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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我國埋藏物發現制度問題研究
論文摘要 埋藏物是無主財產的一種，埋藏物的發現是動產所有權取得方式之一。我國目前關于埋藏物發現的規定過于籠統，制度和程序上還不完善，在具體實踐中不能均衡相關方的利益訴求。因此，本文在借鑒國外立法的基礎上，提出符合中國國情的建設性意見。
論文關鍵詞 埋藏物 所有權 利益均衡 先占
2012年四川彭州烏木事件一時成為了人們熱議話題，由于烏木的歸屬分歧產生了糾紛。我國目前沒有法律明確規定埋藏物的范圍，也不能簡單的將烏木歸為天然孳息的一種適用物權法的規定，而根據現有法律和慣例，一般認定烏木為埋藏物歸國家所有。而這種制度設計和做法的背后其實是犧牲了個人利益訴求以實現國家絕對所有權利益，在市場經濟和法治環境下，這種利益上的失衡對個人權利的維護以及埋藏物的發現保護產生的消極影響值得我們思考。
一、埋藏物發現制度
埋藏物的發現作為一種法律事實，不受發現人民事行為能力的限制而依法產生法律上的效果，是動產所有權原始取得的一種方式。埋藏物發現制度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無主財產的權屬問題，從而達到定紛止爭，物盡其用的目的。因此，埋藏物發現制度在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埋藏物發現制度的研究具有客觀現實意義。
(一)埋藏物發現構成要件
1.存在埋藏物
埋藏物的客觀存在是埋藏物得以發現的前提與條件。對于埋藏物的定義，筆者認為埋藏物應為處于埋藏狀態且權屬不明的動產。埋藏狀態是指埋藏物處于不易被人知曉，由土地或非土地掩藏的隱蔽狀態。對于埋藏物產生的原因和時間在所不問。權屬不明的動產，是指埋藏物屬于無主物，基于客觀事實無法判明所有權人，而非基于發現人的主觀認知。只有動產才能成為埋藏物，不動產在客觀上無法成為埋藏物，如果動產已成為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則不為埋藏物，同時具有考古價值的木乃伊是埋藏物。筆者認為埋藏物不必以價值為標準，即使無價值的物品也可成為埋藏物。埋藏物不同于遺失物，首先，客觀表現上狀態的不同，埋藏物需處于掩藏隱蔽狀態，遺失物無此要求，其次，主觀意愿的不同，遺失物一般為占有人非意愿的喪失，埋藏物一般多為個人意愿所致。
2.存在發現事實
對于埋藏物的發現存在兩種學說，一種學說認為埋藏物的發現構成須有發現行為并且占有埋藏物如德國;另一種學說認為埋藏物的發現構成只要有發現行為本身即可無需占有埋藏物如法國、日本。埋藏物的發現是一種事實行為，其核心是發現行為，但是基于客觀現實的考量與實際的操作，筆者比較贊同德國的做法，將發現事實包涵為發現行為與占有行為，從而避免了區分發現人與占有人，在實際操作中免去不必要的糾紛。
3.他人埋藏物
埋藏物應為他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這里不再贅述。
(二)埋藏物發現法律效力
埋藏物發現作為所有權取得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法律上當然的產生物權變動。但世界各國對于這一制度所有權取得的規定不盡相同，主要有兩種立法模式。
1.發現人有限取得所有權主義
埋藏物發現人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權，但如果該埋藏物發現于他人的動產或不動產中，要與該動產或不動產所有人進行平分，同時不得違反國家文物保護法和國家財產法的特別規定。這一立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有德、日、法和我國臺灣。
2.國家取得所有權主義
該立法模式規定，權屬不明的埋藏物歸國家所有，發現人無權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權，并有義務將埋藏物交由專門機關，但一般給予發現人一定的表揚和物質獎勵。這一立法模式的國家主要有前蘇聯和我國。
二、國外關于埋藏物發現制度的規定
(一)法國
法國民法典對于埋藏物的概念有著明確的規定，該法典第716條第2項規定，所有埋藏或隱匿的物品，沒有人能證明其所有權的并且發現是純屬偶然的為埋藏物。依據法國民法典的規定，發現人在自己土地內發現埋藏物的取得該物品所有權，在他人土地內發現的，所有權的取得由土地所有人和發現人均分。法國民法典規定了埋藏物發現的偶然性，排除了目的性發現。
(二)日本
日本立法沒有關于埋藏物含義的明確規定，一般認為是埋藏于土地及他物之中的權屬不明物品。日本對于埋藏物的規定由民法典和遺失物法規定。依據民法典241條的規定，對埋藏物依法進行6個月公告后，埋藏物歸發現人所有，但埋藏物是在他人物中發現的，由發現人和他物所有權人均分。日本遺失物法詳細規定了埋藏物適用該法的情形，并規定了埋藏物發現后的具體措施和發現人報酬請求權等。而對于根據日本相關文物法律的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文化財產，國家給予發現人相當于該文物埋藏物價值的報酬，如埋藏物是在他物中發現的，該報酬由發現人和他物所有權人均分。
(三)德國
根據德國民法第984條的規定，我們可以得知德國民法將埋藏物界定為長期埋藏的權屬不明物。該條規定，發現長期埋藏的權屬不明物并且占有該物的，所有權由發現人和埋藏物的埋藏地所有權人均衡享有。德國民法對于埋藏物的發現構成要件做了特殊規定，它將埋藏物的發現事實規定為發現行為與占有行為的結合。此項規定區別于法國和日本。
(四)瑞士
瑞士民法關于埋藏物發現制度的規定，在立法模式上不屬于國家所有權主義，也與發現人有限取得所有權主義相區別。該國民法確立了發現人報酬請求權制度，根據該國民法的規定，埋藏物的所有權歸埋藏物的包藏物所有人享有，而發現人僅有報酬請求權，發現人可以依法要求獲得埋藏物價值二分之一以下的報酬。
三、我國關于埋藏物發現制度的規定和不足
(一)我國現行法律關于埋藏物發現制度的規定
我國關于埋藏物發現制度的規定主要由《民法通則》、《民通意見》、《物權法》以及《文物法》等來規制。我國《民法通則》第79條第1款規定，權屬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接收單位應對上交人給予表揚或物質獎勵。我國《民通意見》第93條規定，公民、法人依法能夠證明挖掘發現的埋藏物、隱藏物所有權屬的，法律予以保護。我國《物權法》第114條規定，漂流物的拾得，埋藏物和隱藏物的發現，參照拾得遺失物的有關規定，文物法等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我國《文物法》第2條和第3條大致規定了文物保護的范圍，第5條第1款規定了我國境內的地下、內水和領海內的文物都歸國家所有，第12條規定了對發現埋藏文物并上交的給予精神或者物質獎勵。
(二)我國現行法律關于埋藏物發現制度規制缺陷
1.埋藏物內涵范圍不明確
我國現行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埋藏物的內涵，在司法實踐中容易產生權屬糾紛，例如四川彭州的烏木事件。法律并沒有規定什么是埋藏物，埋藏物的范圍有哪些?所有的埋藏物甚至是無價值的也歸國家所有，在客觀實踐中是否可行?這就使得關于烏木的歸屬產生了糾紛。同時法律中規定了埋藏物和隱藏物兩個法律用語，埋藏物在內容上應包含隱藏物，進行寬泛的解釋。
2.國家取得所有權主義下的利益失衡
我國目前采取的埋藏物國家所有權取得主義，對埋藏物發現人給予一定的物質或精神獎勵。現今各國都采用發現人有限取得所有權立法模式，在上述的瑞士雖然沒有采取兩種立法模式，但是確定了發現人的報酬請求權，而且報酬不得高于埋藏物價值的二分之一。我國采取埋藏物國家所有權取得主義，首先，不承認發現人對權屬不明的埋藏物享有所有權，其次，對于發現人的報酬請求權實現結果，也是由接收機關進行精神獎勵或物質獎勵來選擇決定，而且物質獎勵金額也無明確的規定。不承認先占制度已是對現今民法體系制度的一種挑戰，同時在報酬請求權立法上的含糊其辭，使得發現人的合理訴求難以實現，難免會產生糾紛。
這種國家利益至上，忽略了發現人和埋藏物所在地所有權人的利益訴求，公私利益之間的失衡，是對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理念的挑戰，同時也阻礙了有限政府的建設和正當私權的保護。
3.未對發現事實作出規定
我國相關法律中沒有明確發現事實的構成，只是簡單的規定了“發現”二字，對其具體內容并未做出詳盡的解釋。對于埋藏物發現事實的認定，是簡單的存在發現行為而不需要進行公示就是發現事實呢?還是需要以占有或其他的方式進行彰顯其發現人的地位?當多個先后發現人存在時又何以確定發現人?
四、我國埋藏物發現制度的完善建議
(一)界定埋藏物的內涵范圍
埋藏物發現制度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對埋藏物內涵范圍進行界定，應當在法律條文中或相關解釋中明確埋藏物的定義，將其定義為處于埋藏狀態且權屬不明的動產。明確埋藏物的含義，從而避免實踐中對于埋藏物認定的分歧。同時應當對法律規制的埋藏物范圍進行界定，對于所有的埋藏物都歸于國家在實踐中難已操作，應當根據我國的經濟實際設定一個具體數字額度，只有一定價值的埋藏物才應由法律來規制。同時在法律用語中將隱藏物由埋藏物代替統一使用，嚴謹法律措辭，這也是法的形式價值追求。
(二)完善埋藏物發現報酬請求權制度
我國雖然肯定了發現人報酬請求權，但具體內容并不明確。根據外國立法實踐，主要有三種模式，筆者在上文已經論述。但我們要明曉的是，法律的移植需建立在本國的客觀現實情況之上，我國沒有土地私有化制度，土地的所有者是國家和集體，同時我國也沒有確立先占制度，這都是我國現有的體制和實際國情決定的，這是和國外的不同之處。我國的埋藏物國家所有權主義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筆者認為這是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也是應當肯定的。然而在市場經濟下以及現實利益面前，個人利益在公共利益面前就微不足道了嗎?縱觀各國的立法實踐，筆者認為，應當在法律制度設計上照顧好少數人的合理正當利益訴求，德日法瑞的立法無不在法律上規定埋藏物發現人的權利，所有權或報酬請求權。但同時規定了埋藏地所有人的權利，除特別法規定外(文物法)，無不確定了其應享有所有權。因此，筆者認為埋藏物的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并對發現人和埋藏地所有人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在這里能夠獲得報酬的埋藏地所有人包括村集體和個人，排除國家。這種物質獎勵視情況予以區分，當埋藏物為文物時，為了更好的保護文物和防治犯罪，應給予發現人相當于文物價值50%的報酬，發現人和埋藏地所有人不同時，應由二者均分報酬;當埋藏物為非文物時，應給予發現人相當于埋藏物價值30%的報酬，發現人與埋藏地人不同時由二者均分;對于發現埋藏物的成本由獲得報酬方單獨或共同承擔。
(三)明確發現事實構成
筆者比較贊同德國的做法，把發現事實的構成分為發現行為和占有，這樣就公示了發現人的法律地位，避免因發現人的認定而產生的糾紛。同時，筆者認為發現事實的構成前提，應符合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而不是為了獲得報酬做出違法和違背社會公德的發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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