應進行一定程度的干涉。密爾提出的“為了偉大的善”可以實行政府干預的主張，是他的自由原則在國家間題上的表現。密爾為了他所主張的“偉大的善”，認為政府可以從全體人民的利益出發，對社會事務進行有限的干涉，這樣做的目的不是限制人們的自由，反而是從更大程度上擴大人們自由的范圍，增進人們的幸福。密爾對傳統自由主義進行的有限修正，反映了在新的時期，原先那種消極的國家的“守夜人”角色已經開始不能適應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離不開國家的作用，完全的放任主義原則在新時期已經失去原有的號召力。

　　很明顯，密爾根據個人自由至上原則和功利主義理論，在新舊自由主義之間采取了調和折中的方式，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的理論，這使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蒙上了濃厚的折中主義色彩。正如西方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密爾是偉大的多元主義者，他將昔日所有理論中的真理帶人和諧之境，將所有虛假和證明為誤的東西盡行拋棄，并示范一個美好社會如何能夠建立在一些相互對立的觀點上，這是密爾非凡的目標，從他開始其工作的那一天起，始終謹記在心[Lel。也許正因為這種多元和折衷的特點，使密爾既贏得了世人無數的稱贊，又遭致了別人的誤解和垢病。然而無論是褒是貶，密爾在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都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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