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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再發現探究論文
引言
對中國經濟保持如此高速發展的探究，一直是國內外經濟學家的研究熱點。過去30 多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依靠高投資率是被普遍接受的一個觀點，然而，僅僅依靠要素增長型的模式是無法實現一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的。近年來，特別是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危機以后，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難度和成本越來越大
中國自2006 年以來，GDP 實際增長率不斷下降，此次的下降是否能像1991～2006 年出現U 型恢復，抑或進入持續而顯著的下降區間，還是會進入調整期———從“要素增長型模式”逐步進入“效率增長型模式”?回顧過去30 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我們發現1991～1998 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較為顯著而持續的下降趨勢。對此張軍等(2003)認為，“資本深化”加速可能是上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并猜想這是制約經濟長期增長的本質因素。自他們的研究已過去10 多年，從最新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自1998 年以后，中國的“資本深化”不斷加速，而經濟從1999 年開始持續而穩定地恢復增長，不斷加劇的“資本深化”并未導致經濟長期下降，說明他們的猜想無法解釋實際經濟。而在10年之后———在進入21世紀的第一個10 年的中期，中國的經濟增長又一次下降，盡管此時的儲蓄率、投資率一直逐步上升。近些年來的經驗表明，不斷升高的投資率背后依然是GDP 增長率的下降，是否中國依靠投資拉動所釋放出的規模紅利已經用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常用資本產出比，即單位產出需要多少的資本投入，分析一個經濟體的資本利用效率。自上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產出比就開始逐步上升。
綜上所述，筆者將重點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不斷提高的“資本深化”并未導致經濟下降反而是上升，近年來經濟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二是影響中國資本產出比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改善資本的利用效率?
文獻綜述
關于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比比皆是，筆者主要是從資本利用效率的角度進行簡要的回顧和梳理，同時涉及資本存量的估算和資本產出比的相應思考。
1.經濟增長與投資之間關系的研究
有關中國經濟增長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很早就有學者開始研究。鄒莊至等(1995)曾分部門建立不同的生產函數，解釋中國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情況。他認為，中國在1952～1980 年經濟增長并非歸因于技術進步而是資本形成。王小魯等(2000)在對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性的研究中發現，中國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推動經濟前進的同時，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后資本形成效率的不斷提高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近年來，以林毅夫為主的學派依舊提倡中國經濟短期內的持續增長要以投資為主，但要不斷優化投資結構。
有關近年來中國投資效率問題，也引起David Dollar(2007)、Zhu(2010)、Song(2011)的關注，他們均認為，現在中國的投資規模偏高，且資本要素配置存在扭曲。
2.以資本產出比為重點展開的研究
除了有關資本與經濟增長的總體研究外，另外，以資本產出比為重點展開的研究也較多。資本產出比一直是經濟增長理論中重要的話題，是判斷一國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的有效指標之一。Solow(1965)、Romer(1986)、Samuelson(1990)認為，一個經濟系統達到穩態時K/Y 是一個常數。而Romer 進一步實證分析得到，發達國家的K/Y 大致相等，而發展中國的K/Y 表現出差異性。樊瑛等(1998)針對此問題，計算出中國1978～1994 年的資本產出比浮動在2.7 左右，且用分段生產函數來解釋發展中國的K/Y 差異化，并拋出中國K/Y 變動的影響因素有哪些亟待解決。張軍等(2003)曾用理論分解K/Y，影響資本產出比增長率的因素包括，資本深化速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并從“資本深化”的角度，說明資本形成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具有顯著的發散模式，但缺少實證檢驗過程。在實證方面，林詩博等(2011)通過對中國1978～2007 年資本產出比上升趨勢分析得出，社會總儲蓄率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的增加，對于資本產出比的上升具有推動作用，人力資本的積累有助于中國投資效率的提高，抑制資本產出比的提高。
綜合上述關于資本效率、資本產出比的宏觀層面研究結果，對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證基礎依據。
實證研究
1.資本形成速率與經濟增長
筆者用資本形成，解釋經濟增長變動的現象：從1998～2000 年，資本產出比速率不斷下降。此時，資本形成速率下降幅度不及前者下降幅度大，促使經濟增長上升來達到平衡;2001～2004 年，資本產出比速率緩慢上升。此時，資本形成速率加速上升，為平衡資本產出比使得經濟增長也不斷上漲;2005～2007 年，資本產出比速率突降。此時，資本形成速率幾乎不變，經濟增長率卻急速下降，這與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的核算公式不吻合。筆者認為，這段期間主要是由于外在經濟環境突變的影響(如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影響)。而逐步走出金融危機的影響后，在近兩年中，由于資本形成速率和資本產出比增長率變為同步變動，導致經濟增長率平穩前進。因此，在沒有明顯的外在因素干擾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自2008 年至今，資本形成速率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足夠的解釋能力。
根據擬合結果顯示，三者的擬合程度很高，且技術進步對資本產出比速率的影響因子是資本深化程度的兩倍多，即技術進步對資本產出比速率較資本深化速率的影響敏感。資本深化與資本產出比速率成正比，即資本深化提高一個百分點，則資本產出比速率將相應增加0.4337 個百分點。此時，資本利用效率下降;而技術進步對資本產出比速率成反比，即技術進步率只要提高一個百分點，則資本產出比速率將下降0.8996 個百分點。此時，資本利用效率上升。資本產出比速率對技術進步增長率的變動較資本深化的變動要較為敏感。
擬合結果只是說明了各個因素對資本產出比變動的敏感程度，為了進一步分析過去30 多年時間里，資本深化和技術進步率對資本產出比變動的比重，對資本產出比速率進一步分解。
上表中的資本深化部分和TFP 部分，分別指資本產出比速率的增長中有多少是由資本深化引致的，又有多少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中國的資本深化程度一直在逐步升高，1979～2012 年間，資本深化平均增長率為9.35%，在2007 年達到了最高水平13.75%。除了1998～1991 年期間的一個“V”字走勢，幾乎沒有一個較大的漲落。相比而言，中國的技術水平始終在低位波動前進。1979～2012 年，中國的技術進步平均增長率為2.18%，在上世紀80 年代末期到90 年代初期，以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2009 年，中國的技術水平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有了衰退。隨著經濟逐漸復蘇，近幾年TFP 增長率始終處于一個較低的增長水平。較資本深化速率，技術進步平均增長率很低且不穩定。在過去30 多年中，資本深化程度速度將近是技術進步速率的6 倍，雖然技術進步速率對于資本產出比速率較資本深化速率要敏感，但是由于技術進步率緩慢且不穩定，導致資本產出比速率隨著資本深化程度的加劇而逐步上升，即資本的利用效率下降。
綜合考慮，筆者認為，引起中國資本產出比不斷升高來自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資本深化程度不斷加劇;二是中國目前的技術進步水平較低且波動性較強。對于第一個原因，涉及技術選擇偏差問題，技術進步的同時也會影響到資本深化程度的水平。應不斷引導逐步積累的資本，可讓更多的勞動者所使用的技術選擇偏差。對于第二原因，需要不斷投入創新，提升人力資本。
結論
筆者從資本產出比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出發，解釋中國30 多年經濟發展與資本形成之間的關系并探究資本產出比動因。從Y ^ 、K ^ 和K ^Y內在結構很好地解釋了中國經濟1998～2012 年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變動模式，而近兩年的平穩低增長主要是由于資本產出比速率和資本形成速率的同步變動。若要提高經濟增長率，在資本形成速度穩步提高的基礎上(這主要是目前極高的投資率在未來幾年必然導致的現象)，需要大幅度且不斷下調資本產出比速率。同時，從本文對資本產出比速率的動因分析看，目前中國資本產出比不斷升高的主要原因，來源于資本深化程度不斷加劇、中國目前的技術進步水平不穩定、近些年來技術進步幾乎停滯不前這三大因素。
因此，只是一味地增加投資規模不能提高經濟的增長速度，只有通過不斷地提高技術水平，并同時優化技術選擇偏差，降低資本深化程度，資本產出比速率不斷下降，從“要素增長型模式”過渡到“效率增長型模式”，中國的經濟發展才有可能保持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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