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答辯狀內容

　　大家了解過民事訴訟答辯狀應該怎么書寫其內容嗎?這是法律文書，我們要要標準格式書寫!以下是民事訴訟答辯狀內容范文，請參考!

　　民事訴訟答辯狀的內容【1】

　　答辯狀是被告(人)、被反訴人、被上訴人、被申請(訴)人針對起訴狀、反訴狀、上訴狀、再審申請(訴)書的內容，在法定期限內根據事實和法律進行回答和辯駁的文書，是訴狀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文種之一。

　　答辯狀是法律賦予處于被告地位的案件當事人的一種權利，其有處置答辯權的自由，可以答辯，也可以沉默。

　　但由于答辯狀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答辯狀有利于保護被告(人)的正當合法權益;有利于人民法院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礎上，判明是非，做出正確的判決，因此應該對答辯權給予足夠重視，積極以答辯狀的形式提出答辯。

　　寫作答辯狀的目的是回答、反駁對方訴狀的訴訟請求，以減免答辯人的責任。

　　答辯狀的寫作目的與起訴狀、反訴狀、上訴狀、再審申請(訴)書的寫作目的是針鋒相對的。

　　寫作時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這也是應用寫作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

　　民事答辯狀在兩種情況下提出：一是原告向第一審人民法院起訴后，被告就訴狀(起訴狀)提出答辯狀。

　　二是案件經第一審人民法院審理終結后，一方當事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上訴狀提出答辯狀。

　　人民法院在收到原告的起訴狀和上訴人的上訴狀以后，應當在規定的期間內將副本送達被告或被上訴人，被告或被上訴人應當在法定的期限內提出答辯狀。

　　被告和被訴人通過答辯狀，可以針對原告或上訴人提出起訴或上訴的事實、理由和根據以及請求事項，進行有的放矢的答辯，闡明自己的理由和要求，并提出事實和證據證實自己的觀點。

　　這樣，人民法院可以全面了解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意見、要求，對如何合理合法及時處理好案件。

　　二、內容、格式和寫法

　　答辯狀由首部、答辯理由、尾部和附項三部分組成。

　　首部應寫明下列內容：

　　①標題。

　　標題寫明“刑事(或民事)答辯狀”，“刑事(或民事)被上訴答辯狀”。

　　前者為第一審案件答辯狀，后者為上訴案件答辯狀。

　　②答辯人的基本情況。

　　當事人欄目，直接列寫答辯人的基本情況。

　　被告人是公民的，就列寫答辯人姓名，性別，年齡，民族，籍貫，職業和住址。

　　有代理人的，挨著另起一行列寫代理人，并標明是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還是委托代理人，并寫明其姓名，性別，年齡，民族，籍貫，職業和住址。

　　如果是法定代理人，還要寫明他與答辯人的關系。

　　如委托律師代理，只寫明其姓名和職務。

　　被告人是企事業單位、機關、團體(法人)的，先列寫答辯人及其單位全稱和所在地。

　　另起一行列寫該單位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姓名、職務。

　　再另起一行，列寫委托代理人及其姓名、職務。

　　對方當事人的情況不用單獨列寫，可在下面的答辯理由說明起訴人和上訴人是誰，起訴或上訴的案由是什么。

　　⑧寫明答辯事由。

　　第一審案件答辯狀和上訴案件答辯狀其事由的寫法不同。

　　現分別說明如下：第一審案件答辯人是被告人，答辯事由的具體行文為：“因××(案由)一案，現提出答辯如下：”。

　　上訴案件答辯狀的答辯人是被上訴人，答辯狀具體行文為：“上訴人 ×××(姓名)因××(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號×事判決(或裁定)，提起上訴，現提出答辯如下：”

　　答辯理由 答辯的理由是答辯狀的主體部分，寫法沒有統一的規定，一定要針對原告在訴狀中提出的事實和理由，或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提出的上訴請求和理由進行答辯，并可提出相反的事實、證據和理由，以證明自己的理由和觀點是正確的，而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

　　尾部和附項寫明以下內容：

　　①呈送的機關。

　　寫為“此致”“×××人民法院”。

　　②右下方寫明。

　　答辯人×××(簽名或蓋章)并注明年月日。

　　③附項。

　　注明證物、書證的名稱和件數。

　　民事訴訟答辯書范文【2】

　　答辯人(被告)：北京旭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 英 職務：董事長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區知春路6號錦秋國際大廈b座4層

　　被答辯人(原告)：北京正大興業科貿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趙建華 職務：總經理

　　住所地：北京市大興區北臧村鎮大臧村大華路西十條3號

　　因被答辯人北京正大興業科貿有限責任公司訴答辯人北京旭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所謂居間合同糾紛一案，答辯人于2006年11月3日收到貴院送達的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應訴通知書》、《起訴狀》副本以及開庭傳票。

　　答辯人認為，本案事實復雜、權利義務關系不明確、爭議巨大，訴訟標的金額也高達270余萬元，且案涉《旭日支付密碼產品代理協議書》有偽造簽字、涉嫌合同欺詐的重大嫌疑，答辯人已申請貴院依職權調查取證和對該協議有關人員的簽字進行筆跡鑒定并擬提起反訴請求撤銷該協議，故請求貴院依法裁定駁回被答辯人的起訴或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此前答辯人已向貴院提交了《關于請求適用普通程序并延期開庭審理的申請書》，請求請貴院將本案適用普通程序并延期開庭審理;為進一步澄清事實，分清是非，答辯人現依法提出答辯意見如下：

　　一、因案涉《旭日支付密碼產品代理協議書》被答辯人方代表人簽字有偽造仿冒的重大嫌疑，涉嫌合同欺詐，當事人雙方所謂居間服務關系實際并不存在，答辯人保留提起反訴請求撤銷前述《代理協議書》的權利。

　　被答辯人在其《起訴狀》中聲稱：被答辯人與答辯人于2006年2月24日簽訂《旭日支付密碼產品代理協議書》(以下簡稱“《代理協議書》”);在協議書簽訂后，在被答辯人的努力促成下，答辯人與華夏銀行簽訂了一系列產品銷售合同。

　　然而事實上，自2003年以來，答辯人就與華夏銀行建立了長期良好的業務關系，兩單位的主要技術及業務負責人一直就旭日支付密碼系統的銷售進行著頻繁的、直接的協商。

　　截至2006年2月24日之前，為進一步拓展與華夏銀行的業務、為后期的銷售奠定基礎，應其要求，答辯人向該行贈送了3套價值210余萬元的支付密碼后臺核驗系統，并交付了8600臺價值500余萬元的ci-900支付密碼器。

　　上述供貨事實甚至在被答辯人自身提供的證據中也得到了證實：落款日期從2005年12月12日到2006年2月23日的11張《支付密碼器簽收單》均證明早在2006年2月24日前述《代理協議書》簽訂之前答辯人就已經與華夏銀行供貨建立了供貨合同關系。

　　在此過程中答辯人并未得到任何外力的幫助，被答辯人所稱的“在被答辯人的努力下促成下”答辯人與華夏銀行簽訂了一系列產品銷售合同顯屬與事實不符。

　　值得強調的是，答辯人完全不需要早在2003年就已與華夏銀行建立供貨關系之后還再與被答辯人簽訂所謂的“居間服務協議”來達到營銷目的，案涉《代理協議書》不過是答辯人的業務經理鄭芳為達到個人牟利之目的與他人內外串通、蒙騙公司的結果。

　　種種跡象表明，鄭芳為獲取私利，虛構了公司需要被答辯人合作才能與華夏銀行簽訂合同的假象，聲稱被答辯人法定代表人趙建華與中國華遠國際金融公司(ifc)的代表楊書琴女士熟悉，可以經由與華夏銀行有著良好關系的楊書琴女士為答辯人提供居間服務，甚至提出由楊書琴女士作為被答辯人代表人在前述《代理協議書》上簽了字。

　　然而，不久之后答辯人即得知楊書琴女士所在的中國華遠國際金融公司(ifc)過去為華夏銀行的合作方，2005年3月成為華夏銀行的股東，楊書琴女士作為中國華遠國際金融公司(ifc)新聞負責人是不可能以被答辯人代表人的身份參與其與華夏銀行的商業活動并為答辯人與華夏銀行的貿易往來提供媒介服務的，更不可能作為被答辯人方代表在前述《代理協議書》上簽字。

　　因該筆跡與答辯人業務經理鄭芳筆跡極為相似，答辯人高度懷疑該簽名實為鄭芳仿冒所為。

　　此前答辯人曾找鄭芳談話并指出該協議書的疑點所在，要求鄭芳轉告被答辯人的法定代表人趙建華廢除該涉嫌偽造的協議，鄭芳對此不置可否，并進而離職下落不明，有關責任追究問題目前正在進行當中。

　　答辯人已就此向貴院提交《調查取證申請書》和《筆跡鑒定申請書》，請求貴院依法向楊書琴女士調查取證，以核實被答辯人提交的《代理協議書》中乙方代表簽名“楊書琴”三字是否系楊書琴女士所書，以及請求貴院鑒定該“楊書琴”三字是否系答辯人業務人員鄭芳仿冒。

　　因此，案涉《代理協議書》存在嚴重的合同欺詐嫌疑，當事人雙方所謂居間服務關系事實上并不存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者撤銷”。

　　因此，答辯人作為受損害方有權據此主張撤銷該協議;被答辯人與答辯人個別業務人員為謀取私利串通虛擬的該合同為效力待定合同，答辯人擬向貴院提起反訴以撤銷該協議，被答辯人以此即將喪失效力的合同主張所謂的銷售傭金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二、基于上述分析，案涉《代理協議書》純屬答辯人個別業務人員為牟取私利而與被答辯人的一份虛假合同，該合同事實上不可能也沒有履行;即使拋開該協議的有效性不談，被答辯人也沒有履行約定的合同義務，無權要求獲得所謂的銷售傭金，懇請法庭查清事實并裁定駁回被答辯人起訴或判決駁回被答辯人的訴訟請求。

　　被答辯人在其《起訴狀》中聲稱：“原告幫助被告旭日公司向華夏銀行銷售產品累計ci-900 23000臺,ci-910 270臺,cp-100 16臺。

　　截至目前，華夏銀行已經累計向被告給付貨款9720900元。

　　根據原、被告所簽訂的協議書第六條的規定，被告應當給付原告傭金累計達270萬元。” 顯而易見，被答辯人所述與事實嚴重不符。

　　首先，如前所述，早在2006年2月24日《代理協議書》簽訂之前答辯人就已經與華夏銀行建立了供貨合同關系，被答辯人所稱的“在原告的努力下促成下”答辯人與華夏銀行簽訂了一系列產品銷售合同顯屬與事實不符。

　　其次，作為《代理協議書》有機組成部分的附件二《甲乙雙方應履行的日常義務》明確規定：“乙方應及時向甲方通報其在代理銷售區域內的活動、市場情況以及競爭狀況”、“除節假日外，乙方須于每周五前見乙方在本周內有關‘產品’的活動以文字形式傳真給甲方市場部”，該附件與《代理協議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但是，迄今為止，答辯人從未收到乙方的所謂通報或書面報告;基于前述分析，案涉《代理協議書》純屬答辯人個別業務人員為牟取私利而與被答辯人虛擬的一份合同，該合同事實上不可能也沒有履行，乙方也從未履行過所謂通報或書面報告義務，只有履行這些義務才能證明其為答辯人提供了居間服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六條之規定：“當事人互負債務，沒有先后履行順序的，應當同時履行。

　　一方在對方履行之前有權拒絕其履行要求。

　　一方在對方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時，有權拒絕其相應的履行要求。

　　”很顯然，《代理協議書》并未就上述日常義務與答辯人給付傭金約定履行先后順序，因此，在被答辯人也沒有完全履行義務的情況下，答辯人有權拒絕向其支付所謂的銷售傭金，懇請法庭依法裁定駁回被答辯人的起訴或判決駁回被答辯人的訴訟請求。

　　三、退而言之，即使認定該《代理協議書》能夠成立，被答辯人現在起訴也屬于過早地主張權利，并且夸大了需要向其支付傭金的銷售產品數額和產品結算金額，其《起訴狀》中所稱的多處內容與事實不符，請求貴院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依法裁定駁回其起訴或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被答辯人在其《起訴狀》中聲稱：“原告幫助被告旭日公司向華夏銀行銷售產品累計ci-900 23000臺,ci-910 270臺,cp-100 16臺。

　　截至目前，華夏銀行已經累計向被告給付貨款9720900元。

　　根據原、被告所簽訂的協議書第六條的規定，被告應當給付原告傭金累計達270萬元。

　　”答辯人認為，即使認定答辯人與被答辯人簽訂的《代理協議書》符合法律規定，根據該協議及其附件，被答辯人可以從答辯人處獲取傭金的前提，也必須是促成答辯人與華夏銀行簽訂產品銷售合同，支付傭金僅限于華夏銀行向答辯人直接“定購”或“發出定單”。

       而自2006年2月24日該協議簽訂以來，答辯人只與華夏銀行簽訂了5000臺支付密碼銷售的協議，價值 200萬元，遠非原告在其起訴狀中聲稱的23000臺，故涉及支付傭金的僅有5000臺密碼器。

　　其次，《代理協議書》第六條關于傭金的計算方式約定：“傭金=(銀行最終結算單價-旭日結算單價)×實際發貨數量×收款期參數”即傭金的支付以銀行最終結算價(即答辯人與華夏銀行交易價)不低于旭日結算價為前提，但事實上，銀行最終結算價400元/臺低于《代理協議書》第六條規定的旭日結算價435元。

　　因此，即使該《代理協議書》為有效合同，依照雙方約定，答辯人需要支付的傭金數額為零 ，被答辯人還是無權向答辯人要求支付傭金，答辯人并未有任何違約行為。

　　同時，即使認定該《代理協議書》能夠成立，答辯人現在向被答辯人起訴要求支付傭金也是過早的行使了合同權利。

　　查案涉《代理協議書》第七條第二款對雙方傭金結算方式有明確約定：“甲方同意在收到客戶每次定單所支付之全部結算貨款后 10個工作日內依照本協議第六條之規定支付乙方傭金。”也就是說，被答辯人只有在答辯人收到每次定單的全部結算貨款之后才能向答辯人主張支付傭金的權利。

　　而在答辯人與華夏銀行于2006年4月簽訂的《華夏銀行電子支付密碼器項目、設備合同》第五條第三款明確規定：“設備安裝調試合格后，甲方支付80%貨款;設備運行到30日內無故障，支付17%貨款;在設備保質期內雙方協定根據合同執行情況支付合同的尾款，即3%貨款。

　　”又該合同第八條第一款約定：“乙方對所提供產品免費保修3年及終身維護。

　　保修起始日期以安裝驗收報告日期為準。

　　”也就是說，答辯人對設備的保質期為3年;按該合同中關于付款方式的約定，答辯人要在安裝驗收后3年才能就該次定單收回全部結算貨款，在答辯人收回該次訂單的全部結算貨款后十天內才應向被答辯人支付該次訂單的傭金。

　　而該合同不過剛履行幾個月，離3年的保質期限還相距甚遠，答辯人也要等待2年多才能收回全部的結算貨款。

　　根據《代理協議書》雙方關于傭金結算方式的約定，被答辯人無權在答辯 人收回全部結算貨款之前主張結算該次定單的傭金。

　　因此，被答辯人提起本次訴訟之舉是過早的行使其合同權利，被答辯人有權拒絕履行且不承擔任何違約責任，請求貴院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依法裁定駁回其起訴或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

　　綜上所述，案涉《旭日產品代理協議書》因有偽造他人簽字、涉嫌合同欺詐的重大嫌疑而成為可撤銷的合同，被答辯人依據該協議主張所謂的傭金和違約責任是不能成立的。

　　事實上當事人雙方之間所謂的居間服務關系并不存，在該協議不可能也沒有實際履行。

　　即使該協議能夠成立，現在起訴也屬于過早地主張權利，此舉與雙方達成的《旭日產品代理協議書》關于答辯人收回全部結算貨款才向被答辯人結算傭金的約定明顯不符;且被答辯人隨意夸大銷售產品的數額和結算貨款，并在此基礎上索要巨額傭金，是沒有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的。

　　答辯人保留對其提起反訴的權利。

　　答辯人特具上述意見，請求貴院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裁定駁回被答辯人的起訴或判決駁回其訴訟請求，以維護答辯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

　　答辯人：北京旭日科技有限責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XX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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