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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當代中國法律體系的重心定位論文
當代中國法律體系的重心定位如下文法律體系構建的根本前提在于如何科學而準確地進行法的重心定位。法的重心即法的本位、法的基點或基本法律價值取向，旨在闡明作為法律核心價值理念和目標的人權定位導向及其具體形式。它不僅制約著法律體系的內在結構和邏輯關聯，更是事關法律的發展方向和生命活力。一旦重心定位發生了偏差和傾斜，勢必牽一發而動全身，使法律陷入到“惡法”的泥潭。
所以，既聯系法律發展的歷史、又緊密契合當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現狀與未來走勢，找準法之重心已成為當務之急。本人認為，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人權體系中的兩項基本人權，法律在對自由權、社會權形式給予一如既往保障的前提下，應逐步使法的重心向發展權移轉并最終定位于發展權，奉行發展權本位。
一、法律重心定位的歷史反思
權利本位是近、現代法的基本特征。盡管人權始終是法的價值基點，但由于人權是一個開放的發展的概念，所以，在法律發展的不同階段，其對人權的不同形式所給予的關注和重視程度是不相同的。在反封建專制和倡市場經濟的近代社會，形成了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法治觀。
17、18世紀的法律所奉行的是以個人自由權為核心的權利本位觀。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現代市場經濟替代近代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其重心便由傳統的個人自由權轉移到以社會利益為內容的“社會權”。社會權在法律價值上優于自由權，因為，自由權以意思自由和行為自由為價值取向，追求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形式“平等是自由得以成立并展開的基礎或者說前提性條件”。但也隨之帶來了一系列矛盾，隨著經濟危機的頻頻爆發，失業率直線上升，造就了大量的貧困者和層出不窮的社會矛盾。究其法理實質，自由與形式平等的共生已由和諧一致退化到相互對立，形式平等從純粹抽象的法律人格意義上講求主體在社會準入資格上的平等，而對主體是否具備實際的能力和條件進入市場社會卻置若望罔聞。
所以，形式上的平等已成為絕大多數弱者平等權利的羈絆，無法適應對權利加以真實保障的需要。于是，有必要對形式平等意義上的自由權法律制度加以修正與重構，以實質平等的法律機制來解決形式平等的自由權法律制度無法消除的矛盾與社會問題。
在法律中首先登場的便是對經濟自由的限制和對社會權利保障的法律，包括限制契約自由和對個人自由經濟行為課以賦稅之類的社會義務以及對飽受自由經濟危機之苦的失業、貧困者施以最低工資標準、住房、醫療、勞動等社會保障，這類基本人權正是社會權興起的表現，而正是社會權的法律化與實在化，才使得徒有平等的形式而無正義、公平之實質的社會現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開始了從形式上的自由平等轉向實質上的自由平等的艱難歷程。
當然，社會權的出現并沒有整體地推進實質上的正義，因為社會權自身固然對于糾正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所引發的頑癥具有一定的療效，但效果并非最佳，難以治愈形式平等造成的后患，特別是對由于自由競爭和跨國壟斷所造成的殖民掠奪等全球問題，更是無能為力、難以應付。
對此，我們不可能從社會權之法律本位重新回到自由權本位的老路，也不可能指望在完全被個人之間的單個平等所桎梏的社會權法律框架內加以解決，而必須把思維的視角轉向旨在超越個人主義或社會團體主義而謀求社會整體的全面發展的發展權之上。
總之，近代法律的自由權重心和現代法律的社會權價值優位取向，對普遍地尊重人類尊嚴、維護人類的自由平等權利、保障人類的生存與基本需求的滿足起到了歷史進步作用。然而，隨著人類相互依存性的日益加強和國際社會關系復雜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其所具有的局限性逐步顯現出來，并且呈現不斷加強的趨勢。如果說自由權的法律制度重在實現人的政治解放，社會權的法律制度重在實現人的經濟價值，那么，發展權的法律重心定位則包容了實現人的政治價值與經濟價值的雙重功能，既強調人的自由發展，更強調人的平等發展;既保護個人權利，又不否認社會利益，具有價值的優位性、外延的綜合性和功能的統攝性。發展權與生存權應當成為法律在未來發展進程中的優先選擇。
二、現代法重心定位之偏差
社會權在當代社會的局限性是多層次的。隨著人類相互依存性的日益加強和國際社會關系復雜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當生存與發展成為全人類所面臨的兩大根本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對人類提出了越來越嚴峻的挑戰時，其所固有的缺陷日益突出。具體地說，其缺陷表現在：
其一，它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即為人類的生存謀求物質資料，將發展等同于增長，使生存與發展混為一談，對經濟因素以外的其他社會要素和項目的發展并沒引起足夠的重視。
其二，著重突出人類當前的生存尤其是生理意義上的生存需要，對人類與人類的生存環境、人與自然的緊密關聯認識不夠甚至認識不清，以人類中心主義作為法律秩序的根本宗旨，甚至以犧牲環境、自然為代價來謀求人類的生存。
其三，立基于當代人需要的滿足，對人類持續不斷地發展重視不夠。特別是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人類共同財產的毀滅性利用、對人類的后代和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的漠視，是社會權法律系統自身所難以克服的又一局限性，因為它只著眼于人的現實，無法立足于未來。
其四，單純地強調人的個體的生存，忽視人的個體與人的集體的共生共榮。盡管西方社會權理論及其法定化注意到了人的個體離不開社會，強調社會對個人利益的干預與保護，但它主要是從國家對個人利益進行平衡與干涉的角度來強調對個人人權的保障，以此為理論淵源的社會權在本質上不是要肯定集體的人權、而是以個人人權為依托的，只承認個人是人權的唯一主體、否定人權的集體存在形式。最后，社會權雖然在客觀上滿足了市民社會的弱者的生存需要，似乎為劫富濟貧而大行其道，但在法律本質和立法初衷上卻不過是市民國家為了消解因自由權法律本位造成的經濟危機與社會矛盾，恢復和固化西方市場經濟秩序和既存社會秩序，為資本的自由和有產者的財產自由權利提供新的法律形式。
對此，日本學者內野正幸曾以最先確認社會權的德國《魏瑪憲法》為背景作了精辟描述，指出社會權在該憲法中得以規定的過程實質上并非如人們所想象的那般美妙，在1919年2月21日提交給制憲會議的政府確定草案中，有關社會權方面的憲法條款及所涉內容相當稀少，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并未提出相關憲法草案，相反，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法國學者胡果？普魯斯的個人草案中卻包含了豐富的社會權內容。
當制憲會議審議憲法草案時，要求寫入社會權規定的議員，幾乎全是占據支配地位的背向民眾的社會化要求而完全傾向于政權方面的社民黨、中間派勢力的中央黨和民主黨，而且當憲法委員會審議憲法草案時，保守性的國家人民黨議員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可見，社會權入憲的本意并不在于實現人民之生存權，而在于緩解矛盾、提升社會購買力，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勞動者進而增進經濟的復蘇。
而從社會權立法的發展與展開來看，也具有同樣的目的，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帶來了社會權立法的興盛，美國羅斯福新政實為以社會權立法為內容的一場法律變革運動，然而， “即使單舉社會保障法的制定過程來看，勞動大眾從始至終都是處于消極地位的，而不是積極性的主體” .究其實質，是由社會權本身所具有的新自由主義特質所決定的，它不是對個人自由的背離，不是要對社會主體的整體生活實行完全的保護主義，而是以個人價值的尊重為已任，只是“在消除那些社會弊病、恢復市民的自由和權利這樣的限度上，國家才助市民們一臂之力。
這一點，乃是從個人主義性質側面之自由主義中引導出來的理所當然的結論” .所以，不超越個人自由主義而進于人的個體與集合體相互結合與滲透的理論領域，便無法克服社會權所具有的局限。
此外，這種觀點難以對不同國家和不同人群在整體意義上進行考慮，不能將所有人的共同發展看成是一個互相依賴、互相制約的統一體，特別是發達人群與不發達人群、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問題聯結起來進行協調性地思考。
可見，僅有自由權、生存權等權利是不夠的，而在當代法律中，只突出對生存權等社會權給以重點保障更是不全面的。
正是基于此，為了全面對付人類面臨的生存危機及有效解決各種發展難題，謀求人類全方位的持續發展權利的運動在全球范圍內涌現出來。對于法律重心的變化趨勢，有人認為，隨著“可持續發展社會變革運動”和“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法律為順應這一時代潮流，應以生態主義思想為指導，以法律生態化的理念重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緊緊圍繞生態本位而精心設計，從而使法律重心發生了變化，即在保障生存權的基礎上向保障環境權邁進”。因為“環境權作為一項新的人權，是繼法國《人權宣言》、前蘇聯憲法、《世界人權宣言》之后人權歷史的第四里程碑”。
環境權作為一項新的人權形式，對關于法律重心的傳統學說具有一定的沖擊力，但環境權本身還沒有強大到改變法律重心的地步。當然，可以說環境權是環境法或偏重于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法的重心，這是必要而合理的。
但是，若由此擴展到整個法律重心的確立上，就難以令人信服了。因為，環境權只是在社會發展和法律權利演進中形成的眾多權利的一種，而且是一種調整社會關系中有關環境問題的具體權利，沒有也不能涵蓋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方面。“過分強調生存權對于環境保護的意義，亦無法突出環境危機與其他生存危機的不同特性。” 盡管環境權是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必須考慮的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權利，但它不是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中最全面最關鍵的內容，嚴格地說，它只是應對人類生存危機的形式之一。
三、發展權應成為當代法的本位和重心
把握法律價值重心的前提在于準確地認識法所確認的權利義務關系即法關系的內在依據與制約力量。權力與權利的相互關系是法關系的基本依據，無論是法關系的基本性質，還是法關系的基本結構形式，都決定于權力與權利的相互關系。就作為萬法之源的憲法而論，“全社會范圍內權利與權力之間矛盾的‘產生——調整——消滅——產生’ 的過程，使憲法關系的作用得以全面發揮，在運動過程中又不斷對原有政治關系中不盡合理，或不能體現憲法價值的部分進行揚棄，同時創造著新的憲法關系實踐形式和內部結構，由此推動著憲法關系的發展。”
可見，衡量法律重心的關鍵在于，作為重心的某種對象或實體在權力與權利關系中的地位、作用與性質如何。如果其對權力關系的作用、對權利關系的功能及對權力 —權利關系的價值具有突出的主要的地位，那么，便可由此驗證出該對象或實體作為法律重心的合理性。法律重心定位的發展權趨向可依權利—權力關系標準加以證實。
生存與發展是人類面臨的兩大主題，時代的進步和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必將使人類滿足最低限度生存需要的權利得以逐步實現，而隨著這一進程的加快，發展權利的實現將日益成為人類社會發展及調控社會關系的法律所關注的重心。發展權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權的價值優勢和綜合性人權要素，極大地拓展著權利的范圍、內容和功能，對權力—權利關系中的“權利”最大化起著自由權、社會權所無法比擬的作用。
發展權是人的個體和全體人類平等地享有參與、促進并享受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進程與發展成果的一項基本人權，在人權序列中占有首要地位。它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為獲取自身解放和發展而提出的權利要求，也為國際社會所確認，聯合國大會分別于1979年和1986年通過了《關于發展權的決議》和《發展權利宣言》。發展權首先關注的是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人群，包括不發達國家、民族和社會弱者。同時，從應然的意義上講，它旨在追求人類的全面發展自由，代表著最為理想和全方位的價值訴求。時代的進步和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必將使人類滿足最低限度生存需要的權利得以逐步實現，而隨著這一進程的加快，發展權利的實現將日益成為人類社會發展及調控社會關系的法律所關注的重點。發展權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權的價值優勢和復合性人權要素，極大地拓展著權利的范圍、內容和功能。
可見，重在保障社會權的法律，轉變到對發展權的重點保障，將是社會進步與人類全面發展的必然趨勢。細言之，因為：
第一，發展權具有綜合性，是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進程的統一，不僅強調政治自由權利，而且突出經濟文化的平等發展，涵蓋了近代法對個人自由權利和現代法對生存權的重點保障兩個方面，并在此基礎上提煉出人類自由而全面地發展這一法律保障的重點。發展權并不是已有政治權、公民權與經濟、社會、文化權的簡單相加，也不是一個由既有人權組成的大雜燴，其獨特的含義在于它是以既有權利為依托的一種人類普遍享有的發展機會均等權和全面發展的自由權。
第二，發展權具有整體性，既強調人類社會中不同主體之間的協調一致的發展，也不囿于人類自身，還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將自然、社會與人類的發展聯結起來進行整體性考慮，把人類與自然的共同利益相結合，克服了傳統自由權、社會權的人類中心主義局限，具有價值的最大合理性。
第三，發展權具有動態性，不僅保護當代人的眼前利益，也保護人類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并將人類的未來納入調控視野，立足于人類的動態發展即人類中的代際之間的持續不斷地發展，謀求“代內”與“代際”發展的雙重平衡協調性。
這是傳統和現代人權觀所無法包容的獨特內容。
第四，發展權具有完整性，是人的個體與集合體共同發展的產物和要求。克服了近代人權的個人主義本位，也克服了社會本位對集體人權主體予以否認從而陷入到個人與社會的矛盾而難以自拔的缺陷。第五，發展權具有優先性。相對于現代法所重點保護的生存權等社會權而言，發展權不僅與之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因為沒有個人的發展權，個人的生存權將是殘缺不全的，僅有生存權而無發展權的人，不可能是一個健全的人;沒有國家的發展機會均等權、發展模式自主選擇權及自由而平等地享有發展成果權，國家的主權必被極大地扭曲、甚至被剝奪，此時的國家及其國民，不過是一種純地緣意義的隨意組合，既無健全的“人格”，何談正常地生存？
總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發展權的內在特質表明，發展權與生存權一道，應成為法律保障的重點。在將發展權納入法律規范之中時，應將其置于人權保障體系的主要地位，使法律的基本原則和規則都充分體現側重于對發展權的保障這一人權價值。發展權之法律重心定位理應成為法律在未來發展進程中的優先選擇之一，著重保障發展權是當代法律發展的必然趨勢。
四、以發展權為重心重構當代中國的法律體系
(一)發展權理念的法律確證。
發展權是公民個人和人類全體所享有的參與、促進并享受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以及人與自然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過程及其成果的權利。它是發展機會均等和發展成果共享的統一、自由發展與公平發展的統一、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諸方面全面發展的統一、人類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的統一。其核心理念在于以人為本，充分尊重和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以實現人類的全面而自由地發展。它既具有自由發展與平等發展的傳統人權價值，又具有和諧、全面、持續發展的嶄新內涵，在價值體系上居于最優越地位。建設與完善當代中國法律體系進程中一個首當其沖的問題是要將發展權的價值理念與精神要素全面地深深地融入其中，內化為其基本立法精神和總體原則，并以發展權的價值準則來檢視與評判現行全部法律文件，凡不符合發展權價值精神，就應該予以修改或廢止。以社會公平為例，一是在效率與公平上，歷來存在著何者優先的爭議。
法律作為正義的化身，應以正義為價值內核，以人權為終極價值。當然，絕不可以正義來取代、否定法律的效率價值，但在法律中，正義永遠應優先于效率。而且當兩者發生矛盾時，寧愿犧牲效率也不能犧牲正義。二是在正義形式上，個體正義與社會正義究竟孰輕孰重？法律實踐中往往分層理解：司法關注的只是個體正義、個案公正，立法則應關注社會的整體正義。這的確具有現實合理性，因為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一個不公正的立法則好比污染水源。但是，即使在司法中也并不能完全否定對社會正義的追求。
司法的社會價值、社會效用早已引起了西方法律家的反思，在市場經濟法治模式初創期的中國，應適時地吸取西方法律發展的經驗教訓。進一步說，僅有社會正義還不夠，應當在從“個體正義”發展到“社會正義”的條件下進一步深化到“人類正義”的層面，將對全體人類的普遍尊重與關懷和以“人”而非以“物”為中心的發展觀貫徹到法制的每一個環節。
可見，應當樹立發展權的法治價值標準，將是否合乎發展權精神作為評價法治社會之良法與惡法的根本準則，并運用這一法治標準去衡量與評價現行中國法律制度，為不失時機地去進行法律創新提供理論資源。
(二)發展權法律原則的確立。
法律價值實證化的基本方式是將之上升和規范為文本中的法律原則，為理念與規則的溝通搭建一座法治的橋梁。發展權的基本原理與準則的法律化，是當代中國法律體系完善與發展進程中的關鍵環節。歸納起來，主要包括如下原則：
一是以人為本原則。發展權徹底摒棄了為了“增長”而發展和為了發展而發展的誤解。一方面，從單純地追求經濟增長、將增長等同于發展進化到經濟變量與非經濟變量的綜合發展，體現出了對人的物質關懷與人文關注的高度結合。另一方面，克服了把發展僅僅當成是目的的狹隘觀點。實際上發展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實現發展的權利與自由才是發展的動力與結果。由是觀之，發展權法的人本原則首先應拋棄以“神”為本的觀點，將對虛無縹緲的人之異己力量的崇拜改變到“一切為了人”、“一切尊重人”、將“人的發展作為法之根本、始原上來。其次應革除以”權“為本的陋習。法治文明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與方式，法治的癥結在于能否依法制約公共權力，是崇尚”權力“還是崇尚”法律“，是個人權力至上還是以奉行人權為本的法律為根本追求，是區別人治與法治的標志。
厲行法治，就必須廢棄對”權力“的迷信，從以”權“為本轉變到以”人“為本。再次應否定以”物“為本的觀念，以”物“為本是近代市場經濟及其法律制度的基本理念，追求物質利益即利潤的最大化、以經濟效率和有形的物上的權利為主旨，將每一個法律關系主體實際上型塑成為了單純的”經濟人“，從而肢解了完整意義上的人。為了復歸人性，還原人的本來面目，造就全面發展的人，必須否定以”物“為本的片面的法律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的法律發展原則。
二是和諧發展原則。主體與主體之間、主體與主體的生存時空之間以及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協調、諧和，是發展權的本質特征。良法體系是價值優良與形式理性的結合體，不僅要求在邏輯構造上具有協調一致的非矛盾性，而且更要求對發展要素進行高度整合。所以，應致力于在客觀上消解不同主體之間利益關系的緊張與沖突，彌合不同地域的發展差距與矛盾，化解發展系統中不同的元素特別是經濟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非均衡性。惟其如此，才能以和諧的形式去協調與調整不同的甚至對立的權利義務關系。
如果只局限于純粹法律形式上的、個體的、孤立的權利與義務配置，那么勢必會因利益資源總量上分配不公和宏觀上無力調控而窒息法律體系的生命活力。實踐中地方性立法與國家法律的沖突、行政規章與法律法規的矛盾、單行性、專門性規范與綜合性法律的對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堅持和諧、協調發展的利益觀、權利觀。
三是持續發展原則。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一項涉及到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觀，而且直接關系到人類自身的發展能力和自然本身的發展能力。在立法時，應立足于人類自身上、下各代永恒、持久的發展，將代際公平作為社會正義的重要補充，在調整好代內關系的同時，處理好代際關系。為此，應克服立法短期行為，避免只限于眼前利益忽視法的長期效力，將當代中國法律體系的構建建立在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充分預測與把握的基礎上，加強立法預測與超前立法。
可持續發展應被當作是一項人權即可持續發展權看待，可持續發展權是發展權的重要內容，而可持續發展權的法律化必將打破現有法律觀，一方面會極大地拓展法律關系的內容要素，使其空間呈無限擴大的趨勢;另一方面，需重構法律關系的主體要素。可持續發展權的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的自然化、生態化與擬人化正沖擊著傳統的權利觀。對人之外的對象性存在能否作為主體的思考，正沖擊著法律關系和法律調整對象的理論。無論其是否成立，至少在未來立法時應確認可持續發展權利與義務的配置維度與配置比例，實現通過法律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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