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編輯文化在數字出版時代的傳承論文

　　摘要：本文首先縱觀歷史，分析了編輯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和貢獻，結合在改革開發新時期取得的卓越成果，闡述了傳統文化的繼承意義。在內部轉企和外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交互作用下，堅守傳統文化精神實質，與時俱進變革制度，借助高新技術，才能再次煥發編輯工作的勃勃生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編輯工作自甲骨文出現后既有記載，從殷商時期的史官、巫師、樂師開始，一直到明清時期的經學大家，對于中國各類國學經典收集和整理工作，伴隨著中國文化的發展，從來沒有停止。

　　一、編輯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梁啟超寫于1900年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認為“地球上古文明國家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這是“四大文明古國”概念的早期雛形。人類今天所擁有的很多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知識，一般都可以追溯到這些古老文明的貢獻。但是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即梁先生所稱“小亞細亞”)，皆在戰火中灰分湮滅，漫長華夏5000年歷史中，歷經戰火和政權更迭，中國的許多方面都不斷發生著變化，但是中華文明卻始終延續，所以中國是最古老的且持續存在的文明。作為文明的載體文化，文化的載體是書籍，負責編輯書籍的編撰官在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世襲王朝政體下，始終承擔者書寫歷史、傳承中華文明的重任。

　　東方民族作為世襲的農耕部落聚合的社會，較之西方游牧民族聚集的社會體系，其生活節奏和環境的穩定性，更有利于對書籍的編撰工作，所有文化的傳播，公民的教育多借助于書籍實現。千百年來，先賢學者從文、史、哲、經等傳統學科入手，對這些經典的各個方面進行了博大精深的研究，但從編輯學視角著墨的不多。原因無它，因為編輯作為一項工作是古老的，而成為一門學科則是新興的。在《詞源》中對編輯的釋義為“對資料或現成的作品進行整理、加工，編輯”一詞最早出現在《魏書?李琰之傳》：“前后再居史職，無所編緝。”后在唐真卿《〈干祿字書〉序》：“不揆庸虛，久思編輯。”和宋蘇舜欽《題〈杜子美別集〉后》：“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后不倫。”也有出現。但是僅以“整理、加工，編成”解釋編輯，不但未能涵括近代以來報紙、期刊和電子出版物出現后的編輯工作的全部意義，也淹沒了浩瀚歷史長河中諸如孔子、司馬遷、班固等大師的歷史貢獻。其中在對中國文學的傳承中，古代國人體現了三個階段的編輯智慧：

　　①堪稱編輯學“元理論”的“述而不作”與“以述為作”;

　　②展現大視野、大格局和大氣度的“會通古今”;

　　③肯下硬功夫的“分類編目”。

　　二、傳統編輯文化傳承的現代意義

　　1、入行之初“述而不作”

　　“述而不作”語出《論語?述而》，原文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意為只是繼承延續，不創造發明。

　　這種態度最適合于初入編輯行業的“天子驕子”們，現今大學教育強調程序和范圍，在既定的范圍內按程序選修足夠的學分，即達到畢業的水平。在這種背景下教育處的產品往往千人一面，缺乏新意。即使借助互聯網等科技手段，信息爆炸時代吸取知識、信息，但不可否認，我們的年輕同志所宣稱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章節化、斷面化信息的堆砌，缺乏系統的梳理與規范。

　　對于行業內的新同志在明確編輯要求的基本技能后，面對大量的、系統化、專業化的文章，應保持吸收、為我所用的態度。作為《論語》的作者，孔子最早對編輯及其對象主客體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定位。編輯面對編輯對象時，最主要的職責是“述”，而不是“作”。正如有論者所說，“所謂‘述而不作’即尊重史實，保持原來的文章，不無根據地想象亂編”、“保持原作的文辭，不隨便添加己意”。年輕同志們應該有海綿的精神，以吸取眾家之長為首要任務，暫時無需“激揚文字、揮斥方遒”。

　　2、謀求發展“以述為作”

　　當編輯的本專業知識達到相當的積累和沉淀后，自然會基于成熟的世界觀、價值觀，按照現行規范自覺的、有目的的進行策劃、選編、加工、定稿、校對等一系列行為。這是作為從業人員，編輯初步具備了對社會文化的選擇、積累和創新，同時也會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對編輯文稿進行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塑造。

　　現今編輯從業者工作的平臺逐步從書刊、報紙、期刊等紙質媒介轉向電子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和興起，使得編輯的客體和對象更加豐富和復雜，給編輯主體性的發揮提供了極大的空間。于是，當今報刊、網絡將編輯主體性無限放大，編輯不叫編輯，而是冠以“策劃”、“主持”、“版主”等，把編輯工作當成“包裝”工作，對原創性作品任意“裝扮”，以適應市場所需。還有一種現象，正如編輯家崔道怡所言，“近年國情民風，求名勝于務實。編輯無名，不甘冷落，順應潮流，改弦更張。對一般作者，是‘老爺’和‘老板’，把稿件予奪當交易籌碼;對名家大腕，是‘清客’與‘掮客’，在精神產品商業操作中逐利求名。”由此觀之，在目前情況下，我們的編輯是否應該稍稍回歸到正常的編輯職業定位，以“述”為“作”，特別要對于文學家、藝術家原創性的文學作品和藝術形象，持尊重的態度，不要隨意改削，弄成千人一面、時髦媚俗，以迎合大眾商業消費潮流。

　　3、初露崢嶸“會通古今

　　“會通古今”對于現代編輯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會通”仍然是成就編輯大家的必由之路。處于信息時代的出版傳媒行業，價值取向強調“精”和“雜”兩個極端方向。通常對于非學術類編輯家為“行家”，對政治類和專業技術類編輯家為“專家”。不管是要當好“行家”，還是要做好“專家”，都要求現代職業編輯不僅要“會通古今”，而且還應該加上“會通中外”，要有國際視野，世界格局。第二，“會通”仍然是編輯優秀書刊的重要方法。改革開放之初，一批當代編輯家編輯的幾種“走向世界叢書”，就體現了會通中西的視野，產生了很大影響，可以說重新開啟了國人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融通之路。當下一些編輯游走于傳統媒介與電子媒介之間，雜取各類材料，編輯出版了一批嶄新的“邊緣”出版物，可以看成新形勢下的初步的“會通”。

　　縱觀歷史，“會通”的編輯思想，孔子開其端，繼孔子、司馬遷會通編輯思想之后，劉知己的《史通》、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都閃爍著貫通古今的“會通”編輯思想，貫穿了疏通知遠的歷史借鑒精神，從而形成了我國編輯學的優良思想傳統。

　　4、臻化大家“分類編目”

　　作為編輯大家，最高境界仿佛武林高手“無招勝有招”，手中“無劍，以身為劍”，不應在拘泥于文章本省，而應著眼于“辨真偽、找缺失、分門類”。其中又以“分門類”最為見編輯的毅力和功底。通觀孔子整理《尚書》、《魯春秋》，司馬遷編撰《史記》，清紀曉嵐統編《四庫全書》，以及今天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古人和現代人給圖書分類是需要大智慧和大毅力的。對出版物的分類是從大處著眼，而編輯目錄則是一件費時費力的細活。目錄是目和錄的合稱，目是指書名或篇名，錄則是對目的說明和編次。現在我們看到的各類書目，從漢代劉歆的《七略》到清代張之洞的《書目問答》，包括歷代宮廷藏書和私家藏書目錄，為數之眾，蔚為大觀。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古代編輯家們在分類、編目、辨偽、輯佚等方面下的硬功夫、死功夫，我們今天面對的浩瀚典籍仍將是一盤散沙，后來者只能“望典籍而興嘆”。我們今天面對的書刊種類更多，數量更加浩繁，有紙質的，有電子的，還有網絡版的，對其進行科學分類，使得現代文化的精華凝聚成典籍，傳諸后世，還有艱巨的工作要做。盡管互聯網的發展和電腦的普及，圖書期刊分類編目獲得了前人難以想象的技術支撐，但由于市場經濟大潮和文化消費主義盛行，海量的圖書期刊及其網絡版難免泥沙俱下，需要下功夫花時間去選擇整理歸類。現在各類《年鑒》承擔了聚集和保存精華文獻的責任，但質量不盡如人意。古代編輯家對國學經典的分類編目中表現出的孜孜以求的精神，仍然值得我們發揚光大。

　　綜上所述，以孔子為代表的先賢們在中國文化所體現的大智慧，使他們成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甚至藏書家。同時，他們也應該是偉大的編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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