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城市變革與詩文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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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城市變革與詩文新變

　　摘要：中晚明江南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導致社會生活的重大變革。城市化因素和區域文化雙重作用改變著各個階層的主體結構與精神生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化思潮的演進，左右著文學生產與消費走向。以“皇甫四杰”為例，他們用詩文記錄了城市化進程中社會變革的諸多細節，特別是社會心態、現實矛盾與精神問題;城市化因素也給他們的文學活動、精神面貌、審美意識及詩文的主題題材、語言風格、體裁樣式等方面帶來新質。

　　關鍵詞：江南;明代文學;城市變革;皇甫四杰

　　城市變革實際上是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精神結構的整體性變遷。依據史學家的觀點，明代江南城市化進程在成化時開始顯現，嘉靖年間逐步發展，隆慶、萬歷年間進程加快，達到高峰。百余年間，江南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工商業得到巨大發展，城鄉商品經濟繁榮，催生許多新的經濟因素，使江南的社會經濟結構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局。1中晚明江南城市化進程與區域傳統碰撞融合，逐漸形成新的文化結構，深刻地影響著文學的生產與消費。作為正統雅文學的詩文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且與戲曲小說刻意趨新求俗相比，詩文更有效地負載傳統參與和回應了城市化進程。作為正統的文學樣式，詩文的新變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學變革的特點和趨向。茲以蘇州著名文人“皇甫四杰”詩文為對象，從都市風情與消費文化、文人雅聚與文學生產、都市變革與傳統守護三方面，重點關注中晚明江南城市化因素在其詩文創作中的展現，探究一代文士精神世界的變化及其對詩文創作的影響，以期深入詮釋城市變革與詩文新變的內在聯系。

　　“皇甫四杰”指明嘉靖年間蘇州府皇甫沖、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兄弟。這一提法，最早見于皇甫汸《黃先生墓志銘》：“吳趨為之語曰：‘黃家二龍、王氏雙璧、皇甫四杰，鳳毛鸞翼。’同學莫敢仰視矣。”[1](卷54)時人田汝成曰：“方今吳下，皇甫氏以詩學禪家，伯仲競爽，信乎珠樹叢英，照耀庭所。”[2](卷1，《東覽篇序》)王世貞亦稱：“吾郡以詩名天下，至嘉靖間最。嘉靖中諸名能詩者，獨皇甫氏最。”[3](卷65，《皇甫百泉三州集序》)并贊其為“吳中一時之秀，海內寡儔”[4](P1067)。乾隆《江南通志》贊曰：“四(皇)甫之詩，聲調仿佛相似，吳中風雅，于斯為盛。”[5](卷165)均顯示皇甫四杰具有較高的文學地位。

　　皇甫四杰生長生活的蘇州，正是中晚明江南地區城市結構的核心。“不論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實質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著當地的以及更大范圍的良好生活條件的性質。”[6](P118)的確，繁榮的蘇州當得起“核心”的評判。皇甫汸曾放眼天下，自豪地宣稱：“夫兩京十三省，列郡百五十余，而吾蘇為最。蓋吳之巨麗，民殷物阜，財富甲于天下，素稱繁劇。”[1](卷45，《送郡守劉公溱擢憲淮揚序》)也曾以“吳趨行”為題寫下贊歌：

　　吳趨自昔稱嘉麗，畫棟雕楹傾甲第。陳粟流衍充海陵，雜賄筒韜溢廛肆。兩塘游舫載笙歌，十里娼樓結羅綺。津亭偃鼓晝不鳴，城門弛鑰夜無閉。[1](卷14)

　　《吳趨行》為古樂府題名，《文選注》云：“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7](卷28)陸機同題詩稱：“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7](卷28)這種“清且嘉”的土風，到明代嘉、萬時期，已經演變為皇甫汸筆下的富足、奢華、放縱和繁盛。商業大都市的物質條件和消費欲望取代了江南傳統的古樸遺風。皇甫涍《城西歌》也曾用融合日光作底色，以江水煙樹為背景，漸次展開商鋪萬家、樂歌滿城、樓閣聳列和畫船簇擁的蘇州城市世情畫卷：“吳王城西萬家市，江霧黃開日照水。煙樹微茫歌管中，樓閣參差畫船里。”[8](外集卷4)

　　生活在明代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大都市，皇甫四杰享受著富足的物質條件和良好的成長空間，也對蘇州的都市風情有著親切的體驗。

　　節慶活動最能真實體現都市風情、消費方式和審美趣味。元宵燈市歷來具有都市的屬性，常常是鄉村人觀覽都市風光的最佳場所。明代中葉，在蘇州這樣富甲天下的都會，元宵張燈、觀燈習俗盛行。皇甫涍《十四夜偕我兄弟友人陳、周二君閑步圃中，戲乘小舟，聊述紀興》寫在元宵節的前夜，卻已是華燈不絕，游人如織：“吳閶繁華地，上元佳麗節。燈火連萬家，游騎紛填噎。”連氣質憂郁的皇甫涍，在這絢麗多彩肆意狂歡氛圍的感染下，也一身輕松，體驗著自由自在的遺世之樂：“況值嚶鳴友，清尊幸不缺。塵遠芳林虛，月近寒塘潔。齊發《采菱謳》，試鼓《滄洲枻》。忘形展戲謔，憑以慰羇紲。予本邱壑人，安能久朝列。反憇愜幽棲，稍稍塵累絕。”[8](卷6)兄弟友人同船出游，縱酒狂歌，放浪形骸，無拘無束。皇甫濂夜游觀燈，其《上元觀燈效小庾作》云：“月出初年艷，燈傳水夜春。花然千樹發，色綴幾重新。落焰分游綺，生香匝巾塵。歡歌隨漏徹，為語洞房人。”[9]新年的喜慶猶彌漫于都市人的心頭，初起的新月將夜空瀉滿清輝，澄澈的河水回應著月光與華燈的呼喚，多彩的火樹銀花映照觀燈人綺麗的新裝，煙花的起起落落牽動著人群分分合合，戶外的笑語歡歌吸引了燕爾新婚的洞房佳人……水、月、燈、人，組合出一個光艷的世界，處處呈現新春新氣象。

　　元宵過后，大地回春，蘇州人又迎來三月初三上巳節。且看皇甫涍的《上巳篇》：“平明結伴閶門出，歌舞春陽麗服宜。橫塘水滿桃花色，繡舫雕欄翠幕移。穿桃傍柳清川宴，灞水流杯那足羨。酣賞唯愁西日沉，人情但使浮云變。美人攀花玳瑁筵，王孫歸馬珊瑚鞭。花容馬影紅相亂，劇樂番為眾所憐。”[8](卷4)蘇州城西出閶門，便是著名的橫塘。水光瀲滟，桃紅柳綠，繡舫雕欄，佳麗歌舞。或結伴徒步，在絲絲垂柳間踏歌而行;或畫舫輕移，于潺潺碧波間飲酒賞春。紅日西沉，世事多變，唯有及時行樂，充分享受這份節日的盛宴。四月十四，是神仙呂洞賓的誕辰，吳人定此日為仙誕日而慶賀，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卷四稱始于宋淳熙年間。[10](P161)皇甫汸《游仙詩引》云：“是日也，乃有玄都朗建，丹府弘開，金鑰啟望仙之宮，華燈焰禮神之館。九靈教闡，則葆樂齊鳴。雙童唱導，則芝香并引。吉士靚女，肅肅戾止。黥首穉齒，各各齋心。袨服照耀于池中，列騎繽紛于洞外。”[1](卷42)七月十五是盂蘭佛會，其《七月十五日頌盂蘭佛會》云：“蕭晨凌上界，孟月會中元。綺供千花綴，芳筵百果繁。流悲咽笙磬，佇想現燈幡。解脫征冥理，俱來聽法言。”[1](卷21)這些本應莊嚴肅穆的宗教儀式，最后僅在宗教的名義下，演變成一場都市人的大聯歡。九月初九重陽節，登高吟菊，原旨為趨吉避厄，祓除不祥，可皇甫汸《九日觀騎射同子約作》卻以一位倜儻風流的少年登高騎射來表現這一節日的喜慶。諸多的節慶民俗活動給人們提供了縱情歡樂、張揚個性的機會，他們借節慶狂歡暫時擺脫禮法約束，得以尋找心靈的自由。　　皇甫四杰宦歷多方，如虎踞龍盤之地南京，“表以鐘阜，環以大江，地稱壯麗，俗號繁華”[1](卷36，《何翰林集序》)。南京城外玄武湖令皇甫汸印象深刻：“澄湖一浚后，千古見流長。映帶群峰秀，沿洄十里蒼。蓬瀛信有地，云水自為鄉。魚鑰傳中使，星槎倚夕郎。”南京城內則“ 軒萬國至，負版四方趨。戶口今全盛，山川代不殊。地鄰東觀密，水繞北門紆”。[1](卷24，《玄武湖供事》)。玄武湖等處風景自不待言，城中來來往往的多是朝貢者和政府官員。相比于蘇州的活潑多彩，南京顯現出陪都特有的穩重典雅。又如大運河山東段之臨清，憑借運河優勢迅速發展，是為有明一代的漕運咽喉和商業都會。嘉靖二十年，臨清更筑新城，皇甫涍為之作《臨清新城行》：“君不見，清源都會天下無，昨來筑城鞏黃圖。長河千里萬艘集，乃知保障為良謨。戈船隱隱橫川流，蒸霞照曜雙飛樓。華京鼎峙爭雄長，氣壓百二當中州。……金湯委輸軫長顧，峨峨此城遂輝峙。更聞安石下東山，焉得邊馬飲江水。”[8](卷12)大運河千里奔騰，運河上萬船云集，河畔新城城墻高聳，城內高樓巍峨雄偉，四大壯麗場景交相輝映，氣勢磅礴。臨清雖不臨邊塞，卻對國家之政治、經濟、軍事皆具重要意義，皇甫涍用雄渾的筆調大加褒揚，一座城市蓬勃的生命力躍然紙上。

　　他們走南闖北，心中最懷念的，還是活潑動人的蘇州生活。皇甫汸宦游在外，欣聞好友帶來數壇故鄉新釀，立即暢飲，醉極而歌：“君不見，閶闔朱樓十二開，酒旗高結彩云隈。誰家寶馬非留住，若個金貂不換來。吏部甕邊狂亦甚，文君壚前嬌可哀。此時新釀勞相贈，此夕鄉心醉里回。”[1](卷11，《張明府送吳釀戲作短歌》)朱樓林立，酒旗高揚，香車寶馬云集。酒樓里，眾人開懷聚飲，狂態盡現，楚楚動人的賣酒姑娘更是頻頻相勸。蘇州城的魅力不僅在于現場，更在市民們深深的記憶中。

　　據研究，明中葉以后，江南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在不長的時間里形成210多個市鎮，其中規模大、功能全的有160個[11](P478-515)，這就使得江南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長[12](P307-327)。在江南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傳統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習俗和人的精神世界也發生著變化。“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集合體，她更是各種密切相關的、經濟相互影響的各種動能的集合體——它不單是權利的集中，更是文化的歸極。”[6](P91)相對于農村社會結構的封閉性、穩定性特征，城市社會空間的開放性、流動性造成了有利于文化精英成長的城市“優化機制”;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的集聚性特征，也表現在城市是各種文化資源的集聚地。

　　如果說傳統的民俗節日是整個城市及其所轄農村的大眾狂歡，城市中的文人則用雅集的方式展現獨特的生活審美取向，凸顯自己的高雅品位和與眾不同的存在價值，然而不同城市的特質又會影響參與雅集的文人的思想表達和話語選擇。

　　天子腳下，帝都北京，作為政治中心自然令人有莊嚴肅穆之感。城市精英往往以士人身份參與集會，這常讓他們自覺地遵守著政教倫理規范，表現出“溫柔敦厚”之文學旨趣。如皇甫涍《諸戊子同年燕集程氏》：“明德崇休紀，文思光寓縣。河清表靈奧，七祀熙風薦。……頹姿不克妍，仰懼辱明鑒。策足菲妍期，申章聊可見。”[8](卷6)他在北京以同年進士身份參加聚會，選擇的是最符合官方應酬的華麗辭藻，表達的是太平盛世人才濟濟一堂的歡欣愉悅。“頹姿不克妍，仰懼辱明鑒。”這既可以說是對自己才能的謙虛，也未必不是因才高官卑而不滿的一種表達。然而在動輒得咎的明代北京，政治正確永遠是第一選擇，個人真性和心愿往往被弱化甚至忽略。

　　而在江南場域，文人匯聚一直以蘭亭雅集為濫觴，承續著王羲之們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情趣。南京是明王朝的陪都，至嘉靖時已經是貶謫賦閑官員的安置地。在此任職的士人一般與政治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狀態。南京城又曾是六朝古都，江左風流于斯為盛。與居官北京相比，城市精英“士人”身份更加淡化，“文人”身份相對凸顯，雅集唱和之作，淡化了政治話語色彩，呈現清麗細膩的六朝風格。如皇甫汸《早春雪后同諸君集孔比部寓》：“殘雪春城外，寒云客館中。會多新歲感，交與故情同。夜色疑梁入，湖流似剡通。由來北海座，尊酒未言空。”[1](卷18)全詩以春城、客館、河湖通流呈現友人相聚之歡愉，以殘雪、寒云、夜色反襯友情之溫馨，大大弱化了政治話語傾向。毫無應酬套語，感情真摯自然。

　　明代中后期蘇州商業發展迅猛，城市的消費性特征更為突出，傳統的倫理道德束縛力減弱。蘇城文人保持了自由放曠的藝術特質。如皇甫汸家庭雅集時作：“同時辭宦伴閑居，卻羨連枝鵲繞余。隙里年華那可駐，林間風物已堪書。東山絲竹何須廢，北海尊罍亦未疏。莫訝日長才一線，春光漸喜到吾廬。”[1](卷30，《至后子約弟招燕作》)全詩寫家庭內部小聚時所感，年華易逝，人之將老，不廢樂歌清酒，盡享天倫之樂，在詩化的生活中感受春天般的喜悅。又如《上巳日盧次柟燕集同周公瑕、黃志淳、伯氏、季氏作》云：“千里相逢在闔閭，坐談長鋏氣凌虛。……古來俯仰俱陳跡，莫惜春風禊飲余。”[1](卷29)在蘇州城里，再多的挫折、再多的郁悶都可忽略，不辜負大好春光，看淡功利，活在當下，活出滋味，始終是第一選擇。

　　城市是文化精英和文化資源的集聚地。不同的人生經歷和文化背景在城市文人雅集中產生碰撞和融合，首先必須尋求利益或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達到溝通交流的目的。盡管不同的城市特質賦予文人雅集各異的感情傾向和話語表征，進而影響詩文的主題選擇和情感表達，但對“雅”的追求則始終相同。

　　文人雅集，雅在名目。年中諸多節慶，自然要聚眾暢飲，前文多有言及。然佳節之外，更有諸多名目。比如賞花：“愛汝庭蘭萬玉開，年年一度看花來。莫愁風雨消輕粉，暗送幽香入酒杯。”[1](卷33，《雨過秦侄賞玉蘭》)園中玉蘭粉雕玉琢，風送幽香助推酒興。又如賞月：“謝家華蕚聚應難，月滿西園似舊看。昏夜尚思游秉燭，誰教見月不為歡。”[1](卷33，《新秋月燕三絕句》)月圓有時，而聚散難料，今日兄弟得聚，同賞舊月新顏。自然景觀，為天地之所賜，可遇而不可求，固宜賞之，然人世之中常有巧奪天工之珍。如某年月日，皇甫沖新購珠燈一座，遂擺開筵席，邀請賓朋同賞吟詩。皇甫汸作《長兄新買珠燈試燕二首》，其一云：“的明珠綴彩絲，芬蒀華焰引金枝。爭言南海流光夜，絕勝西園讓月時。”[1](卷32)文人以賞花賞月賞燈之名雅聚吟詩，尚且不足為奇。某年臘月十二日，皇甫汸以慶“隔歲元宵”為名邀請數人雅集，欣然作詩。　　文人雅集，雅在節目。雅集吟詩，有率性而為的“漫賦”、“短章”，如皇甫涍《六月廿二偕同年楊、嚴、劉、包四君赴錢君汝載飲漫賦短句》等，即興創作，不限體，不限韻，自由抒情，隨性寫意。相比而言，聚會時分韻和限韻賦詩，更具逞才斗技的游戲性質，更顯都市文人的生活情趣。最常見的互動形式如分韻，作詩時先規定若干字為韻，各人分拈，依韻作詩，亦稱“賦韻”。皇甫涍《同許子春、林熙載、朱時言、包元達集錢汝載寓分韻得四支》、《夏夕雨后命酌同周子、伯氏、叔氏得頭字》等作即是。限韻難度更大，一般規定聚會者皆同用某些字作韻腳吟詩，頗能見出作者才情高下，競賽意味甚濃。皇甫汸曾與吳純叔聚，作《四月晦同吳純叔憩劉氏園亭各賦以“花下一壺酒”為韻五首》，五首五言絕句，意旨不同，各自渾然成章。構成一組，以“花”、“下”、“一”、“壺”、“酒”為每首韻腳，連成一句詩，才情發露，極富雅致。

　　文人雅集，雅在環境。近郊風景勝地，往往成為文人雅聚的首選。如南京城外之牛首山，皇甫汸《游牛首山詩引》云：“環以名巖之勝，帶以巨江之險。神皋邇接，梵宇弘開，梁朝于此布金，宋代因之薦璧。凡在官旅，靡不登尋。幽壑紛車馬之涂，凈域藹衣冠之地。”嘉靖二十三年六月，皇甫汸與南京諸好友同聚與此，飽覽風光，盛情唱詠，得“詩若干首，書諸簡冊，藏之經函”。[1](卷42)除了城郊，市內的私人園林是文人活動的重要空間，也是詩歌產生的重要場所。明代中后期，江南城市興建園林成風，吳中尤盛。何良俊《西園雅會集序》載：“叔世之人，好名善夸，故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營治一園;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贏，尤以此相勝。大略三吳城中，園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13](卷12)無需舟車勞頓，不用遠足奔波，便可享受山林之趣。皇甫汸曾與友人同聚園林讀《詩經·周頌》，有詩云：“墳圃崇新構，臺園麗舊京。寧知典禮暇，別有說詩情。竹下披圖坐，花間載筆行。一聞頤為解，徒此謝匡衡。”[1](卷16，《春日偕程、趙二子集霍宗伯園亭，覽所注〈周頌〉因賦二首》之二)園林里，花草浪漫，竹林掩映，山色空靈，一潭碧水將天光云影盡納其中，構成一片獨立自足而又寧靜優雅的小天地。文人相聚于此，更易激發詩情。

　　城市固然有著良好的物質條件，然而城市經濟的“逐利”本質也在不斷與數千年農耕文明所形成和倡導的道德規范形成沖突。至嘉靖年間，近百年來城市發展中所積累的矛盾逐漸透過城市繁華的背景凸顯出來，義利之爭、本末之爭、情理之爭再次以貨幣問題、舟船利弊、人生選擇等全新的形式呈現。從小接受儒家傳統教育，且又長期生活在城市的皇甫兄弟用詩文記錄下城市的現實問題，也表達了自己的思考。這類內容亦為傳統詩文所少有，茲以三篇代表性作品加以論析。

　　(一)《時錢謠》：義利之爭的新表現

　　皇甫汸《皇甫司勛集》卷十三有《時錢謠》詩，以歌謠的俗化體裁反映嘉靖后期吳中市面“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展現農業文明生態下的傳統道德與城市商業社會的逐利思想之間的沖突。據詩前小序：“丁戊間，吳中好行腐錢，乃采民謠而諷之。”此“丁戊”，當為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三十七年戊午。“腐錢”，即正史所謂“惡錢”。據《明史》記載，嘉靖前鑄錢，依洪武所定錢法，曰當十，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當二，重皆如其所當之數;小錢重一錢。[14](P1961)五種銅錢之法量與實量完全一致。至嘉靖六年，朝廷大鑄嘉靖通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每小錢十文重一兩二錢至一兩三錢。而嘉靖三十二年，大量補鑄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九種年號錢。兩種不同重量的銅錢同時流通市面，造成貨幣市場混亂，給投機者以可乘之機。“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錢當銀一分。后益雜鉛錫，薄劣無形制，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翦楮夾其中，不可辨。”[14](P1965)此后，政府逐漸增鑄，民間日益銷毀，用以私鑄銅錢。未被銷毀者，則深藏不出。政府所藏之善錢，亦常被庫吏竊易。于是市面惡錢充斥，物價騰升。嘉靖三十三年，政府更定錢法：定嘉靖錢七文當銀一分;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亦當銀一分;私造之惡小錢停用。此法一出，天下騷然。

　　全詩首先追溯貨幣的歷史，對其“通貨興民利”的好處給予充分肯定。進而對吳中盛行腐錢的原因進行精當概括。就政府層面而言，首先，礦山開采管理不當，成化、弘治年間礦山管理日漸松懈，更有監守自盜者。官方優質礦石流入民間，為奸民私鑄提供了貴重金屬來源。“銅山禁弛盜詎亡”即指此類。其次，政府錢法混亂給投機者提供了機會，其私鑄腐錢得以在市面上大規模流通，“殽雜愈多法滋玩”即言此因。最后，政府官員失職失德，對市面濫行腐錢視而不見，不加制止，反而趁機中飽私囊。“官視民奸聽之便，但遣黃金入私橐。”皇甫汸將矛頭直指當政者，嚴厲譴責。而在民眾層面，江南商品經濟的大力發展使得傳統的義利觀受到強烈沖擊，諸多市民唯利是圖，不顧政府法令，鋌而走險，私鑄銅錢，頂風作案，“死罪日報，終不能止”[14](P1966)。“爾來民風日偷薄”，皇甫汸看到近時民風之衰變。

　　詩中也描繪了吳中腐錢的形態。官府鑄錢本應“有金背，有火漆，有旋邊”，然“議者以鑄錢艱難，工匠勞費，革旋車用鐋。于是鑄工競雜鉛錫便剉治，而輪郭粗糲，色澤黯黲。奸偽仿效，盜鑄日滋，金背錢反阻不行”[14](P1966)。吳中市面所行腐錢，如在榆錢上刻“通寶”字樣，模糊不清。本來外圓內方的形制亦被改為內外皆圓，粗制濫造至極。將《明史》所描繪與皇甫汸詩參看，一一合轍。在錢幣厚度上，“百可僅寸萬盈索”，百枚銅錢相摞起來僅為一寸，萬枚銅錢方才一索，可見腐錢之薄。一些奸商為了增加銅錢重量，澆鑄時摻入鉛砂，又致錢易破碎。“博徒爭取擲地殘，鬻夫手污因風落。”銅錢輕薄，風可吹落;一旦擲地，立至殘缺。書寫頗為傳神。《明史·食貨志》即載：“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捽擲輒破碎。”[14](P1969)“而北錢視南錢昂值三之一，南鑄大抵輕薄。”[14](P1968)詩歌進而喟嘆重錢足錢不見其蹤，腐錢惡錢大行其道的局面，對銅幣的未來表示嚴重憂慮。直至隆慶元年，朝廷下詔：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14](P1967)。至此，白銀取得合法主幣地位，銅錢重要性開始弱化。詩歌以“古來棄置人同此，何訝區區物亦然”作結，則由物及人，以善錢惡錢之命運，類比君子處窮小人得勢之世道，立意深遠，發人深省。　　(二)《毀舟對》：本末之爭的新范本

　　皇甫汸《皇甫司勛集》卷五十有《毀舟對》一篇，全文八百余字，駢散結合。文章虛構“束教公子”就吳中舟船之事求教于“通方先生”。“束教公子”指出，“吳郡巨麗，實為水區，弘舸連舳，巨艦接艫”，舟船歷史悠久。然自古而來，舟船制造求美求大，務盡奢華。進而引“識治者”語，批評由此帶來“病禮”、“蕩志”、“妨業”、“釁斗”、“誨淫”等五大弊端。并且認為，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毀舟”、“裁以常模”。“通方先生”斷然否定“毀舟”之見，指其無異于“裂衣斷帶”、“剖斗折衡”。進而采用模擬手法，引先王之道，提出解決問題的總體原則，即“因民之政”、“隨俗之化”。具體到舟船問題，“通方先生”指出，“識治者”僅見吳郡舟船所帶來種種弊端，而沒有考慮其在現實中的巨大作用。后文列舉婚娶、吊喪等例證，都是儒家傳統道德觀念在現實生活中的體現。再退一步，舟船之營構、裝飾、宴飲、娛樂等皆常見于陸上市井，又不曾過之，為何要厚此薄彼?吳郡舟船過于豪奢，有違禮教，固然應當治理。然相比于舟船之禍，為政者所帶來的弊端更為嚴重，更亟須整治。且吳郡商業發達，皆以舟楫之功，盡數毀之，則將對吳郡經濟以致命打擊，“一切盡廢”。上行下效，只有當政者“勅躬閉心，端軌務實”，百姓才能受其教化，“召和氣，弭怨聲”，要“毀舟”干什么呢?全文論述精彩，層層推進，文脈貫通，氣勢恢弘。細讀文本，亦可觀見蘇州當時農耕文化與商業文化在思想上的交鋒，以及城市文化因素對文士本末觀念的影響。

　　其一，蘇州商業繁盛多以水運之功。蘇州商業興盛，城市發達，由來已久。市面上“雜賄奇貨”、“陳粟紅腐”等皆有陳列，市井中則“危冠袨服”、“巨商良賈”交通往來，物資流通和人口流動，皆得益于舟船之便捷，“蘭舟桂楫”因而廣受歡迎。而當時蘇州水運發達，城內盤門南通震澤，閶門西繞運河。入城之水，分流為三橫四直，同由東部婁、葑二門而出。城外則有太湖三江及京杭大運河構成的主要水系脈絡。芒福德曾說：“大規模的有效交通運輸方式首先要說水路。許多城市都發端于大河河谷地區，這并非偶然，而且城市的興起也是同航運的改進同步進行的。”[6](P77)水路運輸、商品交易、人員往來構成蘇州城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缺一不可。若“毀舟”，則“一切盡廢”。

　　其二，城市商品經濟發展帶來諸多社會問題。“束教公子”、“識治者”和“通方先生”都承認，舟船之興，給城市生活帶來諸多便利，也帶來了諸多社會問題，如治安方面，“叢飲之釁斗”、“里猾怙勢”、“嚚訟繁興”，風俗方面，崇尚奢侈、嬉游娛樂、追逐聲色等，確實都與舟船運輸之便及其所提供的特殊空間有所關聯。皇甫汸《贈郡侯蔡公國熙入覲序》亦敘及嘉靖間吳中社會風習，內容和觀點與《毀舟對》多有類似，可互為參證。

　　其三，城市化進程中新舊思想的碰撞和對決。蘇州商業的發展促進了江南地區的城市化進程，然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新觀念不斷與傳統農業經濟培植的價值觀發生矛盾沖突。《毀舟對》可視為展現當時這種矛盾沖突的一個顯例。傳統社會理想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對它沖擊甚大，而當時社會主流思想及其培育的精英們尚不能完全理解和適應這種變化，故往往持懷疑或否定態度，“束教公子”和“識治者”即其中代表。從全文看來，舟船可視為商業活動的隱喻。“常模”舟船意味著“識治者”可以接受的小農經濟，而超過“常模”的舟船無疑代表著新興的商品經濟。“毀舟”則意味著對商品經濟持抵制態度。“識治者”、“束教公子”、“通方先生”分別代表對超過“常模”的舟船的三種不同態度，而又暗含褒貶。“識治者”高舉傳統道德大旗，主張“毀舟”，是作者批判的對象，然又號曰“識治”，含有諷刺之意。“束教公子”寓意束縛于禮教，對城市商業發展與社會風習之變持懷疑態度而無所適從，實為當時普通知識階層的典型代表。“通方先生”寓意通達且知方(禮)，雖于傳統觀念多有繼承，但能夠包容和接納新生事物，是都市開明開放士人的典型，顯然亦是皇甫汸的代言人。

　　(三)《張季翁傳》：性情與禮義的新糾結

　　《皇甫司勛集》卷五十一載《張季翁傳》，傳主張沖，嘉靖中人，為“吳中三張”張鳳翼、張燕翼、張獻翼之父。此傳充分展現了城市商品經濟條件下，個人性情與傳統禮制之間的沖突和調劑。

　　張沖是都市新思潮和傳統舊禮制碰撞下的一個矛盾集合體。都市新思潮對他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任俠”，皇甫汸說他年壯時“游俠四方”，并以“閭巷之俠”稱其名行。任俠之風由來已久，司馬遷《史記》即專設《游俠列傳》。“任”強調任性而為，常常側重于自我性情的張揚、個人價值的追求和自身行為的縱放。“俠”則為這種自由行為提供一個超常的道德規范，鋤強扶弱、打抱不平、救人于難等都是“俠”應有之義。明初禁令森嚴，沒有任俠的空間;經濟蕭條，沒有任俠的條件;思想專制，也沒有任俠的心境。時至嘉靖，城市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商業經濟逐漸發達，禮制法令等漸趨寬松，思想多元化，任俠與江南崇尚自由的傳統相契合，因而得以風行吳中，且備受推崇。

　　張沖嘗嘆曰：“丈夫處世不能冠纓結綬、乘軒擁麾以快其志，當游俠四方，安能僵臥牖下事一室乎?”遂游俠京師。可見，游俠是他不能獲取科舉功名后的第一選擇。不過，與替天行道、鋤強扶弱的傳統俠士比較，張沖的任俠實質上是一種游戲人生、放逐自我的都市闊佬的行為，稱之為“任誕”更合適。他在京城的游俠行為，也就是“與長安少年為斗雞、走馬、蹴踘、樗蒲、博塞之戲，間與高陽之徒酣飲壚肆，擁姬促坐，哀箏順耳，食揮萬錢”，未有一字提及除暴安良濟人困厄之類俠腸義膽。而自京回蘇州后，“至營堂室必華敞，所蓄器物玩好必精巧，雖巨室未嘗有也”。憑借優裕的家庭經濟條件，極盡奢華，享受生活。“因好山水之游，年躋六十，輕捷如少壯時，往來虎丘石湖之間，或操小舟載酒肴以行，或與二三交知徒步徑造，令童子攜壺榼以隨。”極像曾皙描述的暮春之游。其“任誕”最明顯的表現，著裝故意反逆時尚，憑借特立獨行炫人耳目：“其衣裳戍削之制，輒為增損，俗尚褒衣高幘曲衿侈袂，故為狹小以矯之;所簮帢帽服襜袷佩鞶囊，人皆效之，終莫能及也。”頗有江南六朝名士的遺風。　　張沖的任俠尚誕，在其時的江南都市具有代表性。社會學家認為，城市人群的密集性和離散化容易導致人們為保持自我而夸大個性，“但這些夸張所具有的意義并不在于它們這種行為的內容，而在于它要‘與別人不一樣’(being different)的形式，在于它以驚人的方式吸引注意力的那種醒目之中。對許多性格類型來說，為他們自己保留一點自尊以及占有一席之地的感覺，只有通過別人的注意才能達到”[15](P196)。中晚明江南快速城市化，城市的社會關系由對人的依附關系向對物的依附關系轉移，貨幣面前人人平等，舊的等級制發生分解，為人的精神提供了自由表現空間。這就使個人迅速掙脫農村社會傳統的束縛，在江南自六朝以來的名士精神里尋找到歷史依據，從而讓個人的狂放任誕表現成為可能。

　　可是，在張沖的身上，或者說在皇甫汸的筆下，又處處體現出儒家舊禮制對都市新思潮的對抗。張沖出身商人世家，卻熟悉儒家道德傳統，在家“事父母，處晜弟，以孝友聞”。儒家傳統思想提供給個人的發展道路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相應的實踐路徑便是科舉考試，然而只有極少數人能成功，而數量龐大的士人則于思想、心態和經濟上都因受制于科舉而喪失了自由，但他們最終又只能放棄科舉轉而他求。張沖也是在不能通過科舉功名“以快其志”的結局下才選擇“游俠四方”。自己任俠尚誕，卻告誡兒子“汝曹不得與吾此流”，且“廣延明師誨之”，大修科舉之業。因既了解張沖的內心糾結，又熟悉社會的評判標準，皇甫汸努力讓任誕言行歸趨禮義之正：“對密親良友詼談謔浪，一坐盡傾，而卒歸于正類托諷焉。客有匱乏，好為贍給;或窘迫來歸，能為之拯護。”有了這些鋪墊，在文章的結尾，皇甫汸將張沖歸入儒家的俠義體系：“惟信義節烈，足以回風而激俗，使人率履向化。季翁近之矣。”張沖竟成為挽救世風回歸禮義“修行砥名”的賢士。這一矛盾的形象說明，嘉靖時期江南都市的新潮尚未徹底動搖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

　　總之，中晚明江南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導致了社會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城市化因素和區域文化雙重作用改變著各個階層的主體結構與精神生態，這便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化思潮的演進，左右著文學生產與消費走向。各種思想資源在變動的城市與傳統的詩文中交鋒和相融，使江南城市的文學思想和審美意識呈現出多元化特征。“皇甫四杰”首先是吳中地域性經驗的承擔者，所在地域的精神傳統與城市化因素共同塑造了他們的心智結構，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詩文創作。一方面，他們用詩文記錄了城市化進程中社會變革的諸多細節，特別是，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帶來的非理性與欲望化很大程度上拋棄與解構了原有的理性文化傳統，動搖了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造成大量現實矛盾與精神問題，這些變化，引起了他們的關注和思考。另一方面，城市化因素也給他們的文學活動、精神面貌、詩文內容及藝術形式等帶來新的特質，城市生活方式、生存狀態和價值觀念的變化造成的傳統詩文主題題材的新變尤為顯著。在當今全球范圍的城市化背景下，考察城市變革和文學新變的關系，對我國經濟社會變革和城市文化建設、對正確處理傳統性和現代性的關系等問題，亦可提供富有效用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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