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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的消費增長與經濟發展論文
摘要：
在土地、淡水、能源等資源性產品供給緊約束條件下，集約型消費增長有利于引導和激發企業的集約型生產，推動能源和自然資源的節約利用，促進國民經濟的內涵式發展，最終實現人口消費與社會、經濟、資源和環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該文通過分析經濟增長所面臨的經濟發展困境的發生機制，認為居民消費模式影響和制約消費增長，進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而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通過改善居民的消費模式，是實現居民消費增長可持續性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關鍵詞：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消費增長;經濟發展
在現代經濟社會，消費需求上升會趨向于追求享受和發展需要的滿足，進而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就在居民消費需求不斷得到滿足之時卻發現，消費的急劇增長固然帶來了國民經濟的繁榮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水、電、燃油、燃氣等資源的大量耗費，以及廢棄物和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
盡管我們不能絕對地說這完全是居民消費行為所致，但是，近現代社會以來，面對西方不少發達國家所秉承的極端經濟主義和貪婪功利主義在世界各國的蔓延和泛濫，使得受消費過度“欲求”滿足驅使下的不可持續的腐朽享樂主義消費觀，以及在這種消費觀引導下的高消費、過度消費、炫耀性消費等超越實際需要的消費行為和模式，在強勁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嚴峻的資源環境問題，進而嚴重影響到人口消費、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一、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的消費增長與經濟增長。
作為經濟增長的兩大基礎性要件，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實現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堅強后盾和根本保證。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著持續快速增長的發展態勢，國內生產總值從20xx年的xx億元增長到20xx年的xx億元，年均增長超過xx%;然而，經濟快速增長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資源短缺與環境惡化對企業的生產供給、居民的消費需求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的約束日益趨緊，能源、土地等資源性供給緊約束由此而生。所謂“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資源存量和環境容量顯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與供給，進而對居民消費需求實現而形成的一種顯著偏緊的限制和約束狀態。不僅如此，即使現有市場產品供給充裕，如果它是以沉重的資源耗損和環境破壞為代價，亦即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資源存量和環境容量的明顯下降來實現，那么該國或該地區居民的消費增長，乃至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仍然處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的運行狀態。目前，“資源性供給緊約束”不僅是世界所有國家必須面對的客觀現實，而且是整個人類社會實現消費需求增長，進而經濟持續增長的致命威脅。
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作為一切經濟活動的起點和落腳點，消費需求是消費增長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由于消費可以通過自身的增長直接促進一個國家和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因此，消費需求所提供的消費市場增長空間，對經濟持續增長具有明顯的直接拉動作用。在資源供給和生產能力的界限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直接就是經濟的增長。而對于投資需求，其表現形式就是通過消費拉動投資，投資被拉動起來以后，它就和消費一樣對經濟增長起拉動作用。只要不存在能源等資源性產品供給緊約束，消費需求的增長將帶來投資需求的增長，由消費增長及其所引致的投資增長將進一步推動經濟的增長。因此，投資需求是通過消費需求的導向作用，對經濟持續增長起間接拉動作用。
第二，消費與生產是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兩個最基本的環節，其中消費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即消費既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又是再生產新的需求起點。“消費創造出生產需要，而需要的滿足是生產的原動力和最終目的”，居民消費需要的滿足程度和消費需求的增長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生產增長和經濟增長幅度;與此同時，“生產創造出、生產出消費”，離開了生產，消費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消費與生產之間的直接同一性”。顯然，消費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本質上就是消費與經濟，或者說是消費與生產之間的關系。在土地、淡水和能源等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我們探討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關系，不只是生產的內容和結構決定消費的內容和價格，也不只是生產的方式和水平決定消費的方式與水平，還有經濟增長方式制約和決定消費增長方式，消費增長方式引導和創造經濟增長方式，且二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共同推動生產(或經濟)和消費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同經濟增長一樣，消費增長也有一個“增長方式”問題，也有粗放和集約兩種類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產要素投入、追求產品數量擴張的增長方式;經濟的集約型增長是指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長方式。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的現代社會，促進節能減排已經逐漸上升到各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以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性轉變。而消費的粗放型增長主要表現為消費資料數量上的累積和增加，最終表現為對資源環境的粗放型消耗和破壞;消費的集約型增長主要表現為消費質量的改進和消費效益的提高，以及出于對自然資源節約使用和生態環境保護，而對低碳、綠色產品需求的增加等。
當然，這兩種類型不是截然分開的，數量和質量是相互依存的，只不過在一定時期有一種類型的增長是主導的。 消費增長由粗放主導向集約主導轉變，是居民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提高的表現，它在一定程度上雖然是生產發展的結果，但集約型消費需要對于企業開發、設計和生產環境友好產品具有明顯的導向和激發作用。第一，集約型的消費需要是靠集約型的生產滿足的。生產為消費需要提供了消費的對象、方式以及數量和質量的界限，沒有集約型的生產就沒有集約型的消費。那種通過對土地、淡水和森林等資源進行粗放型開發和利用而進行的產品生產方式，不僅是不可持續的，且它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也必然是資源浪費型和環境污染型的;第二，集約型的生產是由集約型的消費需要激發出來的。關于這一點，馬克思解釋道，“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狀態和直接狀態之后，——如果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陋狀態的結果，——消費本身作為動力是靠對象來媒介的”[1]。因此，集約型消費需要通過激發和引導企業的集約型生產，促進企業的節約資源和節能減排，推動國民經濟走上內涵式經濟增長之路。 在當前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集約型消費需要對生產導向或激發作用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廣大居民對綠色環保型產品的消費需要自然會激發企業對環境友好型產品的開發、設計和生產，而不是那種過度消費、高消費等不合理消費需要而引發的企業對資源高耗型產品的生產和供給。生產與消費這兩個層面的決定作用如果從微觀經濟，或從企業營銷的角度看，前者稱為滿足需求或者緊跟市場，后者稱為創造需求或者創造市場。因此，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一方面，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意味著企業通過產品設計、技術創新和節能減排等經濟活動，不僅要滿足廣大居民的綠色消費需要，而且還要創造低碳、環保的綠色產品需求;另一方面，集約型的消費增長方式所要求的不僅僅是溫飽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消費環境的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提高，以及對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所提供的綠色環保產品的消費需要;而這反映了由追求數量擴張的粗放型經濟增長，逐漸過渡到追求質量提高的集約型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客觀要求。
二、經濟增長所面臨的經濟發展困境的發生機制。
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大規模的物質財富積累。整個20世紀的 100年是人類物質財富增長最快的時期，同時也是地球生態遭受最嚴重破壞的時期。尤其是20世紀中期以來，伴隨著世界經濟的快速增長，人類社會出現了三大全球性問題，即人口膨脹、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這些問題的出現和不斷深化，使得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口消費增長、經濟快速增長，以及資源性產品供給緊約束之間的困境和矛盾日趨嚴重和尖銳。 人類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開發和利用源于其自身的“需要”。“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2]。
需要是產生一切消費行為的原動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需要表現為消費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就是消費者對消費品和勞務的購買需求。因此，經濟社會發展主要取決于市場的需求;而市場需求，首先是居民的消費需求。在漫長的農業社會中，由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因此，人的物質欲望滿足是以生存需要為基礎和前提。人們的勞動時間主要用于獲取滿足生活需要的資料，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自給自足的經濟性質決定了資源的開發者(或生產者)就是消費者，直接從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生存和勞動力再生產，并根據其需要數量的多寡直接決定資源的開發強度和規模。因此，此時的總需要就是資源開發強度的界限，并且可以直接反饋到自然資源的開發過程中去。由于生產力水平的極其低下，人們的消費需要基本停留在低層次的生理需要層面上，故其總需求的數量或規模非常有限，且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的強度和數量僅與人口數量的多少高度相關。
但是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商品生產的社會化分工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身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與分離，而這對資源開發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引導企業對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正是廣大居民的消費需求變化，亦即直接參與自然資源開發的不再是消費者，而是企業。顯然，企業開發資源的目的已不再是滿足其自身的生存需要，而是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尤其是通過市場反映出的居民消費需求。消費需求的實現才是資源開發的基礎和誘因。經濟系統的供求機制成為影響資源開發強度和規模的決定性因素。
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消費者的消費決策不僅僅局限于生理需要的滿足，而是更多地受制于社會、文化、倫理、個人心理等因素，表現為人的高層次的需要滿足。例如，基于出行快捷、時尚前衛、心理滿足、消費分層、社會等級等諸多因素的考慮，“消費者階層”往往選擇私人轎車、飛機等出行工具，其所耗能量是自行車等交通工具的幾倍甚至幾十倍[3]，這種消費決策的改變也使得資源環境所面臨的壓力發生了變化。據測算，自行車不會引起生態損害，城市公交車每人每百公里的人均能耗是小汽車的8.4%，電車是小汽車的3.4%——4%，地鐵是小汽車的5%，乘飛機和公共汽車只需用噴氣式飛機能量的 1/10，私人飛機能量的 1/27。在當前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對更高層次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追求，必然會強烈激發企業最大程度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非理性沖動。可見，具有消費決策權的消費者，選擇何種形式的消費方式和模式對于引導企業的生產行為和技術創新模式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如果沒有健康文明、科學合理消費觀的引導和消費模式的改善，僅僅通過市場反映出的居民的不合理消費需求，進而推動企業粗放式開發資源的實現機制，必然會帶來越來越嚴峻的資源環境問題。
三、改善居民消費模式，促進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人類從事社會生產活動的終極目標，是為了具有全球性、代際性等可持續性意義上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是為了提高人類的消費質量和福利水平。我國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將生態文明建設確定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目標，明確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顯然，生態文明社會對居民消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亦即不僅要把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打造成生態文明型的，而且要把消費模式置于生態文明之中，構建生態文明消費模式。
(一)居民消費模式制約消費增長、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消費模式是人們消費關系和行為規范的綜合體現，是對人們的消費行為進行社會價值判斷的理論概括和依據;它反映了人們消費生活中諸如消費需要、消費觀念、消費傾向、消費水平、消費結構、消費方式、消費習慣和消費體制等各方面的基本內容和發展變化。人們的消費行為受一定的模式支配，消費模式又制約消費增長。從理論上說，一定的消費關系，一定的消費體制，一定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和消費方式等，體現一定的居民消費模式。
而不同的模式表現不同的消費傾向和消費需求，因而它又制約著實際消費狀況和消費需求增長態勢。 消費模式對經濟發展方式的制約和約束，是通過消費增長這個中間環節來發揮的。消費增長既有它的態勢，又有它的內容、結構和方式，它們受到消費模式的支配和影響，又強有力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解決溫飽到全面奔小康，消費重心逐漸轉向質的提高，即要求擴大消費領域，提高消費水平，優化消費結構，改善消費環境，這就要求經濟增長方式要由粗放轉向集約，強調資源的集約使用。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消費需求由數量到質量轉化，既是我國資源日趨短缺對生產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又是消費模式對消費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約束作用的根本表現。盡管消費模式變化主要是受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費品價格、產業結構等經濟因素，以及消費觀念、消費習慣和消費環境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但也在較大程度上依賴政府消費政策的引導、監督和制約，進而影響到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
(二)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通過改善居民的消費模式，是實現從消費增長到經濟增長，乃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內容極其豐富，其中消費的可持續發展反映了消費的地位、性質和屬性，消費與生產的關系，反映了消費品生產的位置以及消費的規模和消費增長態勢，從而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環境條件既定的條件下，從消費量及其增長態勢上體現消費的標準形式。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的現代社會，任何超越本國和地區資源承載能力和污染(技術)治理水平的不合理消費行為和模式，均很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消費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在人與自然能否協調發展關系到生存發展的重大問題的背景下，筆者認為，通過改善居民的消費模式，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是滿足居民日益上升的消費需要，尤其是綠色消費需要，進一步提高整個社會消費質量的必然要求。
由于“一切需要的最終調節者是消費者的需要”[4]，而需求是需要的實現，因此，市場經濟其實就是消費需求導向型經濟。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如果居民的消費需求偏向于追求“高消費”、過度消費等不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它必然會導致不可持續生產行為和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最終導致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土地、森林等自然資源難以為繼，生態環境更加惡化。轉變居民的不可持續消費模式，實現消費的可持續性增長，不僅是改善生態環境，滿足居民消費需求，提高消費質量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
《中國21世紀議程》明確指出全球環境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是存在不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模式。不可持續消費模式的最大危害，不僅僅是對自然資源的耗竭，更重要的是損失了環境容量，危害著子孫后代生存的環境空間，最終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乃至可持續發展[5]。目前，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一直致力于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作為重要的發展目標，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規模的擴大，同時也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源占用的增加和環境污染的加劇。因此，在資源性供給緊約束條件下，為解決資源短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和問題，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等西方國家轉變能源和資源發展戰略的經驗，即政府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法律和法規，約束和規范企業生產行為和公眾消費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廣大居民必須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科學消費理念，秉承適度消費、公平消費、責任消費和文明消費原則，通過樹立生態文明消費觀，轉變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資源耗損型消費行為和模式，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總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居民不可持續消費模式的轉變。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
[2][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51.
[3][美]艾倫·杜寧.多少算夠——消費社會與地球的未來[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53.
[4][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11. [5]國家環境保護局.中國 21 世紀議程——中國 21 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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