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和孔子的“理想國”的相似性的哲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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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理想國”形成背景的相似性。對社會秩序、和諧盛世的共同追求。也整整延續了幾千年人類對和諧社會的追求。

　　論文關鍵詞：形成背景，社會秩序，和諧社會，教育和藝術

　　關于“理想國”的構建，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紀，柏拉圖和孔子作為東西方文明的奠基者，就做出了自己的設想。雖然所處的時空是相對獨立的，但是他們都在追求著一個同樣的夢想——和諧之家、理想之國。這是人類的智者在人類社會發展初期就做出的構想，也整整延續了幾千年人類對和諧社會的追求。因為兩位巨人所處的歷史背景不同、思維方式不同，他們的“理想國”存在許多差異，但是可以明顯的看出也有許多共通之處。

　　一、“理想國”形成背景的相似性

　　作為東西方文化的奠基人，柏拉圖和孔子幾乎在同一時代的不同的社會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國”，他們的出發點都在于糾正時弊，恢復政治生活的秩序，而且都是在游說過程中宣傳自己的思想，最終選擇了向學生傳授的方式傳遞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柏拉圖生活的年代正值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民主制度出現危機，整個希臘城邦制度走向衰落之際。在戰爭后期，雅典的盟國紛紛反叛脫離，甚至發生了暴動。政局動蕩不安，各種政治勢力頻繁更迭，人民也處在紛繁的戰亂中，不得安寧。面對著政治制度的瓦解，雅典城邦的繁榮不再，柏拉圖便開始積極需求一種解救的方法。斯巴達的社會制度便成為了柏拉圖設計“理想國”的標準和典范。現實社會的混亂，民主制度的衰敗教育和藝術，讓他更加渴求完型對這種理想城邦的構建。

　　柏拉圖在蘇格拉底被處死后，憤然離開雅典。公元前387年到公元前361年的二十幾年之間，年屆60仍然不顧生命危險三訪敘拉古城。他勸說敘拉古城邦的統治者狄奧尼修一世用最佳法律來治理國家和淡化統治者個人的利益，后來和后繼者狄奧尼修二世交談哲學、數學，研究幾何學。他的目的不僅僅在于試圖將敘拉古建成一個強大的君主立憲國，實現他的理想國構想，而且還希望把自己的知識傾囊相授給君主，期望能輔佐君主成為他理想國中的“哲王”，真正成為理想城邦的統治者。[1]

　　在柏拉圖40歲時，他建立了著名的阿卡德米學園。他希望能夠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傳授給學生，由他的學生來實現他未成的理想。

　　相比而言，孔子也是生活在政局動蕩不安的時代。他生活的周朝末年“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的格局漸次形成，周朝天子的僅僅成為了名義上的統治者。國家分崩離析，禮樂敗壞，國之不國的社會現狀讓孔子向往著回到西周那樣的太平盛世。所以，在他的治國之道中最為強調的是“周禮”，在孔子看來，只有遵循“周禮”才能合乎“正道”，國家社會才能有序地發展。

　　孔子在55歲的時候開始了為期14年周游列國的生涯，奔波于魯、衛、宋、陳、蔡、楚等國游說諸侯，他一方面宣傳他的仁政主張，一方面堅持他的教學活動。他曾說：“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時代中國學術期刊網。他認為魯國比齊國好，只要稍事變革，就可以比擬得上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數年為政生涯中，他傾注了自己全部的熱忱，希望在魯國重致太平，復興周公之業。

　　孔子在30歲時，開始收徒講學，相傳他有弟子三千人，得意門生七十二人。孔子回到魯國后，集中時間指導學生研究學問，并大規模的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獻典籍。

　　柏拉圖和孔子都處于奴隸制社會的衰落階段，面對著現實社會的混亂狀態，他們不約而同地將自己的描繪出理想的國度，構思起與現實截然不同的理想國，以此來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愿望。但是，他們對國家政治的構想都不僅僅停留在理論當中，他們希望將此付諸實踐，通過游說君王、傳教于弟子來延續他們的政治見解。由此可見，他們不僅僅是理想主義者，而且還是理想的實踐者。柏拉圖以斯巴達的社會制度為典范，希望恢復雅典曾經的繁榮和輝煌;孔子以“周禮”為“正道”教育和藝術，希望重建西周時期的禮樂之盛。他們都在國與國之間奔走呼號，宣傳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最終都成為了一個為人師者。他們從政治家轉變為了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也許，正是政治上的失意，與時政相左的見解把他們推向了形而上的哲思領域。也只有在社會發展的初期，才能有如此偉大的人用他們純凈的思維來構建一個穩定、和諧的理想之國。

　　二、對社會秩序、和諧盛世的共同追求

　　柏拉圖在《理想國》的開篇就一直在探討真正的“正義”是什么的問題。柏拉圖認為一個好的國家應該具備智慧、勇敢、自制、正義這四種德行。“善”即德行。在柏拉圖看來，世界是包括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兩重的。理念世界是由各種客觀的精神即理念構成，統歸于善的理念體系。“善”的理式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對于個體而言，“知識就是德行”，所以，柏拉圖認為，作為統一的有機體的人，要成為一個善的或者有德行的存在者，就是擁有理念世界的知識并在行為上服從這種知識的指導的人。

　　在國家的建構上，柏拉圖認為每個人依靠自己的天賦才能進行不同的社會分工。但是由于天賦才能的千差萬別，每個人只能從事一種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這樣城邦才能健康有序地發展。在天賦差別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柏拉圖把城邦的組成人員分為三類：生產者、護衛者、統治者。生產者是天賦才能較低的，只善于生產勞作，是國家經濟生活的保障，能維持國家和社會的正常運行。護衛者是專門從事戰爭的軍人，他們的天賦較高，擅長作戰技藝，是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保障，是統治集團的捍衛者。統治者則是具有高超智慧和真正知識的哲學家，他們是少數的精英，負責掌管國家權力，治理國家。城邦的這三個階層各盡其才，各得其所，在嚴格的階級劃分的制度下，實現城邦的和諧自制。“當生意人、輔助者和護國者這三種人在國家里各做個的事而不相互干擾時便有了正義，從而也就是國家成為了正義的國家。”所以，柏拉圖認為正義就是有了知識的指導和明確的社會分工，城邦按照既有的秩序維持和諧穩定的局面。

　　孔子對于理想國家的構想在《禮記·禮運》中有著比較明確的記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教育和藝術，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樣一個大同世界的建立是以“仁愛”為基礎的。

　　孔子所提倡的宗法等級道德體系的核心或基礎是宗族社會的血緣關系，即“人倫綱常”。“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就是在這種血緣關系的紐帶下建立一種“君臣父子依位而行”的社會秩序。“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仁”即愛人，是治國的根本，敬養父母為孝，親愛兄弟為悌，友愛朋友為信，關愛子女為慈，恪盡職守為忠，“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仁、敬、孝、慈便是界定尊卑長幼之間和諧融洽相處的原則。[2]

　　城邦、國家都是由人與人之間的凝聚力構成，不管是天賦分工，還是血緣人倫的自然劃分，都需要一種內在的次序來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和諧。可以看出，由三個階層組成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其內部結構是整齊有序的，而且各個階層之間即界限分明又相互合作，形成一個正義之邦。孔子的“大同”世界里君臣父子之位有序排列，顯現出一種整體性和和諧性。這與柏拉圖的“理想國”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對一種秩序井然的和諧社會的追求。

　　三、符合政治教化的教育、藝術和對理想君王的選擇

　　柏拉圖重視教育的作用，認為藝術應服從于道德政治的教化。他所說的教育包括了音樂、體操、數學、幾何、天文、聲學和辯證法在內的“七藝”，包含了道德、政治和其他廣泛的知識問題的探討。他認為對個體的教育，可以培養健全的人格，使公民適應自身在城邦中的地位，實現政治治理的需要中國學術期刊網。柏拉圖重視音樂教育，他認為“音樂教育比其他任何一種手段都更為有力，更為重要”，由音樂等藝術教育內容所形成的良好的人文環境可以對人們心靈的轉向產生積極的影響，起著陶冶性情的作用。柏拉圖還對當時流行的四種音樂調式作了甄別，指出多里斯式調樂和佛律癸亞式調樂有利于理想國中戰士的道德品質的培養。對于詩人，柏拉圖曾對荷馬史詩做了較為激烈的批判教育和藝術，他認為荷馬史詩不利于培養理想國的保衛者，特別是其中對諸神的描述，有違英雄和神的完美的人格。因此，他認為詩滋養欲念，詩人的模仿不利于讀者對詩歌的理解而且詩歌本身不能反映真實世界，而且與“理式”世界的真理隔了三層，詩人離真理最遠。他認為應當把詩人驅逐出理想國，但是這并不代表他完全否定了詩歌、藝術，他需要的是有本領的藝術家來描繪出自然優美的方面，使青年們耳濡目染優美的作品才能讓他們健康成長。

　　孔子認為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凈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最重要的目的還在于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為社會服務，他因此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司馬遷是最早提出孔子刪詩一說的，不管這一見解正確與否，也可以看出孔子對《詩經》做了增刪之后，其目的是為了述禮樂，合乎禮，以此來達到對百姓的道德教化。在《論語·為政第二》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孔子對《詩經》的思想內容做的一個總體評價，在他看來，《詩經》的風、雅、頌都是發自真性情的創作，思想也是典雅而端正的，適合對百姓的道德教化作用，不傷風雅。

　　對于教育，他們都認識為教育有教化作用，可以陶冶人們的心靈，還要有利于政治道德教化，柏拉圖驅逐詩人，孔子刪詩，緣由都在于此。柏拉圖的教育內容更為廣泛，更傾向于知識問題的探討，而孔子更加注重教育的實用價值。

　　除此之外，提出將哲學家作為城邦的統治者，除了柏拉圖外，這是絕無僅有的。可見，柏拉圖對哲學、知識、真理的重視程度。哲學家通過知識來統治城邦，他的知識即使真理教育和藝術，而這真理又來源于神諭，所以，歸根到底，整個城邦的命運是把握在上帝那里的，這將城邦統治的終極劃入了唯心主義的范疇中。而孔子提出的君王是“務實”的，這便是其弟子孟子提倡的“民貴君輕”的思想的來源。治理好一個國家要靠君王的德行，要求君王本身要有很高的道德修養。柏拉圖和孔子都認為統治者應該是少數的出類拔萃的人才，一是指哲學家，一是指君子，前者是從知識、真理的角度來治理國家，后者是從德行、禮法來使臣民服膺的，他們探討的治國角度是不同，知識的來源不一樣，一是來自于神，一是來自于自身修養，但是都是靠有德有識之人。

　　四、共同的世界追求

　　不可否認，不管是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是孔子的“大同”世界，都確實只是一種理想。但是，他們都是在政局混亂、經濟凋敝的現實社會的基礎上誕生出理想國的構想的，在這樣的現實基礎上用理論構建了一個城邦。柏拉圖也說過：這個城邦天地皆無。這個城邦雖然從未建立，但是缺提供了一種千年之久的政治追求和民心向往之所，成為人們對現實生活的參照對象，以此來建構人們心中的那個理想之國。所以，他們的理想是也是世界的。

　　參考文獻：

　　[1]王珂平.《理想國》的詩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3.

　　[2]安德義.論語解讀[M].北京:中國書局,2007:5.

　　[3]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名譯.理想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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