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騷體賦的特征

　　兩漢時期騷體賦的特征【1】

　　摘 要：在社會人文諸因素的影響下，兩漢時期的騷體賦創作呈現出許多引人注目的特征。

　　情感表現上，他們或以此來抒寫不遇之悲、玄遠之思，或將對時事政治的不滿和帝王的諷諫規勸之意寄托其間。

　　藝術形態上，他們借鑒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借“香草美人”托喻，以景物描寫襯情等技法，使以抒寫悲怨之情為主體的楚騷抒情傳統得以承繼發揚。

　　關鍵詞：兩漢 騷體賦 情感表現 藝術形式

　　騷體賦是以“兮”字句為作品主體形態且不能入樂歌唱的一種文學樣式。

　　自漢初賈誼首開以騷體的形式哀吊屈原，并抒己遭讒遇貶的憂憤后，長于抒情的騷體賦漸漸成為漢代文人抒情言志的重要形式。

　　他們或以此來抒寫不遇之悲、玄遠之思，或將對時事政治的不滿和對帝王的諷諫規勸之意寄托其間。

　　而且為了使這些思想情感得到更好的表達，他們借鑒發展了中國古典詩歌借“香草美人”托喻，以景物描寫襯情等藝術表現手法，豐富了漢代文學的抒情品質，使以抒寫悲怨之情為主體的楚騷抒情傳統得以承繼發揚。

　　一、情感表現特征

　　從原初的楚騷體來看，言志抒情是其最重要的屬性。

　　而與楚騷一脈相承的漢代騷體賦不僅形式上接受它的體式，內在精神上更承繼了楚騷的抒情傳統，而且在情感表現上展現出新的時代特征。

　　(一)不遇之悲

　　“悲士不遇”是漢代騷體賦中反復詠唱的旋律，這一主題最早是由賈誼開創的。

　　賈誼年少才高，深得文帝嘉許，但由于絳、灌、東陽侯等宮中老臣的饞毀，不得不遠適長沙。

　　謫貶途中，面對屈原自沉的汨羅江水，賈誼以吊屈原來批判當時 茸尊顯、諂諛得志、賢圣逆曳、方正倒植的黑暗現實，抒發心中抑郁不平之憤意，故其《吊屈原賦》也就成了漢代最早的“士不遇”賦。

　　漢武之時，董仲舒雖生逢盛世，但專制屬性在使文人失掉越來越多個性自由的同時，更使他們普遍感到來自大一統的壓力與困窘。

　　因而，被納入官僚政體之中的他們多利用騷體賦的形式來抒發個性難全之憂、生不逢時之感、難建功業之嘆。

　　故董仲舒在《士不遇賦》中曰：“心之憂兮，不期祿矣。遑遑匪寧，祗增辱矣。”這種憤激、傷感情緒的表達，可謂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共同哀傷。

　　而司馬遷在《悲士不遇賦》中融合著自身血淚的“悲夫!士生之不辰”的悲嘆，更是這種情緒的集中感發。

　　前漢士子于自身命運的嗟嘆如此，后漢騷賦作家的不遇之慨亦不絕于耳。

　　崔篆的《慰志賦》以伊尹、傅說作比，嘆羨他們生之遇時，能建金石之功，垂千載之績，而己卻遇漢衰微之時，以至處境艱難，不禁心生哀愍之感：“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遇時。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漢氏之中微”此外，劉歆的《遂初賦》、王逸的《九思》、馮衍的《顯志賦》中同樣充溢著不遇時的怨世情懷。

　　這些不遇之嘆，可謂漢代騷賦作家身世命運的寫照。

　　故清人劉熙載曰：“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以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即知其人也。”①

　　(二)隱逸、玄遠之思

　　面對著人生維艱、禍福難測或者時命不遇、疏不見用的現實，兩漢騷賦作家沒能繼承屈原憤而抗爭、九死不悔的斗爭精神，而是以隱逸來安頓身心，借玄思以作心靈的解脫。

　　如賈誼在《 鳥賦》中曰：“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系之舟。”他這種追求如深淵之靜，不系之舟一樣安然、自在的生活態度在其《吊屈原賦》《惜誓》中更表達為要像鳳凰一樣高飄而逝，像神龍一樣深藏、自珍，去過一種赤松、王喬擁瑟相伴的隱士生活。

　　然而這種生活圖景只能是構建于內心的一個精神樂園，它既不能化解士人心中的隱憂，也不可能變夢想為現實，因此為掙脫痛苦的生存狀態，他們要飛向一個更高遠的世界： “苦眾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游。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②類似的心理在莊忌《哀時命》、王褒《九懷》、馮衍《顯志賦》中亦有或多或少的表現。

　　由此可知，漢代文人在面對國莫我知、功業不就的苦悶時，更多的是到神仙世界去尋求安慰、尋找寄托。

　　這種傾向的出現，既受屈原《離騷》中飄渺仙境描寫的影響，也與漢初以來道家神仙思想的流行有關。

　　另外，漢代騷體賦在隱逸、玄遠之思的情感表述中，往往遵循這樣的一個路徑：國勢昏冥、時命不遇――隱逸、尋仙――愁思難解、怫郁憂傷。

　　這表明，尋仙、隱逸并不能真正化解漢代文人內心的愁郁，從他們在去留矛盾中痛苦的心理表征也可看出儒道思想在他們身上的交叉互滲。

　　(三)政治諷喻之意

　　漢代騷體賦雖以抒發內心抑郁悲愁情懷為主，但一些篇章中也透露出作者對時事政治的不滿和對帝王的諷諫規勸之意。

　　如賈誼在《旱云賦》中為我們描寫了干旱的肆虐，禾苗的枯焦和農民的愁苦，對農民的不幸表現出強烈的同情。

　　同時更把造成天旱的原因歸結為“政治失中而違節”和統治者的寡德少恩。

　　司馬相如的《哀二世賦》通過指責二世“持身不謹”、“信讒不寤”以致亡國失勢，來提醒武帝以國事為重，避免重蹈秦二世覆滅的后轍。

　　其《大人賦》雖使武帝縹縹有凌云之志，但賦作中對神仙的一些不敬之詞，亦隱約透露出諷諫意味。

　　蔡邕的《述行賦》是漢代騷體賦中諷喻傾向較鮮明的一篇。

　　此賦諷喻之意的緣起，序文中交代得很清楚：外戚梁冀新誅，宦官徐璜等擅權。

　　白馬令李云以直言遇害，大鴻臚陳蕃以救云獲罪。

　　又加上桓帝建造顯陽宮，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

　　面對這樣的朝政狀況，蔡邕遂托所過，利用對比手法，展示了貴寵日熾，守利斂財而百姓卻居無處所、食不果腹的社會狀況，同時對國路日澀、風化紛 的現實也進行了指斥批判。

　　總之，漢代騷體賦承繼楚騷抒情傳統，以抒發文人政治情懷為主體，且以悲怨為其抒情主調，但由于他們的悲和怨多囿于為一己的不幸而悲嘆哀吟，缺乏屈原作品中那種深廣的社會責任感和時代精神，因而其表達的哀怨之情也就少了許多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藝術形態特征

　　騷體賦是漢代文人重要的抒情載體，而抒情需要借助一定的方式，以實現情感的對象化、物質化。

　　漢代騷賦作家即在借鑒前代詩歌尤其是《楚辭》藝術手法的基礎上，豐富發展了漢代賦體文學的抒情技巧。

　　(一)借“香草美人”托喻

　　“香草美人”是屈原在繼承、發展《詩經》比興藝術的基礎上建立的一個獨立象征體系。

　　在《離騷》中他以香草象征美德和美德之人，以男女愛情象征君臣遇合。

　　這種藝術表現手法為漢代騷體賦作家所承繼，他們在賦作中亦采用以“香草美人”托喻的方式言志抒情。

　　如王褒《九懷》“危俊章”以搴玉英、結榮 比喻自己要加強自修，培養情操。

　　東方朔《七諫》“自悲章”以飲食香草、構建嘉木、 鶴孤鳴喻賢者雖忠貞卻獨居不遇。

　　劉向《九嘆》“惜賢章”以佩、握、覽、結、紉香草桂樹喻不斷加強自己內修外美，以眾芳枯死喻自己雖有內美而不得用，競被捐棄而死，等等。

　　此外，馮衍《顯志賦》、張衡的《思玄賦》中亦有類似的表現。

　　如馮衍曰：“播蘭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術。……非惜身之坎坷兮，憐眾美之憔悴。”③以芳草香木構建庭院喻修身養志，以眾美憔悴喻人才郁郁不得志。

　　而張衡則是以“佩夜光”、“ 幽蘭”、“綴江離”比喻美行，以余榮莫見、余香莫聞比喻自己的美德不為人知，不被世用。

　　從這些實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漢代騷體賦對楚騷“香草美人”托喻手法的承繼軌跡，但它們在作品中僅以“香草美人”喻指某種美德，以眾美的枯萎喻指人才的被棄，而沒能像屈原《離騷》那樣形成一個完整的象征系統，參與到整個作品情節的構筑和思想主題的表現中，因而其藝術影響力不夠充分。

　　(二)以景物描寫襯情

　　以景襯情一直是中國古典詩文最常用的藝術表現手法。

　　《詩經》中的《蒹葭》《采薇》篇，《楚辭》中的《湘夫人》《山鬼》篇都是這方面的典范。

　　漢代騷體賦繼承了這一傳統，在司馬相如《長門賦》、劉歆《遂初賦》、班婕妤《自悼賦》、班彪《北征賦》、張衡《思玄賦》等篇章中都有情景相生的精彩用例。

　　如司馬相如《長門賦》以浮云塞、天晝陰、雷殷殷、飄風回、孔雀集、玄 嘯來描寫佳人登蘭臺盼君臨幸時的急切心情。

　　由于主人公心情的悲凄，賦中所描寫的風物無不染上了凄清的色彩。

　　通過這樣的景物描寫和比喻，婉轉地傳達出對君王的思念和失寵的痛苦。

　　《遂初賦》因作于劉歆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謗，出為五原太守途中，因而所寫所感之“薄涸凍之凝滯兮， 溪谷之清涼。

　　漂積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等景色無不染上蕭條、寂寞、凄寒、慘怛的色彩。

　　而張衡《思玄賦》的寫作緣起為衡被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與這樣的心境相應和，其文中之景亦呈凄寒、冰涼、壅塞、失據之狀。

　　由此可見，漢代騷體賦的景物描寫多以冰冷的雨雪、飄忽的云朵、凄曠的原野、險峻的山勢以及哀鳴的走獸等為基本物象，這些物象的選取，既與作家坎坷的境遇、不平的心境有關，也與漢代騷體賦總體悲怨情調相諧，達到了景因情生、以景襯情的目的。

　　總之，漢代騷體賦繼承了楚騷“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④的抒情傳統，形成了以抒寫不遇之悲、隱逸之思、相思之痛為主體的新的抒情趨向。

　　而且其在借鑒中國古典詩歌藝術表現技巧基礎上形成的以“香草美人”托喻、以景物描寫襯情等抒情手法對于增強賦體文學的抒情功能亦具有重要意義。

　　① 劉熙載：《藝概•賦概》，見徐志嘯編：《歷代賦論輯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頁。

　　②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85―286頁。

　　③ 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頁。

　　④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6頁。

　　從作者方面談兩漢騷體賦悲劇性貶值【2】

　　摘要：賦是兩漢時期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文學體式，本文試從兩漢騷體賦作者的身份、個人才能方面談兩漢騷體賦悲劇性的貶值。

　　關鍵詞：騷體賦;悲劇性;屈原

　　1、身份的不同

　　屈原在《離騷》開篇即表明自己的身份：“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自己是帝高陽的后裔，這在屈原看來是無比崇高的。

　　屈原自認自己與楚王與楚國是血肉相親的，這遠遠比一般的君臣關系要深厚得多。

　　所以屈原會把楚王和楚國看得比自己的身家性命還重許多。

　　愛之深恨之切，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其怨才會那樣讓人痛徹心扉，也才能震撼后人。

　　也正因為這種深厚的感情，才會有“屈平即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心系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漁父不會理解屈原為何“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后世追慕屈原的騷體賦家們更是不會理解屈原最終的選擇。

　　賈誼雖然被司馬遷寫進了《屈原賈生列傳》，似乎與屈原站在了一起供后人禮贊，但他遠遠不是屈原的知己：“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張衡也像賈誼一樣從君子遠害全身和宿命論的角度對屈原思想行為表示了不理解、乃至批評和指責。

　　這與后來班固批評屈原“露才揚己，竟乎危國群小之間”是一脈相承的。

　　之所以屈原的行為不為后世文人認可，一個原因就是后世文人沒有屈原自認為和統治階級的那一層“親情關系”。

　　所謂主賣官爵，臣賣智力，西漢王朝建立，士人十分迫切在新政權結構中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化政治作用，“這不只是出于漢初士人在秦政下政治失落的補償心理，更主要的是士人對自身政治權力和責任的充分自覺。”士人自身的政治權力只能從新的政權結構中才能發揮作用。

　　用胡學常先生的話說：“士人不得不寄身于帝國體制，在體制內討生活。”是說士人服務于封建統治中心，更是為了自己的不朽，自己的功業。

　　而時命所至，若“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的話，也絕對不會學習屈原：“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只不過是：“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游而終慕。”努力說服自己過另外一種生活罷了。

　　2、個人才能的不同

　　后人對屈原的感情首先是同情的。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張衡讀《離騷》也是被打動的流涕悲傷。

　　屈原的不幸遭遇和《離騷》偉大的文學價值似乎讓人們忽略了屈原的制國安邦的政治才能。

　　《屈原賈生列傳》屈原：“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平見絀，不在懷王身邊，楚懷王一再上張儀的當，竟“去張儀而不殺。”“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屈原是有政治遠見的：“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怒，不聽……竟死于秦而歸葬。”在當時橫成秦帝縱成楚王紛爭局勢下，如果楚懷王再賢明一點，統一中國的何以會是秦呢?那個張儀又怎么會“庶子成名”?

　　兩漢作過騷體賦的文人當中，在文學藝術的成就上高低不一，但都是具備一定文學造詣的。

　　單就政治才能講，自然不乏有才有識之士。

　　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相如出使巴蜀，劉歆政治方面也有一定能力。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一些人才能平平，卻總要追求功成名就，要做“幫忙者”。

　　就說賈誼，漢文帝時由于楚漢戰爭和呂后動亂，社會需要休養生息，需要穩定和儲備力量：“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而賈誼以為“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賈誼縱然熱心，但不能把自己的理論、志愿與漢初社會實際結合，我們大可以給他一個“不識時務”的帽子戴戴。

　　即便生活在封建帝王的楷模“漢文帝”時期也落得個郁悶而終壽不得長的結局，也是有自身所克服不了的才智缺陷。

　　我們一定要記得漢文帝可不是楚懷王。

　　揚雄在政治上是有著很大的雄心壯志的。

　　他作《甘泉賦》諷刺成帝鋪張，作《羽獵賦》仍以勸諫為主題，《長楊賦》繼續對成帝鋪張奢侈提出批評。

　　文學上的成就并不能彌補揚雄對自己政治上沒有建樹的自愧自責。

　　當他發覺自己類似倡優的身份就惱羞成怒了，并宣言辭賦為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轉而立言，仿《論語》而作《法言》，仿《易經》而作《太玄》。

　　最終政治上無所作為，還把自己牽連進禍事。

　　王錘陵先生說：“中國的文人們往往這樣：僅僅具有文士之才，卻愛做伊周管樂的夢想，以建立蓋世功業自命，而一旦一廂情愿的夢想，在嚴峻現實的巖石上一再撞碎后，不是據此去清醒地認識自己，而是激憤和玩世不恭。”或許兩漢文人也有這種傾向，即便也有一些人很有政治才能而因時勢不能造就為英雄，但和屈原這方面的才能相比，總是不能有所超越的。

　　清人程廷祚說：“昔屈原以經物之才，遭遇懷王昏惑，故其文也，有若星月之晦于云霧者焉，有若金玉之雜于泥沙者焉，有若奔流急湍之阻礙而不得其性者焉。

　　此《離騷》之作，其人與其時為之也。

　　后之擬騷者，王褒、劉向無論矣，以宋玉之親受業于屈原也，其《九辨》能肖之乎?何則?非其人與其時，固不可得而強也。”漢騷體賦的悲劇性自然遜色于《離騷》，因為屈原比漢文人更可以說是“美好事物”，而美好事物的毀滅正是悲劇性的產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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