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財稅角度看居民收入差距

時間：2022-10-26 05:21:37 財稅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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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財稅角度看居民收入差距

　　財稅政策是一個重要的收入分配調節手段,恰當的財稅政策有利于促進農民增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下面我們就圍繞這一話題進行論述吧!

　　摘要:根據產生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原因,提出要縮小收入差距,可以實施調整稅收政策、完善地區轉移支付、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和加大三農投入的財稅對策。

　　關鍵詞: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財稅因素;財稅對策

　　一、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

　　基尼系數是衡量社會成員的總體收入分配狀況與絕對平均分配狀況的相對差距的指標,基尼系數越大,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越小。按國際標準,基尼系數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的正常狀態,超過0.4是處于比較嚴重的警戒狀態,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達到0.6則屬于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我國基尼系數變動來看,1978年,居民基尼系數僅為0.16,貧富狀況過于平均,到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0.28,貧富差距相對均衡。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基尼系數快速提高,1996～1999年基尼系數分別為0.375、0.379、0.386、0.397。據世界銀行統計的數字,2000～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分別為0.437、0.447、0.454、0.458、0.465,可見2000年突破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此后的基尼系數仍然是攀升的,在2007年達到0.469,2008年達到0.486,2009年測算為0.47,已經達到危險的邊緣,基尼系數這種持續快速上升,表明我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甚至達到懸殊的程度。

　　在總體收入差距中,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最主要的因素。如表一所示,1997年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開始呈現加速擴大趨勢,2003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23:1,2004、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略有下降,分別達到3.21:1、3.22:1,此后又開始擴大,2007年突破歷史最高點,達到3.33:1。總體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在擴大,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比1.5:1相比,處于世界的高水平。這僅僅是城鄉間名義上的差別,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補貼和福利,如公費醫療、養老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救濟以及各種隱性收入等計算在內,城鄉的實際差距將更大。

　　二、收入差距擴大的財稅因素

　　(一)稅收政策不完備

　　在初次分配領域,堅持在公平基礎上的以效率為主的分配原則;在再分配過程中,堅持效率基礎上的以公平為主的分配原則。目前我國再分配領域的現行稅收政策存在著許多政策缺位,制約著稅收調節分配功能的充分發揮。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不足,對調節收入差距起重要作用的個人所得稅改革剛起步,相應的遺產稅、贈與稅等稅種還尚未開征,難以對居民收入、消費和財產進行全方位再分配,對高收入的調節作用有限,尤其是尚未開征社會保障稅。同時稅收缺乏監管,稅制及征收、處罰手段也相當無力,致使高收入階層逃稅、漏稅現象普遍存在。

　　(二)轉移支付效果不明顯

　　從轉移支付來看,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的范圍劃分不合理且界限模糊,轉移支付的政策導向不明確,目標不清晰,調節功能微弱[2]。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不夠,難以有效地調節地區縱向和橫向的財力差異。2006年,分稅制后的人均財政收入最大值地(上海8683.60元)是最小值地區(西藏518.17元)的16.76倍。

　　(三)社會保障覆蓋面窄

　　現階段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但覆蓋面小、資金渠道窄,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全民保障。如退休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大部分只針對城鎮居民,而廣大農民卻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形成福利差距。既便是城市社會保障,也存在著覆蓋面過窄的問題,受到保障的主要是城鎮正規單位職工,而非正規部門職工和非主流群體基本沒有或只享受部分社會保障。

　　(四)財政對“三農”支出不夠

　　1998年到2006年,財政對農業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呈逐步下降趨勢,從10.69%下降到7.85%,下降了2.84個百分點 ,同時表現為周期性波動,反映出財政支農力度缺乏持續性。按照庫茲涅茨“倒U型假說”,一國謀求工業化的過程,必將伴隨程度不同的收入差距,并且收入不平等會隨著早期經濟發展而惡化,達到最高點后,又隨著后期經濟發展而改善。我國工業化進程中,對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市民和農民實行不同的經濟政策,國家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長期向城市、工業和市民傾斜。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要服從或滯后于工業、城市、市民的發展,導致收入分配向城市傾斜,與此同時,由于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劇了就業壓力,不僅使居民總體收入水平增長緩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貧富差距拉大。

　　三、收入差距產生的“雙刃劍”影響

　　(一)適度的收入差距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收入差距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首先,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調動勞動者和資本經營者的積極性。鼓勵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進行創業活動,允許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充分地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其次,對社會貢獻較大的人得到相應較高的收入報酬,更好地發揮收入分配的激勵作用。

　　(二)過大的收入差距制約經濟社會發展

　　1.收入差距過大危及社會穩定

　　社會的穩定與否取決于許多因素,但收入不平等特別是絕對貧困的存在及社會財富的過度集中,是社會不穩定的經常性誘因。比如,當貧困人口在經濟上和心理上都難以承受收入差距時,他們就有可能采取暴力試圖解決這種不平等狀況,一部分就會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出現社會動蕩,危及社會穩定。

　　2.收入差距過大遏制經濟增長

　　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國外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而收入差距的擴大會抑制消費需求。影響邊際消費傾向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收入預期和消費習慣等因素,但收入差距擴大會使低收入階層的預期收入趨于悲觀,導致其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從而影響社會總需求的增長。特別地,如果收入差距過大、出現了兩極分化,就會造成消費斷層,阻礙消費結構的升級,不利于經濟的發展。

　　四、調節收入差距的財稅對策

　　(一)調整稅收政策

　　完善稅收制度,確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以財產稅和社會保障稅等其他稅種為補充的個人收入稅收調控體系。制定個人所得稅更趨合理的稅率和費用扣除標準,減輕固定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在適當的時候開征遺產稅、贈予稅等來縮小財產分布的差距,適時出臺社會保障稅,充分發揮稅收在限制高收入和保障低收入的調節作用;加強稅收征管,加大對偷逃稅款等違法行為的監管查處力度,增加納稅人偷逃稅款的成本和風險;加大對高收入群體和權力階層的稅收調節力度,防止財富過于集中,形成收入再分配機制,縮小貧富收入差距,確保收入差距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

　　(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可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強收入分配的流動性。加強政府對欠發達地區的調控力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對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生態保護、基礎教育、衛生醫療等方面的財政扶持和相關轉移支付,盡快提高欠發達地區城鄉居民的收入。國家可以通過規范和有效運用地區間的轉移支付,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快西部開發和中部崛起的戰略步伐。逐步調整各地區之間的橫向不平衡、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促進區域間的均衡發展。

　　(三)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合理確定保障的標準和方式,將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納入法制化軌道,以保證資金來源的穩定性和可靠性。要在我國盡快建立起以社會保障費(稅)為主體、以財政補助和其他多渠道籌資為輔助的社會保障籌資體系,同時探索建立預算管理尤其是支出預算管理制度,規范基金使用辦法。另一方面,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由公有制經濟部門向非公有制經濟部門推進,逐步將各類企事業和行政單位職工都納入社會保障稅的征收范圍,平衡各類單位支出,從而縮小職工收入差距。同時將進城務工農民、農村居民納入到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下,增加對低保和貧困人口的保障力度,逐步完善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建立針對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機制,達到實現共同富裕、擴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目標,逐步緩解收入差距。

　　(四)加大對“三農”的投入

　　加大財政對農村的支持力度,將過去的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逐步轉變為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第一,增加對"三農"的投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農民增收渠道,對種糧農民給予化肥、種子等直接補貼;第二,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收入,盡快形成全國統一、規范有序的勞動力市場,逐步實現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切實維護農民工進城就業的合法權益,完善就業服務體系,促進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總之,實現農民市民化、農村城市化、農業產業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才能解決農民增收問題,從而縮小城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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