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教育：試析《暗礁》中的成長主題和兩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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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伊迪絲·華頓的小說《暗礁》描寫了主人公安娜遭遇情感背叛后一系列復雜而微妙的心理變化。其中安娜自我認知的不斷發展和深化，使得這部小說成為反映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成長小說。對于安娜理想愛情的幻滅，華頓夫人倡導女性只有做到“自愛”才能建構和諧穩定的兩性關系。

　　【關鍵詞】女性成長 兩性之愛 邊緣化 自我意識

　　一、引言

　　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 1862—1937）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文壇的一名主流作家。她用精致細膩的文筆描繪了世紀之交美國中上層社會的百態人生，其小說《歡樂之家》和普利策獲獎作品《純真年代》堪稱美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華頓夫人的小說多描寫名媛淑女們的愛情和婚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被視作風俗小說進行研究。直到七十年代女性主義重新發現了華頓夫人，其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性和積極的社會意義開始得到全面的認識。

　　《暗礁》（The Reef）是華頓夫人創作的第三部小說，雖不為廣大讀者所熟知卻得到大師亨利·詹姆斯的稱贊。故事人物和情節設計獨具匠心，圍繞達倫（安娜的未婚夫）和蘇菲（安娜繼子的未婚妻）在巴黎的艷遇曝光而展開，著重描寫安娜得知真相后的心路歷程。小說的結尾處——安娜四處尋找蘇菲，為的是“只有蘇菲才能拯救她，只有蘇菲才能夠讓她恢復失去的平靜”。然而，經過這場風波后安娜再也不可能回到從前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此時的她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天真和無知進入一個真實而復雜的成人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暗礁》無疑是一部描寫主人公安娜成長的成長小說。筆者通過分析促使安娜成長的源動力以及成長進程中所受到的影響，試圖勾勒出華頓夫人對男權社會秩序下女性主體價值的思索。并且結合小說中對兩性關系的處理，來證明華頓夫人作為女性主義先驅的高瞻遠矚，即女性只有在保持和尊重個體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之下，才可能達到與自身和社會和諧相處，才可能與男性建立鞏固和諧的兩性關系。

　　二、安娜成長的源動力

　　區別于傳統的默認男性為敘述主體的成長小說，即主人公經過磨礪和內心的掙扎逐漸“社會化”，逐漸接受和適應社會角色和社會要求的過程;《暗礁》將安娜成長之路的重心放在了對兩性關系的探索，對“愛”的理解和定義。“德瑪和貝克曼認為，對許多女孩子來說，戀愛的經歷就是傳統教育成長小說中得成長歷程”。作為人類自身生產的源動力，兩性之愛既包含原始的動物本能更是人類社會精神層面的活動，有著極其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從個體角度來看，兩性之愛與個人的價值取向、道德標準以及社會認知等緊密關聯，直接反映個體對自我存在的評判。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兩性之愛是一種與個體生命成長相伴、推動個體不斷成熟的重要力量。”《暗礁》中主人公安娜便是在對兩性之愛的探索中完成向成熟女性的蛻變。

　　旅居法國的安娜是一名富有的美國寡婦，優越的生活環境和淑女式的教育割裂了她與現實社會之間的關系。社會經歷的缺失使得她無法了解真實的現實而只得求助于外力，于是安娜將兩性關系視為她認知世界的途徑，相信“有一天愛會把她從不真實的咒語中解放出來”。與舊相識達倫重逢和相戀之后，達倫豐富的社會閱歷和老練世故贏得了安娜的信任，儼然成為安娜心目中引導她走出懵懂無知的導師。安娜渴望直面現實的愿望表達了對禁錮女性的社會習俗的不滿，然而她自覺依賴的達倫的教導無疑默認了男權話語權的核心——即和男性相比女性在心智上不成熟、不完整，因此在社會生活中只能處于被主導和被決定的地位。更可悲的是，安娜將男權話語下對女性的設想內化為評判自身價值的標準，欣喜地認為自己的天真和無知成就了她對達倫的吸引力。不僅如此，兩性關系上的純真更是賦予了她一種道德權力，要求戀人達倫回報以同樣的純潔。這也解釋了為何安娜執著于找出達倫和蘇菲之間的關系，盡管找尋的結果可能會毀掉唾手可得的幸福。達倫的出軌背棄了他的教導職責，失望中安娜“在心中為她曾經所愛的達倫建起一座圣殿”。安娜力圖神圣化的并不僅僅是完美的男性導師，更是自己作為忠貞的女信徒以及與此緊密相連的從屬于男性的“第二性”的身份。因此，達倫的背叛沒有帶給安娜深刻的切膚之痛，促使她對自我存在進行反思，逐步擺脫對男性的依賴實現自我認知并最終完成成長的過程。真正推進安娜成長進程的動力來自于蘇菲，安娜的情敵。

　　三、安娜成長的歷程

　　成長小說塑造的是成長中的人物形象，“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暗礁》中，安娜一系列復雜微妙的心里變化構成了整個小說的主體，從最初的憤怒到迷惑不解到小說結尾時開始自省。巴黎艷遇曝光之后，安娜將一腔怨恨指向了蘇菲，將后者妖魔化作引誘達倫墮落的婦女。安娜的這一反應折射出男權話語下道德的雙重標準，同時暴露出她對女性性需求的壓抑和否定。成長作為失樂園的文化隱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性意識的萌動和性心理的成熟。雖然有過婚史并孕有一個女兒，對于“從未體驗過強烈而完整情感”的安娜來說男女性愛依然是陌生而神秘的。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蘇菲一出場就被打上了性的記號，為交際花穆瑞特夫人作女伴的經歷暗示蘇菲熟諳性愛之事。Dale M。 Bauer用“他者”理論分析華頓夫人小說對性的處理，認為性的沖動在“原始或是邊緣化的他者”身上體現的最為突出。這一結論和蘇菲的情況十分吻合，漂泊的生活和女家庭教師的身份使得她在社會等級體系中的位置岌岌可危。也正是“他者”的境遇使得蘇菲有機會抗拒男權制度所強加的性別角色和性別氣質。

　　在隨后的幾次交談中，安娜對蘇菲的敵視漸漸變為困惑，“她（蘇菲）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她將自己交給達倫，之后沒有向歐文（安娜的繼子，蘇菲的未婚夫）提起這件事，做這一切她表現得如此泰然，絲毫沒有因此而失去尊嚴”。 安娜覺察到，拋開身份和社會地位等外在的差異，蘇菲的“異己”表現在擁有自我，擁有獨立的人格和價值評判體系。相比之下，安娜認同男性話語的權威性，依賴男性的贊許構建自身存在的意義，自我意識完全淹沒在社會意識中。女性能否作為一個富于自主權的個體而存在，蘇菲的存在挑戰了安娜奉為神諭的女性的附庸地位。而蘇菲對達倫愛的表白，令安娜感到從未有過的失落。因為即便在愛得心蕩神怡的時候，安娜也只寄望于達倫的感知而沒有勇氣向對方直接傾訴自己的感情。事實上在和達倫相戀的過程中安娜始終處于失語的境地，究其根源自我的缺失無疑是罪魁禍首。只有當拋棄對達倫的依賴逐漸形成自己獨立的意識時，安娜才開始在兩性關系中擁有了發言權和選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