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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歷史哲學的主題回歸與問題轉換論文
長期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于從各個方面對于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思辨的歷史哲學”進行否定和批判，但他們似乎都忽視了這樣一個方面:黑格爾畢竟是在思考歷史本身，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畢竟是把歷史本身作為一個整體性的問題來把握的，比之認識論層面和語言學視角的現、當代的各種歷史哲學，黑格爾畢竟沒有跑題兒。更重要的是，這個如此復雜、如此困難的問題本身就體現了哲學思考的非凡勇氣和巨大魄力。我們看到，在黑格爾之后，除了馬克思，似乎鮮有出其右者。“思辨的歷史哲學”留卜的問題—用何兆武先生的說法—“客觀意義上的歷史規律性”問題，在現、當代的歷史哲學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擱置和放棄了。
但歷史本身作為一個哲學問題，永遠都不會消失。而人類的歷史命運并不是什么神秘之物，如前所論，它就是歷史本身的復雜性;其不同之處在于，我們可能已經不必借助于各種神秘色彩和宿命情結來思考人類的歷史命運了;揚棄命運觀念的神秘性和宿命論因素，同時又在命運的深度和高度上來思考、理解和關注人類的命運，不僅是必要的，同時也是可能的。鎖定歷史復雜性、聚焦于歷史復雜性，這或許就是今天的本體論層面的歷史哲學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這同時也就意味著哲學一歷史思維的新一輪的主題回歸和更深層次的問題轉換。
第一，只有鎖定歷史復雜性，才更有可能理解人類歷史或人類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歷史復雜性其實也就是人類實踐活動對于人類本身的自我相關性。人類的命運是人類自己創造的，而創造這種命運與承當這種命運并沒有什么不同。無論是刀耕火種、披荊斬棘、革路藍縷，還是有母無父、生殖禁忌、圖騰崇拜;無論是雞犬相聞、宮殿峻峨、和平生息，還是硝煙戰火、生靈涂炭、文明屠毀……所有這一切，都是人類自己親手造成的，人類必須承擔其后果與責任，包括可能發生的人類自身的滅絕。也就是說，這種后果與責任首先不是自然或宇宙的后果與責任，不是“他者”的后果與責任，而是人類自身的后果與責任，它直接構成了人類自身的某種自我相關性，規劃著人類未來存在的可能性的大小、有無。黑格爾說:“‘世界歷史’不是快樂或者幸福的園地。”在這個意義上講，“無所不能”的實踐不僅可以是偉大的，同時也可以是危險的，甚至是毀滅性和悲劇性的;它如果像某些對“實踐論”的解讀所認為的具有盡善盡美的思想意義，那么它就是空洞、抽象、荒謬、可笑的，就是缺乏恩格斯意義上的“歷史感”和哈貝馬斯意義上的“反思能力”的。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當人們主宰自然的時候，自然的冷漠并非無動于“衷”、亙古如斯;因為自然就是人類的“無機的身體”，它的存在未必不是人類自身的存在廠在人與人的關系方而，當人們屠絕同類的時候，同類的靈魂并非默然無語、寂滅無蹤;因為同類的靈魂也是人類的靈魂，它的呻吟未必不是人類自己的呻吟。在這個意義上講，不僅道德具有歷史性，歷史也同樣具有道德性，而且是一種更為根本的道德性。這種道德性的最后的或唯一的底線就是人類自身的存在或生存。道德性與歷史性在最根本的層次上是完全同一或統一的，它構成了人類自我相關性的重要內容。這種自我相關性不僅是歷史地變化著的，而且有著日益深刻和復雜的內容，越來越直接地指向人類自身，指向人類對于自己命運的責任;它同時也意味著，至少在兩個反思性的方向上存在著巨大的空問，即:歷史對于人類自身可能構成怎樣的意義，人類自身可以追求什么樣的歷史。
第二，只有鎖定歷史復雜性，才能為歷史哲學敞開更大的思想空問。歷史復雜性是最大的復雜性。對此，恩格斯在論述物質運動的基本形式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提供了相當有力的證明:社會歷史運動當中包含宇宙中所有已知的低級運動形式和規律，但是不能還原為任何一種低級運動形式和規律。苗東升教授在《論復雜性》一文中，則從“復雜性的根源”的角度再次證明了恩格斯的觀點。根據該文，復雜性有規模復雜性、結構復雜性等13種根源。但這13種根源在自然世界并非皆有，而在人類社會中才諸根俱全，且隨處可見。比較兩種思路，其共同之處在于，都在科學哲學方面對于歷史復雜性作為最大的復雜性給予必要的肯定。從歷史哲學方面來看，歷史復雜性既不能歸結為純粹必然的邏輯對應物，也不能歸結為純粹偶然性的邏輯對應物，同時還不能歸結為抽象意義上的、非歷史性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而只能初步界定為具有真切而豐富內容的、歷史性的、破缺性的存在。歷史復雜性對于所有歷史真理、所有已然存在的歷史哲學結論、任何活生生的哲學一歷史思考，都構成真正的挑戰。在這種挑戰面前，思辨思維和實證探索都受到強有力的制約。
對于前者來說，脫離歷史的、極端化的形而上傾向往往要受到歷史本身的嘲弄，因為歷史進程的生成性和各種不確定性往往并非如其結論那樣“如此這般”，正如某些“思辨的歷史哲學”經常遭遇的那樣。對于后者而言，人類客觀歷史經歷的狹隘性和有限性也同樣顯而易見，我們既不能認為古人已經窮盡了未來人類的一切可能性，也無法將他們的生存與生活拿到實驗室當中來反復驗證，以便從中歸納出普遍有效的、更加值得追求的命運。我們并不否認人類歷史當中有規律性的存在，但這種規律性在動因、形態、機制、性質和特征等在各個方面和層次上，都極其復雜，以致于再用“規律”來思考任何社會歷史問題，都可能是缺乏效能的了。
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歷史規律觀在很大程度上將歷史規律性與自然必然性等量齊觀，將大量存在的、甚至起決定作用的歷史偶然性排除在歷史觀念和視野之外。所謂“歷史規律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認為人類歷史僅僅是一個“自然一歷史過程”等命題所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哲學一歷史思考的懶惰與怯懦，在其背后起支撐作用的實際上是一種近代自然觀性質的歷史觀。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雖然不否認歷史具有規律性，但這種規律性的精確性、強制性存在很大的折扣，因為至少它作為一種結論并不存在像某些自然科學在進行實證研究的時候所具備的認識基礎或條件。恩格斯說:“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到懲罰的。”歷史規律的模糊性、脆弱性也是歷史辯證性的重要內容，蔑視這種模糊性和脆弱性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蔑視辯證法。筆者認為，說到底，規律性無非就是科學意義上的時空對稱性和哲學意義上的因果等當性與因果決定性，而就對人類歷史的理解而言，則完全有必要用一個更寬泛、更松散、更模糊、更有彈性的概念來取代它，這就是歷史有序性。而且，對歷史有序性的理解又必須在它與歷史無序性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當中來進行，也就是說，如果不深入到歷史復雜性的層面來認識歷史規律，以歷史復雜性為前提來認識歷史規律，那么，歷史規律要么就是僵死的，要么就是虛幻的。而自目地信奉或標榜某種歷史規律，則可能是不負責任的、有害的，甚至是危險的，至少表現出對于人類歷史的某種無知和對于人類未來的某種迷信。
近代以來的本體論層面的歷史哲學思考，即“思辨的歷史哲學”和“實證主義”的歷史哲學，力圖依托人類歷史的客觀規律性來建構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觀念，進而達到對于整個的、全部的人類歷史的某種理解。但由于它受到簡單性自然科學理性的強烈影響或暗示，似乎沒有意識到客觀規律性這個問題本身也可能是有問題的，因為人類歷史或者人類的命運作為一個整體，從來都是血肉豐滿的、活生生的東西，而不僅僅是客觀規律性;而且，其對于人類歷史的客觀規律性的理論假設，同時又是一種只有在本質與現象的二元對立當中才能成立的東西，這就造成一種悖論和一道鴻溝。
這種悖論就是:人人都在用生命、生存和生活來實實在在地感受、體驗、參與和創造著的歷史，卻是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和無關緊要的“現象”或假象;而用理論思維假設出來的、存在于冥冥之中的歷史本質、歷史邏輯和歷史規律卻是極其真實的和富有意義的，因為它們無時無刻不在規定或決定著人們的生命、生存和生活。當然人們并沒有“傻透腔兒”，以至于為了那些所謂的“更真實、更有意義”的東西而放棄自身的生命、生存和生活;通常情況卜，人們首先拋棄的就是那些讓他們反而更加感到迷茫和困惑而被迫削減自身存在的熱情和激情的歷史觀。而那條鴻溝則是: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之問在本體論層面的、由來已久的、極其深刻的互不認可或隔膜與隔閡，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講到的:“如果說在當代歷史研究的趨勢中確實有一個最突出的特征的話，那就是歷史學家擯棄了歷史哲學。”“在老一輩歷史學家和‘現代派’之問橫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他們各自站在這條鴻溝的兩側，‘以互不理解，甚至相互鄙視的態度注視著對方’。
在筆者看來，這道鴻溝的出現，主要責任應該更多地歸結到歷史哲學家方面。且不論哲學層面的歷史思考自以為發現和揭示了歷史的某種深層本質或邏輯，由此確立了自身的多么深刻的思想自負;而僅僅就其所推出的各種普遍的歷史觀念來說，其中幾乎沒有正式而顯著地給歷史本身客觀存在的無序性留卜什么必要的領地，而是一直試圖以這樣那樣的歷史規律性來消解、排斥、刪節、歸并后者的存在。這樣能夠達到對于客觀歷史本身即人類的真實命運的相對充分和深入的理解嗎?在某種程度上，筆者對此表示懷疑。而歷史學家用功之勤、思想之切、見解之深，絲毫不亞于歷史哲學家或哲學家。他們皓首窮經、畢生接觸的都是大量的、豐滿而真切的“史實”，這些歷史事實或歷史事件—由于歷史資料的不夠完整和系統—主要地就是以無序性的方式呈現在歷史學家的視野當中的;就其無序性而言，它也是歷史學家所問接地、但卻是真切地“體驗”到的客觀歷史本身的一部分。如果歷史哲學家出于對于歷史的規律性和有序性的過度偏愛甚至崇拜，而非得認定歷史學家的研究和思考對象是假的，或者沒有意義的，也就是說，得出那些天天接觸歷史的專業研究者卻不懂得(至少是沒有歷史哲學家自己懂得)歷史的結論，那么又怎能服人之口，逞論折人之心?應該說，這種悖論和這道鴻溝的存在，或許也是以往本體論層面的歷史觀念逐漸走向衰微與沒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認識論層面的歷史哲學思考，主要是“批判的與分析的歷史哲學”，對此也未必一分清楚，而僅僅是從論證絕對意義的歷史的客觀規律性之不可獲得性的角度，來展開對于本體論層面的歷史觀念的反思，而沒有考慮到歷史的客觀規律性本身作為一種理論假設的解釋能力的問題。現在，如果我們經過認識論的反思和語言學的轉向而重新回到歷史本身，如果仍然停留在歷史認識的主觀性和相對性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的結論上，則未免過于消極了:雖然這些結論對于撬動或消解某些歷史結論的獨斷性和某些歷史思考的抽象性具有顯明的思想意義，但是對于人類的歷史本身并不能提供進一步的、更加深切的理解，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迫使我們放棄直接反思歷史、尋求歷史真理的努力。歷史的真理就是人類的真理，就是人類自我存在的真理。也就是說，對本體論意義上的人類歷史做出某種理解，永遠都是一種不能回避的、與人類同在的重要主題，或許也是歷史哲學的唯一主題。
從維柯開始，本體論層面的歷史思考一直聚焦于人類歷史的規律性即某種深層的有序性，進而造就了各種各樣的“普遍的歷史觀念”;但是，歷史的規律性是在哪種意義上才能被發現和整理出來的?從主觀方面講，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必須預先設定歷史規律性的存在，然后才能進行理論意義上的發現和整理。筆者認為，預設歷史規律性的存在并沒有什么不妥，問題在于不能僅僅預設某種排除或者歧視歷史的無規律性的歷史規律的存在，否則得到的只能是這樣那樣的歷史規律性;同時還有必要考察歷史規律性之得以成立的前提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歷史的非規律h。換言之，歷史規律性無非就是歷史的某種有序性，歷史的非規律性無非就是歷史的某種無序性，歷史的有序性與無序性相互作用所構成的歷史復雜性才是歷史規律得以存在的機制與環境，這種機制與環境所蘊含的可能性才構成活生生的人類命運。在這個意義上思考歷史所得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觀念，與僅僅依托歷史規律性、追求歷史規律性而得到的歷史觀念相比，或許可能具有更大的深度，或許至少是一種與以往的某些本體論的歷史思考有所不同的理論追求。
歷史哲學必須真正地敞開自己，直面人類的歷史命運，為歷史本身同時也為哲學層面的歷史思維尋求必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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