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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民營企業的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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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化進程的深入，我國民營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11年度《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形勢分析報告》顯示，截止到2011年4月，中國的民營上市公司數量首次突破1000家。然而，在中國轉軌經濟的背景下，由于金融體系的不完善以及法律體系的不健全等，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諸多嚴重約束。例如在銀行貸款方面，據2011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60.3%的民營企業從銀行貸款的利率“高于基準利率”，要明顯多于國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屬企業(33.3%);反之，11.7%的國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屬企業從銀行貸款的利率“低于基準利率”，要明顯多于民營企業 (3.3%)。在債務融資市場上，民營企業很難取得與國有銀行平等的競爭地位。
關鍵詞：民營企業 金融體系 企業銀行
我們認為，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是由于民營企業的私有性，在經濟環境中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二是由于銀行普遍認為民營企業信貸違約率偏高，且中國法律體系相對不健全，銀行擔心容易形成不良貸款。以上兩個原因的存在，使得銀行更傾向于將貸款提供給國有企業，而很多效益良好和發展前景更好的的民營企業卻很難得到銀行信貸支持。
面對這種制約，在正式制度無法幫助民營企業公平地獲得經濟資源的情況下，企業開始尋求一些替代性的機制來解決制約其發展的融資難問題。
首先政治關聯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替代性機制。已有研究表明，政治關聯對于企業來講是一種聲譽機制(衛武，2006)，是一種為企業提供經濟資源的有效途徑(Faccio，2006;Fisman，2011)。余明桂等(2008)發現，在我國金融發展水平不高、法律體制不健全的地區，政治關系可以作為一種替代性的非正式機制，幫助民營企業獲得銀行的信貸支持，促進企業發展。但這些研究一般是從企業家參政的角度來分析的，即企業高管的政治身份作為替代機制為企業提供融資便利。被學者們普遍忽略的一種政治關聯渠道，是民營控股公司在所有權安排時有意引入國有股權或是在買殼上市時保留一定比例的國有股權。國有股權是指由國家授權的投資主體作為股東，對因其以國有財產進行投資而在公司中形成的相應股份(出資比例)所享有的收益和為此而享有的權能的總和。由于國有股權的公權本質，使得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的民營控股公司與政府存在天然的維系，而學術界關于這種政治關聯渠道方面的研究，基本空白。
另外一種替代性的機制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理論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是一個社會學概念，Putman(1993)定義其“能夠通過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范和網絡”。在經濟領域，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被認為是通過信息的分享、互利互惠的集體行動和決策制度來實現的。潘越、戴亦一(2009)在研究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機制上發現社會資本與政治關聯有替代效應，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法律保護的作用，從而促進企業健康發展。但是在企業融資方面，社會資本對其到底有沒有影響?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基本空白。
本文以我國民營控股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了企業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及社會資本對企業銀行貸款這一債務融資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對企業銀行貸款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企業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企業銀行貸款融資方面具有替代作用。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民營控股企業尋求了替代性的機制來獲得企業所需資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Allen提出的著名的“中國之謎”(Puzzle Of China)，即民營經濟在我國這么一個制度保護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轉型經濟背景下還能得到快速發展的原因。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及分析;最后是全文的總結。
二 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獲取資金資源是企業的核心戰略目標之一，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獲得外部融資是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在引入優勝劣汰機制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現今企業外部融資能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的生存發展能力。外部融資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直接融資主要指資本市場融資，主要是發行股票，還有就是通過產權市場出讓股權融資。間接融資主要指通過銀行貸款這一債務性融資。
銀行貸款相比于權益性融資，具有成本更低、不分散公司控制權等優點，歷來是企業融資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調查顯示，40.3%的民營企業家認為“銀行貸款不能滿足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需要，74.6%的民營企業家認為“銀行貸款不能滿足企業外部擴張的融資需要”，民營企業進行銀行貸款融資的現狀并不容樂觀。
羅黨論等(2008)指出，銀行在給予企業貸款的時候經常面臨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借款方的道德風險問題。在市場不完備的情況下，由于民營企業的經營透明度較低，財務制度不健全，銀行很難在眾多的民營企業中分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再者，由于國有企業與政府的天然聯系，銀行認為即使國有企業不能償還貸款，政府也會出面擔保，因此銀行出于本能的規避風險，而吝于向民營企業提供貸款，客觀上減少了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融資機會(Bai、Lu and Tao，2006)。由于以上原因，銀行在向民營企業提供貸款時，不得不對民營企業提高放貸條件，使得民營企業向銀行貸款融資的積極性大大降低。
(一)國有股權與民營企業銀行貸款可得性
我國正處于轉型經濟中，對于民營企業融資的約束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由于民營企業自身實力有限，在貸款申請時，很難提供給銀行良好的貸款抵押或者銀行認可的貸款擔保人，達不到銀行所要求的信貸條件，所以銀行在貸款項目的選擇上更偏向于實力雄厚的大中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另一方面，政府對銀行信貸資源的配置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導致銀行信貸資源更多地配置給了終極控制人和所有者同樣為政府的國有企業，而民營企業難以得到銀行信貸的支持。
面對這種約束，由于現今的經濟環境并不能給與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同等的獲取經濟資源的能力，民營企業開始尋求替代性的機制來促進企業的發展。
許多學者的研究結論顯示，政治關系與銀行貸款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中國是一個關系型社會，為了在市場競爭中避免處于被動地位，與控制著大量經濟資源的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成為企業的必然選擇。由于國有股權與政府的天然聯系，民營企業持有國有股權無疑在某種程度了打上了政府的標簽。
首先，民營企業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為民營企業提供了一種潛在擔保，一旦企業由于經營不善而陷于財務困境，基于共同利益的存在，政府也會施予援手來維持企業的發展;其次，民營企業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傳遞了企業實力信號，有助于強化金融機構對于民營企業的信心，從而提高民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可能性。而且，作為一種非正式機制，具有國有股權的民營企業可以通過對國有銀行的影響減少銀行對民營企業在信貸方面的歧視，從而獲得貸款支持。
基于以上討論，我們提出假設1：
H1：對于其他條件相同的企業來說，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的民營企業能夠比沒有國有股權的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信貸支持。
(二)社會資本與民營企業銀行貸款可得性
社會資本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構成，是一種個體和團體之間的關聯構成的社會網絡。企業不是孤立的行動個體，而是與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發生聯系的企業網絡的紐結，因此企業發展必然要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邊燕杰、丘海雄，2000)。
社會資本能夠通過增進群體之間的信任水平從而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發展。作為正式制度的一種補充，社會資本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可以提高社會誠信水平，進而促進人們之間的合作。羅彥學(2012)認為社會資本投資可以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道德風險，從而建立聲譽機制，以此降低交易成本。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企業與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互信互惠，社會資本可以化解部分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逆向選擇問題，而企業的財務狀況也會更加透明，可以大大降低的銀行的信息搜尋成本。從事后監督的效率來看，社會資本的監督作用還可以有效降低企業不愿還款而造成的違約概率。
據此，國內很多學者的研究顯示，在社會資本高的地區，企業用較少的抵押品就可以獲得銀行貸款，社會資本對于企業的銀行貸款融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
基于以上討論，我們提出假設2：
H2：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省份或地區，民營企業更易于獲得銀行貸款。
(三)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影響民營企業銀行貸款方面的替代性
根據前文分析，民營控股公司通過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對企業取得銀行貸款支持起著同樣的重要作用。在社會資本水平較低的地區，民營控股企業與國有企業相比很難得到平等的銀行信貸待遇，依靠引入或保留國有股與政府取得政治關聯，強化銀行對于企業實力的信心，從而使企業獲得融資便利。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人們誠信水平較高，企業財務狀況較為透明，銀行向企業提供貸款的風險降低，不用擔心民營企業的“欠債不還”問題。由此，我們提出第三個假設：
H3：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與社會資本在影響企業取得銀行貸款方面存在替代作用，即對比沒有引入或保留國有股權的民營企業，具有國有股權的民營企業銀行貸款時對社會資本的依賴程度較低;反之則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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