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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對現代性學術體系的批論文
論文摘要：“文化研究”應被理解為對2O世紀后半期西方知識運動的一次整合，從意識到方法，“文化研究”都突破了現代性學術體系的限制，在人文知識中破除了獨立性、專業性、客觀性三大神話，突出經驗在知識生產中的作用，重視跨學科研究對人文知識整體性的修復。
論文關鍵詞：文化研究 現代學術體系 人文知識
“文化研究”當然不等于研究文化，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一個學科、或者一種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最早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國，以霍加特(Hoggart)、威廉斯(Williams)、湯普森(Thompson的幾部經典著作為標志，一種新型的人文學術誕生了。這是學界對于“文化研究”之學術史的一般認識但也有學者提出異議，克里斯汀·杰拉夫第(ChristineGeraghty)在10年前就曾指出，不能把“文化研究的誕生視為一個“瞬間”，它是在英國人文學術傳統、戰后國家福利制度、教育體系這一大的社會文化氛圍中產生出來的。Ⅲ在英國以外，法蘭克福學派關于文化工業的批判，列菲弗爾對日常生活的重視，麥克盧漢關于媒介的學說，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化轉向，西方社會學的文化轉向等越來越多的理論資源和學術現象紛紛進入“文化研究”學術史的視野。今天的“文化研究”不單是一個學科、一種理論、一個流派，它是西方半個多世紀以來知識運動的一個產物，是西方知識界對自身傳統的重新整合，是反思現代性學術體系的結果。它在意識和方法上，都發起了對現代性學術框架下的人文知識的挑戰。
一、現代性學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及弱點
“知識與社會是一種雙向建構，知識行動既重構了當代的社會結構，又受到后者的反身建構”，具體的知識可能是個體的、零散的、偶然的，但知識的格局和體系則是社會性的，因此，社會轉型通常也伴隨著知識體系的重構。古典知識重視知識的倫理價值，重視各種知識萬水歸源式的形而上的最高統攝，現代性則空前提升了科學理性的地位，使之成為檢驗知識合法性的標尺。科學精神成為現代社會對于一切知識的基本設想，形成了關于知識的三大神話：獨立性、專業性、客觀性，這三大神話構成了現代性學術體系的基本特征：學科門類的不斷分化，學術生產和評價體系的體制化，學者的專家化和職業化。如果說這種意識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那么，它給人文知識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
獨立性神話要求人們相信知識和學術的獨立和自足，區分知識和信仰，區分認識論和價值論。在積極的層面上，它使人文學術有意識地抵制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政治和道德的干擾，形成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在消極的層面，它掩蓋了意識形態對知識的影響和滲透。專業性神話要求人們相信知識應該分門別類，在不同的領域實行不同的學科規范和價值標準，它回應了現代以來社會生活日益復雜，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的趨勢，在知識爆炸的時代，前現代意義上的通才和鴻儒已不再可能，學術研究的體制化和學者的專家化就是這一變化的重要標志。在積極的層面上，它促進了人文知識的精細化和深化，催生了新興學科；在消極的層面上，它回避知識是一個整體，陷入隔行如隔山，畫地為牢的泥潭，滋生學術繁榮而思想匱乏的現象。早在20世紀3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就預見了這種知識狀況的危機，反對把社會學、哲學降低為局部科學。畢竟，不同知識領域之間并非完全隔絕，不僅道德、政治、經濟發展水平、民族性、地域性與人文知識的形成密切相關，自然科學的發現和技術的發展也常常深刻地改變著人們對世界、對自身的認識，對專深學問的推崇，對專業規范的固執，弱化了現代性學術的整體意識和思想性，掩蓋了知識領域劃分的人為性和歷史性�？陀^性神話要求人們相信人文知識可以擺脫經驗的干擾，知識主體采取中立立場是可能的，超越時間空間限制的客觀真理是知識追求的最高目標。在積極的層面上，它造就了現代人文知識追求純粹的學術立場、拒絕隨意性、防止偏見的面貌；在消極的層面上，它把對客觀中立的追求與對客觀中立的實現混為一談，掩蓋了人文知識與經驗、權力、學術體制的復雜關系。
獨立性、專業性、客觀性三大神話都來源于科學精神在現代社會文化格局中的優勢地位，是科學精神從自然科學向人文知識擴張、滲透的結果。為什么說它們是神話?人文知識的核心是主體、意識、語言／符號，這些因素具有滲透性和歷史性。說它們具有滲透性，是因為它們在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呈現自身，發揮影響；說它們具有歷史性，則是因為它們永遠沒有靜止和終極的形態，封閉和靜態的研究難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誤區。獨立性、專業性和客觀性，作為人文知識的自我約束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如果視之為人文知識的終極價值，則無異于自欺欺人，使人文知識對自身的有限性缺乏反省。這種情況如果發展到極端，對人文知識的損傷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整個20世紀，人文知識對自身特殊性的堅持也一直以對抗的姿態修正著現代性學術的科學主義傾向，從狄爾泰對體驗、闡釋與實驗、觀察的區分，到克里斯蒂娃在語言和話語／意指實踐兩者中對后者的強調，到福柯對無所不在的權力關系的洞察，到伊格爾頓在文學美學理論中突出意識形態，到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酷兒”理論以差異性經驗揭示客觀知識的虛假性，無不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對三大神話的去魅(disenchantment)�！拔幕芯俊钡呐d起，既是對20世紀人文知識中的科學主義傾向的反省，也是對上述對抗性知識序列的整合，簡言之，人文知識自身的性質和現代性學術觀念的弊端，必然導致跨學科的，重視經驗的，承認知識的有限性和意識形態性的，反思知識主體和學術體制的“文化研究”的興盛。
二、西方社會現實對現代性學術體系的挑戰
上面的分析，是從人文知識內在的學術邏輯出發揭示現代性學術體系的弱點。而作為孕育“文化研究”的現實土壤，西方社會在20世紀的歷史經驗更直接地映射出現代性學術體系的弊病。
當人文知識越來越趨于專業化，它就既無法提供關于人類、歷史、文化、社會的整體觀點，也很難在跨文化比較的框架內理解西方文明的真相。由于國際交流空前頻繁，異質文化之間的沖突、融合是20世紀人文知識的重要主題。既然任何一種文化都已不再可能在封閉的環境中單獨發展，文化史實際上成了文化關系史，任何一種文化的自我映像中都包含著對“他者”的理解，因此跨文化比較成為當今人文知識的必然選擇。顯然，局限在專業學科之類的各種人文知識很難單獨完成這一任務。因此，綜合文學、藝術、史學、語言學、倫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研究等多種資源的跨學科方法最早在一些文化比較領域中產生，不是偶然的。
人文知識的專業化，也無助于理解后工業社會中產生的復雜文化現象。在全球范圍內，西方世界率先進入了后工業社會，隨著物質的豐富，社會福利制度的施行，技術發展極大地降低了體力勞動強度，社會從溫飽型向消費型轉變，政治對抗的根源逐漸從經濟上不同階級、集團的矛盾轉向文化差異群體的矛盾，顯性層面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中的權力關系淡化，意識形態以更微妙、更隱性的方式體現出來，日常感性生活中的權力關系開始凸顯，深刻地改變了當下的公眾意識，符號秩序、性別政治、消費主義、媒介帝國、技術霸權紛紛涌人人文知識的視野，這些議題在現代性的學術分科中很難歸類，它既是文學、美學，又是社會學、倫理學。技術與人文不再涇渭分明，不斷涌現的概念和理論挑戰了人文知識的疆界，更挑戰了人文學者的學術儲備和知識結構。當前，“文化研究”通常以問題為中心而非以學科為研究的出發點，不再強行對研究對象進行學科歸屬的分類，正體現了人文知識面對當下社會文化現象所作出的自我調整。 兩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最為沉重的記憶，對于發源地和主戰場的歐洲更是如此。然而，非政治化、非道德化的現代性學術觀念，使人文知識在對切身經驗的處理中表現得冷漠，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思想界在反省中認識到人文知識沒有擔負起它應該承擔的任務，沒有有效地處理切近的歷史——納粹主義和大屠殺。當奧斯威辛成為歐洲知識分子良心的重負，人文知識就必須對自己提問：對中立、冷靜的專業立場的追求，能否成為放逐價值判斷的理由?對獨立、客觀的科學主義的信仰，是否掩蓋了人文知識的意識形態真相?由此，感性具體的經驗，重新成為人文知識追求真實、質疑權威的基點。
對感性具體經驗的重視，在邊緣性知識對西方思想傳統和學術現狀的挑戰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當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后殖民主義真實面對差異性群體的切身經驗之時，西方中心、白人中心、男性中心、異性戀中心的西方知識的虛假普適性就暴露無遺了，所以女性主義把西方歷史視為男性書寫的歷史，黑人批評把西方話語視為對“黑色經驗”的剝奪，賽義德把西方的“東方學”視為“虛構性敘事”，“他們在遮掩事實，空許承諾，漠視復雜而又令他們感到不快的史實”。這種質疑始于邊緣群體對西方知識真相的發現，隨后則發展為對在當代西方占統治地位的現代性學術體制的整體批判，以差異性經驗挑戰所謂的中立立場和虛假的普適性，以跨學科挑戰現代學科分類對人文知識的割裂，承認人文知識不可能絕對的客觀，正面探討產生偏見和盲點的原因和機制。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理論的興起，與“文化研究”的出現是大致同時的，它們反映了共同的意識：一是認識到知識生產不可能脫離知識主體的經驗，“人文學科的知識產生永遠不可能忽視或否認作為人類社會之一員的生產者與其自身生活環境之間的聯系”；二是認識到現代性學科體系對人文知識的割裂；三是認識到科學理性的強勢地位對人文知識的邊緣化，加劇了技術社會管理體系對差異性生存的放逐，對心靈生活的漠視，“就現代世界而言，沒有一個社會的人文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比技術來得重要”。
從西方20世紀人文知識的歷史來看，我們應該區分“文化研究”的兩種涵義。一是以威廉斯、霍加特、湯普森等人為開端的英國“文化研究”，作為一個文化批評流派，它與法蘭克福學派、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批評流派的關系是并列的；二是作為當前人文知識熱點的“文化研究”，它與包括英國“文化研究”在內的上述批評流派，以及�？聦W說、媒介研究、城市研究、消費社會研究等理論是包含關系，也就是說，“文化研究”是對這一系列知識運動進行整合的結果，它不是一個學科，一個流派，而是一種對待人文知識的態度，一種對于人文學術建制的設想，一種對于人文知識分子的要求。這樣，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文化研究”的對象何以包羅萬象，“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何以遍及一切人類文化遺產，“文化研究”在方法論上何以必然是跨學科的。
三、從意識到方法：“文化研究”對人文知識的更新
“文化研究”對現代性學術體系的反思和批判，對新型人文知識的設想，主要是一種意識的改變，而意識的改變則帶來相應的方法與體制的變革。
英國“文化研究”、女性主義批評針對西方經典學術對邊緣領域的排斥，把工人階級文化、青少年文化、日常生活、女性經驗、通俗文化納入學術研究的范疇，沖擊了學術研究以經典文學、高雅文化、書面文獻為主的學術意識形態。經典的人文學術以文本闡釋為主要方法，而面對活生生的、以非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化現象，問卷調查、跟蹤調查、數據統計分析的重要性日漸突出，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的交叉互補成為趨勢。因為對上述領域的研究難以在現有的學科體系中歸類，作為新興學科的“文化研究”，最初是對現有學科體系的補充，而隨著它在方法上的跨學科要求，最終走向了對現有學科體系的顛覆。
“文化研究”對差異政治、身份認同等問題的關注，以對差異性經驗的忠實挑戰了普適性知識的虛假性，沖擊了西方人文學術的科學性、中立性神話，揭示知識中的權力關系，揭示知識與意識形態的瓜葛，揭示意識形態如何以符號權力的方式對日常生活、感性經驗進行滲透。這樣的批判意識，必然在方法上體現為對感性經驗、具體事例的忠實，動搖了西方學術自17世紀以來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的對邏輯演繹、規律提取、抽象本質的偏好。
“文化研究”，尤其是它的重要分支如性別研究、傳媒研究，重視文化對形象的再現，致力于探討再現的動機、過程和效果。再現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化行為，文學理論、美學、符號學、心理學等諸多學科都對此有所涉獵，但這些研究分屬于各自的領域，在推崇專業性的學科體系中缺乏溝通，“文化研究”之所以能突破這一限制，是因為它不是以文化對形象的再現去證實某種藝術規律、心理機制、符號體系，而是研究再現本身�？梢�，方法論的突破仍是以意識的革新為前提的。
從宏觀上分析，“文化研究”興起的意義，不只是研究對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作為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知識“文化轉向”的產物，作為西方人文學科反思、批判現代性學術體系的成果，作為對諸多理論學說的整合，“文化研究”重新構建了人文知識的經驗性、具體性、意識形態性，體現了對人文知識之本質與真相的正視，對知識與社會之關系的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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