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通用10篇）

　　在日常學習和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到論文吧，論文寫作的過程是人們獲得直接經驗的過程。寫論文的注意事項有許多，你確定會寫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1

　　《新唐書·百官志三》“國子監”條云：“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丞一人，從六品下，掌判監事。每歲，七學生業成，與司業、祭酒蒞試，登第者上于禮部。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印，句督監事。七學生不率教者，舉而免之。”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唐代廣文館的學生與其他六學的學生一樣，是被國子監統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廣文館的地位排在國子學和太學之后，在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之上。唐代廣文館創立之初，雖然經歷過“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但是并未“自是遂廢”，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許直至唐亡。

　　一、唐代廣文館創立的時間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會制度史”，成書于開元二十六年（738），書中在講到國子監的機構組成時，提到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等六學，并未提及“廣文”二字。經學者考證，并非《大唐六典》遺漏不記“廣文館”，而是在開元二十六年以前廣文館還沒有創立。

　　在《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舊唐書》卷二十四《禮儀志四》、《唐會要》卷六十六《廣文館》、《唐摭言》卷一《廣文》、《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三》、《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等史籍記載中，廣文館是于唐玄宗天寶九年（750）秋，在國子監創立的。據《唐語林》卷二《補遺》中所知，初建之時，“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

　　二、唐代廣文館存在的時間

　　唐代廣文館的創立時間已是確定無疑了。接下來，要澄清的是唐代廣文館的存廢時間問題。據《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苑傳中·鄭虔傳》記載：鄭虔在廣文館中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又據《唐語林》卷二《補遺》中記載：“廊宇粗建，會（天寶）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廣文館創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災倒塌或損害嚴重而無法維持正常的教學了。面對沒有教學地點的事實，廣文館的命運是“自是遂廢”呢，還是繼續存在下去呢？正確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會要》卷九十一《內外官料錢》記載著唐代宗大歷十二年（777）的一條史實：“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給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錢等，具體如后……國子太學、四門、廣文等博士……各十二貫文，國子主簿十貫文；大學廣文助教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這說明，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23年，時任廣文博士和廣文助教的官員都在繼續工作，并由上級部門發放每月的“料錢”。廣文館并未被廢除。

　　《唐會要》卷九十一《內外官料錢》記載著唐德宗貞元四年（788）的一條史料：“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總三千七十七員，據元給及新加，每月當錢五萬一千四百四貫六百十七文，……國子祭酒八十貫文……司業六十五貫文……國子博士四十貫文……大學、廣文、四門博士各二十五貫文……國子助教、廣文助教各二十貫文……”這說明，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34年，時任廣文博士和廣文助教的官員仍在工作，并由上級部門發放每月的“料錢”。廣文館并未被廢除。

　　《全唐文》卷548韓愈《請上尊號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微賤，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言，可知，當時廣文館存在于國子監中。此文為韓愈任職國子監領導即國子祭酒時所作。韓愈任國子祭酒之職的時間段為唐憲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長慶元年，即公元820~821年。換言之，至唐憲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廣文館依然存在于國子監中，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請大夫尚書刑部郎中上柱國范陽盧（就）府君墓志銘》（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開成末，李公任宰相，以盧氏甥有嫌，不得為御史拾遺，旬月除廣文館博士”。此墓志銘中記載，盧氏甥在開成末年被任命為“廣文館博士”。“廣文館博士”一職既然在開成末年存在，那廣文館亦存在于開成末年無疑。“開成”為唐文宗的年號，時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廡舍損毀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據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之《乾符013》記載：李推賢在唐宣宗時任過廣文博士一職；據《新唐書》（卷70上）記載：李彬在唐宣宗時任過廣文博士一職。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92年。

　　還有，據周紹良主編《唐代墓志匯編》之《咸通105》記載：賈洮在唐懿宗時任過廣文助教之職；據《新唐書》（卷75上）記載：鄭頊在唐懿宗時任過廣文助教之職。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廣文館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廣文館的廡舍損毀之后的.第105年。

　　另據“張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發為僧，居雍之慈恩精廬，頗有高致。唐廣明末，大盜犯闕，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難，君子多之。既丁家難，以孝聞。服滿，自屏郊藪，一無干進意，若是者十余載，方出為廣文博士，改秘書郎”。文中“大盜犯闕”是指黃巢起義軍進入長安城，時間為唐僖宗廣明元年（880）。此后，張策奉養父母，避亂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時“召拜廣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廣文館廡舍被損毀的136年之后。僅僅再過17年即公元907年，唐朝滅亡。

　　由此可見，唐代廣文館自唐玄宗天寶九年（750）創立以來，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們進一步討論。按照現有的研究結論，廣文館之所以在盛唐之時才創立，根本原因還在于當時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詩文輕經學”的政策。這種取士傾向，導致唐代國子監的學生入朝為官的幾率下降。為提高國子監生徒在科舉考試中的競爭力，換言之，也是為了挽救在國子監讀書的公卿子弟們的仕途危機，“亦救生徒之離散”，廣文館應運而生。于是，天寶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廣文館于國子監以教諸生習進士者”。唐代廣文館的主要存在價值就在于，它為國子監生徒努力登進士第提供一臂之力。從唐玄宗欽點的第一任廣文博士即為詩、書、畫皆精妙的鄭虔，也可以看出廣文館要教學生的是如何作好詩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經學中的義理。

　　《唐才子傳》：“裴說，天佑三年禮部侍郎薛廷珪下狀元及第。”《唐詩紀事》：“（裴）說與（裴）諧，俱有詩名，諧唐天佑三年登第，終于桂嶺，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載陳光義唐天佑三年登第（參《莆陽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06年，也是唐代在歷史上將終結的倒數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說、裴諧、陳光義等二十五人擢進士第。這說明，唐代科舉制度一直被執行至本朝滅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這17年里，與科舉制度命運息息相關的唐代廣文館沒有理由被廢除。

　　所以，我們也有理由說，唐代廣文館自唐玄宗天寶九載（750）創立以來，一直存在至唐亡。

　　參考文獻：

　　[1]孫培青.論唐代廣文館的興廢[J].教育評論,1987,(5).

　　[2]徐暉.唐代國子監學官與文學研究[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

　　[3]周紹良.唐代墓志匯編(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歐陽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劉加夫,熊禮匯,閔澤平,霍有明.中國文學編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2

　　【摘要】保定作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保定有著悠久的人文歷史，形成了“悠”、“義”、“教”、“善”、“趣”的特點，它們豐富的人文內涵賦予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命力，促進其發展。

　　【關鍵詞】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上，我國領導人首次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下簡稱“核心價值觀”），對于當今社會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有利于提升個人的精神道德修養，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有利于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和諧社會的構建；有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國家競爭力。

　　作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組成部分，保定在新時期抓住歷史機遇，充分利用自身優勢，促進發展，肩負起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使命。保定擁有悠久的人文歷史底蘊，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保定人民發揮聰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義”、“教”、“善”、“趣”的特點。這些對于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區域發展提供了借鑒。

　　一、保定人文歷史的內涵

　　保定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多樣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積淀了悠久的人文歷史底蘊，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形成了“崇信、重義、尚和、爭先”的新時期保定人文精神。筆者將保定的人文歷史歸納為“悠”、“義”、“教”、“善”、“趣”這五個特點，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歷史內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長遠之意，又有閑適自得之感，而保定的歷史文化便給人這樣的感覺。保定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文物古跡眾多，1986年被選為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淶源閣院寺、易縣燕下都遺址、清西陵、曲陽北岳廟等眾多文物古跡，年代久遠，造型精美，氣勢磅礴，見證了古城保定悠久的歷史文化。多樣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顯著保定歷史文化的魅力。

　　（二）“義”

　　“義”是古往今來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義、義氣。保定人文歷史悠久，是“燕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刺秦王報國家的荊軻，桃園結義的劉備等，都體現著保定人文歷史中的俠義之氣。在抗日戰爭時期，保定更是“紅色之都”，作為革命的主要陣地，有著悠久的革命歷史和優良的革命傳統。紅二師“七六”學潮等革命斗爭和工人運動體現著保定人民的勇敢無畏，正義凜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雙擁精神等紅色精神更是新時期保定人追求發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導教導的含義。保定擁有豐富的學府文化，更是著名的體育冠軍之城。蓮池書院、保定陸軍學校等培養了大批優秀的人才，而現今的保定更是堪稱“大學之城”，河北大學、華北電力大學、河北農業大學等高校，為學生打造優良的學習環境。不僅如此，保定還培育出大批的優秀體育人才，涌現出多位世界冠軍，在世界大賽中為國家爭得了無數榮譽。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保定人民熱情好客，道德誠信，涌現了無數的全國道德楷模。“油條哥”堅持不用“復炸油”，為商家做出了榜樣；“河北農大9301班”的事跡更是感動了無數人，將真情傳遞，這些事例都彰顯著保定人民的精神風貌。保定人民積極建設現代化開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終保持堅定的政治立場和覺悟，擁護國家的政策、方針，以迎接新時期的機遇與挑戰。

　　（五）“趣”

　　“趣”取其美學藝術上的概念，指文學藝術作品中所表現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擁有特色鮮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調、評劇、京劇等多種曲藝劇種深受人們的喜愛；曲陽石雕、白溝泥塑、徐水獅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國享譽盛名，“保定府三宗寶，鐵球面醬春不老”的民謠更是讓人民津津樂道，體現著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歷史在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中的作用

　　核心價值觀是各地區思想精華的總結與凝練，來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歷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長期奮斗所凝結的思想動力。保定的人文歷史精神以核心價值觀為思想統領，同時又為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奠定政治、群眾、地域文化等基礎，是促進其發展的重要載體。

　　（一）政治保障，優先發展

　　保定自古以來便是政治軍事要地，為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奠定了政治基礎。一方面，保定為核心價值觀的'發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著三千多年的歷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戰爭時期，作為晉察冀邊區政府所在地，爆發了黃土嶺戰役、平原游擊戰、地道戰等一系列艱苦卓絕的戰役；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保定成為我國最早的一批現代工業城市，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區有著堅定的政治立場，保定人民有著極高的政治素養與覺悟，形成了忠義的品格，這與核心價值觀的“愛國”、“誠信”等內涵相得益彰，為其發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另一方面，保定作為“京津冀一體化”重要戰略中的組成部分，為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政策支撐。“京津冀一體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條科學持續的協同發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歷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產業，提升文化軟實力，有利于核心價值觀的融入與發展。

　　（二）群眾支持，加快推進

　　人民群眾是價值創造的主體，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靈的保定在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鄉”，趙國將相廉頗和藺相如，精密計算圓周率的祖沖之等，都彰顯著保定人民的聰明智慧，能夠更好地挖掘核心價值觀的深刻內涵；另一方面，保定有著悠久的革命傳統，保定人民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基本的指導思想，有著極高的政治覺悟與素質，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艱苦奮斗、團結奮進、不斷爭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與核心價值觀的內涵一脈相承，為其發展提供廣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將會更加熱情，更加積極地推進核心價值觀的發展。

　　（三）文化支撐，提供借鑒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提出“軟實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構建軟實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是一座城市發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重視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來注重打造“紅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優勢，形成了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時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帶，有著地域優勢，為核心價值觀提供地域文化支撐。豐富的文化資源構成了培育核心價值觀的大環境，使得核心價值觀更加大眾化，有利于為核心價值觀在其他區域文化的培育和踐行提供借鑒。

　　（四）增強認同，便于理解

　　核心價值觀是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凝練與升華，它來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將區域文化與核心價值觀的內涵相結合才能促進更好的發展。保定人文歷史文化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價值觀是對保定的人文歷史有著“悠”、“義”、“教”、“善”、“趣”等特點，這些都與核心價值觀賦予的內涵相契合，將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融入到保定人文歷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增強對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感，更好地實現核心價值觀的教育指導功能。

　　（五）實踐平臺，開拓空間

　　保定地區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戰場，更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鋒，這些實踐經驗的總結為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提供了借鑒，搭建了實踐平臺，開拓了廣闊的空間。抗日戰爭時期，保定人民偉大的革命實踐鑄就了他們艱苦奮斗，勇于實踐的優良品格。

　　新中國建設時期，保定成為首批工業城市，促進經濟的發展。新時期保定人民開發利用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國家的前列；努力建設“低碳城市”，打造“中國電谷”；鞏固發展文化產業，提升文化軟實力，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實踐。新時期的保定緊抓歷史機遇，努力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將核心價值觀的理論拉回到實踐的層面，而積極的實踐又為核心價值觀的指導引領作用開拓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總之，保定的人文歷史精神與核心價值觀賦予的內涵是一脈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歷史，將核心價值觀融入到保定的人文歷史中去，有利于增強核心價值觀的區域認同感，將理論付諸實踐，更好地發揮其指導引領的作用，促進區域更好更快地發展。

　　參考文獻：

　　[1]劉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J].保定學院學報,2013,26(3):123—127.

　　[2]約瑟夫奈.軟實力.世界政壇成功之道[M].吳曉輝,錢程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3

　　摘要：教育以培養合格的人才為根本目標，教師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首要目標是要使得學生成人，其次才是培養學生成才，成人就是指要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能夠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較高的道德品質，遵守各項社會準則及道德標準，成為一個有利于社會、不會威脅和傷害他人的人，而這樣的一批學生才能夠不斷推進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本文主要圍繞高中歷史教學中健全人格的培養展開研究。

　　關鍵詞：高中歷史；健全人格；培養

　　健全人格是指能夠正確認識自己、他人、社會和自然，用正確的眼光去對待自己身邊的事物，用符合大眾價值觀和道德標準的行為去從事各項活動。高中階段學生的人格還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健全人格教育對于這一階段學生顯得格外重要。

　　一、高中歷史教學中健全人格培養的意義

　　高中歷史課程中的教學資源非常豐富，各種歷史人物和事件能夠提供給學生們足夠的參考和借鑒，合理地利用這些資源進行健全人格培養對于這個年齡段的學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１．有助于學生樹立正確的三觀

　　高中學生很快將成人并步入社會，如果教師只向學生灌輸文化知識，卻并不注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培養，學生們很可能會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陷入迷茫，而當今社會的誘惑非常多，高中學生非常容易受到不良風氣的影響，形成扭曲的三觀，這對于他們個人和社會都是一種嚴重損失。高中歷史教學中開展健康人格培養對于高中學生樹立正確三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２．有助于提升學生對歷史的興趣

　　很多高中學生對于歷史知識學習缺乏興趣，他們通常會感覺這些歷史知識太過遙遠，與現代生活并沒有什么聯系，而教師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也相對比較枯燥，很多歷史教師都是圍繞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背景、人物、意義和影響等內容進行講解。在歷史教學中開展健全人格培養可以促使教師從人文角度進行深入闡釋，更加詳實地刻畫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幫助學生設身處地地去感受，進而提升他們對歷史學科的興趣。

　　３．有助于學生形成堅毅的性格品質

　　高中學生承受著非常大的學習壓力，很多學生的意志品質不夠堅定，心理素質相對較差，很容易在強大的壓力下產生心理變化，特別是在遇到挫折后經常會出現動搖。積極開展健全人格培養對于培養學生的性格品質作用非常明顯，學生們能夠更加積極地面對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始終保持陽光的心態，健康快樂地成長。

　　二、高中歷史教學中健全人格培養的主要目標

　　１．樂觀向上，熱愛生活

　　近年來頻繁發生的學生意外傷亡事故使得我們認識到很多學生并沒有意識到生命的寶貴，生命對于他們自身及其家人的重要意義。歷史教師首先讓學生們形成樂觀向上、熱愛生活的`生活態度，不要嘗試危險的活動，注意安全，珍愛自己的生命，在任何艱難困苦面前都不輕言放棄。

　　２．遵紀守法，道德高尚

　　國家的法律法規及社會生活中的各項紀律是人們行為處事的基本準則，而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源遠流長，這也是中華文化能夠一直延續下來的重要原因。歷史教師首先要讓學生們遵紀守法，在此基礎上不斷培養學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質，用較高的行為標準嚴格要求自己。

　　３．勇于創新，獨立自主

　　高中學生在未來將成為建設祖國的核心，而中國的發展與進步離不開科技的發展與創新，教師要讓學生們形成勇于創新的意識和品質，在生活和學習中堅持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行動踐行科學精神，為社會進步和國家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這對于高中歷史教學和其他學科的教學順利開展都具有很強的拉動作用。

　　三、高中歷史教學中健全人格的培養策略

　　１．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式

　　傳統的歷史教學以教師講解為主，教師通常會將教材上的內容仔細講解給學生，教學重點集中在考試將會考查的知識點上，這種方式并不是非常適用于健全人格培養。教師可以靈活運動多種教學方式進行教學，例如故事講述法、史料教學法、多媒體教學法、角色扮演法等等方式，通過不同教學方式的穿插和切換來幫助學生更好地感觸歷史，拉近學生與歷史史實及歷史人物之間的距離，使得學生們能夠更加全面地感知歷史，從中接受人格教育。

　　２．積極開展課堂外實踐活動

　　單純的課堂教學很難滿足高中學生人格培養的需要，特別是學生們無法將課堂學習到的內容實際應用到生活之中，不利于學生用健全人格的各項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因此高中歷史教師有必要積極開展課堂外實踐活動，帶領學生參觀各種歷史遺跡或博物館，帶領學生融入到歷史場景之中，在這種環境下向學生們講解各種知識是非常有助于學生們深入理解和體會教師講解內容的，也是有助于學生健全人格培養的。

　　３．將健全人格評價納入評價體系

　　科學的評價體系對于課堂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積極性具有非常直接的影響，教師應該將學生的人格培養同樣納入歷史課程考查評價體系之中，分析學生們是否能夠采用正確的觀點去對待歷史實踐，是否真正理解了教師所進行的思想觀點教育和道德品質教育。根絕學生平時表現及實踐表現進行評價，并根據評價結果及時調整教學方向和教學重點，努力使得學生們獲得更好的健全人格教育，充分利用各種歷史教學資源圍繞教學重點展開更加有效的教學活動，從根本上影響學生的言行舉止。

　　四、總結

　　歷史課程是高中階段一門非常重要的人文學科，中國具有非常悠久燦爛的歷史，在歷史教材中我們能夠發掘出非常全面的人文素材，教師合理利用這些教學資源展開人格培養有助于學生形成健全的人格，這對于正處于心理塑造及人格塑造關鍵時期的高中學生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１]阮巧玲.中學歷史教育的蒼白與困境[Ｊ].探索與爭鳴,２０１２,０９:３４－３７.

　　[２]楊恩義.中學歷史教學的感悟---淺談學生歷史素養的栽培[Ｊ].中國教育技術裝備,２０１１,１３:１４－１５.

　　[３]陳士云,孫大勇.淺談歷史教學中健全人格的培養[Ｊ].新課程研究(職業教育),２００８,０７:１７３－１７４.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4

　　摘 要：東漢末年，群雄四起，動蕩不安，直到魏、蜀、吳三分天下，局勢才稍有緩和。曹操建魏，占有一席之地，必有其過人之處。魏初士家制度的實行可謂其法寶，對促進當時戰爭的勝利、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等諸多方面，都具有極為巨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仍吸引著許多研究者對其進行探究，但限于資料缺乏，研究者對曹魏的士家制度未作深究。本文就管見所及，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歷史四方面入手，對曹魏士家制度形成的原因提些粗淺看法，以資求教。

　　關鍵詞：士家制度；集兵制度；曹魏時期

　　士家制度，即將招募來的職業兵集中居住，另立戶籍，不與民戶混雜，并以其家屬為人質，使其父死子繼，世代為兵的一種軍事制度。這種制度是在“質任制”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的一種集兵制度。它形成于漢末三國時期，尤以曹魏士家制度最為典型。曹魏士家制，既無明白的成文條款規定，史書亦乏正面闡述，故研究起來多有疑難，但綜合各方面史料，可以斷定曹魏士家制度正式實施，是在建安九年攻下鄴城之后。筆者認為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分為經濟、政治、軍事和歷史四個方面，現試論如下。

　　一、 經濟因素

　　公元184年至公元220年，北方地區軍閥割據、長期混戰，使社會生產力遭受嚴重破壞，民不堪命，擁有武力的軍閥部隊也時常遭到饑餓的威脅。據《三國志·魏書·程昱傳》中的相關記載可知，興平元年，曹操軍隊的戰斗力并不弱，卻因缺少糧食，幾乎走投無路；幸而采納了程昱的諫言，才免于袁紹鉗制，然而仍舊被迫“罷吏兵新募者”。以是，曹操領悟出“秦人以急農兼天下”的旨趣，他明白若長期戰斗，足夠的糧食和兵力二者缺一不可，必須極力發展農業領域，這就必須切實地改變自耕農的現有處境。因此，曹魏在建立規范的集兵制度時，為了妥善調節“耕”與“戰”之間的矛盾，不得不另外創設出一種順應當時社會環境的、兵源充足穩定的集兵制度。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之下，曹魏的士家制度應運而生。

　　二、 政治因素

　　曹魏時期士家制度的形成與質任制息息相關。“質任”始于春秋時期，也就是將子弟作為人質。《漢書·蘇武傳》記載道，李陵出征，將其母作為人質羈系于保宮中。后其投降匈奴，其母及舉家被殺。隨著朝代更迭，東漢末年，軍閥割據、長期混戰的局面極其復雜，軍閥集團的存亡往往也僅在轉瞬間。由于政治局勢瞬息萬變，士兵們不免朝梁暮陳，叛亂倒戈。曹操也嚴格實行質任制度，受任在外的將帥父母妻子必須身系“保宮”，以此加強對將帥的控制。可見，曹魏時期的“質任”正在逐漸地走向制度化，士家制度也就是政治上質任制度發展變化的產物。

　　三、 軍事因素

　　從東漢末年到西晉統一這段歷史期間，中原地區動蕩混亂，尤其是曹操統一北方時軍事活動極為頻繁。到魏末時期，曹操子孫的州郡招募到的士兵仍有五十萬人之多。士兵是身著軍裝的農民，故擁有眾多的農民作為后備軍是極其必要的。然而，頻繁的`戰爭也直接導致州郡生齒驟減。由此一來，招募對象主要就落在自耕農肩上，故招募受到種種限制，且又有大量軍費支出。相形之下，當時切實可行的唯有推行士家制度不可。

　　曹魏時期士家制度的形成與家屬隨軍也有十分緊密的聯系。隨著持續性的干戈，百姓遭受了尤為強烈的苦難，軍閥勢力所到之地，“馬首懸男頭，馬后載婦女”，人民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在這種險惡的社會環境中，軍閥部隊作為擁有自衛能力的組織，進而導致家屬隨軍以求生存的景象極為廣泛。同時，豪強地主中的人身依附關系已經變更至軍隊之中，因此，將領隨即享有對士兵家屬的支配權，“父死子繼”也隨即成為軍閥部隊兵源的主要補充方式。曹操建立了穩固的根據地后，“父死子繼”的傳統做法保留下來，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士家制度。

　　四、 歷史因素

　　東漢中葉，隨著當時政治制度的變化，形成了地方軍閥獨掌兵權的局面。這些擁兵的州牧、刺史利用漢室勢力逐步衰退的頹局，乘機搶奪州職、州兵。于是，隨著世襲牧守的變革，也隨之形成了世襲的州兵。漢魏時期已形成的世襲州職、州兵制度，直至曹魏時期仍有留傳。最突出的當屬“青州兵”、“泰山兵”，其中老兵病故、軍士戰亡，均需士子補充。可見，曹魏時期士家制度的形成與漢末州郡領兵制度有一定的歷史連帶關系。

　　除此之外，漢王朝的天子侍從軍制度，也為曹操提供了兵士世襲的例子。但是，宮闕內天子侍從軍的此種補代方式作為“先朝故事”，完全可能被曹氏政權所借鑒，曹魏時期士家制度的形成也就不能不與這種天子侍從軍制度的影響脫離歷史干系。這樣，借鑒于“州郡領兵”和“天子侍從軍”這兩種制度，曹魏士家制度便確立了最終的形式。

　　綜上所述，曹魏士家制度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歷史四方面原因的綜合作用下，順應時代的發展、歷史的要求，以其獨特的方式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臺。

　　參考文獻：

　　[1]陳玉屏.曹魏士家制度的形成[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03).

　　[2]高敏.兩晉時期兵戶制考略[J].歷史研究,1992(06).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5

　　摘要：隨著新課程教學理念的提出，在教育教學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初中歷史教學中不僅要能夠學習到教材中相應的知識，還要能夠通過史料知識的應用來拓展所學習的知識內容，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積極主動的參與到教育教學中，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本文先闡述了在初中歷史教學的過程中運用史料知識的意義，接著提出了初中歷史教學中史料教學的應用策略，以便更好的提升其教學效率。

　　關鍵詞：初中；歷史教學；史料知識

　　一、在初中歷史教學的過程中運用史料知識的意義

　　（一）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興趣是學生學習最好的老師，當學生對學習的知識內容感興趣就會積極主動的去了解相關的知識內容，興趣可以對學生的學習起到推動作用。在初中歷史教學中教師要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將史料知識應用到歷史教學中，一方面能夠對教學內容起到豐富作用，另一方面還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史料知識本身是以故事的形式來闡述相應的故事情節、人物特點。例如，在學習《虎門銷煙》相關知識內容時，可以先讓學生收集有關戰爭的相關資料，讓學生對當時清政府的背景知識有一定的了解，認識到當時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從而認識到虎門銷煙的意義。對于我國歷史來說，虎門銷煙是一次戒賭行動。在講解這段歷史時教師可以從當時的背景知識講起，將背景知識融入到課堂學習中，讓學生自主感悟相關的知識內容。通過史料知識的融入不僅能夠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學習，還能夠提升學生思維的活躍性，讓學生能夠更加積極主動的了解歷史相關知識內容，將學習的知識納入到自身知識結構中，增強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在初中歷史教學中應用史料知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積極主動的參與到學習中，以此提升學習的效率。

　　（二）使學生認識歷史規律和知識

　　初中歷史教學中離不開史料知識的應用，但是史料知識的應用一定要適當，如果在教學中采用較少的史料知識不能起到相應的效果，如果采用過多的史料知識則不利于教學目標的達成。只有在教學中適當的應用史料知識才能夠達到認識歷史規律和知識的目的。例如，在對清朝的相關歷史事件進行學習時，可以利用史料知識讓學生了解清政府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體會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發展的過程，讓學生意識到少年強則國強的道理，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三）提升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能力

　　在初中歷史教學中教師要注重培養學生時間概念，讓學生能夠熟練掌握歷史年代的計算以及認識歷史圖表的相關技能。此外，要讓學生具有對歷史知識進行閱讀、理解以及獲取信息的相應能力，能夠對歷史事件進行表達，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在歷史教學中教師要能夠讓學生明白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不斷進步的，也都有自己的規律，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養成正確的學習歷史的習慣，能夠正確的對歷史事件進行認識、評價。在初中歷史教學中教師以教學目標為依據，對學生的學習進行引導，讓學生在史料學習中能夠獲得歷史學習的相關知識內容，并能夠對其整理、判斷，從而更好的掌握所學習的知識內容。

　　二、初中歷史教學中史料教學的應用策略

　　（一）運用史料的過程中應該以教材為主體

　　初中歷史教學中本身教學內容豐富多彩，除了在文字部分會用一些圖片作為裝飾之外，其他輔助性材料就是音像制品。教材教學中史料知識的應用是其重要的一部分。教師在教學中要能夠對史料知識的應用給予一定的重視，通過對史料知識進行分析，然后對其有一定的重視，例如在學習《燦爛的青銅文明》相關知識內容時，除了可以借助教材內容，還要能夠借助一些歷史圖片或者是視頻的形式讓學生更好的理解當時的青銅文明。但是如果對史料知識過多的應用也不能起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史料知識的應用就是能夠作為歷史教學的輔助材料對其進行學習，以便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

　　（二）史料知識的應用要注重學習需求

　　在初中歷史教學中教師要能夠意識到學生的身心素質，學生的思維方式由原來的形象思維轉變為抽象思維。這個階段的學生也能夠更好的進行假設和邏輯推理，但是學生對問題進行分析時還是習慣應用具體形象思維，對問題的表面進行認識不能很好的認識其本質內容。初中生所處的年齡階段使得學生更加容易接受一些形象生動的事物，例如在學習《社會生活的變化》相關知識內容時，可以借助學生在當今生活中的需求來結合進行知識的學習。為此，在歷史教學中教師選擇史料知識內容時要能夠考慮到學生的自身需求，提升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

　　（三）史料的應用注重教師的.主導地位

　　在教育教學中教師的作用就是對學生的學習進行引導，學生是自己學習的主人，教師的作用就是要能夠激發學生自身的學習興趣，讓學生積極主動的參與到教育教學中。例如在學習《文革的十年》中，要能夠在教師的引導下對文革的十年進行梳理，通過教師引導學生自主的方式學生能夠更好的理解文革發展的過程，并將其納入到自身的知識結構中。為此，在教育教學中要能夠注意史料的應用，注重通過史料知識引導學生進行學習，以此提升歷史學習的效率。

　　三、結語

　　在初中歷史學習中史料知識的應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拓寬學習的內容，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積極主動的參與到教育教學中。在對史料進行應用時要結合教學內容把握好度，此外，還要能夠意識到學生的主體以及教師的主導作用，以便更好的提升其教學效果。在初中歷史教學中還要不斷探索史料的應用策略，以便更好的提升其教學效率。

　　參考文獻：

　　[１]李翠．初中歷史教學中史料的運用淺析[Ｊ]．中國校外教育,２０１５,(３０):２１．

　　[２]管海新,付艷紅．淺談初中歷史教學中史料的有效運用[Ｊ]．中國校外教育,２０１５,(１９):１０２．

　　[３]邱聰偉．淺析初中歷史教學中史料知識的合理運用[Ｊ]．學周刊,２０１４,(３１):８３．

　　[４]崔巖勤．談史料在初中歷史教學中的應用[Ｊ]．赤峰教育學院學報,２０００,(０３):３１－３２．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6

　　《漢書藝文志》中記載，上古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的說法，這是中國古代對時事記載的傳統，雖然“言”和“事”都有可能成為歷史，但又區別于目錄學中史部。目錄學由西漢時期的劉向、劉歆父子創立，經過后代學者的不斷發展演進。清代章學誠把目錄學的最高要求歸納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目錄學作為中國古代的重要學術，與古代學術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古籍目錄中著錄的歷代典籍能反映出歷代典籍的保存、流傳、亡佚狀況;另一方面古籍目錄中類目和提要具體內容等能夠反映出歷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方向。本文以史部目錄為例，概括其從無到有、從有道繁榮的發展歷程，并探究目錄學與史學發展的關系。

　　一、史部的萌芽期

　　(一)史類圖書概況

　　典籍的最早分類起源于西漢時期，劉向、劉歆父子創立了《七略》，把圖書分為分成六大類三十八小類， 六大類分別是“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六略之前還有《輯略》，梁阮孝緒《七錄序》云：‘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可知《輯略》不是單獨一類，所以《七略》只有六類，可稱‘六分法’。”像《國語》、《戰國策》、《太史公》等十二家都附于六藝略中春秋類之后，在《漢書·藝文志》中有記載“議奏三十九篇、國語二十一篇、新國語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戰國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漢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太古以來年紀二篇、漢著紀百九十卷、漢大年紀五篇” 被納入了六藝略中，后來也被人們稱作的“春秋十二篇”。從史部目錄體系的形成來看，《七略》可謂之濫觴。

　　(二)原因

　　之所以在萌芽期史籍不能獨立成門戶且依附于其他書中，究其原因，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方面，早期的歷史由史官記載，但那時的史官都接近于卜祝之間，有學者稱這一現象：“可謂巫史一體，史官的職能非常廣泛，包括占卜、陰陽、天象等，像史官記載各國歷史的《春秋》，并不具備專門記人記事的史學功能，這一時期史書的政治意義是遠遠大于歷史意義的。”

　　另一方面，先秦時期史學不發達，著書立說的不多，歷史書籍數量不多、種類不豐富，歷史典籍還不足以與其他類書目抗衡。而漢代時期經學繁榮，在學術領域占據統治地位。漢武帝特別提倡《春秋公羊》學，因為《春秋》是孔子正名分的著作，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表現，其他經書都不像《春秋》那樣實用，因此其他學說都以經學附庸的地位存在。史學也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未能擺脫“附經立說”的局面。

　　二、史部的創立期

　　(一)史部類圖書概況

　　《漢書·藝文志》之后，直到唐初纂修《隋書》之前，正史中均未再設立藝文志。曹魏時人鄭默編著有一部名為《中經》的目錄書籍。到西晉時期目錄學家荀勖在此基礎上， 編撰了一部新的典籍目錄，名為《晉中經籍》，與鄭默的《中經》相區別，史稱《中經新簿》，是我國古代目錄史上四部分類法的開端。荀勖把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類：甲部登錄六藝和小學的書;乙部登錄古諸子、近世諸子、兵書、數術等書;丙部登錄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等類圖書;丁部登錄詩、賦、圖贊、汲冢書等。對照其類目內涵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其中，丙部屬于史學類，這是最早見諸文字記載的史學獨立門戶著作，標志著史部目錄正式形成，從此我國史學擺脫了經學附屬的地位。東晉時期的李充，依據《中經新簿》編成《四部書目》，將史學地位由丙部上升為乙部，史學地位大大提高。

　　(二)變化原因

　　司馬遷以后， 經學在學術上占據了支配地位，史學成為經學的附庸。從魏晉開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觀，史學逐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而獲得獨立。史部目錄創立并被劃分出來，這與當時史學的發展是密切聯系的。

　　首先，動蕩的社會環境極大地影響了經學的主流地位， 在分裂格局的大環境下迸發出各種新思想、新學派，以史思辨成為當時社會的熱潮。各統治者紛紛一改往日繁瑣復雜的舊儒家綱常名教，開始反思過去，重面未來。史學便由此而成為他們爭相學習的對象。

　　其次，在紛爭動亂的時代，群權并立，統治者們需要史官修史來為自己“正名”，以達到維護統治、鞏固政權的目的。

　　最后，造紙術的改進極大地方便了書寫，這為史學的發展傳播提供了客觀物質基礎。由此可見，以上種種原因促進了史學的繁榮興旺，史學普遍被人們所接受，成為當時的顯學。杜維運稱“史學范圍的擴大，各種史學體裁的出現，以及馳名史學家所寫史書卓越不群” 成為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新特點。

　　(三)評價

　　荀勖用四分法，將史籍單獨列為一類，并歸為丙部， 承認了史學在學術上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從他的四分法中我們可以與后世四分法相比較，甲部收錄內容就類似于《七略》總的六藝略，相當于后世的經部;乙部收錄的內容類似于《七略》中的諸子、方技、數術、兵書，相當于后世的子部;丙部收錄《七略》春秋類所附的歷史書，相當于后世的史部;丁部與《七略》中詩賦略一致，相當于后世的集部。這種四部的大致分類框架出現，首創了史部目錄，確立了我國圖書分四部分的牢固基礎，很好地反映了自《七略》以后三百余年，由于學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文化典籍范圍的擴展和學術變遷的情況。

　　但是這種分類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完善之處，其分類名稱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分類方法也不科學，經過后來發展需要不斷調整完善。

　　(四)史部目錄與史學的發展

　　史學從經學中劃分出來，史部目錄成為一個重要的獨立單元存在， 反映了這一時期史學興盛發展，在學術領域取得了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而史學的發展又促進了史部目錄的繁榮，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發展的關系。

　　三、史部的獨立期

　　(一)史部類圖書概況

　　史部類的完全獨立期實在《隋書經籍志》的編撰完成，其著錄之豐富、分類之精當、體例之完備，備受后人的重視。從史部創立期到獨立期經歷了《漢書·藝文志》到《中經新簿》再到《隋書·經籍志》，我國目錄學史完成從“六分法”到“四分法”轉變。《隋書·經籍志》正式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分，史部也正是成為僅次于經部的第二大部類。

　　《隋書經籍志》著錄存數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零八卷， 其中載史部書籍共計十三大類、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卷。這十三類分別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薄錄。不僅收錄史部圖書的數量增多，范圍也大大擴展。

　　(二)原因

　　由于東漢以來社會政治思想受到沖擊，儒學的傳統地位受到了極大的動搖，學術思想界也在此時出現了新的變化，史學逐漸覺醒，擺脫經學的束縛，走向自覺獨立發展的道路。伴隨史學繁榮的同時出現了經學的日趨衰微，經學在外戚、宦官交替專權的政治危機沉重打擊下逐漸瓦解衰竭。

　　(三)史部目錄與史學的'發展

　　史學的發展必然反映在史籍目錄上，史學典籍最初的分散并依附于各個目錄之中，到集中發展于專門的史部一類，反映了史學的發展變遷軌跡由分散趨于歸類統一。同時，史籍數量的增多也體現了史學的重要地位。

　　四、史部的完善期

　　(一)史部類圖書概況

　　史部類從《隋書·經籍志》中獨立出來以后，在原有格局的基礎上，又有了一些新的調整，直到清代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或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在充分吸收前人整理的書籍后，又對《隋書·經籍志》進行了合理的調整。使得傳統四部分類中的史部，達到了一個比較完善的階段。

　　具體來看《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史部分類，共有十五個類目，分別是：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抄、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其中，相比《隋書·經籍志》增加的有：紀事本末、別史、詔令奏議、史抄、時令、史評、政書七個類目;減少的有：起居注、舊事、譜牒、儀注、刑法;整合取代的有：用載記取代了霸史或偽史的名稱。

　　總體來說，《四庫全書總目》中的類目設置較為合理，它標志著傳統四部分類中史部已經趨于完善的階段。

　　(二)變化發展

　　史部的在完善期變化不大，主要沿襲了《隋書·經籍志》中四部分類法，在刺激上進行了調整，有增加、有刪減、有整合，總結其變化特征如下：

　　1.基本大類不變。從《隋書·經籍志》確立史部到《四庫全書總目》完善史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保持不變，像：編年、正史、職官、傳記、雜史等，僅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種類和數量。

　　2.小類不斷調整變化，最終趨于合理。像起居注、刑法、禮注、故事等類根據其內容的安排，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都被合并調整，逐漸趨于合理。

　　五、結語

　　大體來說，人類學術的發展總是經歷著由混沌而分明、由簡單而復雜、由粗淺而精深的過程。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學術經歷著不斷地分化，在分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又不斷在分中有合， 合中有分。《莊子·天下》是一篇論述先秦時期的各個學術流派的著作，其中的府安店“道術將為天下裂”闡述了秦時學術的發生是由一而多的分化過程，史學的發展也不例外。清代著名目錄家王鳴盛強調：“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研究古籍，通曉目錄之學，要循序漸進，同樣，史學的研究也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史學這門學科的變遷與發展，與古籍目錄史部的發展變化密不可分。了解我國古代的史學走向，會通古今、以古為鏡、經世致用，更加正確的發揮史學的經世功用;求實直書、書法不隱，將史學家秉筆直書、懲惡揚善的史學精神貫穿到我們今天的學習生活中;德、才、學、識兼備，重視學史者個人素質的提高。作為一名正走在史學學習之路上的我們，更應該理清史學發展脈絡，學兼天人、會通古今，繼承與發展史學的優良傳統。因此，我們也應當在以后的歷史研究中，分門別類總結學術源流，去探索更科學、更高效的目錄分類方法。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7

　　技術作為人類的存在方式，與人類的發展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我國古代手工業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一個非常緩慢的自我積累過程，它是在沒有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響的環境中相對獨立地發展起來，并達到相當發達的地步，很多領域居世界領先水平。因此關于我國古代手工業技術的發展演變的研究歷來比較多，但對手工業技術的發展特點的研究卻一直比較少。在2010年的選修課上受董老師的指導，我初步了解了中國古代手工業技術的幾大顯著特點，其中主要包括其大一統性、工藝化、封閉性與勞動密集性，現在我就在課上所學的一些知識，以及所查閱到的有限資料簡單地談一下我對中國古代手工業技術的封閉性這一特點的認識。

　　一、中國古代手工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工匠

　　中國古代手工業技術的封閉性首先表現在其創新主體的有限性上。中國古代的手工業技術主要是由一批富有經驗的、心靈手巧的人掌握的，而這一批人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都充當了技術創新主體的作用，這一批人指的就是工匠。工匠是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而產生的，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造就了古代技術發明的主體——工匠。

　　在古代社會，工匠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職業，承擔著技術發明、創新和推廣的重要職責，成為古代手工業技術發展的基本力量。古代重要的技術創新，如青銅器、鐵器等生產工具的制造和改進，制陶、制酒、榨油、造紙、印刷等工藝的完善，建筑的進步及其材料的改進，交通工具的制作及其他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進，等等，都是工匠們經驗的結晶。印刷術的創新——活字印刷術，就是由工匠畢昇發明的。工匠們不僅參與新產品、新工藝的構思、制作、商品化的全過程，而且不少工匠有了品牌意識，很注重廣告效應，這一些都處處體現著工匠們的聰明才智和技術主體作用。

　　古人認為，技術即工匠的技藝、技能和方法，它們的產生是靠人類自己。能工巧匠在這一時期是受勞動人民尊重的，所謂“行行出狀元”這句話也反映了工匠的地位。然而由于剝削階級鄙視體力勞動，在對待工匠的態度上便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工匠基本上屬于體力勞動者，因而受到他們的歧視，“他們的社會地位前后并不完全一致，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百工并非‘良民’”[1]。尤其是在中唐以前，“工匠的地位較一般個體小生產者要低”[2]，在大多數時期，統治者只有出于軍事征戰、階級私欲的需要時，才招募天下“百工”為自己服務。

　　從數量上看，古代工匠們的技術創新也許比工業革命時還要多，但個體工匠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工匠們“基本上處在先制作、實踐，然后再去理解的階段，他們用‘試試看’的辦法”[3]。工匠們一般沒有文化，更是缺少現在的科學理論，他們的技術主要來自于生產、生活實踐中的摸索和經驗積累。古代澆鑄青銅器的火候(溫度)至為關鍵，決定著鑄造的成功與否。我們現在可知，青銅(如銅、錫、鋅各占88%、10%、2%)的澆注需要在1200攝氏度左右，可用光學高溫計來測量。但對于古人來說，他們沒有任何的儀器，只能靠有經驗憑肉眼觀察融化合金的顏色來判斷，這一合適溫度就是“爐火純青”。這種技術知識無法準確表達，屬于難言知識，可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以上所講的工匠的幾個特點，包括其靈活性、社會地位的低下，以及其知識的不可傳遞性都多多少少了造成了，也體現了其所創造的手工業技術并非是大眾的、普遍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封閉性的。

　　二、工匠技術的傳承

　　中國古代手工業技術的封閉性這一特點最重要的表現便是在技術傳承方面。不論是在任何時代或是任何行業，技術的獲得和傳承都是非常復雜和重要的。在信息相對閉塞的傳統社會，一項比較復雜的工藝往往需要若干年乃至若干代的摸索和積累才能獲得，因此其成本是非常高的。盡管“不恥相師”是我國歷史上工匠的一個優良傳統，但是從技術層面上來說，我國歷史上工匠的生產具有非常嚴格的傳承制度，“城鄉各種手工業者通常是父子相承，職業世襲”[1]，民間工匠技術只傳于家族內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防止技術外傳是普遍遵循的一個原則。

　　個體工匠，尤其是身懷絕技的工匠，為了世守家業，也為了保持比較長的競爭優勢，往往將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技藝在本家庭成員內部傳授，盡量不公開工藝秘方。“中國古時有許多家庭手工業，往往保守秘密，不使外人知道制造方法；有時世代相傳，延長到幾百年，例如：‘宣州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軍以來，事其業。……政和后，諸葛氏之名于是頓息焉。……流傳將七百年’。(《鐵圍山叢談》卷六)”[4]另唐代還有書中講到：“《廣異記》載青州北海人李清‘世傳染業’，‘富于財，素為州里之豪氓，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太平廣記》卷36《李清》)，這是世襲染家。”[1]“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為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余年矣。’”[5]像這樣的記載，在史書上可謂數不勝數。上面所引的'幾則史料顯示出，個體工匠為了使若干年乃至若干代積累起來的一技之長，成為自己在社會中競爭立足的本錢，是不會輕易地對外泄漏家技的。技藝不僅不傳外，而且不傳女，以防女兒出嫁后帶至夫家，如果女兒掌握了技術訣竅，那就不準其出嫁。唐代元稹《織婦詞》中有“目擊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東家白頭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6]，說的就是為了不泄露“挑紋”絕活，竟然發生了使兩個女兒終老于家不得嫁人的悲劇。這樣的傳承制度就往往使個體工匠尤其身懷精湛技藝的工匠家庭的婚姻，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選擇配偶的余地比較小，嚴重影響了這類工匠家庭人口的再生產，長此以往必然會使這樣的手工業家庭出現萎縮。這樣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技術在家族內部的傳承，但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技術的傳播，造成了手工業技術傳播的封閉性。我國歷史上一些手工業技術的失傳，與此也有一定的關系。這種失傳一般由兩種情況所致，其一是工匠還沒有來得及傳授技術便因身體等變故而使技術中斷；其二是在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高超的技術對于未成年的女子是保密的，主要害怕一旦女子外嫁后技術會外傳，從而對本家庭造成一定的競爭，有的工匠家因沒有符合傳授家傳技術的男性人選而導致技術失傳。

　　除家庭式的“父兄之教”和“子弟之學”外，古代宮廷、官府手工業作坊中的學徒制也是重要的技術傳授和訓練方式。古代統治者為滿足軍事征戰或享樂私欲，常常要征召天下百工，由官府直接差遣，使喚。這些工匠在宮廷、官府手工業作坊里制作各種用品，在建筑工地上修筑各種工程。新招來的工匠和學徒都要進行訓練，由官府指派技術高超的藝人傳授技術，提高技能。到唐代，這種技術訓練方式趨于完善，出現了“技工學校”。唐朝的官府手工業場集中學徒工，讓知名匠師傳授技術。視工種不同，培訓時間不等，每季由官府考試一次，年終大考一次。學徒制有利于培養更多的工匠，但是師傅傳授給徒弟的多是一般技術，而技術訣竅即技術的關鍵部分、核心內容則輕易不外傳。因此也造成了技術傳播的封閉性。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不管是家庭手工業還是官府手工業，手工業技術的傳播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從主要方面上構成了中國古代手工業技術的封閉性。

　　三、手工業行會對技術傳播的影響

　　“行會”的起源也許很早，不過我們還不能尋得足夠的資料，來說明最早的行會制度。但是至少在隋唐時期，手工業與商業的行會已經存在，而且可能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行”的名稱見于隋代，“唐韋述《兩京新記》云：‘東都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開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唐代的工商業越發復雜化，同時在分工上亦更為精密化，所以由隋代洛陽各市的‘六十六行’、‘一百行’、‘一百二十行’、一躍而變為‘二百二十行’。”[7]“‘行’在宋代得到空前的發展，幾乎在各個地方都有設置，種類也日趨復雜化。”[7]到了明清時期，各個地區的手工業行會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例如，“據調查，明清時期的蘇州手工商業行會大約在一百六十個左右，見于碑刻資料的有九十多個”[8]。

　　由上面的介紹可以了解到，自隋唐以來，行會一直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存在于手工業的發展之中。那么行會是怎樣進行組織和運作的呢？行會設有行頭行首，有記載說：“諸行設行頭、行首，至遲在唐高宗永徽年間業已存在。”[1]“行會內部保持著尊卑長幼的師徒關系，存在行東、行會師傅、幫工以至學徒一類的階梯。”[1]行會的教育主要是通過學徒制進行的。按照行會制度，想從事某種行業的人必須加入某一行會，先充當學徒。學徒期滿后，才能出師。由學徒到出師的過程也就是接受職業技術教育的過程，一般是由行會主持，制定師徒合同，規定職業技術要求。一般合同規定，師傅應訓練學徒掌握某種職業技術要求，徒弟應遵從師傅的指教，保守本行業的機密，恪守行會的道德規范，等等。學徒期滿，由師傅發給證書，可以自由尋找工作。優異者也可成為師傅，有權開設作坊，經營某些手工業和培養學徒。

　　行會是為了消除行業內部的競爭，保護本行業的發展，以及適應封建統治者的需要而建立的。行會對于技術嚴格控制，為了保持自身的壟斷地位和競爭力，行會往往強制本行業的匠師入會，把行業技術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行會內部的手工業生產技術是禁止外傳的，為了防止技術外傳，“各行有各行的隱語，非外間人所能知曉”[7]。這無疑限制了手工業技術的廣泛傳播，使手工業技術成為行會所獨有的壟斷品。另外，“行會為免除自由競爭，對于本行的工商業有一致的限定，凡物品的質料、格式都有公共的規定。違背這種規定的同業者是受不到行會保護的”[7]。這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手工業技術的創新。行會制度的建立，在初期有它一定的積極意義與進步作用，保護了城市手工業的存在與發展。但行會手工業是小生產，在嚴格的章程限制下只能墨守成規，生產的技術分工難以發展，逐漸成為技術進步的阻力和生產發展的障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手工業技術的封閉性。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手工業技術的封閉性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手工業技術創造主題自身的封閉性；手工業技術傳承的封閉性，以及行會這一手工業組織對技術傳播的限制。手工業技術的封閉性作為我國古代手工業技術所表現出的特征之一，其表現遠不止此，在此我僅就所了解的有限史料作了初步的分析，還望大家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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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段本洛,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8

　　五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 中國的傳統文化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逐漸興盛起來，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隨中國古代的文人雅士不斷創作的詩歌體現并傳承下來。中國古代文人音樂蘊含著博大的哲學思想，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所崇尚的“理性”和“善性”，表達出中國古代文人含蓄的理想追求，散發出中國古代文人恬靜情感。中國古代文人音樂的創作和傳承是中華民族五千年輝煌歷史的具體表現，對中國古代文人音樂發展的探索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挖掘，對我國的文化繼承和文化發展具有不可小覷的意義。

　　一、中國古代文人音樂發展的客觀原因

　　(一)音樂的產生、發展和完善

　　音樂的產生是文人音樂發展的兩大條件之一， 因為有了音樂的產生才能對文人所創作的詩詞進行文人音樂創作。我國的音樂歷史可以追溯到8000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河南舞陽骨笛就是最好的我國音樂發展開端的見證， 音樂的發展離不開音樂器具的發展， 音樂器具的產生和不斷地發展和完善也促使音樂走向多樣化和復雜化。樂器的多樣化為人們提供更多樂器選擇的同時，也豐富了音樂的內容，使音樂越來越具有欣賞性和娛樂性，讓更多的人向往音樂，從而學習音樂。為之后文人音樂的發展奠定了音樂文化基礎和音樂器具基礎。

　　(二)社會的發展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 朝代的更替和發展都遵循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規律，即使在這種分、合的朝代變更歷史中，“士”的身份和地位都不曾改變過。追溯歷史，“士”的最早出現于春秋時期，這是的“士”是一種固定的享有崇高地位的職業，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演變“士”的作用顯現的越來越突出，戰爭時期，“士”作為軍事，出謀劃策;和平穩定時期，“士”作為文官大人，制定規范朝廷、管理天下事務的謀劃者。在中國古代“士”就是高級知識分子的代名詞，他在朝廷和民間享有崇高的地位，“士” 就是文人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具有較高知識水平、享有較高地位、受人尊重、自身修養極高、素養極高、情趣廣泛的優雅認識。“士”的產生和發展壯大，成為音樂的主要來源之一，為文人音樂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主體資源。

　　(三)統治者的對文人音樂的作用

　　由于音樂和文人的產生和發展， 文人音樂隨之產生并得到一定的發展壯大。再加上中國古代統治者對文人音樂的重視和支持，文人音樂從產生不斷發展壯大直至走向鼎盛時期。西周時期，實施禮樂制度并實行嚴格的“禮不下庶人”的制度。制度的產生和執行促使音樂的快速發展，也使得上層文人對音樂產生更大的興趣， 未顯示其身份地位和素質修養，上層達官貴人積極走向學習探索音樂之路。為之后文人音樂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前期的模型。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思想百家爭鳴，爭先綻放，各個學派對音樂的應用和發展都非常關注，各個學派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都非常重視音樂，將音樂納入自己學派的學習內容，將音樂更為廣泛的傳教于世人， 培養了大量的具有音樂情操的文人雅士，為文人音樂的發展提供了條件。經過戰亂年代，秦統一天下，社會相對穩定，為滿足上層人士的精神生活，秦代樂舞發展起來，并成立“樂府”鞏固了音樂在社會中的地位，為文人音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漢朝初期，社會安定，“文景之治”之后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引入大量的西域音樂文化， 豐富了漢朝音樂文化的同時也將中國古代的音樂發展之路帶向了新的發展道路，也促使上層級中高層人士紛紛學習不同的音樂，并發展出現了不同風格的文人音樂家，文人音樂的發展逐步擴大。魏晉時期，音樂掙脫了以祭祀的形式而存在和為統治階級所以用的束縛，開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這時，音樂開始作為文人表達其意識和情感的新的形式，文人音樂表現出新的藝術特征。自此，文人音樂的到空前的發展。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進入民族融合時期，少數民族傳統音樂的引入為隋唐時期音樂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音樂資源。隋朝末年，統治者機器重視音樂的教育，主要以琴樂為載體鞏固儒家的琴道思想。唐代，本民族音樂空前發展的同時，少數民族音樂不斷引入。不同種類的音樂不僅受到士大夫及其上層人士的'喜愛和追捧，社會各階層人士都開始學習和創造音樂，各個階層的文人雅士紛紛溢出，彈琴作詩，文人音樂發展生機勃勃。宋元時期，文人音樂走向作曲填詞的形式，詞曲成為上層人士、達官貴人和文人雅士的聚會必備環節，宋元時期，皇家“閣譜”的出現和實施，給予文人音樂神圣的形象，同時，使得音樂脫離民間群眾從導致了文人音樂的衰落。文人音樂的產生、發展和衰落的過程與統治者所實施的音樂文化制度和統治者的支持、重視程度息息相關，文人音樂的發展一方面是音樂文化發展的表現形式， 另一方面也是不同統治者宣傳弘揚精神文化的表現形式。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只有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前提下， 人們才能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資金在音樂學習和文化學習之上，所以，中國古代文人音樂的代表或者幾句人群大都出現在上層人士、士大夫和達官貴人之處。文人音樂的形成是文學知識和音樂知識融合的表現形式，在需要一定的先天性的詩詞歌賦的天分以外，更多的需要的是后天的學習和積累。所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文人音樂發展的條件之一。

　　(五)文人地位的居高性

　　文人即“士”，在中國古代，“士”的地位尤為重要，且是中國古代四大階層之首。“士”在古代是知識分子的代名詞，是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代表人物。他被統治者所重視，并賦予崇高的地位。其與統治者的緊密性也決定了其地位的穩定性和重要性。由于，“士”在中國古代中占有重要的政治位置，所以，文人所享有的資源具有廣闊性，其接觸的事物具有先進性和時尚性，其所表達傳播的思想和實施的行為也具有引導性和價值性。“士”最早的接觸音樂，并能夠及時的學習和吸收音樂知識，“士”在閑暇之余作詩寫賦填詞，將音樂和詩詞賦融為一體，其創造結果的文學性、音樂性和娛樂性將文人音樂推向高潮，“士” 的推崇提高了文人音樂的地位，促使著文人音樂的傳播和發展。

　　(六)文人音樂是精神寄托的載體

　　“士”者有得志者亦有失志者，得志者通過文人音樂寫出其得志的高傲，唱出得志的豪氣;失志者通過文人音樂寫出自己壯志未酬的由于，表達出報國無門的哀愁，唱出希望得到國家的重用或對生活種種不滿或寄希望于未來的哀求。文人音樂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的同時更是一種文人精神寄托的載體。

　　(七)社會風尚的潮流趨勢

　　統治者的支持和重視，士大夫、達官貴人和文人雅士的不斷創作和推崇，促使著文人音樂的不斷擴大和發展。文人音樂成為一種文化的象征，一種身份的象征，一種學識的象征和一種情操的具體體現，使得文人音樂成為一種時代的象征，文人音樂的發展成為社會風尚的潮流趨勢。

　　二、中國古代文人音樂發展的主觀原因

　　(一)文人崇高的文化素質修養

　　“十年寒窗，一舉成名”為金榜題名時，古人苦讀詩書，所學內容涉及面廣，知識點全，可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種傳統的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和教育方式使得文人具備了全面的知識素養，使得古代文人能夠創造出表達其情感的富有哲理性的有價值的詩詞賦。古代文藝皆以作詩寫賦填詞為樂;以詩會友，以其才智廣交詩友，談笑人生。其完備的學識和豐富的經歷為文人音樂創作提供了經典的內容，成為文人音樂創作的靈魂。

　　(二)文人基本的音樂素養

　　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都相當重視音樂的教育和培養，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琴、棋、書、畫是衡量一個人學識的重要指標，而琴者位居四者之首，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古代音樂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音樂作為娛樂性較強的知識，它可以陶冶世人的情操，緩解世人的壓力，更是在中國古代排憂解悶的最佳選擇方式。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中國古代文人雅士寄情于山水，少不了彈琴奏樂以增加柔情氛圍，渲染當時的意境。中國古代文人縱情于樂，鐘情于樂，學習探索音樂成為必然。處境而作，撫琴而歌，人生之大快。在這樣的生活追求、生活向往和社會環境中，中國古代文人要具備豐富的音律知識，擁有良好的音樂素養是必要的。

　　(三)文人對極致音樂的追求

　　古有成語“高山流水”一詞，即比喻知己和知音的同時也比喻了音樂的美妙、柔美;古人也這樣描寫過音樂：“大弦嘈嘈如急雨，弦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可謂描寫音樂的經典之作，寫出了音樂的復雜多變的同時也刻畫出了此音樂的似“急雨”的沉重舒暢，似“私語”的細促輕幽，是“珠落盤中”的圓潤悅耳……詩歌的發展由最先的隨性而述到后來的有感而作， 從口頭表達走向書面創作在走向最后的唐詩宋詞元曲，都與音樂有著緊密的聯系。從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古代文人精湛的音樂靈感和中國古人對音樂的喜愛。他們對音樂無微不至、生動的刻畫表現了他們對音樂品質的要求和對音樂美感的追求。中國古代文人對音樂的這種極致的追求，促使中國古代文人創作出經典的文人音樂。

　　三、結語

　　中國古代文人音樂反映著中國古人超越精神的審美意識和中國古人審美追求的含蓄。其恬靜平和的審美情趣也創造出了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文人音樂， 豐富了中國古代的音樂文化的同時也處處的體現出了中國古代的和諧、求靜、求善、求穩的保守性的民族文化，也是因為中國古代文人音樂蘊含了這種具有民族性格的特色才促使中國古代傳統文人音樂的發展和傳承。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9

　　摘要:基于對教師為主，教材為主要知識載體，學生為被動教學對象的傳統教學模式弊端反思的基礎上，在針對傳統教學模式進行改革的諸種措施中，提倡研究型教學是其中重要的改革維度，此種教學模式在國內外的教學實踐中頗有成效。研究型教學主張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以研究和問題解決為主要教學方法，以提高學生的研究和實踐能力為主要目的。在我國高等教育實踐中，研究型教學受到重視并得到推廣，但在具體實踐中仍存有諸多問題，針對存在問題，文章提出了相應的改革完善的措施。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史;研究型教學;教學模式

　　目前國內高校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大多采用以中國古代文學史為基礎主干課，輔以專題選修課或經典導讀課的格局。專題選修課和經典導讀課受限于師資力量及授課教師的研究專長，各高校開課情況參差不一。中國古代文學史則以專業基礎課的地位，成為各高校必開課程。因此，本文所論主要針對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展開的。

　　一、中國古代文學史傳統教學模式的弊端

　　自建國以來，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便形成以教師為主導，以教材為主要知識載體，以學生為教學對象的教學模式。此種教學模式便于教師汰粗取精、系統深入地為學生傳授知識，幫助學生形成對浩瀚漫長的中國古代文學的框架性認識和一定文學規律的掌握。但這種教學模式存在種種弊端而久為詬病。其弊端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過分注重知識傳授而忽略能力培養。堅持以此種教學模式為主要授課方式的教師普遍認為，教師講授是在有限寶貴的課堂時間系統深入傳授知識的最佳途徑，如果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內不能高效深入地將知識傳達給學生，便是對教學時間的浪費和對學生的不負責任。就其背后的觀念而言，其本秉承的是教學即知識傳遞，教師相對學生具有知識、能力的優越性，對學生的自我學習和自我管理能力缺乏自信。正是因為對教師傳授知識的過分重視，從而擠壓了對學生各方面能力培養的時空與機會;其次，教師是此種教學模式的主體，故此教學模式的普遍形態是教師一言堂、滿堂灌，學生學習完全處于被動和被忽略狀態，學習興趣難以充分調動，以致學生“上課抄筆記，考前背筆記，考試答筆記，考后全忘記”。學生被動、機械性地參與學習與學習效果考察，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被殘酷扼殺，嚴重影響知識獲取累積擴增的效果，不僅違背了此模式的教育初衷，而且是對學校教育根本目的的背離;再次，此教學模式下成長起來的學生普遍缺乏創新性。由于此模式關注的是教師如何教，而非學生如何學，即其重心是教學而非學習，學生成了教師課堂個人表演的觀眾，學生實際遭遇了此教學模式下貌似地位重要實際邊緣化的尷尬境遇。在邊緣化的處境中，學生無法獲得自主持續學習的方法和學習能力的鍛煉，在刻板的教學與學習考察中，學生思維的活躍性受到打壓，并最終成為毫無創造力的現代教育成品;最后，此教學模式已脫離時代，難以適應時代新趨勢。互聯網的廣泛應用，慕課、公開課等網絡課程學習的平臺，使知識以密集爆發態勢呈現，知識獲取相對容易便捷，知識更新也在以幾何級速度增長。僅以固有知識傳遞累積作為學校人才培養的目標，使學生進入社會后難以適應快速多變的時代，從而無法獲得在社會立足的依撐。

　　二、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模式改革

　　傳統教學模式的弊端已漸漸為人們所意識到，并由此從多方面嘗試教學改革。首先，轉變教育理念，變教師如何教為學生如何學，如何具備創新能力和解決問題;其次，增加對學生各方面能力的培養與鍛煉;再次，充分信任學生，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提高其對學習過程的參與度。總之，在新教學模式中，學生成為主體，成為中心，教師“不是單一的知識灌輸者，而是知識方法的指導者;不是單調的結論的宣布者，而是制造問題引發懷疑的啟示者;不是雄辯于講臺的演說者，而是退隱于幕后的設計者;不是占據教學活動的中心，以權威話語施之于學生的征服者，而是放棄話語霸權與學生平等對話的參與者。”［1］在對傳統教學模式改革的過程中，人們嘗試了如討論法、案例法、啟發式教學、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等諸多方法、理論，這些方法理論對傳統教學模式改革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而在教學改革大潮中，研究型教學日漸進入人們的視野，成為創建新教學模式的嶄新窗口。

　　三、研究型教學溯源及其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學實踐中的反思

　　研究型教學是源自歐美的教育思想。在19世紀，德國著名教育思想家洪堡便提出大學教學應與科學研究相結合的思想。1916年，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創立了“問題教學法”。1959年，美國心理學家、結構主義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布魯納提倡“發現法”。20世紀70年代，美國面對大學教育質量問題，提出教學與科研相結合予以應對，大力提倡研究型教學。1983年美國高等教育質量委員會發表的調查報告《國家處在危機之中》，明確要求學生采用研究與問題探討的方法進行學習，以提高學生的研究能力和實踐能力。1998年，博耶委員會發布的報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國研究型大學藍圖》，指出“研究型大學應對其課程和主流教學形式進行重大反思，建立以研究為基礎的教學模式。”［2］由此，美國大學本科教育正式進入向研究型教學轉變的改革。當今美國高校83%的教師主要采用講授法進行課堂教學，但研究型教學方法卻是大多數美國教師必然滲透在教學中的因素。“研究型課程己成為歐美許多研究型大學課堂教學所采用的主要形式之一。以研究為本的教學，要求每門課程都有需要學生親自去探索的問題領域，每個教學環節都有需要學生去研究和探索的機會。美國的一些研究型大學要求學生提交科研論文或科研計劃的課程非常多，如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本科課程計劃中就有5門特別研究課程，學生需要通過參與科研實踐，才能獲得本科畢業總學分1/6的學分。”［3］斯坦福大學則開設了近200門研討課供本科生選修。伯克利大學有“新生討論課項目”，杜克大學則要求學生大一新生必須參與研討課程。目前，研究型教學已在幾十個國家和地區實施、推廣。2000年左右，國內開始關注到研究型教學，并將之視為對抗傳統教學模式所帶來的大學教育弊端的有力武器。北大、清華、復旦、浙大等高校率先進行以研究型教學為目標的教學改革。其中清華開設了200多門研究型課程，并改革了學業考核方式，采用了課題論文、口試答辯等新途徑。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方面，研究型教學也日益受到重視，得到廣泛推廣，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有意識地淡化知識傳播的權威者姿態，以平等合作的態度跟學生展開學習探究;教師有意識地在教材基礎知識之外，增加學術前沿信息的介紹;注重加強對學生探究能力的培養，培養學生發現學術問題，收集資料，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興趣，并在研究方法上給予學生積極指導;在學業考察上，逐漸改變一卷定終生為注重學習過程、創新能力的考察。種種舉措不一而足，極大改變傳統古代文學教學的`刻板、沉悶、無生機的局面。但同時，因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型教學正處在探索階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諸多問題與不足。首先，對研究型教學理念的理論認識不足。研究型教學該如何進行界定，是“研究領先的教學”“研究取向的教學”“研究為本的教學”“研究支持的教學”［4］，還是四種類型兼具的教學模式。研究型教學的本質特征、類型等問題需進一步明確。以及研究型教學與傳統教學模式下的啟發式教學、討論法等有何本質區別等，都需要建立在人們對研究型教學有更深認識的基礎上。其次，研究型教學實踐的體系性尚待完善。目前的研究型教學改革，大多是基于教師對研究型教學教育思想理解的基礎上，個體性的自發的教學行為嘗試，缺乏系統的組織與引導。同時，由于教師個體對研究型教學教育思想理解的差異，研究型教學實踐參差不齊。故而，目前的研究型教學改革實踐呈現為散點式、強弱不一的局面，基本上是在傳統教學模式基礎上的小打小鬧。這一方面未從根本上動搖傳統教學模式的根基，另一方面對研究型教學實踐而言太過零星不成體系，削弱了教學改革的力度。再次，研究型教學的學科適應性需繼續加強。人們對研究型教學教育思想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教育理論本身，如何將此種教育思想切實應用到具體學科教學中，探討二者結合的最佳形態的努力還需大大加強。中國古代文學在研究型教學模式下該如何進行，是取消現有課程模式，另起爐灶，還是在維持現狀的同時進行改革，都是需要進行認真思考的問題。最后，研究型教學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夠。研究型教學是教學改革的必然趨勢，已在歐美教育界效果卓著，并為國內大學教育領域普遍認可，以致成為國家的教育導向。但反觀國內大學教育領域，相應于研究型教學的政策及配套扶持激勵政策遠遠不夠完善，成為制約研究型教學改革的一大因素。

　　四、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型教學完善策略

　　結合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實際和未來指向，研究型教學改革應從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從學校乃至國家層面，對研究型教學展開全面而靈活的政策扶持。具體應涉及教學、職稱、考核評價政策等多方面。研究型教學改革的獲益者是學生，但教學改革的主體卻是教師。研究型教學是對傳統教學模式的根本性改變，對教師的時間、精力、教學科研能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要實現現有高校師資向研究型教學師資隊伍的轉變，必須要有宏觀政策的積極引導方可實現。其次，進行課程結構調整。取消中國古代文學史基礎主干課的地位，削減其課時量。大量增加中國古代文學專題導讀課和研討課的權重。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框架式教學僵化學生思維，淺化文學歷史存在，背離文學的人文精神，其弊端久為詬病。如何正確解讀文學現象，培養共情能力，探索文學規律，合理轉化傳統文學資源應作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重點。而這些都要建立在對中國古代文學資料細致、認真感知、理解、探究的基礎上的。中國古代文學的研討課、導讀課可以充分承擔這樣的任務。同時，中國古代文學導讀課和研討課對于活躍學生思維，增強其解決問題以及知識創新的能力同樣具有顯著效果。再次，以探索創新為根本教育理念，針對學生知識狀況及課程性質采取不同形式的研究型教學。大致可分為研究思維、研究方法引導型教學和學術研究實踐類教學兩大類，旨在培養學生從知識消費者成長為知識創造者。前者可以是專門的研究思維與研究方法專題課，也可以將二者以案例形式強力滲透在專業課程教學中，用以配合教師講授法展開。后者可以是課堂教學中進行的研究實踐教學，也可以是課堂之外以興趣小組、項目研究等形式而存在的研究實踐教學。兩者形式的靈活性均迥異于傳統教學模式下固化的教學樣態，這在為教學增加活力的同時，學生也因得到適合其自身條件的靈活而多元的研究型教學而獲得能力與思維品質的極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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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論文范文參考3500字 篇10

　　一、文學與歷史的互動關系

　　自古以來，文學與歷史便具有深刻的聯系與淵源。許多重要的歷史典籍同時也是優秀的敘事文學，比如《史記》與《左傳》等。史學一直影響著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說的發展，小說不斷地從史學中汲取營養而發展演變。史傳對中國小說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春秋筆法及紀傳體敘事技巧的運用。文學師法歷史，在歷史的大背景下生存發展，這是歷史對文學單方面的影響。與此同時，文學對史學家的敘事也產生著深遠的影口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具有深厚的文學造詣，不但善于吟詩作賦，而且在作文方面尤為擅長<史記》不僅具有溫潤的語言而且在敘事方面張弛有度，且富有詩意與飽滿的情感。從司馬遷開始，我國史學著作中敘事一般都采用紀傳體的敘述方式。在這一敘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為敘事中心，圍繞這個人物展開敘事講述這個人一生的故事。這是一種富有文學精神的敘述方式。歷史作為過往事件的記述，在時間方面保持線性發展，在敘事方面則是事件的客觀再現兩者交織發展，構成歷史敘事的時空構架。紀傳體的敘述圍繞著人物展開，由于人具有主觀性，因而敘事過程中時間與事件則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圍內。

　　二、現代文學敘事中的歷史圖景

　　以魯迅小說樁人日記為例20世紀中國文學呈現出新的歷史語境，文學以其獨特的話語進入歷史的敘事中，共同參與著歷史的敘述。在現代，中國發生了歷史轉型，新的歷史主體代替舊歷史主體走上歷史舞臺，采用符合歷史形勢與文化語境的文學話語，以顯現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歷史必然性。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便是誕生于動蕩的“五四”時期，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了新歷史主體話語權爭奪的要求，以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契合了當時的歷史語境。

　　(一)文學對歷史的解構行為

　　魯迅在小說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國歷史喻為一部吃人的歷史。其中敘述主體即狂人所敘述的事件幾乎都是對這一歷史觀的現實反映。不但趙家的狗表現出吃人的信號，而且周圍的人都在設法陷害“我”，親人包括哥哥與母親都吃過人，最后發現自己也吃人，推測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說通篇的敘述都是對吃人這一歷史的敘述，構成了對歷史的解構行為。解構歷史是為了重構歷史，探尋一種嶄新的歷史敘事話語。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事，這一敘事人稱內蘊著深刻的文化心理內涵。第一人稱敘事首先是對個體意識的張揚。個人聲音的出現意味著擺脫了以往文學敘事中中允、客觀、冷靜的敘述方式。中國文學中開始出現了一個響亮的個人的聲音，這個聲音能夠大膽地坦陳自我的內心，在訴說著、吶喊著這個作為個體的、獨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種情緒與欲念，這在文學發展史上是一個足以令人興奮的變化。中國歷史上人們慣于壓抑個人的聲音，將個人的個性與心理隱匿在群體之中。而小說中狂人的聲音則象征著新的歷史主體出現他能夠在這一歷史舞臺上響亮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作為敘述者，主宰著新的話語，也掌控著敘述文本的發展，這意味著新的歷史主體同樣具有這些對歷史話語的主宰權與掌控權。這位敘事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能夠看清歷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懷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進化論，相信歷史發展的進步性，文明在不斷進步與發展，總有一天這個世界“將容不下吃人的人”。這位敘事者是一位走在時代前沿的思想家與啟蒙者。狂人作為小說的敘事者，是敘事的主體，也是可以代表新的歷史主體的中心人物。

　　(二)啟蒙者的歷史敘說

　　這一敘事主體兼歷史主體，以解構歷史為立論依據，敘述歷史上的種種吃人表現。小說中主要采用日記體的方式來進行敘說，以內心獨白的形式為主。內心獨白是一種自我言說，是自己與自己對話，但是在小說中，以自我言說的方式分明試圖在向他人表達，語言與敘述的指涉對象是外部而非內部。小說中具有一些體現出這種對外表達意圖的句子，諸如“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這些句子缺少主語，是一種啟蒙者的言說方式。這個啟蒙者具有敏銳的觀察力與深刻的思想。他對歷史的`看法遠較一般人更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歷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虛偽表象看到內在本質，而且對自己也有極為勇敢與透徹的認識與剖析，清醒地發現“我也吃了妹子的幾片肉”。最后，這位啟蒙者將歷史的真正面目揭開，讓所有人看見這一真相，并斬斷了人們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說以獨白的言說方式表現啟蒙者的思想，以內斂的敘述方式展現一種獨特的歷史敘事顯示出了魯迅小說藝術技巧的高明之處，同時也是現代啟蒙者高超啟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歷史語境下的雙重敘事手法

　　《狂人日記》采用雙重敘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記式的白話文敘述言說，一是文言小引式的敘事。在日記體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敘述人發現日記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說敘事的可信度，從而構成了這篇小說的雙重敘述。因此，小說便有了雙重的敘述人，一個是文言文之“余”，一個是白話體之“我”，雙重敘述人之間構成了一種敘述的張力，大大地增加了敘述文本的豐富內涵與深刻意蘊“余”與“我”的敘述，建構了一個清醒的世界與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瘋狂的世界，這兩個文本構成的世界是相互對應并相互對峙的，使得整個敘事呈現出一種復調的關系。這兩個敘述世界是整體敘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個世界都會造成對文本敘述的誤讀。在前面的文言敘述中，關于狂人已經病愈并赴某地候補的記述，是對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種對峙與終結。這段文言敘事似乎在暗示，無論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終究都被現實所“治愈”，成為一個正常人，為功名利祿而奔波。這種敘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啟蒙者的命運。

　　三、當代文學敘事中的歷史圖景

　　—以蘇童小說《妻妾成群》為例當代文學依然沿襲了與歷史的復雜關聯，以小說的敘述言說著某種歷史的景象。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文學敘事中的歷史圖景也在發生著某種改變。蘇童小說《妻妾成群》呈現了一個與之前不同的歷史圖景。蘇童將控訴封建淫威的題材建構出一種不一樣的文學景象與歷史言說。

　　(一)文學敘事中歷史圖景的轉變

　　《妻妾成群》中，文本敘述者圍繞著頌蓮這一關鍵人物進行敘事，呈現出一個日漸頹敗但卻充滿了誘惑的舊家庭景觀。這個即將沒落的舊式大家庭中充滿了各種利益的爭奪、工于心計的爭斗、欲望的掙扎與煎熬。歷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學的背后，作為一個故事展開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當時一些富有政治與歷史意義的人物與事件，而把筆墨傾注在一些對主題表達有價值的事件上。敘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這種聚焦是多層次的，即存在焦點的轉移。敘事中的聚焦在對某些人事提高重視的同時，也忽略了對其他一些人物與事件的表現。聚焦的焦點在一些人與事之間進行轉換。這不是局限于敘事學方面的轉換，而是延伸到社會文化領域意味著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歷史景觀在敘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顯甚至不為人知的歷史景觀則在敘事過程中得以凸顯出來。小說敘事通過敘事焦點的變化表現出這種歷史的轉變，呈現出一幅獨特的歷史圖景。

　　(二)小說敘事與歷史圖景的審美距離

　　小說中的歷史圖景呈現出20世紀90年代我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某種變化。這種變化漸漸發展，最終促進了市民社會生活圖景的產生。在這一歷史圖景之中，啟蒙話語與政治話語都不再作為一種主流的言說，經濟利益與欲望及權力的爭斗則占據歷史發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種獨特的文學話語方式再現了這種歷史圖景的一個側面，但同時又與這一歷史景觀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與其保持了一種文學的審美距離。文本中對這一歷史景觀的書寫，是以一種詩意或審美的態度進行的。比如文中出現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種象征，暗示著這種生活圖景中暗藏的危險性，讓人們對其保持警惕之心。陳佐千則象征著一種“古舊文化的歷史記憶”他試圖從年輕女子身上獲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陳佐千這種意圖的落空意味著某些古舊的歷史存留依然喪失了存在的價值與延續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講，小說展現出了一種歷史頹敗的圖景與陳舊事物沒落的命運。

　　20世紀文學敘事中既包含對既往歷史的解構行為，又具有對歷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現出文學與歷史相互纏繞與相互影響的互動關系。文學敘事中建構了一幅幅多姿的歷史圖景，背負著種種歷史賦予的責任，起到或啟蒙、警示，或娛樂的使命。文學正是在與歷史的糾葛與纏繞之中，保持著自身的藝術立場與審美距離，介入歷史并言說歷史，以文學的話語呈現出歷史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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