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各省區市場化進程的差異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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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結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現狀和重點任務，創新構建了一套既能對中國市場化進行全面、客觀和持續性研究.又與國內外同類代表性研究可比的市場化綜合指數。本文以此為工具系統比較考察了中國各省區2000～2005年市場化多個層面的趨勢特征和形成原因，為國內外官方及學術界系統了解中國加入WTO，特別是國家“十一五”以來經濟自由化程度的現狀提供了及時客觀的實證依據。

　　關鍵詞：市場化指數;經濟自由化;地區差異

　　本文根據經濟自由化的國際公認標準，并綜合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研究的主要觀點，將“市場化”的本質定義為通過一系列經濟、社會以法律制度的漸進變革實現的經濟資源配置及個人經濟權利的自由化。

　　2000年以來國內主要是國民經濟研究所樊綱等(2003)和北師大(2005)建立的市場化指數。前者系統測算了地區性市場化進程，但結果只截止本世紀中期，且未考慮正式入市進行指標更新。后者對解決中國“非市場經濟問題”很有意義，但僅用于全國性分析。然而，目前對于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實證研究十分重要。一方面，中國在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條款的過程中，市場經濟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然而，美國和歐盟等主要西方國家至今尚未明確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并藉此頻頻對華施加反傾銷制裁。另一方面，我國不同省區的市場經濟環境仍存在很大差距。亟待更新既能使國際社會正確評價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有助于各地區有針對性地制定新時期經濟發展戰略的市場化評估。

　　一、指數說明

　　(一)指標構成

　　本文以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兩個國際權威性經濟自由度指數，及樊綱等(2003)和北師大(2005)的“市場化”指數為范本，經過篩選和改進，更新設計了一套包括五個一級指標及下屬18個二級因素指標的綜合市場化指數體系(見下表)。

　　首先，指標1考察的是政府職能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協調。為判斷這一方面的市場化程度，本文設立了兩個準則：一是減少政府規模和行政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自由調節配置的靈活性;二是在市場失靈面前，政府應有適度的規模和及時有效的干預。相應地，該方面包括四個子因素指標，其中1.1和1.2度量政府的財政負擔，1.3和1.4度量政府對經濟干預。其一，1.1包括政府為了維持機構運行和履行各種政治法律職能而消耗的經濟資源，以及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國防和教科文衛等)的支出或以較低價格向住戶提供的用于消費的貨物和服務凈支出。由于這些消費并非由市場激勵機制產生，IEF指數、EFW指數及北師大(2005)都將其規模視為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負面影響因素。其二，我國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黨政機關機構膨脹、人員臃腫的現象十分普遍，不僅增加了社會經濟負擔，也降低了正當市場經濟活動的效率。1998年起的精簡政府機構就是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的原具體措施。因此1.2的變化可以階段性地反映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其三，選擇1.3是因為政府干預經濟的突出表現是出于自身意志直接參與經濟領域競爭性投資。這種支出體現了政府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支出過多必然削弱市場分配生產資料的效能。隨著經濟自由度提高，政府投資應逐步降低，而轉由市場完成。最后，政府轉移支付和政策性補貼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不斷發生貿易摩擦的爭執焦點。轉移支付是指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轉支付，政策性補貼主要有價格補貼和國有企業補貼。針對地方性研究，本文只考察了指標1.4(政策性補貼)。

　　第二，指標2體現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非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運行中發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非國有企業經濟活動中享有的權利(指標2.1和2.2)，及企業運營的經濟貢獻(指標2.3和2.4)。2.1的變化直接決定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和發展速度，并從宏觀上體現推動經濟增長的主體轉換，因此可作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指標。2.2體現了非公經濟吸納社會就業的能力。由于我國城鎮就業壓力是當前十分嚴峻的社會問題，因此該指標對分析市場經濟發展緩解就業壓力的作用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3可用于量化非公有制經濟創造社會財富的能力。最后，本文選擇各地區統計口徑一直的非國有企業上繳增值稅作為非國有經濟貢獻的另一度量指標。

　　第三，西方發達國家對市場化程度的另一關注是市場能否決定投入要素(主要包括原材料、資本及勞動力等)的價格，這直接決定企業產品成本的真實性。本文借鑒國內研究，考察了勞動力、資本(外資和金融資本)、技術等要素指標。其一，本文根據現有數據，創新設計了3.1城鄉勞動力擇業自主性綜合指標反映勞動力流動自由度這一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最基本特征。該指標不僅剔除了各地環境差異造成的計算勞動力空間流動性指標的統計誤差，而且農村勞動力自由擇業的程度還能反映市場化在加速非農經濟發展、縮小中國二元經濟差異方面的作用。具體方法是先計算個體就業人數(除去各類性質單位就業人數)占就業人數比例和非農業就業人數占鄉村就業人數比例，分別表示城鎮勞動力靈活就業程度和農村勞動力自主擇業程度，再將原始值進行地區排序求得的評分分別以各地區城鄉居民人口數為權重加權平均，以求得該指數綜合得分。其二，外商投資的運作不僅是完全市場導向的，而且市場環境越完善，越有助于吸收外資，從而說明一定時期內資本要素市場的進程。本文選擇的指標3.2不僅數據易得，還能客觀反映外資的實際使用率和投資傾向。其三，考察信貸資金的市場化主要有信貸機構競爭和信貸資金分配兩個角度。筆者認為，現階段我國信貸分配的市場化程度還體現在非國有金融機構的資金配置能力，為此構造了3.3這一創新指標。3.4則是反映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效率常用指標。

　　第四，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通常從產品定價市場化程度和區際貿易壁壘程度兩個角度分析。由于后者在國內區際研究中尚缺乏準確規范的統計數據，本文只考察了社會消費品總額、農副產品收購和生產資料三種代表性產品市場化定價程度。

　　第五，如前所述，“市場化”進程也是制度和法律環境不斷完善的過程，體現為法制化、規范化(契約)、信譽化(誠信) 等基本特征。本文利用可得數據，從中介組織發展規模，知識產權保護程度，市場保障機制三個角度考察了市場制度環境發育程度。其一，5.1以金融保險業和房地產業這一數據口徑統一、經濟職能也最突出的中介行業為考察對象，作為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局部和階段性的指標。其二，為反映市場制度對保護生產者和私有產權合法權益的完善程度，包括等。為此，本文選擇了5.2，以反映知識產權和公平交易水平及技術市場的活躍程度。其三，北師大(2005)針對西方國家的市場化標準，從7個方面闡述了中國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發展狀況，其中包括對勞動者人身健康和安全的法律和社會保障保障。為此本市場化體系增加了5.3指標，其原因有：一是失業保障程度對勞動力擇業的自主性有重要影響，因此與勞動力市場自由化問題相互補充;二是根據自身條件靈活就業個體勞動者是最基本的權利，其能否充分保障，很大程度決定于與就業相關的服務和保障體系;三是Romer和Lucas等新經濟增長學派都認為經濟自由化促進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是通過加大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勞動力的邊際產出，而只有當市場經濟能給予個人權利充分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使其對持續就業有穩定預期時，勞動者才更愿意增加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四是當前就業保障問題直接關系社會的安定和諧及和經濟運行的安全和效率，但尚未得到學術界的充分關注，而5.3恰好可以對此進行針對性考察。

　　(二)測度方法

　　1、單一指數。首先，以各指標1995—1999年的平均值為評分的基期值，以避免單一年份特定因素對基值可靠性的干擾。其次，各單項指標值根據在基期地區排序位次，由高到低在0～10的區間得出其指數得分。第三，按指標類型，用兩種計算公式將原始指標值轉化為相對指數得分。如當第i個指

　　2、綜合指數。由于同一層次上的各測度指標和子因素的選擇既具有相對獨立性，相互之間又有內在的聯系，對各自經濟意義的重要性難以進行量化區分。因而采用簡單平均的方法分別合成一級指數和總指數。目前國際兩大權威自由化指數也采用該方法(EFW從2002年轉用該方法)，可見只要各級指標的重要性基本對稱，簡單平均法已被普遍接受。

　　各省區市場化單項指數得分都是與基期最大、最小值比較得出的，由此計算出的基期以后各級總市場化指數的得分理論上會超過10分或小于0分。這一指數得分結果不僅能反映同期不同地區在全國范圍內的相對地位，還能從各地區指數得分的時序變化中揭示出該地自身市場化的發展趨勢。因此本市場化指數既可用于同期不同地區的截面比較，又可作為單一省份時序比較，以及跨期多省份面板數據綜合比較的有效工具。

　　二、實證結果

　　(一)市場化總水平

　　2000～2005年市場化總指數得分、排序的結果顯示(見下圖)，本世紀以來各省區市場化的總體進程很不平衡，突出表現以下幾點。第一，考察期內前3名均為廣東、浙江、上海，近兩年北京和山東等環渤海省市后來居上，進入前5名。第二，最后5位始終為寧夏、云南、貴州、新疆和青海西部內陸省區，與前5位的平均分相差也達3分以上，說明我國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兩極分化的格局尚未改觀。第三，中間檔次位次起伏不定，2005與2000相比，漲幅最大的是湖南、吉林、寧夏、廣西、山西，跌幅最大的是黑龍江、陜西、安徽、河南、青海;第四，從得分變化幅度看，近4年升幅最大的是寧夏(+5.6)、山西(+5.2)、廣西(+2.4)、湖南(+2.4)和吉林(+2.4)，降幅最大的是陜西(-2.8)、安徽(-3.0)、貴州(-3.2)、河南(-6.2)和青海(-6.8)，表明湖南、吉林、寧夏、廣西、山西在推進市場化方面成效最顯著，而黑龍江、安徽、河南、青海等省份則應加大市場化建設力度。

　　(二)市場化各方面

　　為揭示各省份5個分項指數變動特征的主導因素，本文還對18個二級因素指數的排序及得分的格局和變動進行了深入的地區比較，得出如下突出結果。

　　1、政府行為市場化。其一，經濟發達的東、南部地區指數值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2002年以來前5名始終在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北京之間交替，云南、新疆、貴州、吉林、寧夏和青海一直居于末次。其二，動態比較，近3年來變動值和位次上升最突出的是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上海、寧夏和海南明顯下跌(上海最持久)，這主要是地區政府投資和消費比重相對提高所至。不可否認，地方政府加大對于縮小東西部地區收入差距或加強龍頭地區的經濟地位有一定的意義，但仍需要對財政支出的使用方向和效率給予密切關注和監督，以免造成資金浪費或投資過熱。

　　2、經濟主體自由化。其一，該方面排序格局較穩定，2002年以來前5名穩定在浙江、江蘇、廣東、山東和福建5省，貴州、陜西、黑龍江、青海、甘肅和新疆維吾爾最落后。其二，改善幅度位居前列的也始終是上述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大西北及東北省份進展緩慢。其三，從結構特征看，非國有經濟主體固定資產投資和吸收城鎮就業人員兩項指數的全國平均值最高，說明非國有經濟體對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運行中的作用日趨重要，非國有經濟的發育程度對地區經濟總體發展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3、要素資源市場化。其一，前列格局的變動，2002年前上海、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居于前列，但此后浙江、廣東、福建南部沿海省份被遼寧、山東和天津等環渤海地區超出。其二，甘肅和廣西位次增幅最突出，分別從2000年的第32和26位一躍至2005年的第9和第12位，說明一些中西部地區在優化要素資源配置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其三，各要素比較而言，內蒙古、云南等內陸省份在發揮城鎮個體勞動者靈活就業方面具有優勢，沿海地帶在引進外資方面始終領先，山東和遼寧的信貸分配多元化方面成就最突出，技術要素市場化指數的得分普遍較低，并且地區差距也最大：教育科研基礎較好的省市，如上海、北京、山東、江蘇及天津等的水平(均高于9分)和增幅都顯著高于其他地區，而貴州、青海、山西和海南等該指數值始終不足1分，可見縮小技術要素市場化的地區差異是要素市場發展最緊迫的任務。

　　4、產品貿易公平化。其一，廣東、浙江、福建、吉林、江西和上海保持前列，陜西、青海、廣西和云南始終落后。其二，位次變動劇烈主要有湖南、湖北、重慶，分別從2000年的25、21、27升至2005年的第1、8和10，北京、青海和黑龍江則從2000 年的6、7和17大幅下跌至2005年的27、28和23。其三，三種產品比較，生產資料價格雖然最高分與其他兩項基本持平，但低于8分的有近20個左右，與社會消費品和農副產品各年指數值得分低于9的分別僅有10個和5個左右形成鮮明反差，這主要是因為，受要素秉賦、市場供求和產業結構等因素影響，我國各地區價格政策還有相當大的差異。

　　5、制度環境完善化。總體上，該項位次格局在五個方面中最穩定，但地區差異也最突出：其一，2000年來前9位都是廣東、上海、浙江、北京、福建、天津、遼寧、江蘇、山東，吉林和黑龍江緊隨其后，而海南、陜西、河南、四川、安徽、江西、甘肅、青海、廣西、云南和貴州始終處于最后10位;其二，除上海和廣州該項指標高于10分、北京和浙江在8～9分左右波動外，其他省份基本低于6分，其中10～20名的各省區得分不足4分，最后10名更僅有不足2分。可見，市場制度的完善程度與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

　　從結構特征看，在金融和房地產中介機構方面，三大直轄市穩定位居前三列，此外東北三省也仍較靠前，這說明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區金融中介機構的發育也更完備;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山東及上海不僅始終領先，得分增幅也最高。這方面的地區差異同樣巨大，如處于領先地位的廣東省得分一直高于20，而中西部省區大多不足2分，成為第五項落后的主導因素，也說明經濟開放度和發展水平與知識產權保護程度有密切的相關性。需要注意的是，在失業保障方面，全國整體都未獲得長足進展，自2003～2005除北部沿海省份略有提高外，其他地區均有下降，特別是東、南部經濟發達地區降幅更大，意味著經濟處于高增長的沿海地區近年來與市場經濟發展配套的就業保障機制并未同步改善，這必然對經濟與社會保持和諧發展構成潛在威脅，因此是當前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的重點。

　　三、結論

　　總體而言，本文的實證研究與樊綱和王小魯(2005)在相同考察期內(2000～2002)的結果基本一致，說明本文中國市場化測度指標體系的實踐有效性與同類可比性。

　　從近6年來中國市場化發展的結構特征看，產品貿易市場化、政府行為規范化和經濟主體自由化方面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是提升市場化總指數水平的主動因，說明我國在價格開放、政府在經濟運行中轉換職能及發展多種經濟主體方面相對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成就顯著。要素資源市場化水平隨仍相對較低，但正處于加速發展的時期。而涉及市場經濟更深層結構性和制度性變革的市場制度完善化方面無論絕對水平還是發展進程都明顯滯后，是今后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

　　今后，本文將繼續利用這一市場化創新指數體系，跟蹤考察各年度全國及各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形成對新時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動態連續分析，同時還要根據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和統計數據的完善更新，不斷修正指標體系，盡可能保證其有效性和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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