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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本占用
本論文是一篇關于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本占用的優秀論文范文,對正在寫有關于經濟增長論文的寫作者有一定的參考和指導作用。
摘要:文章以生態足跡(EF)作為自然資本的測度,采用中國平均單位產量法測算并分析了中國2000—2011年30個省(市、區)的EF值及其構成,并利用省際面板數據考察了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本占用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在整個研究期內,中國各省份EF持續增長,自然資本占用總體表現為資源消耗型向環境污染型轉變的特征,自然資本效益趨于惡化;中國及東部地區存在“倒U型”的自然資本庫茲涅茨曲線(NKC),西部地區存在“正U型”的NKC,中部地區不存在NKC,東部地區將比中西部地區更早達到NKC拐點。
關鍵詞:生態足跡;自然資本;面板數據;自然資本庫茲尼茨曲線
一、引言
經濟可持續增長必須考慮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這一點已逐漸為理論界所普遍接受。改革開放以來,以依靠自然資源要素投入和勞動力成本優勢為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中國面對著愈加嚴峻的資源環境壓力,生態理由已嚴重制約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科學合理地測算生態資源消耗,揭示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對于推動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自然資本是指能夠在現在或未來提供有用的產品流或服務流的自然資源及環境資產的存量(Daly,1996)。生態經濟學主張以實物量取代貨幣量核算自然資本存量,其中由Rees(1992)提出,并經Wackgernel and Rees(1996)加以完善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 ,EF)是目前最具吸引力的測度指標,EF采用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設用地、化石能源用地六類生產性土地面積度量特定人口或經濟規模下的資源消耗和廢棄物吸收。其中前五類稱為生物資源足跡,反映自然資源消耗,化石能源用地稱為能源足跡,表現為吸收化石能源消費所產生排放的占用面積,反映環境污染水平。
目前廣泛采用的EF測算策略有兩種,一是建立在直接用地基礎上的傳統EF計算模型,通過引入各類土地的世界單位平均產量與均衡因子將商品最終消費量換算成單位面積具有同等生態生產力的面積(Wackgernel and Rees,1996;Haberl et al.,2001;Monfreda et al.,2004)。二是建立在間接用地基礎上的投入產出法,即利用投入產出表所反映的經濟數量關系將各部門直接用地轉化為間接用地(Bicknell et al.,1998;Wiedmann et al.,2006;Turner et al.,2007)。兩者的實質區別在于是否考慮到產品中間生產過程中的資源消耗。國內的應用研究常采用第一種策略,側重于從國家、地區、城市等不同層面測算所研究區域的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以評價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程度。這些研究大多以所研究區域的產品消費數據為基礎,選擇單一年份主要消費品的世界平均單位產量作為模型中的主要參數,這種大尺度模型適合于國際間的EF比較,卻忽視了研究對象的區域特征,因此在亞國家及城市層面的小尺度分析中存在明顯局限,既無法體現各省域的土地生產力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也難以準確進行EF動態測度,同時由于EF測算所需數據龐大,計算過程復雜,國內基于面板數據結構的EF分析更為少見。
EF綜合考察了人類經濟活動的自然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與自然資本的范疇界定形成統一,為研究經濟增長的生態環境效應提供了新思路。Grossman and Kruger(1991)提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是目前經濟增長環境效應研究中最為重要的分析框架,該曲線表明初期的經濟增長將帶來環境質量的惡化,一旦經濟增長超過了臨界值(EKC曲線拐點),經濟增長將有助于改善環境質量,即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之間表現出倒U型的變化趨勢 。國內關于EKC的實證研究成果較多,且以采取時間序列或面板模型對中國是否存在EKC進行實證檢驗為主,較有代表性有:包群等(2005)基于1996—2002年中國30個省(市、區)的6類環境環境指標的面板數據,對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發現僅有工業廢水排放、二氧化硫與人均GDP具有倒U型的關系,檢驗結果對污染度量指標具有較強的依賴性。韓旭(2010)通過構建包括13類污染物的工業污染指數,基于1982—2008年的時間序列模型考察了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結果表明,與生產生活密切的污染物更易出現倒U型EKC。許廣月和宋德勇(2010)采用1990—2007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研究了中國碳排放EKC曲線的存在性,發現中國及其東中部地區存在倒U型的EKC曲線,并預測了人均碳排放拐點的達到時間。張娟(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國28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對經濟增長與三類工業污染指標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均存在倒U型EKC。綜合上述文獻來看,支持中國存在倒U型EKC的研究較多,但由于采取的環境質量指標和估計策略上存在差異,所得到的結論并不完全一致。更重要的在于現有EKC的實證研究僅僅考慮了環境污染,那么,將環境污染擴展到包括自然資源消耗的自然資本庫茨涅茨曲線(Natural-capital Kuznets Curve,NKC)是否也在中國成立呢?這一理由仍需做深入的研究。
綜合以上分析,不難發現目前國內研究主要存在兩方面局限,一是在EF測算上,鮮見基于面板數據結構的EF分析,因此難以全面反映中國各省份自然資本占用的變化特征。二是基于傳統EKC的實證檢驗并沒有體現出經濟增長所造成的自然資源消耗,其研究結論的解釋能力存在不足。鑒于此,本文采用改善的生態足跡策略,將估算并分析2000—2011年中國30個省(市、區)的EF值及其構成,對NKC曲線在中國的適用型進行實證檢驗,并基于實證結果預測各省(市、區)到達NKC曲線拐點的時間。以期能夠在進一步豐富該領域研究的同時,為決策部門制定相應的資源環境保護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二、研究策略與數據
中國平均單位產量采用“全國主要農產品產量”與“全國主要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比值表示,將各地區歷年農產品產量除以平均單位產量得到耕地足跡。由于難以獲取完整的各省(市、區)林地、草地、水域的實際用地面積,林地足跡、草地足跡與水域足跡采用歷年各省(市、區)各類林產品、畜產品及水產品占全國同類產品產量比重的平均值乘以歷年全國林地、草地、水域的實際面積進行測算;建設用地足跡以歷年各省(市、區)居民點及工礦用地、交通用地、水利設施用地之和表示;能源足跡以能源消費量轉化為發熱量,并通過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提供的能地轉換系數(煤炭類55,石油類71,天然氣93單位GJ/hm2)測算,并扣除了1/3的海洋吸收。均衡因子選取2002、2004、2006年《地球生命力報告》所提供均衡因子的平均值(耕地與建設用地:2.17,林地與化石能源用地:1.36,草地:0.48,水域:0.36),將不同類型用地乘以相應的均衡因子以實現各類用地的比較與加總。
為保證數據統計口徑的一致,本文選取的農產品由糧食作物(谷物、豆類、薯類)、油料(花生、油菜籽)、糖料(甘蔗、甜菜)、麻類、煙葉、茶葉、水果組成;畜產品由肉類(豬、牛、羊肉)、奶類、綿羊毛、山羊毛、羊絨、禽蛋、蜂蜜組成;林產品由木材、橡膠、松籽、生漆、油桐籽、油茶籽、核桃組成;水產品由海水產品與淡水產品組成,各地區各類產品的產量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全國林地、草地的實際面積來自歷年《國土資源統計公報》、水域面積及各省份建設用地面積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各地區能源消費選取煤炭、石油、天然氣三類能源的實物消費量,數據來自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的“地區能源平衡表”;上述部分年份的缺失數據通過其他年份相關數據進行估算。為消除價格波動的影響,利用地區生產總值指數將歷年名義GDP折算為以2000年為基年的實際GDP,地區生產總值及指數、人口數據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三、測算結果與實證分析
(一)EF測算結果分析
1.EF總量分析
四、結論
本文采用中國平均單位產量策略測算并分析了中國30個省(市、區)2000—2011年EF值、EF構成及其EF強度,全面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及各地區自然資本占用狀況,并對經濟增長與EF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EF測算結果顯示,2000—2011年,中國及各地區EF總量持續增長,各省(市、區)EF增量與年均增長率存在較大差異,反映中國自然資本占用表現為顯著的不均衡性;生物資源足跡與能源足跡呈現相反的變化趨勢,能源足跡比重的不斷攀升使得中國自然資本占用主要表現為日益加劇的環境污染;受能源經濟效益下滑的影響,EF強度持續上升,表明中國資源環境效益趨于惡化。
(2)經濟增長與EF關系的檢驗結果顯示,全國范圍內存在倒U型的NKC,全國所有省(市、區)目前均未達到NKC曲線拐點,表明中國自然資本占用隨著人均GDP的上升還將繼續增加,中國經濟增長資源環境代價仍在不斷加劇。從區域層面看,東西部地區分別存在倒U型和正U型的NKC,且分別處于兩條曲線的左端和右端,意味著東西部地區自然資本占用隨著人均GDP的上升也將繼續增加,而中部地區并不存在NKC。東部地區各省市到達NKC拐點的時間要明顯早于中西部地區。
以上結論表明:隨著資源環境理由的不斷加重,中國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以犧牲資源環境換取的經濟增長不僅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相違背,更有可能危及到中國的生態資源安全。因此,各地區應該充分結合自身資源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實際,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出發點,切實推進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逐步探索出適合自身特點的經濟增長與生態資源保護并重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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