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學研究與網絡倫理文化

　　本文試圖從共生的結構中，尋找文學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網絡世界里，去發掘自己的研究與論述空間，也闡明這些論述與研究有何前景與局限。

　　摘要：文學與科技的對立肇基于文學工作者對科技威脅的恐懼，而非對科學本質的懷疑。然而當二十世紀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計算機及網絡為代表)入侵入文社群，文學工作者是否還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紀的前輩一樣，抱持不信任的態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壓力下，尋找一個共生的環境，實為當今研究文學與科技關系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關鍵詞：英美文學　網絡倫理文化

　　一、文學研究與計算機科技的萌芽期

　　計算機科技進入英美文學研究大約開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結合人文與計算機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創刊，開啟了文學研究者以計算機(尤其是mainframe)來處理文學文本的學術研究。早期的文學與計算機研究偏重文學計算，也就是使用計算軟件或是索引工具來分析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特性與作者文風，兩本人文與計算機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個研究的方向與成就。一方面，英美文學研究者以計算機為工具，從事文學計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學工作者透過其文本或研究來探討這兩者間的對立或共生關系。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科幻小說與科幻小說研究。

　　筆者在一篇(文學與科技的交鋒：從科幻小說與科幻電影談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說的主題與內涵，可以看出科技優越性與人性的關懷一直是人文與科技對立所關心的主題。筆者羅列了八項科幻小說的主題：

　　1、人文世界的理性與合理化的解釋(魔鬼總動員);

　　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險記、星際巡航記、外星人的傳說);

　　3、烏托邦的記憶與建立(反烏托邦的省思——美麗新世界);

　　4、文明與科技的懷疑(科學怪人、機器人的神話、網絡上身);

　　5、人文的關懷(生態與科技——侏羅紀公園);

　　6、視學與想象力的開拓(時間機器、星際大戰、回到未來);

　　7、超人神話——機器戰警、生化人、超人;

　　8、后現代社會的省思——網絡的虛擬世界。

　　從此窗體可以看出，人文對科技的關系正從對未知世界的探險、懷疑，轉化成想象力的開拓與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計算機網絡的權威式的擴展，逼迫文學工作者不再僅僅認同網絡科技威脅論(如網絡上身)，更進一部探討人工智能的運作與網絡上的文學斷裂現象(fragmen-tation)。這一波的文學與科技的交鋒，將從文學工作者的私人空間移到科技學者的網絡空間。作家或研究者，開始在計算機上尋找創作的可能性，想象網絡出版、多媒體創作、人文數據庫的建立以及思索網絡的群體與個體疏離等問題，這將開啟另一個紀元的英美文學研究。到底這一波的因特網對英美文學研究有何影響，其對文學研究是否產生質的變化或是理論架構的重整，將是關心文學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議題。

　　二、英美文學研究與網絡發展

　　J.Hillis Miller在一篇討論文學研究在網絡時代的文章中(“Literary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話說：“…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if not all of it，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NEither can philosophy。or psychoanalysis，Or love letters…(58)。Derrida對文學的悲觀來自于對數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認為數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毀了傳統文字印刷力量、文本與人的互動(或感動)關系、以及手寫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較了一般手寫書信及電子郵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慮。

　　Derrida的這種焦慮其實呈現了網絡發展帶給人文研究的一種質與量的改變，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紀以來人文與科技的對立與緊張關系。誠然數字文化及因特網的發展，改變了我們的書寫與閱讀習慣，然而它所帶來的新鮮經驗也重新開啟了文學研究的另一層關系。在此提出幾項重大的改變與重整，希望與讀者來討論文學研究的前景與局限。筆者認為，現今因特網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影響可以分成幾個面向：

　　(一)因特網成為研究的重要的資源或是圖書館的替代品、

　　(二)文本的觀念受到挑戰

　　(三)傳統的文學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疇

　　(四)跨地域性的文學研究主題(如性別、階級、主題認同、reality vs，virtuality等)受到重視

　　(五)文學理論與社會科學的整合。

　　以下僅對這些議題提出其現在與未來的發展及檢討。

　　(一)因特網與圖書館

　　在一篇討論圖書館與internet的關系文章中，David S.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論點，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種heterono-mous behaviours(無自決行為)，也就是依賴外在權威，缺乏個人自主的改變或成長。這句話隱含，太多的網絡信息的一種iatrogenic disease(1406)。這可從現今很多學生以剪貼網絡數據當成學期報告，毫無個人見解，看出弊端。Miall又指出，縱使現今的虛擬圖書館數據豐富，但是其檢索方法以keywords為主(包含全文檢索)，而非以觀念來檢索，對人文研究來說，非常不合適。姑且不論網絡上的數據正確性有待商榷，縱使網絡數據也非所有文學研究者參考的數據主體，據其統計，文學研究的數據僅有36%被數字化置于網絡上，大部分的數據仍是紙(1408)。但是現今學者及學生太依賴網絡及數字圖書館，僅以網絡上找得到的數據當成其研究的主體。此外網絡資源的組織及結構仍不如傳統圖書館，因此其數據甚為不穩定與不確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閱讀文字，也讓閱讀吸收及流暢度變得極度困難，此部份我們將在閱讀超文本部份討論。

　　網絡上的數據，除了一般圖書館的專業制作外，其實它所呈現的是一種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說：The availability ofacademic discourse at aU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frameworks，assumptions，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master。(1412)將網絡當成文學研究的圖書館，其風險甚高，往往喪失了研究的自主性與言究資料的完整性，最嚴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價與虛假的知識結構。

　　(二)顛覆文本

　　虛擬圖書館所呈現的數字信息往往是一種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學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閱讀，可說顛覆了傳統的文本結構。以超文本來創作或是閱讀成為網絡時代的一種后文學現象。

　　然而超文本閱讀或是創作，真的是打破線性閱讀或是開啟閱讀與研究的新天地嗎?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視媒體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議題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閱讀，雖號稱創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實卻是制作同構型及連續性。因為其超級鏈接乃是經過設計，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單一化，指導讀者按照其所定的“線性”來閱讀，反而不如傳統的紙本閱讀，由讀者來主導，更加具主導性。此外計算機屏幕閱讀，限制了閱讀長度及流暢度，傷害了文學作品的美學價值。

　　此外，文本的無限延伸，反而減低了文本本身的主體性，到底文學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應具普遍的文學價值或美學觀，都造受了嚴格的挑戰。

　　(三)文化研究

　　網絡對文學研究另一個最大的沖擊是解構了文學研究，將文學研究帶入了文化研究。當Miller呼應Derrida的看法認為在網絡時代，文學(或文學研究)勢必沒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觀，他認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將會文學研究開啟另一個論述的戰場。透過理論對文學研究的反省，Miller認為文化研究將文學研究邊緣化，或是替代了文學研究。例如，對美國大眾文學的文化研究，讓我們置身全球化及網絡化的場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他又指出單純的英美文學研究會越來越邊緣化，在整個英文文學研究范圍中，其它地區的全球化視野會更加寬廣，紐西蘭、澳洲、非洲、印度東亞等以英文創作的文本會受到重視，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圍里，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義，他說;“The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rn-parative Literature，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non-European countries，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forms of rhetorical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1997年的一月號PMLA以文學教學為主題全面探討文學教學與文化教學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該專號的介紹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憂心過去二十五年來文化研究入侵美國大學的文學教育機制，是否威脅文學教學的純粹性與主體性。Martin在以下的歷史回顧中，指出文化研究與文化運作，幫助我們“expand our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當為教育學者，we must provide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Shanker在論及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關系時，說：“Cultural studies is a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他又進一步指出：“Nevertheless，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ethnography，popular music，and adver-tisements。as well as literature。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身為一文學老師，我們應該had a strong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po-litical investment，and aesthetic values，學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實是文學研究在網絡科技下的一項轉變與生機，也為文學研究找到了社會發聲的管道，證實了文學研究的社會面向與“實用性”。

　　三、結語：前景與盲點

　　網絡開啟了信息的無限性，但也創造了信息的不穩定性，將網絡當成虛擬圖書館，正反映了這圖書館的本質一一虛擬性與不真實性;而文本與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學研究的本質，傳統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喪失了其正當性，文本與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驗批評者的美學觀，到底有無所謂的文學價值(values)或是文學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擴展了文學研究的視野，但也同時挑戰文學研究的主體性，文學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學研究，而是一種外緣研究，文學本身是否在這種外緣研究中，受到重視呢?還是被邊緣化了?虛空間的跨時間與空間研究，讓我們思考全球化、主體認同等主體，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間，網絡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學研究、主題研究并非文學研究的主戰場;跨學科的理論建構，對于建立論述權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沉迷于各種社會科學的分析、類化及術語中，也同時忽略了文學中的異質性、主觀性(或感性與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處。總之，擁抱科技或置身網絡，如果是文學研究在二十一世紀的一種宿命，如何短暫的脫離與批判，也正是文學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務。讓我們與科技共生，也讓我們與網絡保持若即若離的關系，誠如<駭客任務)中的Neon一樣，進入虛擬、掌控虛擬，回到現實、體驗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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