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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匹配關系論文
一、導論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在微觀層面上，教育能夠促進個體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在宏觀層面上，教育通過各種途徑促進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增長。前者一般用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來衡量，包括內部收益率與明瑟收益率；后者一般用各種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型，比如外生模型U1、內生模型、柯布一道格拉斯(Cobb-Doglas)生產函數模型、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簡稱TFP)模型（包括代數指數法、索洛殘差法、隱性變量法、潛在產出法等）等來計量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
盡管目前有大量的實證研究分析教育對個體收益的促進作用以及對于國家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這類研究的研究對象涵蓋了基礎教育、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甚至在職培訓，但目前國內外卻鮮有研究考察研究生教育這一最高層次教育的經濟功能。雖然一些學者用明瑟收人方程實證分析了研究生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但似乎還沒有一篇實證研究考察研究生教育對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因此本研究將視角放在這一學術研究的空白領域，希望用實證的方法分析中國研究生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討論中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近年來關于研究生教育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是否相匹配的問題也成為國內學術界的研究熱點，然而怎樣衡量研究生教育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匹配程度，國內學術界仍然沒有定論。有的研究試圖用不同學科研究生的就業率、學用結合率以及過度教育率等作為衡量研究生教育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是否相匹配的指標,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本研究認為還可以從研究生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視角來探討我國研究生教育結構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匹配關系。
首先，本研究將從整體上分析研究生教育系統對全國各地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總結和梳理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的成績，從而更好地指導我國研究生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也將為各級政府確定對研究生教育進行財政支持和資助力度提供堅實的實證證據,從而促進整個研究生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其次，本研究將計算研究生教育對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差異，為研究生教育未來的區域結構調整提供堅實的實證證據。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假設
目前學術界用不同的計量模型來分析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同的模型有著不同的模型假定與側重點，本研究主要借鑒宏觀明瑟收人模型（Macro-Mincerwageequation)來測量研究生教育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宏觀明瑟收人模型首先是由經濟學家赫克曼（J_Heckman)和克列諾（P.Klenow)提出來的[8]，克魯格（A.B.Krueger)和林達爾（M.Lindahl)等經濟學家在赫克曼和克列諾研究的基礎上,對將微觀經濟學領域的明瑟收人模型轉變成宏觀經濟增長模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
本研究選擇宏觀明瑟收人模型進行分析，主要是因為本研究著重討論研究生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而宏觀明瑟收人模型就是專門用來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且宏觀明瑟收入模型對數據的要求較少，而較少討論其他投人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如克魯格和林達爾在其研究中所列的公式只有初始經濟發展水平和初始人力資本發展水平這兩個核心自變量。宏觀明瑟收人模型中的自變量少，這一特點使得實證分析具有簡單、易操作的優點；但與此同時也導致了一個缺憾，那就是沒法全面解釋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這估計也是宏觀明瑟收入模型沒有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全要素生產率等模型應用廣泛的原因所在。由于本研究并不試圖精確度量研究生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而旨在分析研究生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匹配關系，因此使用宏觀明瑟收入模型還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目前國內使用宏觀明瑟收人模型實證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并不多，楊建芳在其博士論文中，系統、全面地闡述了這一方法，并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本文將基本上沿用這篇研究的模型與方法。根據宏觀明瑟收人模型，自變量中應包含人均GDP和人力資本的滯后變量。典型的宏觀明瑟收人模型形式如下：
在這個模型中，初始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數仄的含義可以有多種解釋。其中之一就是初始平均受教育年限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然而，也有研究者認為,尾表明的是教育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反向因果關系，也就是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期會影響教育投資，因此預期未來經濟的增長會導致現在教育投資的提高。本研究假定仄就是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鑒于目前國內的數據僅有歷年來研究生教育辦學規模的省際數據,本研究將對標準的宏觀明瑟收人函數做一定的變換。首先，本研究將平均受教育年限變為研究生教育系統的畢業生規模；其次，因為研究生教育的變量從相對規模變成了絕對規模，因此&和也從人均GDP變為GDP總量。最后，本研究準備控制住平均受教育年限，因為社會中已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顯然會對于經濟增長有很大的影響，而且這一變量也是宏觀明瑟收人模型中的一個核心變量。
通過模型變換，就可以從整體上分析研究生教育發展與全國各地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通過將樣本按照地區的分組，還可以分析出不同地區研究生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這樣，本研究就形成了兩個研究假設:其一，整體而言，我國的研究生教育系統對于全國各地的經濟增長都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二，研究生教育系統對于我國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都有著正向顯著的促進作用，而且這一促進作用將與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對東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最大，而對西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最小。
三、數據
本研究所用數據是筆者通過收集各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并整理、計算得到的2003-2009年全國各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最早的數據來自2003年是因為在各種全國性質的官方統計年鑒上,從2003年才開始統計分省區的研究生規模。
本研究所用計量模型的因變量是某省區某年的GDP總量的自然對數，都是將名義GDP以2003年為基準調整后得到的實際GDP。
核心自變量是這一省區上一年的研究生教育規模的自然對數。本研究將因變量和核心自變量都取自然對數,使這一核心自變量的系數不受因變量和自變量量綱的影響，其經濟學含義就是彈性。本研究選擇用研究生（包括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畢業生數作為衡量研究生教育規模的變量。之所以選擇用畢業生數而非招生數和在校生數，是因為本研究還準備控制這一省區上一年份非在校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非在校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看作社會人力資本的存量,而研究生的畢業生人數可以看作人力資本的增量。根據已有大量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的存量與增量都會顯著促進經濟增長。選擇研究生的畢業生規模作為自變量，使得本研究的模型中既有人力資本的存量又有人力資本的增量。
除了研究生畢業生數自然對數這一核心自變量外，本研究還沿用經典宏觀明瑟收人模型的形式,控制特定省區上一年的GDP總量的自然對數以及這一省區上一年的非在校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這一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據國際上較常用的永續盤存模型（perpetualinventorymodel)、遵循巴羅（Barro)和李(Lee)的計算方法和過程推算出來的。
綜上，本研究模型的因變量是GDP總量的自然對數，自變量包括上一年GDP總量的自然對數、上一年研究生畢業生規模的自然對數以及上一年非在校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估計全國范圍內的研究生教育系統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時,樣本為2003-2009年全國數據;在估計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研究生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時，樣本分別為2003-2009年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各省區的數據。
本研究以2000年國家制定西部大開發戰略后的地區劃分為準,將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分為西部、中部、東部三個地區。其中西部地區包括的12個省級行政區分別是四川省、重慶市、貴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區、陜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中部地區的8個省級行政區分別是山西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東部地區的11個省級行政區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遼寧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廣東省和海南省。
四、實證結果及其討論
由于本研究所用數據是全國的面板數據，因此用面板數據的回歸模型進行估計。面板數據的回歸模型有兩種：一種是固定效應（fixedeffect)模型，一種是隨機效應（randomeffects)模型。哪種模型更適合要通過豪斯曼（Hausman)檢驗才能判定。岳昌君在《教育計量學》U71中詳細描述了豪斯曼檢驗的判斷標準:豪斯曼檢驗假設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估計值符合一致性。當兩種方法的估計值無顯著差異時,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更具效率;若兩種方法的估計值有顯著差異時，則表示隨機效應模型并不適合。通過豪斯曼檢驗，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對全國樣本還是對分地區的樣本，都是采取隨機效應模型估計更為有效。因此,本研究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
研究發現對全國所有省區而言，控制原有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人力資本存量以后，新增研究生畢業生的規模也即研究生教育帶來的人力資本增量將顯著促進省際的經濟增長,顯著性水平為5%。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一。這也表明從20世紀末我國擴大研究生教育規模的決策是和國家長遠的發展趨勢相匹配的。
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回歸結果顯示，各地區“上一年研究生畢業生數的自然對數”的系數存在明顯差異。對東部和西部而言，這一變量系數顯著為正,而且東部的系數大于西部；對中部而言，系數卻為負且不顯著。這表明控制了原有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力資本存量之后，研究生教育對于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是中部的研究生教育卻并不能促進當地經濟增長,相反，可能還有負面效應,盡管這種負面效應在統計上不顯著。
可見由于中部地區的反常,實證結果并沒有支持假設二。為什么中部地區會出現這種反常現象呢？本研究嘗試從以下兩個角度進行闡述。
第一，相對西部而言，中部的研究生教育規模更大，已有研究發現中部的研究生畢業后有很大比例選擇遷移到東部地區（尤其是北京市、上海市與廣東省）就業。可見，雖然中部培養了數量可觀的研究生,但是很多研究生都“孔雀東南飛”，因此中部培養的這些研究生可能作為重要的人力資本增量更多地促進了東部而非中部的經濟增長。因此中部的研究生畢業生的規模不但不能顯著促進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反而有負的效應，就不足為奇了。這也從側面說明中部研究生教育的發展水平與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太匹配，需要做深層次的結構性調整。
第二，中部的省區最少，只有8個,加上本研究的年度范圍是2003-2009年，只有7年,所以中部的樣本數偏少。這可能會影響到實證結果的穩定性,后續研究應該考慮基于更長時間跨度的分析與估計。
從表1還可以看到西部的“上一年研究生畢業生數的自然對數”的系數雖然也是顯著為正，但是顯著性水平為10%，處在顯著性的邊緣。這說明相對于東部而言，西部的研究生教育與其經濟發展的匹配度也低于東部這兩者之間的匹配度，因此西部地區的研究生教育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結構性調整。也就是說,單純從研究生的產出規模與經濟發展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來看，東部地區做得最好,而中部與西部都需要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做出調整，以使得這兩個地區的研究生發展為本地區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五、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基于2003-2009年全國面板數據，通過運用宏觀明瑟收人模型實證分析了研究生畢業生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
其一，整體而言，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對于省際的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即對全國而言,研究生畢業生規模的增加，提高了人群中的人力資本增量,進而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
其二，分地區來看,研究生教育對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有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中對東部的促進作用最大,顯著性水平也更高；而在中部卻不存在這樣的正向促進效應。本研究從中部的大量研究生畢業生不在本地區就業而是遷移到東部就業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闡釋。這從側面說明中部的研究生教育有必要做出深層次的結構調整，讓研究生教育與當地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更為協調與匹配。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探討研究生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來分析研究生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否匹配。所以，本研究的模型較為簡單，自變量主要集中于人力資本的存量與增量，沒有加人要素投人、技術進步等變量。因此，本文的實證結果只能局限在討論研究生教育與經濟增長這兩者之間的簡單關系。
后續的研究有必要通過收集更多年份的研究生發展數據，使得實證結果更加穩定、更有說服力。而且筆者還將分析不同歷史階段，研究生教育系統與全國各地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差異，更細致地探討不同學科研究生教育對于全國各地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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