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哈佛大學法學教育論文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法學教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不過， 近年來， 也日漸出現一些問題。法科招生的數量過多， 以至于就業率堪憂;法科學生能力不足， 以至于很多單位表示不滿; 還有， 法學課堂效果不佳、教授結構不均， 以至于難以應對法學教育市場的需要等等。以上問題已經引起了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的重視，并自2 0 1 1 年年底下文， 決定實施“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 簡稱：“卓法計劃”)， 希望借此提升我國法學院的教學質量、增加法科學生的就業競爭力。關于“ 卓法計劃”并非本文的討論重點， 不過在這個重大計劃的實施背景下， 如何深入法學改革， 使前述計劃的目的真正得以實現， 確實是一個值得深人研討的重要問題。本文希望借助對哈佛法學教育的經驗總結，對我國相關改革的推進有所啟示

　　一、哈佛法學教育的經驗

　　(一) 追求卓越： 以運動員的目標定位法學院

　　在美國有很少版本的法學院排名。不過不論何種排名， 位列前三的法學院地位幾乎無可撼動， 他們是耶魯、哈佛和斯坦福。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美國，如果沒有像運動員一樣不懈追求“ 更高、更遠、更強” 的奧林匹克精神， 要達到或保持這一地位， 自然沒有任何可能。在多種排名系統中， 以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所做的排名影響最大。其排名依據主要包括下列指標; 申請難度( 包括錄取率、對LAST 成績、GPA 績點的要求等); 教學資源( 包括圖書資源、課程資源、師資力量等); 律考通過率; 畢業后9 個月內的就業率以及律師、法官和同行評價等。在上述所有的指標體系中，哈佛法學院均為個中翹楚， 接近滿分。上述信息早已廣為公眾所知，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近2 0 0年前， 這所法學院曾一度面臨關門的風險。哈佛法學院建立于1 8 1 7 年， 是美國持續提供法律教育年代最久的法學院。但其建院最初十年其實非常困難：不僅學生不予認同， 連聘任的教授也紛紛出走，一度僅剩一名教授苦苦支撐 直到1 8 2 7 年， 曾任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斯托里 受聘法學院院長， 才逐步扭轉了頹勢。斯托里力主哈佛法學院要培養法律精英， 并鼓勵學生畢業后服務社會公眾。從此，“ 精英教育、服務公眾” 成為了哈佛法學院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

　　因為其定位于精英教育， 因此哈佛對學生錄取標準極高。以2 0 1 3 年入學的J D 學生為例，其LSAT 平均成績為1 7 3 分( 滿分為1 8 0 分) ， GP A 平均績點為3 .  8 9 分(滿分為4分) ， 均接近滿分， 與耶魯并駕齊驅， 為所有法學院中要求最高的。因此很多人稱哈佛法學院為世界上最難申請的法學院，此言不虛。要吸引最精英的學生， 自然還需要最好的服務和最優的教授。在這一方面， 哈佛法學院也從不含糊。盡管其剛開張時條件一般， 但目前已經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很大的校園。該院共有1 9 棟樓( 其中用于教學辦公的9 幢， 校外1幢， 另有1 個會議中心) ， 其主要用途包括法律圖書館、教室、模擬法庭、教師辦公室，還有獨立的餐廳和相當數量的學生宿舍。其圖書館為美國甚至世界上最大的法律圖書館，擁有超過1 1 1 萬冊的藏書和幾乎所有與法律研究相關的電子數據庫， 并有6 8 名員工提供全天候的高效服務，為學生在這個知識的海洋中遨游提供幫助。法學院還設立了一個擁有6 2 名員工的龐大的信息技術服務中心，可以及時解決電腦軟硬件各類問題， 以方便學生和教師髙效打理各項事務。法學院技術團隊的高效和人性化服務在哈佛校內也頗有名氣。前不久， 其信息技術服務中心的主管也因其卓越的管理被提拔為全校的技術主管。

　　“大學者， 非大樓之謂也， 大師之謂也。” 哈佛法學院享譽全球， 與其一流的教師團隊密切相關。在哈佛法學院不僅產生了案例教學法的鼻祖朗代爾 教授、社會法學派奠基人龐德 教授等巨擘， 在每個時期也在幾乎所有法學領域擁有在相關學科舉足輕重的領軍人物。在美國很流行以論文引用率評價學術成果，稍加關注， 你便會發現每個法科領域的排行榜上都少不了哈佛法學院教授的身影。當然， 崇尚價值多元的哈佛法學院也沒有把科研作為評價教授水平的唯一標準。法學院中不乏文章不多，但教材頗受歡迎，一版再版的教學型教授; 學術經驗不多， 但曾在實務領域有驕人履歷的實踐型教授; 或是論著不豐， 但對政策或司法實踐可以產生重大作用的影響型教授;可謂不拘一格選人才。盡管標準多元， 但殊途同歸， 這些教授都非常優秀，而且大都很受學生歡迎。正是上述卓越的環境培養出了一批批的精英學生。歷史上不計其數名人暫且略過，僅就當前而言， 哈佛法學院的學生正占據著美國最高法院9 名大法官中的5 席， 當然更有美國總統的寶座。其影響力可見一斑。由于其“ 精英教育、服務公眾” 的定位扎實精準， 因此從招生到培養均有其全盤考慮。與耶魯法學院相比， 哈佛的招生規模更大， 其J D、LLM的招生規每均在耶魯的3 倍左右。

　　這樣一來， 盡管哈佛法學院的教授數量和藏書量均為耶魯的2 倍左右， 課程的選擇面也更大，但生均資源便輸于耶魯， 從而在排行榜上通常為耶魯以全項滿分蟬聯第一， 哈佛則居次席。不過， 哈佛對此也并不在意， 從未因此減小招生規模， 因為只有培養足夠數量的學生才能實現服務公眾的目標。這保證了其學生在各個領域都有重要的校友資源可用，更加容易進人社會， 拓展事業。與耶魯濃厚的學術氣息相比， 哈佛法學院的學生更加務實，參加各州的司法考試幾乎一試即過， 通過率明顯高于耶魯。以2 0 1 3 年的數據為例， 哈佛法學院學生司法考試一次通過率為9 8 % ， 而耶魯僅為9 4 % 。可見， 何謂“一流”，重點在于對自身的定位和對實際的把握， 而不在于某些排行榜的標準。“ 走自己的路， 讓別人去說”才是法學院定位的最高境界。當然， 定位明確之后， 還需要很多代人秉著“更高、更遠、更強” 的運動員精神， 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方能有所成就。

　　( 二) 市場導向： 以企業家的理念建設法學院

　　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 哈佛法學院還有著企業家的精明。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家理念不僅表現在前文論及的“不計排名計實效"上，更表現在其培養計劃的每一個環節。如果把法學院比喻成一家企業的話， 那么她的“ 產品“ 便是輸送給社會的法律人才。這些人才從對法律一無所知的“ 毛坯”， 到各個用人單位爭相搶購的“精品”，自然需要經過精雕細琢才可以。作為生產企業的法學院， 不僅要有一流的生產線，一流的設計師與工匠， 還需要有對市場的精準把握。法學院要能根據市場的需要設計產品， 根據市場的變化調整工藝，才能始終立于不敗之地。這一點也是哈佛法學院成功的“ 法寶” 之一。

　　哈佛法學院歷史上曾有過兩次重大的教學改革。第一次是在朗代爾院長主政時期( 1 8 7 0—1 8 9 5 ) 。在此之前， 美國乃至歐洲通行的是學徒式法律教育。法律學徒獲得職業知識的訓練的地方并非是在法學院，而是在律所跟隨執業律師在具體案件中經年累月地學習。這樣， 法學院提供的課堂教育自然便顯得無足輕重， 法學院并不被市場看好和重視。為改變這種狀況， 朗代爾院長大膽突破，開創了案例教學法。這種教學法以經過分門別類編輯的法官判決為教材， 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實際案例， 并通過蘇格拉底式的問答， 對案件做系統和深人地分析。經過這種模式培養出的學生，不但熟知法院的判決及理由， 更可以舉一反三， 系統把握相關學科的要點。這一模式比脫離實踐的理論講授更加務實， 比學徒式的訓練則更加體系， 因此頗受市場認可。案例教學法迅速引領了美國法學教育的潮流。迄今為止，絕大多數美國法學院一年級的課程， 與朗代爾創設的課程仍極為相似。事實上， 在美國商學院中廣泛使用的案例教學法其實也源自于此。因應市場需求， 調整教學模式， 奠定了哈佛法學院在美國法學院中的領導地位。哈佛法學院的企業家精神還表現在其對“ 守成”和“ 創新”的妥善處理上。盡管近百年來， 哈佛法學院一直穩居三甲之列， 但其對自身培養方案的反思和調整卻從沒有間斷過。2 0 0 6 年， 哈佛法學院再次吹響了改革的號角。本次改革旨在“ 讓學生處理復雜和事件密集型的問題… …形成和評估解決辦法、反思整個法律事業和法律研究與當代美國法律的前提和方法假設”， 充分利用“其他學科所提供的視角， 以及開發同設計高效和公正的法律制度有關的共同的理念與方法。” 3 5 改革后的培養計劃更加強調學生對真實疑難何題解決方法的直接運用、從零散的規則學習轉向系統全面的法律知識與制度規范的學習再到實際操作能力層面的培訓。

　　為了論證本次改革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哈佛法學院投入了長達3 年的時間對很多問題進行了學習和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1 ) 法律職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在未來幾年可能發生的進一步轉變; ( 2 ) 在法律職業或者畢業生將進人的其他職業領域，需要哪些思想品質和實踐技能來提高他們的領導才干; ( 3 ) 哪些思想品質和實踐技能有助于人們實現在不同職業領域之間的轉換(例如從私人領域進入政府部門) ; ( 4 ) 哪些思想品質和實踐技能能夠培養對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創造性思維， 以及對于公共利益、職業道德和個人道德的強烈意識;( 5 ) 與其他國家的法律教育、其他學科( 諸如醫學、商學和公共政策) 相比， 現有的標準和實踐操作有什么異同。在這一過程中，哈佛法學院召開了為數眾多的大大小小會議， 與會者包括教職工、校友以及學生， 同時還有學校以外的各界人士， 諸如法律界及政府部門的領導、法官、法律服務的用戶以及其他學科中職業學校的改革者和國內外教育界的革新者。

　　由于其市場調研充分， 決策慎重，因此相關改革的效果也非常好。再次成為眾多法學院效仿的范本。哈佛法學院對市場機制的運用不僅表現在培養模式這個大問題上， 還表現在選課系統等各個細節。哈佛法學院設置非常少量的必修課程，其他均為選修， 因此“ 計劃”的成分很少。這樣， 教授們便有很大的自由度根據自己的學術興趣自行設置課程。當然一門課能不能開起來還得靠學生來決定， 即需要達到一定的人數才可以開設。這便是市場機制的體現。不過，在這個市場中壓力最大的并非供方， 而是需方。壓力的來源也并非找不到滿意的產品， 而是好的產品太多， 實在難以抉擇。很難想象這所僅有1 3 0 多名專職教師的學院， 每年可以開設多達3 0 0 多門課程。從傳統的憲法、民法、刑法到新型的網絡法，從法律與經濟到法律與文學、與藝術等各個學科的交叉領域， 幾乎你可能關心的每一個法律話題， 在這里都會有相關課程， 實在是“ 產品極大豐富”。因此， 盡管院方每學期都給學生好幾周的時間， 但仍有很多學生直到學期末， 仍糾結于對一些課程難以抉擇的情結之中。為幫助學生理性選課，哈佛法學院還組織力量， 專題研究市場對學生知識結構和課程訓練的需求。例如， 今年2 月有三位教授聯袂推出了一份題為《法學院學生應選什么課—哈佛最大客戶的評價》研究報告。通過對1 2 4 位大型律所中職業律師的問卷調查，該報告強烈建議學生掌握會計和金融分析的技能， 以及公司財務等方面的知識這樣的問卷調查對學生選課和教授開課都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對市場的深入理解和充分尊重保證了哈佛法學院培養出的學生一直是法律市場最為搶手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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