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法治思想

　　荀子的法治思想【1】

　　[摘要]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發揚儒家思想的同時，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了其法律思想。

　　主要有法律比附思想、法定主義思想和法律正義思想，并提出了“法義”“法數”“類”三個法律概念。

　　對我們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荀子 比附 法定主義 法律正義

　　作為先秦后期儒家泰斗的荀子，其學術集儒家之大成，又采百家之所長。

　　他立足于儒家，而又進行改良;他批判其他各家，而又予以吸收，尤其是對法家學說的吸收，為后世儒、法合流的新時代之濫觴。

　　對于荀子的法治思想，學界論述詳備。

　　主要觀點是荀子重法，主張以禮統法、明德慎罰，反對教化萬能論;主張制定并公布刑法，實行罪行相稱的法律原則，廢除族刑;提出了“法義”“法數”“類”三個法律概念。

　　本文擬將荀子的“類”作為法范疇的概念，來把握荀子的法治思想。

　　一、荀子的法律類推思想

　　在秦代，將裁判中的類推適用稱為“比’。

　　秦代已經實施了法律類推。

　　荀子以“類”來說明法律類推：“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王制》)即，有法律條文規定，就必須要遵從條文規定，而對于沒有法律條文直接規定的案件，可以從律條中選擇類似的規定進行裁決。

　　荀子的“類”乃為律條比附。

　　“比附”是古代中國的法律術語，相當于現代法學術語“司法解釋”“類推適用”。

　　比附的傳統在漢代以后亦行于世。

　　漢高祖七年(前200年) 詔曰：“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漢書·刑法志》)。

　　即，當律令沒有相應的明文規定，廷尉無法斷罪之際，需要上奏皇帝，由皇帝下達所當比附的律令。

　　然而，在此后的實際裁判中，司法官吏比附斷罪的案例不斷增多。

　　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決事比”是指在司法官吏裁判時，法律中不存在對于某個具體案件的明文規定與前例(判例)時，需要尋找類例以行判決，即比附決事。

　　本來，比附定罪是對于法律所不及處罰的社會性犯罪行為，由裁判官的類推解釋進行彌補，即具有由司法來填補立法之缺陷的特征。

　　但由于司法官吏頻頻濫用比附斷罪，使司法變成了凌駕于立法之上，給整個法律秩序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面對這種比附斷罪產生的弊端，晉代劉頌上疏惠帝，建議禁止比附斷罪，依律定罪。

　　這在形式上符合于所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這一罪刑法定的原則。

　　為了確立法律的穩定性，要求司法官吏必須嚴格遵守律文規定，同時為了確保法律的應變性，還分別賦予大臣與皇帝以不同程度的司法自由裁量權。

　　可以說是賦與皇帝以超法之權限。

　　在賦與大臣與皇帝以司法裁量權這一點上，劉頌所謂“依律斷罪”與西歐近代罪刑法定主義亦不相同，可以稱之為中國式的罪刑法定主義。

　　將不同的司法權限分別賦予司法官吏、大臣、皇帝的這一思想，蓋源于荀子的禮法思想。

　　進入唐代，唐律規定“諸斷罪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

　　(《斷獄律》第十六條)，罪刑法定原則在律文上大體上被明文化了。

　　然而，唐律又設立了“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纂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名例律》第五十條)這一明文規定。

　　即使在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自法律的精神觀之，對于凡是帶給社會危害的犯罪行為的案件，依據比附定罪判刑。

　　總而言之，唐律雖然制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則，但同時為了彌補律令的不完備，實現律令之目的，承認比附判決。

　　但是在唐律中，“舉重明輕”“舉輕明重”這一比附基準的明文化是值得我們注目的。

　　根據比附所做的判決，在原則上應當基于法律規定進行，將類推適用制度化的這一主旨，無非是為了防止司法官吏濫用比附援引。

　　在限制刑罰權限、防止司法擅斷這一點上，也可以認為唐律中存在著罪刑法定原則。

　　唐代以后，明律、清律中也有關于比附的明文規定，類推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

　　中國廢止類推制度，是進入20世紀之后。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晚清政府所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吸收了歐洲近代罪刑法定思想，其中規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

　　其后宣統二年(1910年)，在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下，制定并頒布了中國第一部刑法《大清新刑律》，其第一條就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在采用西歐近代法律的罪刑法定主義同時，禁止類推適用。

　　然而由于清朝于1911年滅亡，《大清新刑律》雖得以告成，但是未及正式實施。

　　這部《大清新刑律》，1912年由中華民國政府以“暫行新刑律”之名公諸于世。

　　其后，1935年頒發的《中華民國刑法》也繼承了近代罪刑法定主義，在形式上禁止類推適用。

　　然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近代罪刑法定主義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刑法原則而遭受排斥。

　　刑法典的起草工作雖然始于1950年，但是在此后近三十年間一直處于沒有刑法典的異常狀態。

　　1979年，終于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略稱“舊刑法”，7月6日公布，1980年1月1日開始施行)。

　　在這部舊刑法中，沒有規定罪刑法定主義，明文規定類推適用。

　　刑法第79條：“本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則最相類似的條文定罪判刑，但是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對舊刑法進行了全面修改后，1997年3月14日公布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同年10月1日開始實施。

　　以下略稱為“新刑法”)。

　　在新刑法中，采用罪刑法定主義，刪除了舊刑法第79條的類推規定，徹底廢止了類推制度。

　　新刑法第3條將罪刑法定原則加以明文化：“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如以上所述，類推制度在中國刑法中是具有漫長歷史的法律制度。

　　自從荀子明確地提出“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這一類推適用的思想后，類推制度作為中國法律制度固定成文，并延續實施了兩千年以上，20世紀后經歷了“廢止”　　“存置”“廢止”的過程，于20世紀末在制變上徹底消夫。

　　二、荀子的法定主義思想

　　中國法律史是防止司法擅斷與保持司法自由裁量權，保持法律穩定性與尋求法律應變性的沖突與協調的歷史。

　　對于這個二律背反的法理學問題，荀子持有怎樣的見解呢?以下，我們通過對荀子以前的中國古代人治與法治的對立，以及法家法治思想的內涵進行概述，來探討荀子法治思想的內容。

　　雖然與近代罪刑法定主義有所不同，古代中國也有為了防止刑罰權濫用的罪刑法定思想。

　　在春秋時代，罪刑法定思想與非法定思想之間存在著對立。

　　公元前536年，鄭子產制定并公布了成文刑法(鑄刑書)，而晉叔向對此提出了反對。

　　公元前513年，對于晉范宣子制定的成文刑法，孔子提出了批判。

　　這些均為罪刑法定主義與非法定主義對立沖突的事件。

　　叔向與孔子反對成文刑法的制定與公布的理由是，如果人民知道存在著刑罰所不及之處，就會“不忌于上，并有爭心”，而且人民會以律文為根據，尋找逃避刑法制裁的方法等。

　　因此，叔向與孔子主張和成文法的司法相比，“議事以制”的司法更為合理。

　　在這種非法定主義的法思想的根底中，存在著對于法律統治的懷疑，即成文法由于受其自身的固定性所限，無法對千變萬化的法律現象進行有效的對應。

　　在古代中國，明確地提出法定主義思想的是戰國時期的法家。

　　在法家的法定主義主張中，可以看到他們試圖通過成文法制定與嚴守來防止司法專斷，并根據法律的公布來威脅人民，從而實現犯罪預防主義。

　　《韓非子·難三》謂：“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主張成文法的制定、編纂與公布。

　　又云：“奉公法，廢私術”(《韓非子·有廢》)，“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

　　私者所以亂法也”(《詭使》)，極力排斥恣意的擅斷，呼吁確立作為客觀規范的法律支配。

　　又如“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韓非子·好劫弒臣》)等文所述，韓非子思想中還存在著以重刑主義預防犯罪的邏輯。

　　那么，對于中國古代的法定主義與非法定主義的對立，荀子又采取了怎樣的立場呢?首先，荀子贊同成文法的制定與公布。

　　如其所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即有法律規定的案件當依法處理，反之則以類推適用進行處理。

　　為了依據類推適用處理案件，其前提是必須有成文法律的存在。

　　對于成文法的制定與公布，荀子的態度沒有法家那樣明確，從以下幾段記述可以看到荀子的態度：

　　“(圣王)起禮義，制法度。”(《荀子·性惡》)“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論。”(《荀子·君道》)“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

　　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荀子·成相》)表明荀子基本贊同成文法的制定與公布。

　　又如：“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荀子·王霸》)“百吏畏法循繩，然后國常不亂。”(《荀子·王霸》)“刑稱陳，守其銀〔垠〕，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荀子·成相》)

　　荀子主張為了抑制與禁止司法上的恣意擅斷，通過客觀的法律統治，防止出現由于主觀的人治而產生的擅斷等弊端。

　　荀子的這種態度與法家的法定主義思想是一脈相通的。

　　然而，荀子雖然承認成文法的統治，但同時也徹底地站在了主張人治的立場上。

　　因為在“無法者以類舉”這一類推適用等法律適用上，人的作用是不可欠缺的。

　　三、荀子的法律正義思想

　　荀子之前的非法定主義與法定主義兩者態度的對立，是人治(德治)主義與法治主義對立的體現。

　　法家排斥主觀人格的人治主義，主張具有客觀基準的法律支配。

　　法家將法比喻為“規矩繩墨”，并將度量衡的性質導入法律。

　　因為度量衡向任何人都提供一定的標準，與度量衡一樣，法律也必須擺脫恣意性因素，徹底發揮作為客觀規律的機能。

　　法家認為，度量衡具有非人格性，在運用中也排除人格因素的介入。

　　與此相同，法律也是非人格性的，在運用之際必須排斥個人智能與道德等人格性因素。

　　實定法為了有效地發揮機能，必須確保與維持法律的穩定性，然而由于所制定的法律具有固定性，因而無法機動地對應千變萬化的社會現狀。

　　如果法律不能對應時代的變化，那么法律與現實之間必定產生乖離，必然要向實定法尋求法律正義。

　　法家的法思想中，找不到關于法律正義問題的討論。

　　當然，法家主張應當根據時代的變遷來改進法律，即“變法”。

　　然而法家的“變法”主張，主要是為了反對“守株待兔”的尚古主義與保守主義而發。

　　法家最終強調的不是法律正義或變法，而是法律的穩定性。

　　從法家的立場觀之，自己禁止議論、所以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討論法律正義等問題。

　　法家還堅持批判君主制定的法律(“法而不議”)，這種法思想當然是為了防止司法官吏的擅斷，確立與維持法律的穩定性。

　　而荀子則將法律正義視為重要的問題，主張“法而議”。

　　荀子則將禮比喻為度量衡。

　　荀子的法，正如其所云“禮者，法之大分”(《勸學》)，“生禮義而起法度”(《性惡》)，是從禮的精神出發而制定的。

　　法的理念具有禮的價值，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禮的秩序，法是實現禮的價值的工具。

　　因此荀子的法治思想雖然重視法的穩定性，即成文法的制定、公布以及遵守，但更重要的是法律正義的問題，實現禮的價值與秩序。

　　荀子云：“加義乎法則度量。”(《王霸》)對于法，經常要求法義即法律正義。

　　荀子又云：“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君道》)

　　荀子認為，若不能理解“法義”，即法律正義、精神與原理，即便熟知“法數”即法律條文，也無法對于現實中多樣化的法律現象進行一貫性處理。

　　荀子所謂“法義”即“禮義”。

　　既然法律正義、精神、原理乃禮義，那么荀子的法當然不會排除倫理與道德，相反將法定位為實現倫理、道德的手段，而此思想與法家迥異。

　　荀子認為：“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王制》)主張對法律進行充分討論。

　　如果法律的內容及其適用范圍、法律正義與原理沒有經過充分議論，在法律所不及之處定然出現錯誤的處理。

　　否定“法而不議”，主張“法而議”。

　　荀子認為“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議兵》)，極力主張嚴格執行法律，但又說“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正論》)，提倡罪刑相當。

　　法家持有重刑主義的刑罰觀，而荀子則持有稱刑主義的刑罰觀。

　　荀子的稱刑主義不僅限于犯罪與刑罰之稱(相當)，也是社會狀況與刑罰之稱。

　　荀子“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提出治世則行重刑，亂世當行輕罰。

　　即，治世時人類生活富足，基本上沒有犯罪的理由，若觸犯刑法則當重罰。

　　而亂世時生活窮乏，容易犯罪，故當從輕處罰。

　　根據世之治亂來判斷刑罰之輕重，這一思想源于“先禮后法”“先教后刑”的儒家禮法觀。

　　“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富國》)荀子主張禮的教化優先于刑罰，應當先進行禮的教化，之后再行刑罰。

　　這一點與傳統儒家法思想是一致的。

　　荀子認為犯罪的預防作用，與刑罰相比，依靠禮的教化更為有效。

　　荀子對于犯罪行為，不是僅僅把握為自我責任的問題，還作為社會性責任的問題來進行思考。

　　而且，荀子認為法律制定與運用的主體乃是人自身，從這一法理學的見解出發，他主張人治：“有治人，無治法。

　　……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

　　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

　　(《君道》)

　　法律具有治理機能，然而法律自身無法發揮機能，是由于人類的運用而發揮機能。

　　對于法律規定所不及的犯罪，適當地運用類推解釋進行對應，歸根結底也是由于人的作用。

　　荀子說：“法者，治之端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

　　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

　　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君道》)“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王制》)荀子認為治理的關鍵并不在于良法的存否，而是杰出的法律運用者即君子存在與否。

　　關于荀子的法治思想，其類推解釋的邏輯值得注目。

　　即，“無法者以類舉”這一法律類推中，總是尋求法律正義、精神、原理，并以此為基準下結論。

　　對于“無法者以類舉”即法律類推上所要求的法律目的、精神、正義(法義)，荀子特別用“統類”這一詞語來表達：“法其法以求其統類。”(《解蔽》)“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作。

　　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

　　是大儒者也。”(《儒効》)荀子為了妥善對應法律所不及的犯罪行為，將類推適用的必要性用“無法者以類舉”一語來表達。

　　而荀子明確地認識到，類推解釋之際需要相當于法律正義與精神的統類性原理(法義)。

　　找出統類性原理，以此為準進行裁判終究是人的工作。

　　因此，荀子法治思想不排斥人治，反而積極要求人治。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為了防止司法擅斷，排斥個人的知能、道德等人格性要素，而荀子的法治思想則不然。

　　那么，荀子對于法運用上的擅斷問題采用了怎樣的對策呢?荀子所講的對策是將司法上的“議事以制”這一司法權的行使限定于特定階層。

　　首先，荀子做出了如下的區分：“臣謹修，君制變。”

　　(《成相》)臣下需要嚴謹地遵循法令，而君主持有制定與變革法令的權力。

　　君主具有立法權，臣下則基于君主權下所制定與公布的法令進行司法活動。

　　不過，荀子在臣下之中又設立了司法權的區別。

　　例如，對于司法官吏，荀子要求“官人守數”(《君道》)。

　　“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職也。”(《榮辱》)“吏敬法令莫敢恣。……吏謹將之無鈹滑。”(《成相》)司法官吏應當像度量衡的規定那樣，嚴格遵守法令，禁止源于恣意性判斷的司法活動。

　　然而，由于僅知遵守法數的司法官吏“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從而暴露出司法的限界，荀子強調認識法義，基于這一認識來發揮司法判斷之存在必要。

　　其存在乃“無法者以類舉”“舉統類而應之”這一統類性處理能力的持有者，荀子稱其為“大儒”。

　　“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儒勃》)荀子所謂大儒乃“天子”與“三公”。

　　而對于天子之外，具有基于禮義的統類性處理能力的三公，也需要賦予其“議事以制”的司法權。

　　荀子根據統類性處理能力的有無，來區別司法官吏與大儒的司法權，一方面是為了確立實定法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期待防止法律固定化與確保法律正義。

　　荀子的法治理論，僅僅承認天子與三公具有“議事以制”的權力，此乃以儒家立場為基本，將法與禮統合的產物。

　　綜上所述，荀子的法治思想贊同成文法的罪刑法定，要求法律的穩定性，同時另一方面認為在法律運用上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故而承認天子與三公具有類推解釋等司法自由裁量權，在對應法律應變性要求的同時，實現法律正義(禮義)。

　　荀子的這種法治思想，在漢代以后成為中國司法制度的理論模式，對于中國式的罪刑法定主義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荀子對法制思想的接納【2】

　　摘 要：荀子是從儒家轉向法家的過渡性思想家，反映其思想的作品《荀子》也滲透著法家的思想。

　　在春秋戰國的時代，社會“禮崩樂壞”的社會現象嚴重，荀子推崇“禮”的制度，同時加入“法制”的元素，樹立“法”的嚴肅和威懾力，彰顯公正明察的法制規范。

　　關鍵詞：《荀子》;法制思想;禮法結合;嚴肅威信;公正嚴明

　　荀子是戰國后期儒家學派的大師，他著重發揮孔子的“禮”，主張禮、法并重，既主張尊王之道，舉賢能，又主張法后王，講禮法。

　　荀子是從儒家轉向法家的過渡性思想家，反映其思想的作品《荀子》也滲透著法家的思想。

　　因此，我主要分析《荀子》中所蘊含的法制思想。

　　在春秋戰國的時代，伴隨著激烈的政治、軍事、外交的斗爭，感受到社會“禮崩樂壞”的社會現象，荀子進一步推崇“禮”的制度，同時加入“法制”的元素，對社會的各方面提出法治融入禮制的想法。

　　一、在政治上，“禮”“法”相結合。

　　荀子曾說：“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天論》)“禮”和“法”同是一種制度，一種秩序，二者的施用本有異曲同工之效，因此荀子將“禮”和 “法”二者相結合。

　　《荀子·王霸》中“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譬之猶權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意思為國家沒有禮制，就治理不好。

　　禮制之所以能治理國家，好比權衡能秤量輕重一樣，好像繩墨對于曲直，規矩對于方圓。

　　禮制設置之后，人們就沒有不相信的。

　　《荀子·成相》中“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意思為治國的根本是禮義和刑罰。

　　君子修身、百姓安寧。

　　張揚美德、謹慎地使用刑罰，國家就能安定，四海之內都太平。

　　荀子認為禮義法制，明德慎罰，是當時所能實現的理想的政治。

　　“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下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嘩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也。” (《荀子·性惡》)要想保證人類的生存，必須要有社會管理，而社會則必須持守德禮政刑的規范準則。

　　荀子以禮制比作權衡、繩墨、規矩，以正人的行為。

　　由此能看出荀子將法制引入禮制，使禮治帶有強制的性質。

　　孔孟的“禮”的思想重于在道德教化的基礎上，用仁義道德來說教，沒有強制的要求;而荀子的“禮”的思想則不僅停留在思想道德的教化，更重要的是法制的強制性，表現為人們必須做到“禮”的要求。

　　孔子曾說，外在強制性的政令和法律，能夠使民眾免于違法犯罪，但卻不能使民眾形成知恥向善的道德意識;而荀子繼承儒家重視德治的思想，但也強調法治的作用，認為德治與法治是社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兩個方法，稱之為“隆禮”與“重法”。

　　荀子在政治方面，強調“法”對于“禮”的重要性，并且指出“法”的強制性能規范“禮”的約束，使得人民的行為符合規范。

　　二、在軍事上，強調“法”的嚴肅性和威信力。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荀子·議兵》)法制、政令，要嚴肅而威重;慶賞、刑罰，要堅定有信用。

　　“無功不賞，無罪不罰。”(《荀子·君道》)在軍事管理上，荀子要求在公正誠信的基礎上執行法律，樹立起法律在民眾的威嚴和信度，增加法律的嚴肅性和威懾力，這樣才有效地發揮法制在治理軍隊、國家的作用。

　　《荀子·議兵》中“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順命為上，有功次之。

　　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由此談到軍隊中的紀律，作為將軍，寧死也要聽從鼓聲;駕車的，寧死也不能放松手里的韁繩;百吏用生命殉自己的職務，士大夫死在自己的隊伍里。

　　聽到鼓聲就前進，聽到鳴金就退卻。

　　服從命令是上等，有功勞在此等。

　　命令不要進兵而進兵，和命令不要退兵而退兵一樣。

　　他們的額罪過完全相等。

　　在軍隊的建設上，荀子認為，治軍不僅要重視具體的戰略戰術，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更為重要的是把禮義作為軍隊建設的根本，加強對士兵的禮義和法制教育，從而統一軍隊紀律，規范士兵行為。

　　特別強調治軍要重視軍隊紀律的建設，認為強大的軍隊，必須是一支紀律嚴明、集中統一的軍隊。

　　主張軍隊要做到號令嚴明，賞罰分明，保證軍隊絕對服從君主的領導和指揮，絕對不允許出現大權旁落的現象。

　　可以看出荀子對于軍隊的管理，體現出嚴格的紀律性，行為要規范，獎懲要有根據，“法”在軍事的體現是嚴謹和嚴肅的。

　　三、在法律制度上，公正明察、刑罰相當。

　　“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法制是治理國家的開端。

　　荀子充分地認識到法制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主張為政要制定和公布法律，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

　　在社會治理中，君主不可以依據自己的主觀意志執法，更不可隨意更改法律。

　　在《荀子·成相》“臣謹循，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貫。”意思為，臣下謹慎地遵循法令，君主掌握變更法制的權力。

　　公正明察，原則不能擾亂，以此治理天下，后世的君主都效法它，成為規范，世代相傳。

　　由此能夠得出，君主有改變法律的權力，但應該讓它變得公正明察，讓所有人都依照法律規范來做事，使得法律留傳后世。

　　法律制定規范，違反了法律就要受到一定的刑罰，而荀子認為“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意思為刑罰與罪行相當，國家就平治;刑罰與罪行不相當，國家就混亂。

　　刑罰適度，是治世的標志之一，也是治世的保證。

　　他指出，實施控制管理，必須以人的具體行為為依據，做到賞罰分明，公正無私。

　　賞多而過分，則惡人就會得到不應得的利益;罰多而過分，則善人就會得到不應得的傷害。

　　“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荀子·君子》)刑罰和罪行相當，法律才有威信，才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也才能起到懲罰揚善的作用。

　　做到賞罰分明，事物就能互相協調，事情變化就能得到恰當的處理，進而達到天時、地利、人和的境界。

　　荀子多方面的治國方略都滲透著法制的思想，是儒家從孔孟以來較大的突破。

　　受到荀子法制的思想影響，荀子的學生韓非子、李斯成為了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荀子的法制思想是對儒家“禮”的發展，將“法”融入“禮”中，讓“禮”能夠規范約束人的行為，有了“法”的制約，對國家、百姓起到嚴格制約，使國家有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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