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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軌經濟背景下中國經濟調控政策的效用分析
寫好畢業論文的前提是搜集和積攢一定數量與質量的材料。不知道小伙伴們都準備好了沒呢?在這里小編直接給大家帶來經濟畢業論文一篇，僅供閱讀!
摘要：本文根據中國經濟運行的現實背景對傳統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進行了修正，并在修正的模型框架內，依據不同的假設條件，利用圖形分析分別闡述了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與局限性，同時文章依據修正后模型所含方程組提出并證明了兩個命題，分別探討了外國利率變動以及財政融資方式對一國經濟增長的不同影響。最后對處于轉軌經濟背景中的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MF模型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轉軌經濟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以下簡稱MF模型)在國際金融理論演化途中具有里程碑意義，該模型是由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R.Mundell)和英國經濟學家弗萊明(J.M.Fleming)于20世紀60年代在封閉條件下的IS-LM模型基礎上，加入了外部均衡而形成的。它是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偏離均衡狀態時政策搭配的工具，同時又是分析在資本流動限制不同條件下，不同政策手段調控效果的工具。
西方學者針對MF模型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總結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向：一是針對模型假設前提進行放松或更正，演繹出適用于不同條件的MF擴展模型和相關理論成果;二是根據現實情況對原有MF模型中包含的部分理論推理邏輯予以修正然后得出新的結論;三是將新的經濟變量引入原有模型進而擴充MF模型的分析角度。這些深入的研究可以從三個維度來劃分其對原有MF模型的貢獻，分別是模型假設、模型變量、模型推理邏輯。之所以有學者不斷對MF模型的自身框架及其適用性做出研究，一方面說明模型本身較強的理論應用價值與可進化的強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模型自身假設與邏輯推理的開放性與復雜性，這一切又是由于當今全球化經濟背景的深化以及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不同軌跡與方式。
在我國對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研究與應用主要沿著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對于原有模型前提假設和理論分析過程的修正和驗證，并應用模型對中國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并給出政策搭配建議。二是進行中國與其他貿易伙伴間政策協調與政策效應傳遞的理論分析。吳照銀(2003)從我國資本賬戶管制的非對稱性角度出發，分析了我國與美國間利率水平不同情況下兩國經濟政策的傳遞，黃玲(2010)對MF模型進行了進一步推演，分析財政與貨幣政策調控的效應并提出對沖手段下的MF模型。焦瑾璞，龐莉洋(2009)在MF模型框架下分別分析了美國、日本、中國不同貨幣政策的實施影響，并提出對我國政策實施貨幣政策帶來的干擾。
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有許多經濟制度帶來了轉軌經濟中的特殊經濟現象同時也對相關經濟調控政策效果帶來了不同影響。反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經濟調控政策經歷了多次變革，調控效果明顯，經濟調控水平也處于不斷提升的進程中，當然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政策調控的相關副作用。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依據中國轉軌經濟運行情況對MF模型進行修正，并運用修正后的MF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與影響進行定性分析，同時提出了兩個命題并加以證明，最后針對經濟發展處于轉軌過程中的發展中大國所體現出的特殊經濟現象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全文共包括以下幾個部分，第一部分：MF模型的修正;第二部分：運用修正模型對政策調控效果進行分析;第三部分：修正模型下的兩個命題與證明;第四部分：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轉軌經濟異象的探討。
一、MF模型的修正
在經典的MF模型中，一共包含三條曲線分別是衡量產品市場均衡與否的IS曲線、衡量貨幣市場均衡與否的LM曲線與衡量國際收支平衡的BP曲線。其中LM曲線形式與封閉條件下的曲線形式完全相同，這顯然存在著不足，即無法將外幣資產等引入分析框架，在開放條件下的貨幣市場上割裂了與外界的聯系。同時在中國特殊的經濟運行背景中，我們需要對IS曲線和BP曲線進行深入地再考察，得出充分適用于我國經濟運行分析的曲線工具。因此對三條曲線的具體修正如下：
(一)BP曲線的修正
BP曲線反映了一國凈出口和凈資本流出的差額情況，被稱為國際收支差額曲線。其具體表達式為：BP=nx-F。表達式中包含兩個函數，分別是凈出口函數與凈資本流出函數。傳統的MF模型中nx函數表現為一國凈出口與一國收入成反方向變化，凈資本流出函數表現為國內利率r的反函數。我們僅對nx函數提出修正，反觀中國從94年到09年的經濟數據，由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嚴重外向型依賴，導致我國凈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同時增長，因此我們認為nx函數在中國具有正向斜率,即曲線方程滿足均為正參數。參數被稱為邊際進口傾向，即凈出口變動與引起該變動的收入變動的比率。根據《中國2010統計年鑒》及巨靈數據平臺相關統計數據，我們收集了從1994年到2009年中國經濟運行的相關年度數據采取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擬合出了BP曲線，回歸輸出結果為：(如表1所示)。
方程實際表達式為(單位：億元)，這里回歸分析目的是判斷偏相關系數的符號，因此存在正向自相關的前提不干擾我們對回歸所得方程中符號的判斷，得出方程與本文之前的理論分析相符。則在我國特殊經濟發展背景下，修正的BP曲線呈現出向下傾斜的特征，其表達式方程為。
具體我國特殊情形下BP曲線的理論推導圖1-1示。
按照宏觀經濟學定義，一國國際收支平衡被稱為外部平衡，是指一國國際收支差額為零。當BP>0時，稱國際收支出現順差，也稱國際收支盈余。反之，則為國際收支逆差。
(二)LM曲線的修正
在MF模型中LM曲線與IS—LM模型中的曲線形式相同，沒有充分反映出開放經濟模型的基本特征。因此，對其修正的角度我們遵從引入新變量從而帶來與外界經濟運行聯系的原則。從我國近段時間的通貨膨脹成因中，可以看出我國貨幣供給渠道的內生性與外生性雙重性質，一方面是為刺激經濟復蘇和保證經濟增長而產生的國內信貸膨脹性溢出，另一方面是結售匯制度帶來的由于外匯資產持續高速增加而產生的被動貨幣投放。因此我們將LM曲線方程M=PL(R，Y)中的變量M進行進一步擴展，根據黃玲(2010)將其分為央行的國外資產F與國內資產D，這樣使得LM曲線在貨幣市場方面與外部發生聯系，曲線方程形式為，其中a為貨幣乘數。
(三)IS曲線的修正
對IS曲線的修正具體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于nx函數的改變導致IS曲線斜率的輕微變化。另一方面則是更具近年來中國經濟運行中特殊的經濟現象，推導新情況下的IS曲線，本文將其中命名為IS曲線的反常狀態。凱恩斯理論框架下由于投資與利率的反向變化關系導致IS曲線的下傾。但是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轉軌經濟過程中的政策制度安排等綜合因素，在中國經濟運行中部分年份中出現了利率與投資正相關的情形，因此反常狀態下IS曲線呈現向上傾斜的形式.正常情況下IS曲線的表達式為。
反常情況下的IS曲線的表達式斜率和截距項符號相反，其理論推導圖示1-2。
我們依據中國經濟運行的自身實際情況對MF模型中的三條曲線依次進行了相關修正，形成了修正后的MF模型。在一定假設前提下，我們可以運用其進行進一步的理論分析。
二、運用修正模型對政策調控效果進行分析
理論分析的相關假設前提如下：
一是一國施行固定匯率制且資本自由流動受到一定限制;二是產品市場中商品價格保持不變;三是對于模型中所有方程，被解釋變量均對參數成線性關系;四是分析中不考慮政策作用的循環自我反饋，僅考慮初始效應。
(一)在IS曲線正常狀態下，政策調控效用分析
1、IS曲線斜率小于BP曲線斜率時
當資本自由流動限制較少時，σ較大時，IS曲線斜率會小于BP曲線斜率，圖像上表現為IS曲線較BP曲線較為陡峭。
(1)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效用分析
經濟初始均衡點處于A點。政府在施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通過轉移支付、政府購買等不同途徑，使得IS曲線右移至IS'，新的均衡點B位于BP曲線上方，出現國際收支盈余，本國貨幣存在升值壓力，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同時央行在市場中買入外匯資產間接投放本幣，維持原有匯率水平，以上一系列措施使得LM曲線右移。在固定匯率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施行不會帶來BP曲線的移動，因此為我們在尋找新的均衡點時帶來了依據。最終經濟均衡點處于C點(見圖2-1)。若我們放寬假設，允許匯率小幅調整，則在B點時，本幣匯率下降，BP曲線右移，最終均衡點為點C。匯率的小幅調整會在一定程度減弱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調控效果(見圖2-2)。
(2)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效用分析
為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必然使得本幣投放在市場上數量減少，導致LM曲線左移，與IS曲線交于點B。新的交點B位于BP曲線上方帶來國際收支盈余，本幣存在升值壓力，同上述效果相同，為保持本幣匯率穩定的相關措施使得LM曲線右移，最終交于一般意義上的均衡點C，即為初始均衡點A，如圖2-3。以上分析過程與結論與傳統的MF模型下得出結論相同，即是資本自由流動限制與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完全喪失，其均衡點取決于IS曲線與BP曲線交點。但是，值得討論的地方存在于緊縮性貨幣政策與國際收支盈余現象的異常經濟現象其背后的原因。
2、IS曲線斜率大于BP曲線斜率時
當資本自由流動管制極為嚴厲時，即σ趨向于0時，IS曲線斜率會顯著大于BP曲線斜率，圖像上表現為IS曲線較BP曲線較為平緩。
(1)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效用分析
經濟初始均衡狀態為A點。政府在施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使IS曲線右移至IS’，帶來產出增加和利率的上升。在B點，出現國際收支盈余，且在該種情況財政擴張帶來的國際收支盈余效應要遠遠大于BP曲線正常情況下的盈余效應。本幣存在升值壓力或匯率存在下降趨勢，為使匯率固定央行要買入外匯資產并投放本幣，使LM曲線中的D項與F項增加，帶來LM右移，帶來外部均衡狀況的進一步偏離，本幣升值預期加大同時本幣實質匯率不斷下降，產生政策調控的循環悖論，如圖3-2。同時這一理論推導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在過去一段時間中違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The Balassa-Samuelson hypothesis)的原因和近年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形成的一個可能性路徑�？梢娫谶@種情形下，擴張的財政政策可以帶來產出的增長，但為保證匯率的穩定只有以不斷犧牲外部均衡的代價換取一國匯率水平的暫時穩定。只有在逐步放松資本自由流動限制和放寬匯率調整幅度的情形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國際收支盈余效應才能減弱，財政政策調控的循環悖論才能予以解決，最終得到理想的調控效果與穩定的外部均衡與內部均衡狀態。
(2)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政策效用分析
當中央銀行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促使LM曲線左移，與IS交點位于BP曲線下方，形成國際收支逆差，為本幣帶來貶值影響，一國為維護本幣匯率穩定必然賣出外匯儲備并購入本幣，以維持本幣匯率水平避免過度貶值，LM曲線進一步左移。此時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出現模糊化，并且產生調控慣性，最初由于緊縮性貨幣政策需要對貨幣量收緊，但是當出現需對外部均衡進行同時調整時，貨幣政策緊縮程度無法受到有效控制，緊縮趨勢進一步加強，政策調控目標受內外均衡的制約而模糊化，如圖3-3。只有輔助財政政策的變化才能有效控制貨幣政策并產生預期的調控效果，如圖3-4。因此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稱貨幣政策的運行機制扭曲并產生強烈的政策依賴性。就經濟運行現實情況來看，近期我國貨幣政策由中性轉為偏緊的同時輔助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方面主要為保證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增長的持續，另一方面從模型中我們也看到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源于對貨幣政策調控依賴性和扭偏的需求。
(二)在IS曲線反常狀態下，政策調控效用分析
回顧我國近年來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的關系，可以看出在2004至2006年份，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的相關性表現為正向且投資對利率敏感性較強。
這里我們僅分析IS曲線斜率大于LM曲線斜率時的情形，因為當IS曲線斜率小于LM曲線時，使之成立的一種條件可理解為d，在這種情形下投資對利率彈性較大的經濟含義可表述為利率下降伴隨投資嚴重萎縮，利率上升投資急劇擴張，而且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太大以至于抵消了政策擴張的正常效應，這些結論嚴重違背了基本經濟學理論。因此我們忽略此種情況，僅討論IS曲線斜率大于LM曲線斜率的情形。
1、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用分析
當政府施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IS右移至IS’與LM曲線交于B點，由于B點在BP曲線上方，因此產生國際收支順差，并且由于IS曲線向上傾斜BP曲線向下傾斜，帶來了相比于IS曲線正常情形下國際收支盈余效應的雙重強化。本國為維護本幣匯率水平，投放本幣同時買入外匯資產，使得D和F上升，LM曲線右移形成新的均衡點C。可以看出在這種情形下，擴張性財政政策無擠出效應，但其作用被貨幣政策的被動調整所削弱，如圖4-1。
當我們放寬對匯率固定與資本流動的限制時，財政政策在開放條件下產生特有的棘輪效應(ratcheting effect)，即表現為財政政策的擴張導致本幣升值IS曲線下移趨勢，會被BP曲線的上移而部分抵消，同理當財政政策收緊時，由于本幣貶值導致的IS曲線上升會被BP曲線下降而部分抵消。如圖4-2，經濟初始均衡點位于點A，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得IS曲線右移至IS’，由于與LM曲線交于點B，由于位于BP曲線上方，因此國際收支盈余使得本幣存在升值壓力，匯率下降使得出口減少進口增加，從而IS曲線左移同時BP曲線右移，最終均衡點位于C點。
2、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用分析
當央行施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LM曲線左移至LM’，與IS曲線交于點B，產生國際收支盈余，本幣存在升值壓力，為維護本幣匯率水平恒定，央行投放本幣并買入外匯資產，導致D與F上升，從而LM曲線右移趨向初始均衡點，緊縮性貨幣政策效用大幅減弱(見圖4-3)。若為確保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果，一國應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配合，產生了如本文第二部分中提及的貨幣政策調控的依賴性，貨幣政策調控自由度減弱。
若放松匯率固定與資本自由流動限制的假定，則緊縮性貨幣政策效用會逐步體現出來。在初始均衡點A，當貨幣政策收緊，導致LM曲線左移與IS曲線交點位于BP曲線上方，出現國際收支盈余，本幣升值進一步導致IS曲線左移至IS’，BP曲線右移至BP’，最終交于點C。
三、修正模型下的兩個命題與證明
在修正的MF模型框架下，我們提出兩個命題并通過模型中所包含的方程進行嚴格的數學推導論證。
四、基于模型特殊性的轉軌經濟異象的探討
針對文章的上述分析，我們對理論分析過程中的特殊經濟現象進行總結，并對現象的存在給出了可能的原因解讀。
(一)關于模型修正中體現出的在特殊經濟現象。
1、近年來凈出口與國民生產總值同向變化的現象
我國經濟增長中出口帶動的比重常年保持較高，一方面是我國現階段貿易活動中的比較優勢存在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客觀上出口紡織品、以及裝配加工的電子產品等對于本國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并且出口產品大多屬于必需品范疇因此受外部經濟環境沖擊極為有限。另一方面從政策角度來看，在出口相關政策鼓勵以及進口相關的約束條件下，我國出口企業積極性較高，出口創匯以及為經濟增長貢獻較為明顯。當然關于凈出口額與國民生產總值間的因果關系有待進一步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實證研究，于此我們僅從不同角度給出產生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
2、投資對利率的彈性為正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固定資產投資與利率呈正相關關系。產生上述現象的可能原因如下：a、利率的非市場化因素。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框架中的工具，其運用和形成具有較強的政策含義，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名義利率會大幅偏離實際利率，進一步使得投資與名義利率間的關系被扭曲;b、國有銀行主導型體制導致貸款獲得途徑的非均衡性。由于國有企業在資金市場具有壟斷優勢，且投資占比較高，同時其自身特性可概括為資金需求量大，議價能力極強，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這對于利率提升帶來的投資抑制效果帶來了很大程度地減弱;c、資產替代限制的效應。由于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以及居民儲蓄的剛性表現，導致資金的逐利性被動弱化，使得名義利率調整幅度縮小，同時資金流向受到影響，名義利率對于投資的指導作用大大減弱。
(二)關于政策效用分析中體現出的特殊經濟現象
1、IS曲線正常狀態下
財政政策調控悖論的產生。如圖3-1所示，固定匯率制下，財政政策的擴張必將伴隨本幣資產的投放，外部失衡的進一步擴大。
貨幣政策的調控依賴性。如圖3-4所示，在此種情況下，貨幣政策收緊趨勢的終止依賴于財政政策的實施，貨幣政策目標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模糊化。
產生上述兩種現象的原因均來自與匯率固定的影響，因此合理放寬匯率調整幅度，放松對資本流動項下的管制，對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具有一定的意義。
2、IS曲線非正常狀態下
在放寬前提假設條件下，財政政策出現棘輪效應。財政政策的調整會由于匯率變動帶來的BP曲線移動而使效果更加顯著，具體體現為擴張和收緊時，均存在一條外部機制限制政策自身的慣性調節。這一效應得益于匯率的一定浮動。
(三)對兩個命題的思考
命題1中我們考慮了外國利率對于本國經濟的影響。命題2中我們考慮了財政刺激計劃或赤字的融資方式對于一國經濟的影響。在相關的嚴格條件約束下，兩個命題均對中國自身經濟運行存在一定的意義。
首先，在美國經歷多次量化寬松政策，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擴大貨幣供給時，國外的利率水平處于較低的狀態，在滿足命題的一定條件時，若我國利率水平長期保持恒定，根據命題1結論，外生經濟沖擊會帶來我國的產出的下降。其次，目前由于政府投資拉動的主導效應等使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增長態勢，而我國在財政赤字逐年增加的經濟發展時期合理彌補財政赤字缺口以及合理為財政刺激計劃融資對經濟增長與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命題2結論，利用發行國債的方式為財政刺激計劃財政赤字進行融資，在一定約束條件下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
綜上幾點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產生經濟運行異�，F象的原因是復雜的，但主要集中與利率的非市場化、匯率水平的固定及資本項目的嚴格限制，資本市場發展的滯后以及經濟增長方式的單一。為有效解決政策調控中問題，具體政策建議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完善利率、匯率等資金價格指標的作用
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步伐，完善利率形成機制，逐步減弱利率作為政策變量的性質，有效連接金融市場內部不同利率形成機制和傳遞機制，進一步發展并完善資本市場，使居民投資的資產形式多樣化，同時配合利率形成機制的完善，進一步提升資金流動的趨利性，使得資金擁有個體對于政策調整做出有效合理的反應，使利率的價格信號作用顯著改善;逐步放寬匯率的調整幅度，緩慢放松對資本賬戶的管制，使得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健全同時避免外部因素對本國經濟體的沖擊。
2、針對國企資金獲取途徑設立監督渠道
并對其資金的非正規漏損及效率缺失設置指標進行監控，減弱其資金議價能力進而提升其對調控政策反映的敏感性，逐步改善資金市場上的壟斷現象。
3、加大對經濟增長結構轉型的投入
宏觀層面，從增長依賴途徑轉變入手，為繼續保證經濟增長將動力逐步轉向國民內需的開發，同時在短期中保持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微觀層面從企業技術進步、產品創新角度提供輔助，鼓勵企業等市場微觀主體技術革新，并且進一步提升本國人力資本的質量，保障經濟增長途中所需的知識與技術積累。
本文構造的MF模型是對西方經濟理論在中國特殊背景下修正的一種嘗試。經濟理論和分析應充分結合中國經濟的運行背景，對于西方經典理論的運用和考察應本著謹慎的態度加以學習和研究，只有有效合理地將其融入我國的經濟運行框架，理論與模型才能體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上述分析與命題中中國轉軌經濟中存在的經濟異象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均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在新的時期也對經濟增長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高速經濟增長締造了東方乃至世界的神話，其經濟體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并將在不遠的將來成為經濟體量層面的頭號大國。但是反觀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質量與為保證經濟增長動力而付出的成本代價，我們不得不冷靜的思考許多異�，F象背后的問題所在。目前中國人均GDP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如何避免重蹈拉美國家等地區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平穩走向發達國家行列;如何避免激化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沖突，有效調整經濟結構;如何擺脫身處世界工廠中資源凈輸出者的尷尬地位，從創新與技術發展角度分享世界市場的紅利;如何合理解決長期中自身的“雙順差”現象問題及其間接影響，兼顧內外均衡的實現;如何避免在高速經濟增長后期產生滯漲的可能，同時在后危機時代繼續保證全球經濟引擎的功用等等，這些始終困擾并將長期伴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象是轉軌經濟中永恒的音符，只有合理應對這些從歷史長河中走來并在現實中不斷相遇的問題，中國經濟才能譜寫出永恒而輝煌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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