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學院大學生科技論文范文

　　中醫學的理論及其思維方法與現代科學理論及思維方法相吻合。現代科技革命使整個科學方法和科學觀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中醫學院大學生科技論文篇1

　　淺談“五味”在中醫學中的運用

　　[摘要] 中醫五行學說將五味歸入人體五臟。

　　本文根據五味生克乘侮規律與五味作用探討了五味在中醫臨床診斷、治療用藥、養生康復方面的運用。

　　[關鍵詞] 五味;中醫學;運用

　　五味，即酸、苦、甘、辛、咸。

　　中醫學運用五味指導診斷、治療疾病和養生康復，頗具特色。

　　本文就此探討如下：

　　1 五味運用于中醫診斷、治療、養生康復的理論依據

　　中醫學根據五行學說的取象類比與推演絡繹方法，將五行與五味、五臟、五色、五方等聯系起來。

　　如《素問・金匱真言論》“東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味酸，其類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其類火”;“中央黃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類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味辛，其類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腎……其味咸，其類水”;又如《素問・宣明五氣篇》說：“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腎，甘入脾。

　　”這些闡明生理上五臟對五味各有所主，五味對五臟各有所歸。

　　五味應五行，把五行生克制化規律推演到五味中則形成五味間的生克乘侮關系，即相生關系為酸生苦，苦生甘，甘生辛，辛生咸，咸生酸;相克關系為酸克甘，苦克辛，甘克咸，辛克酸，咸克苦。

　　中醫學據此來闡釋五味間相互聯系和制約的協調平衡的整體性。

　　另外，中醫學認為不同的味有不同的作用，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補能緩，酸味能收能澀，苦味能燥能堅，咸味能下能軟。

　　這些為應用五味指導臨床診斷、治療用藥和養生康復提供了理論依據。

　　2 五味運用于中醫臨床診斷

　　中醫學認為五味源于天地之氣所化，靠舌的味覺功能感知，機體病變會影響舌的味覺功能而使患者產生異常味覺和對五味的好惡發生改變。

　　應用五味與五臟間的關系來分析這一變化，有助于臨床診斷。

　　2.1 問患者口味以知五臟病變

　　口味即患者口中的異常味覺。

　　口為脾竅，五臟六腑都直接或間接地通過經絡、經筋與舌相連，臟腑精氣上榮于舌，臟腑病變必然影響精氣的變化而反映于舌的味覺，口中異常味覺常是脾胃功能失常或其他臟腑病變的反映，故臨床可根據味臟關系分析患者口味的異常變化來診斷疾病。

　　如口咸者多屬腎虛，因咸味入腎，腎病可使口中咸;口甘多脾胃濕熱，因甘味入脾，濕熱蘊結脾胃，濁氣上泛，故感口甘;口中泛酸多肝胃蘊熱，因酸味入肝，肝熱之氣上蒸于口則口中泛酸;口苦多心火，因苦味入心，心屬火，火邪炎上則口中苦。

　　可見臨床問診病人異常口味可助診斷。

　　2.2 問患者對五味喜惡可測知五臟病變

　　五臟對五味各有好惡，五臟病變也會使好惡發生改變，不同臟腑的疾病可產生不同的飲食嗜味，臨床可據此測知五臟情況及病變性質。

　　《難經・六十一難》指出：“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主所起所在。

　　”如嗜甘者多脾虛，因甘入胃后先入脾，能補脾體，助脾用，復其運化;又脾欲緩，甘者能補能緩，故脾虛者嗜甘。

　　其他如肝病嗜酸，心病嗜苦，肺病嗜辛，腎病嗜咸，其理同。

　　因此問診患者對五味的好惡對于診斷其患病情況及性質，無疑是一大幫助。

　　3 五味運用于中醫臨床治療

　　五味與五臟相互應通，五味間存在生克制化，且五味又各有不同的作用，因此臨床上可根據藥物性味及對臟腑的影響選擇適當藥物進行治療。

　　3.1 運用五味分析藥物歸經

　　一般藥物均具一定的味，根據五味與臟腑的關系可知其歸何經，因此五味可作為分析藥物歸經的依據。

　　如酸入肝，白芍、木瓜等味酸故均可入肝經;苦入心，黃連、苦參等味苦故均可入心經;甘入脾，茯苓、山藥等味甘故均可入脾經;辛入肺，麻黃、桂枝等味辛故均可入肺經;咸入腎，海藻、昆布等味咸故均可入腎經。

　　3.2 運用五味指導方劑配伍

　　中醫學認為五味各具功用，因此根據五味各自的不同作用進行組方是古人重要的方劑配伍原則。

　　如治營血虧虛，疏泄失常致月經失調等證的四物湯即按《素問・臟氣法時論》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酸瀉之”的原則組成。

　　肝欲散，故方以辛散的當歸、川芎助肝用，復其疏泄，順肝條達之性為補;白芍味酸，補肝體，性能收澀而緩肝急，熟地味甘，甘味能補而養肝血，肝血能藏，逆肝條達之性為瀉。

　　辛酸補瀉，切中病機，使肝功能恢復，其病自愈。

　　又如治太陽中風表虛證的桂枝湯即遵《素問・至真要大論》之“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瀉之”的原則。

　　可見藥物的味及作用是古人制方的重要依據。

　　3.3 運用五味指導治療用藥

　　知道患者所喜所惡之味與藥物之味，在遣方用藥上對如何安臟氣、祛病邪會更有把握。

　　即從所喜某味知某臟虛，以具某味之藥助某臟氣以祛病邪。

　　如中氣不足，脾精偏虛喜食甘味者，可用黃芪、大棗、茯苓等味甘之品甘溫健脾或甘淡實脾;肝陰不足喜酸味者可以山茱萸、白芍等味酸之品以補肝體，緩肝急;心火旺喜食生冷可以苦寒之黃連、知母、木通等清心瀉火。

　　總之五臟各有體用，臨床用藥得當，效果明顯，相反若用藥之氣味與臟之體用不符，必益病邪，病不易愈。

　　4五味運用于中醫養生康復

　　臨床上一方面可根據患者對五味的喜惡通過食物來補所病臟腑之不足，平調其偏性，提高藥物的治療效果;另一方面可據四季變化與味臟關系調整飲食，達到養生防病的目的。

　　4.1 運用五味指導食物調養

　　飲食具有五味，五味內通于臟，因此治療疾病用藥固屬重要，飲食調養亦不可忽視。

　　一方面，根據食物的性味、歸經及患者病情、習慣口味對食物加以選擇，通過合理調配，增進患者食欲，利于脾胃運化，發揮后天生化功能，提高抗病能力，促進患者康復。

　　另一方面，患某病不宜過食某味，否則不但不利于治病，甚至加重病情。

　　如《素問》指出：“氣病無多食辛，血病無多食咸，肉病無多食甘，筋病無多食酸，骨病無多食苦。

　　”又比如從現代醫藥角度看高血壓患者過食咸食會加重高血壓，潰瘍病患者食甘味會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加重病情等。

　　因此，當據病情而近其所喜，遠其所惡，給以適當食物之味調養，補養臟氣，有助于藥物發揮療效，促進疾病康復。

　　4.2 運用五味指導預防養生

　　飲食養生是中醫養生學的重要內容，它具有養生防病、益壽防衰的作用，但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和法度，其中飲食之味尤為重要。

　　首先當調節飲食，不偏嗜某味，若偏嗜某味久必致某臟機能偏盛，機體陰陽失調產生疾病。

　　如《素問・五臟生成篇》指出：“多食咸，則脈凝泣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枯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則骨痛而發落。

　　”可見五味調和的重要性。

　　此當為養生者戒。

　　其次，根據自然變化規律、五味間生克制化及味臟關系調節飲食，天人合一，對于保證機體健康很有好處。

　　如春季肝氣旺，其味酸，木能克土，脾屬土，其味甘，故當春之時飲食之味要減酸增甘之物，以護脾氣。

　　同理，夏季宜減苦增辛之物以護肺氣，秋季宜減辛增酸味之物以養肝氣，冬季宜減咸增苦味之物以養心氣。

　　由此可見運用五味指導養生防病有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中醫學運用取象類比與推演絡繹方法，據五味生克制化規律與味臟關系，將五味用于指導臨床診斷、治療用藥和養生康復的確具有非常重要的臨床意義。

　　中醫學院大學生科技論文篇2

　　試談循證醫學與中醫辨證

　　【摘要】中西醫 理論 體系的不同，根本上源于其 社會 文化的差異，但在其表象上則表現為傳統 自然 觀及其思維方式的不同。

　　從中醫、西醫 哲學 思維差異;“天人合一”整體觀是中醫學優勢所在;傳統自然觀及其思維方式的不同等方面闡述了之關系。

　　【關鍵詞】循證醫學 醫學模式 中西差異 醫學哲學

　　循證醫學是一門近十年來在國內悄然興起的新興的西醫 科學 ，是一種以證據為基礎的醫學模式，是以傳統為基礎的經驗醫學的 發展 和變革，簡單來說，即“以證據為基礎的醫學”，十分相似于中醫的“據證而辨”、“審證求因”。

　　1 中醫、西醫哲學思維差異

　　任何一門科學的發展，除了受到當時社會 歷史 背景、 政治 經濟 等條件的制約外，哲學思想的指導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在 中國 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哲學思想的指導下，中醫和西醫走上了各自的發展道路。

　　哲學思想中起著持久 影響 作用的是文化理念。

　　中國的先哲們認為，宇宙是連續的，萬事萬物之間都是通過“氣”和“象”聯系起來，是不可分割的。

　　老子《道德經》以及《周易》都表現了這一種思想。

　　所以對萬事萬物的認識中，也僅僅是以陰陽、五行等事物的“象”(也有人說成是“屬性”)去表示它，其事物在頭腦中的反映經常會隨環境而改變，這一特點反映在醫學上，則是同一疾病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地點都會有不同的療法，即“同病異治”。

　　而西方的哲人則認為宇宙是結構化的。

　　這種思想使得人們認識事物都從微細的、具體的、靜止的角度出發，表現在西醫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人體結構的具體化 分析 ，也就是現在講的細胞學、分子學說。

　　在中國和西方的古代醫學中，曾經出現過頗為相似的學說，即中國的五行學說和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學說。

　　中國的五行學說講的僅僅是“象”，如肺的“象”是“金”，“肺金”并不是說肺是由金構成的;而恩培多克勒的認識卻是具體的，如“神經由火、土和雙份水組成”。

　　之所以產生這種不同的結果完全是隨著 科技 的發展、由不同的思維方式及認識所決定的，而這也導致了中西醫不同的發展方向。

　　西方醫學在文藝復興之后由于人體解剖的開展和對人體物質化學的分析得到了迅速發展。

　　現代 細胞學和分子學說雖然相似于中國的“象”，但相比之下中醫的“象”更為抽象和復雜。

　　2 “天人合一”整體觀是中醫學優勢所在

　　如果說連續和結構的觀念對醫學的直接作用決定了中西醫 發展 的不同方向的話，那么從中衍生出來的系統和還原的觀念則決定了醫學這一門具體學科在 中國 和西方不同方向中的進一步升華。

　　在中國，人們認為宇宙是個整體，所以人體的生理狀況也是和 自然 環境高度統一的。

　　“天人合一”就是這個道理。

　　在西方也出現了一種類似的且很有 影響 的占星術，但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中醫“天人相應”思想是視人體為一個小宇宙，與大宇宙生生相息，宇宙中某一部位的變化必然引起人體相應部位的變化，這是系統理念的表現。

　　而占星術則認為天體的運動引起人體的變化，這是把人和自然相割裂的，就比如街上的噪音引起人的反應一樣。

　　所以在中醫中可通過 研究 某些特殊部位如面色、舌象、脈象的變化來診察疾病，通過望聞問聯系五臟六腑出現的表里、寒熱、虛實、陰陽變化(也就是西方醫學認為的病理變化)，采取中藥、針灸、理療等整體 治療 手段，達到氣血和順、陰陽平衡，使人的正氣充沛、病癥緩解和痊愈。

　　西方醫學中對人體和疾病的研究都是割裂的，對人體生理功能的研究就是把人的器官、組織、細胞進行分解，對疾病的研究也是先把人體和病原分開，再逐步深入地討論。

　　這就使得西醫走上了與中醫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如中醫學在理解整個人體的同時，把內臟發生的微妙的病機作為診斷依據，卻被后人理解為模糊化;而西方醫學在精確地探討人體內各部分細胞、分子狀態的同時，卻忽視了對人的生命整體的把握，所以臨床上多為“對癥下藥”。

　　3 傳統自然觀及其思維方式的不同

　　閉合和開放的思維方式使得中西醫在認識世界和自我的 方法 上存在著顯著差異。

　　中醫使用閉合的方式思考 問題 ，認識世界也總是以自然 社會 為本位，改造自我以適應之。

　　而在西方則是開放的思維方式，以自我為本位，改造自然社會適應“我”之需要。

　　這種思維方式的區別也深刻地引起中西醫特別是在治療上的差異。

　　中醫針對的主要方面并不是疾病而是證，是通過增強人的抗病能力調整內環境，下一番扶正祛邪的功夫，病就可以痊愈，所以有著“異病同治”的說法。

　　在這中間就可以看出“以不變應萬變”的思想，即增強自身免疫能力，適應天地間環境的變化。

　　首先，對構成物質元素的理解不同。

　　西方自然觀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由原子構成的。

　　亞里士多德指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是構成物質的最小單位。

　　因此，構成物質世界的元素是有個體的，是有形的。

　　而我國卻是氣一元論自然觀，即世界萬物是由連續的物質——元氣構成，且構成物質世界的元素——氣是整體無形的。

　　氣能托起宇宙，氣能穿透萬物，在人體中氣能推動血液，貫穿于五臟六腑之間，成為不可缺少的物質。

　　其次，思維方式不同。

　　中國的傳統思維方式注重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協調統一，善于對客觀世界加以整體理解，故在中醫里有重陽則熱、重陰則寒、陰損及陽、陽損及陰的 理論 基礎，在人體發病論中占據重要地位。

　　而在中國 哲學 上不占重要地位的世界本原問題卻是西方哲學所關心的。

　　西方哲學認為天人各異，先辨其異，再求其合。

　　其思維方式偏重于邏輯 分析 ，側重于對自然和自然觀的思索，嘗試對客觀現象作出各種解釋和說明，思維習慣于從個體出發，故難以從整體上把握客觀世界。

　　由此造成了西方醫學以機械觀點看待疾病，強調各種致病因子，過分依賴檢查結果和理化檢驗數據，完全用儀器等理化手段影響人體生理、病理的變化，強調以局部病灶診治疾病，著重于從微觀機制上研究疾病。

　　18世紀意大利醫生莫干侖和法國醫生畢夏分別把疾病定位于器官和組織，而德國病 理學 家魏爾嘯創立的“細胞病理學”把疾病定位于細胞的變態。

　　這些都表明西方醫學側重于點的研究。

　　中醫以陰陽學說為理論基礎，認為自然界萬事萬物的生長、運動、變化及發展的根本 規律 在于事物內部的兩個對立方面一陰一陽間的相互獨立相互依賴。

　　只有保持相對陰陽平衡，人體才能維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才能“天人相應”不發生疾病。

　　但是中醫畢竟由中國傳統文化發展而來，同樣受到道家儒家的影響，所以個別醫者過度重視整體，忽略了對事物本質屬性的分析，忽視 科學 的邏輯推理及對具體形態、結構的認識，如儒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使得中醫學的解剖知識缺乏深入的探討，因此使其無法從微觀方面了解疾病的發生和發展。

　　所以在特定的科學、文化理念及哲學思維的背景中，由于社會文化差異和思維方式不同而形成了中西醫兩大醫學理論體系。

　　筆者認為，這是建立中西醫結合理論的重要基礎和依據。

　　其次，兩種醫學體系的理論框架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實踐中新陳代謝，在吸收中重構新的理論大廈。

　　第三，它們中的某些要素經過改造可容納到另一個理論體系中去，在相互補充中發展自己，如中醫已吸收西醫學的化驗、影像學等檢查方法;西醫也已經把針灸和中藥用于了治療。

　　可以通過尋找二者之間的交叉點與共同點，然后逐漸將其分化、發展，使傳統中醫學在某些領域或局部真正實現與 現代 醫學的理論統一。

　　同時，因為中醫學中的某一證往往包括了西醫學的多種病，而一種病又常常涉及到多種證，所以在臨床實踐中就應該先把中西醫之間的“病”和“證”規范統一化。

　　西藥的研究也是從分子量子的角度出發，而中醫藥在辨證之后往往可以因人而異制訂出不同的配伍，所以中醫辯證施治可以更好地為西醫在整體上保駕護航。

　　實踐證明，中西醫結合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某些疾病的治療取得了比單一療法更為優越的療效。

　　中西醫作為兩門博大精深的醫學理論體系，隨著各自不斷的發展和完善，相互汲取與消化，一定能為人類健康的維護和疾病的防治走出一條更寬闊的道路。

　　當中醫藥克服重重困難與循證醫學一起翱翔時，它也定將贏得更重要的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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