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改變了人們對自身和人類最親密關系的理解。它影響著城市的建造和經濟的變革。它甚至改變了人們成長與成年的方式，也同樣改變了人類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它是單身潮。這段話出自紐約大學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所著的《單身社會》一書。單身潮是美國自嬰兒潮以來最大的社會變革，并引發全新的生活方式。

　　剛剛過去的11月11日，在電商將它變成購物狂歡日之前，它被網友賦予了“單身節”的涵義。據民政部統計，全國獨居人口從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比例比10年前增加近兩倍。

　　不得不承認，相比男性，單身女性往往負重更多——她們一面扛著經濟精神獨立、自主意識提升的大旗，一面作為統計學意義上的“少數群”遭遇社會觀念和制度層面的壁壘。

　　而對于單身媽媽來說，來時之路尤其艱辛：社會撫養費、孩子的戶口、環境的歧視與忽視、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法規禁區……

　　單身女性能否在被保護的環境下生育、養育第二代?她們還在等待答案。

　　“自由選擇權在誰手里”

　　十二三歲時，梁曦薇把所有的童年愿望寫在一個記事本上。最上面的第一條就是：我要在20歲之前做媽媽。

　　發現自己懷孕時，她還不到19歲。是意外，但她迅速做出決定：“怎么樣也要生下來。”男朋友只比她大一歲，反復猶豫幾次終勸她打胎。正值感情倦怠期，吵來吵去她干脆提了分手：“孩子我自己搞定。”

　　沒有告訴父母，她去投奔了在深圳讀書的表姐。孕期準備、生產過程、法律政策、胎教……待產的日子里，她在圖書館把空缺的知識全部補了回來。

　　懷孕七個月時，梁曦薇的母親才發現，當場開始哭，父親則讓她第二天就去醫院墮胎。梁曦薇難過，卻沒有妥協，這成了她至今從未后悔的選擇。“我覺得(兒子)是上天給我的，我也一直很為我兒子自豪。”說起來，她眼里都亮著光。

　　九兒出生后十個月零六天，突然扶著椅子邁出了蹣跚一步，玲姑娘瞬間就在朋友圈發布了這一“歷史性記錄”，幸福感滿溢。

　　27歲之前，她壓根沒想過結婚，也沒想過生孩子。作為一家青年旅社的老板娘，玲姑娘交了許多朋友，活得自由自在。托朋友們的福，干兒子干女兒倒是一大堆，“九兒”完全是順下來的排名。

　　孩子的父親在知道她懷孕之前，就有了分手的想法，玲姑娘成了“被甩”的那個。生下九兒是她主動的選擇，“可能是因為老了。”說這話時，她哈哈大笑，一對圓形大耳環跟著在黑直的長發中亂晃。

　　她帶著孩子去四季如春的云南重新開始生活。如今旅游淡季，她就背著兒子四處走訪朋友，每天拍照在朋友圈發“帶著九兒看世界”的照片。

　　在一個活動現場，馬戶對著玲姑娘臂彎里的九兒左看右看，忍不住感嘆好幾遍：“太可愛了!”她今年26歲，“路上碰見一個可愛的小孩兒就想上去打個招呼”。旁人夸她抱孩子的姿勢嫻熟，她回：“因為經常抱……見個孩子就想抱抱。”

　　由于女同性戀的身份，馬戶沒法結婚，也沒有孩子。她和玲姑娘因《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而結識，報告由三個本土機構組成的“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發布，她們都是被訪談案例。

　　這份報告中“單身女性”的定義主要參考國家法律政策中的規定，指“不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成年女性。報告采用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文獻研究等方式，歷時半年完成，其中在線問卷調查(2801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在支持單身女性生育這個問題上，持同意態度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兩倍以上。

　　李英是不婚主義者。在她看來，“不結婚就不能生小孩”的觀點是一種歧視：“我不一定生，但不代表你就能不讓我生。這不是我生或者不生的問題，而是自由選擇權在誰的手里。我要的是這個權利。”

　　已是14歲男孩母親的梁曦薇態度則更審慎。考慮到可能有生育時任性、生完了又不負責任的單身媽媽，社會又缺乏有效的兒童保護機制，她憂心忡忡：“總歸小孩是無辜的，每個決定都會影響小孩的未來……”

　　“我愿意交罰款，可想交都交不上”

　　為給兒子辦戶口，梁曦薇奔波了五年，總結出四個字：有血有淚。

　　一般程序中，已婚婦女懷孕后領取“準生證”，生產后到所在地婦幼保健院，憑借醫院的《出生醫學記錄》和父母雙方身份證領取《出生醫學》。公安部門再根據雙方身份證、結婚證和《出生醫學證明》為孩子辦理戶口。如果是計劃外生育，辦戶口之前還需繳納社會撫養費。

　　這一切順理成章的前提是“已婚”。單身女性怎么辦?梁曦薇翻遍法律法規也沒找到答案。孕期中，她只得托朋友在家鄉廣州找到一位婦科主任，幫她產檢和接生，算是繞過了“準生證”。

　　孩子出生后，她很努力賺錢：“如果這個懲罰(社會撫養費)是我和我兒子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前提，我愿意交罰款。”可是，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前提是“已婚的計劃外生育”。

　　她又托了人問，答復說父母雙方至少各罰八九萬(社會撫養費)。梁曦薇和孩子的爸爸早都徹底斷了聯系。她問，如果一共18萬，能不能這錢都我來交?

　　不行。

　　“(問我)你不知道人家是誰你跟人家睡?你跟他在哪里睡的你不知道?那你怎么跟人家睡的啊……反正態度好像就是，我沒有歧視你孩子啊，我歧視的是你啊。”回憶起來，梁曦薇不無自嘲地笑起來，微不可見地搖了搖頭。

　　孩子五歲時，她急得都快魔怔了，知道有人和“街道辦”仨字搭邊的都想抓住問怎么辦。四處求，終于有人愿意幫忙，前提是要有《出生醫學證明》。梁曦薇的戶籍和分娩醫院在廣州的兩個不同區，結果兩邊的婦幼保健院都稱無法出具證明，“讓我到公安局去問，讓我去報警，(說)父親一欄不能填空白啊，(孩子)不可能沒有爸啊。”

　　暗地里她想過找人“冒充”，可“父親”身份牽涉太多，她考慮再三又作罷了。沒辦法，又再次求人、托人，直到2007年，在繳納了6萬多元社會撫養費，并去司法鑒定所做了一輪親子鑒定后，孩子的戶口終于趕在上小學前辦了下來。

　　和梁曦薇比起來，玲姑娘幸運一些。

　　她趕上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實施，孕檢沒有托人，拿著病歷本直接去了湖南省婦幼保健院，沒有遇到障礙。

　　辦理孩子戶口時，她輾轉聯系到家鄉湖北的戶籍警，得知2014年有未婚媽媽為孩子成功辦戶口的先例，但《出生醫學證明》必須是湖北省內的，否則就需要親子鑒定。

　　2013年底，《湖北省〈出生醫學證明〉管理辦法》出臺，規定：“湖北省境內出生的嬰兒均應依法獲得國家統一制發的《出生醫學證明》，各簽發機構與管理機構不得以結婚證、生育證等作為簽發的附加條件。”玲姑娘決定回老家生。

　　孩子滿月時，她親自去辦了戶口。“很快就拿到了。”玲姑娘覺得，自己是眾多單身媽媽中運氣最好的一個。

　　2016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其中規定：政策外生育、非婚生育的無戶口人員，本人或者其監護人可以憑《出生醫學證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戶口簿、結婚證或者非婚生育說明，按照隨父隨母落戶自愿的政策，申請辦理常住戶口登記。

　　在律師燕文薪看來，理論上，國家的這一規定解決了戶籍制度與社會撫養費之間掛鉤的問題。但這種脫鉤，也在某種程度意味著社會撫養費喪失“強制力”。

　　前述《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指出，實際執行中，新生兒辦理戶口仍然常常面臨困境。此外，生育女性需要繳納高額社會撫養費，對單身媽媽來說也是很大的負擔。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解釋說，社會撫養費相關的法規、政策都是建立在“已婚夫婦超生”的前提之上，單身女性生育由于實踐中數量較少，并無明確規定。“這個問題確實值得討論。”

　　比如像梁曦薇這樣未婚生育的母親可能要面對繳納高額撫養費的問題，甚至是“想繳都沒資格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