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管理體制相關文獻統計研究論文

　　檔案工作體制，亦稱檔案管理體制。“是指一個國家以什么方式管理國家的全部檔案和檔案工作，以及用什么手段協調各檔案機構之間的關系。”[1]既“指一個國家管理全部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方式與組織制度，包括各級各類檔案行政、業務機構的設置及其隸屬關系、職權的定位和組織管理等。”[2]本文以知網數據庫為樣本池，以篇名為檢索項，對以“檔案工作體制”或者“檔案管理體制”為檢索詞，檢索到的 210 篇文獻從年度發表、作者、機構、基金和關鍵詞 5個方面進行了計量統計分析。

　　一、文獻年度發表情況

　　從樣本的發表年度分布看，210 篇樣本文獻分布在自1981 年以來的 34 年間。最高為年 23 篇，最低為年 1 篇，平均每年發表文獻 7 篇。34 年間有 4 年沒有文獻發表，這 4年將整個檔案工作體制研究分割為三個階段，見圖 1.第一階段只有一年，甚至不能夠算做一個階段。第二階段從1985 年到 1999 年，這 15 年間文獻發表數量均在平均值下，年發表文獻的數量在 2~6 區間波動，基本上屬于低位運行。第三階段從 2001 年起到 2014 年，14 年間大總分年度發表的文獻數量在平均值以上。2003 年至 2010 年區間文獻量較第二階段有明顯增加，研究活躍度明顯提高，整個研究上了一個臺階。2011 年后，文獻量激增，研究活躍程度達到了頂峰。從文獻的年度趨勢上看，文獻量增加較快的年份，大都與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相關，也與國家檔案工作體制改革與調整相關。

　　二、文獻研究層次情況

　　從樣本的研究層次分布看，210 篇樣本文獻來自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化及其他 4 大類 9 個不同層次。按大類 分 社 會科 學 180 篇 、占 85.7%;自 然 科 學 11 篇 、占5.2%;文化 1 篇、占 0.5%;其他 18 篇、占 8.6%.檔案工作體制研究屬于社會科學研究的范疇，但也涉及到其他學科的內容。從文獻的具體研究層次看，略為偏重于理論性研究。實踐性的研究占比數量與理論性研究相差無幾。

　　三、文獻的作者情況

　　從樣本的作者分布看，210 篇樣本文獻僅以第一作者計，涉及 193 位作者。其中發表 2 篇文獻以上的作者有 8人，占作者數的 4.15%;發表文獻 17 篇，占全部文獻的8.1%.這 8 位作者中魏震聲 3 篇，郭子巖、肖文建、劉亞靜、竇曉光、方新德、李兆明、羅軍各 2 篇。發表 1 篇文獻的作者有：隋智芹、吳雙英、王徐球、張旭霞、王岳嵐等。總比超過 95%.與洛特卡定律寫一篇論文作者的數量約占所有作者數量的 60%相差甚遠。研究缺少有組織性與系統性。研究還沒有核心作者，更沒有核心作者群出現。在 210 篇文獻中，2 人以上合著的文獻 32 篇，占全部文獻的 15.24%,合著率相對比較高。其中 3 人合著的 8 篇，2 人合著的 24 篇。

　　四、文獻的機構情況

　　從樣本的機構分布看，210 篇樣本文獻僅以第一機構計，涉及 186 個機構。其中發表 2 篇文獻以上的機構有 14個，占機構數的 7.53%;發表文獻 38 篇，占全部文獻的18.1%.這 14 個機構中中國人民大學 6 篇，安徽大學 4 篇，安徽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杭州大學、武漢大學、黑龍江省林業設計研究院各 3 篇，中國鐵路物資總公司、上海市檔案局、黑龍江省大慶市人事局、上海大學、中國土木工程集團公司、商洛學院、北京大學、湘潭大學各 2 篇。其中大學占比數量最高。發表 1 篇文獻的有：海南大學、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管理局、黑龍江省哈伊高速公路管理處等。在全部機構中高校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各級檔案行政管理機構。

　　五、文獻的關鍵詞使用情況

　　從樣本的關鍵詞情況看，210 篇樣本文獻中使用 2 次以上的高頻關鍵詞有 31 個。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檔案管理（38 次），其次是改革、管理體制（21 次），隨后是體制（16）、檔案管理體制（15），體制改革（13），檔案（9），企業檔案、人事檔案（7），企業（6），企業檔案管理、模式（5），管理、思考、建議（2）問題、創新、管理模式、管理體制改革、發展、分析、管理方法、信息化、新時期、市場經濟、特點、機構改革、高校、方向、制度改革、方法與對策（2）。除了上述熱詞之外，文獻還使用了：網絡化、影響及對策、托管方案、文化事業機構、發展演變、體制調整、實踐、轉型期、城建聯合檔案管理模式等詞。

　　六、結論

　　綜上所述，1981 年以來“檔案工作體制”或者“檔案管理體制”文獻從量上反映出如下特點：

　　1、研究前中期活躍度較低，后期活躍度高，與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正相關。

　　1999 年前年發表文獻的數量多在 2~6 篇區間小幅波動，2003 年至 2010 年區間文獻量較 1999 年前有明顯增加，研究活躍度明顯提高。 2011 年后，文獻量激增，研究活躍程度達到了頂峰。從文獻的年度趨勢上看，文獻量增加較快的年份，大都與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相關，也與國家檔案工作體制改革與調整相關。

　　2、理論性研究與實踐性研究大體相當。

　　從文獻的具體研究層次看，理論性研究文獻只略多于實踐性研究文獻，二者占比數量相差無幾。表明“檔案工作體制”或者“檔案管理體制”研究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這一點從文獻作者及機構中高校作者與檔案行政管理機構作者人數大體相當也能夠得到印證。

　　3、研究主題集中，高質量成果較少。

　　一方面，從文獻使用關鍵詞頻率反映出的趨勢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檔案管理、改革、管理體制、體制、檔案管理體制、體制改革、模式、創新、管理模式、管理體制改革、、機構改革、制度改革、方法與對策等方面。研究主題的集中度比較高。另一方面從樣本文獻得到基金資助的情況看，高水平的研究及成果只占文獻總量的 1.9%.反映出研究的高質量成果較少。

　　參考文獻

　　[1]趙 屹，陳曉暉，朱久蘭。 美國的檔案工作與信息服務社會化---兼談對我國檔案信息服務社會化的啟示[J].檔案學通訊，2001,02:67-73.

　　[2]竇曉光。 轉型期的中國檔案管理體制改革歷程與發展趨勢---轉型期的檔案管理體制研究之一[J]. 檔案學通訊，2005,06: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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