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刑訊逼供現象的產生原因、危害及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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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　刑訊逼供現象的存在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敗壞了執法機關的形象。本文從分析刑訊逼供的產生原因、危害性為出發點，提出了良策。

　　論文關鍵詞　刑訊逼供　當事人　執法機關　合法權益

　　刑訊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為。刑訊逼供現象的存在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敗壞了執法機關的形象。現根據調查研究及司法實踐對刑訊逼供現象的產生原因、嚴重危害及預防措施略陳管見。

　　一、刑訊逼供現象的產生原因

　　1.部分司法工作人員深受傳統的刑事訴訟辦案思想影響，漠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是導致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根本思想原因。歷史上封建社會的刑事案件辦理實行有罪推定原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毫無地位可言。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基礎，歷史上封建社會的立法中，符合既定前提條件的刑訊逼供是完全合法的，在特定情況下甚至是完全必要的。隨著法制文明的不斷進步與發展，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已經成為現代刑事訴訟的一個基本理念，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也成為衡量刑訴法是否為“良法”的重要標準之一。我國現行刑訴立法順應潮流，制定了比較全面的保障犯罪權利人訴訟權利的法律規范體系。但在司法實踐中，個別辦案人員依然深受傳統思想影響，漠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在辦案中先入為主，有罪推定，重打擊輕保護，成為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根本思想原因。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弱者地位和我國職權主義的刑事訴訟模式，是促使個別司法工作人員產生特權心理，從而肆意踐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導致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深層制度原因。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民事、行政訴訟奉行不告不理，刑事訴訟實行國家追訴。基于這樣的制度設計模式，在刑訴立法上賦予了司法機關強大的司法權力。盡管現代刑事訴訟立法在“以權利制約權力”基本理念的指導下，一般也賦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應的訴訟權利，試圖制約司法機關的權力，平衡刑事訴訟雙方的法律地位，但是應當看到，兩相比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仍顯薄弱，且僅有的訴訟權利在司法實踐中有時也很難得到應有的尊重，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刑事訴訟中的弱者地位是顯而易見的。此外，在具體刑事訴訟模式的選擇上，我國較多的借鑒吸收了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此種模式中控辯雙方的對抗與制衡顯然不及“當事人主義”模式體現的充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司法工作人員產生特權心理，是導致出現刑訊逼供現象深層次上的制度原因。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具有的法定證據形式和證明效力以及其在刑事偵查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是誘導個別司法工作人員進行刑訊逼供的潛在動機原因。在我國封建社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被視為“證據之王”，具有極強的證明效力。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雖已失去王者之尊，但仍是七種法定的證據形式之一，具有法定的證明效力。此外，口供在刑事訴訟中的另外一個重要作用體現于刑事偵查活動中，即傳統的“由供到證”的刑事偵查模式。對于一些復雜疑難案件，由于受到偵查水平、技術手段以及其他因素制約，往往難以突破。在這種情況下，想方設法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嘴里獲得線索在某些辦案人員的眼中無疑成為突破案件的一條捷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具有的以上兩種特殊作用，是使得個別辦案人員之所以樂此不疲、想方設法進行刑訊逼供的潛在動機原因。

　　4.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普遍缺乏尊重的社會人文環境，以及在此心理支配下個別機關和領導的包庇與放縱是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外在社會原因。在現實生活中，不少人認為刑訊逼供對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就說明了是其違法犯罪在先，因此被刑訊逼供也是罪有應得。所以，目前法律在刑訊逼供現象上的一個尷尬境地就是往往受害人得不到同情，施暴者得不到譴責，法律的是非判斷和公眾的價值觀念發生強烈碰撞。筆者認為，正是這種漠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權的大眾心理和社會輿論氛圍，為刑訊逼供現象的產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而使個別刑訊逼供的實施者認為自己是“為公不犯罪”，個別上級領導也從所謂的工作大局考慮，認為只要案件偵破，“一俊遮百丑”，即使搞了刑訊逼供也無所謂，甚至對實施刑訊逼供的人員或進行包庇放縱，或簡單的用行政、黨紀處分代替追究其刑事責任，導致一些刑訊逼供現象得不到應有的處理，客觀上助長了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

　　5.對于一些復雜、疑難案件和失去偵查價值的懸案、死案，個別領導干部無視辨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規律和偵查悖論原則，片面強調簡單的工作方法或不科學的工作考評機制，是促使個別司法工作人員“被迫”實施刑訊逼供的工作機制原因。馬克思辨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規律認為世界是可知的同時，同樣強調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筆者認為，以上理論踐之與刑事案件的偵查實際，就是偵查中的偵查悖論問題，即一切案件事實，在理論上都是可知的，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受到主觀認識因素以及其他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可能會形成復雜、疑難案件甚至是懸案、死案。美國證據立法將證據的證明標準分為九等，司法實踐中最高的證明要求，即法官在最終定罪量刑時也僅要求“排除合理懷疑”即可，而不要求最高標準規定的“絕對確定”，因為在他們看來“絕對確定”是不存在的。我國刑訴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有疑案的存在，并明確規定了“疑罪從無”原則，明確規定對于根本無法查證或實在查證不實的案件，是做“從無”處理的。但是實踐中，個別上級機關和領導人員面對一些疑案、懸案、死案片面強調絕對可知，違背客觀規律任意下達工作任務和考評指標，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導致出現了個別司法工作人員“被迫”刑訊逼供的奇怪現象。

　　6.個別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素質較低、水平較差，缺乏基本的偵查技能和法律水平，是導致刑訊逼供現象產生的個人素質原因。個別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雖肩負著偵查犯罪的職責，但水平不夠卻又立功心切，導致在辦理案件時不從辦案技巧上下工夫，簡單依靠刑訊逼供辦理案件，從而導致刑訊逼供現象的屢禁不止。

　　二、刑訊逼供現象的嚴重危害

　　1.侵犯公民基本人權。我國憲法第33條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刑訊逼供現象的存在，是對上述法律規定的嚴重違反，是對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保障原則的粗暴踐踏。

　　2.容易鑄成冤假錯案。在刑訊逼供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告人大多因受不了殘酷的肉刑或變相肉刑，或屈打成招，或胡咬亂攀，使得案情真假難辨，司法機關據此作出的處理往往違背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從而鑄成冤假錯案。

　　3.損害司法機關威信。刑訊逼供的現象的存在，嚴重背離了法律對司法工作人員從事司法活動程序正當的要求，極大的干擾了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損害了司法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4.悖逆現代法制文明。刑訊逼供是封建專制時代慣用并且合法的審訊方式，反映了封建專制制度的野蠻性、殘暴性。馬克思在談到中世紀的審判時就曾指出“和中世紀刑律的內容連在一起的訴訟形式一定是拷問。”刑訊逼供現象作為封建法制的糟粕，與我國現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和對法制文明不懈追求格格不入，是存在于法制文明肌體上的毒瘤，有百害而無一利。

　　三、刑訊逼供現象的預防措施

　　1.思想教育是根本。一是要加強對普通群眾的人權意識宣傳，形成全社會保護人權的良好氛圍，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二是重點加強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學習教育，破除傳統辦案思想的影響，樹立現代刑事訴訟的辦案理念。促使辦案人員自覺保護嫌疑人的合法權利。

　　2.制度改革是靈魂。一是呼吁刑事訴訟法的改革，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制度，同時在立法上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的訴訟權利。二是建立司法機關科學的、理性的、符合客觀規律的工作考評機制，消除對司法機關辦理案件的誤導。

　　3.水平強偵是關鍵。提高辦案人員的個人素質和技能水平，提高案件偵破過程中的科技含量，就能在刑事案件的偵查過程中最低限度的減少對口供的依賴，實現辦案模式由“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的轉變。

　　4.加強監督是保障。加強監督的核心是加強對司法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制約。這種制約主要通過“以權利制約權力”和“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雙重制約機制遏止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以權利制約權力”即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的訴訟權利并保障其實現，“以權力制約權力”即一要加強司法機關辦理案件過程中的內部制約，二要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在查處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刑訊逼供案件方面的重要作用，嚴厲打擊刑訊逼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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