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財政轉型辯證法經濟論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表示，現在好像還不能說是“危機”的范疇，但地方財政的“緊日子”，已經到來。

　　如果按照不樂觀的估計，這一次的財政“緊日子”，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救，還是不救？如何救？尺寸如何拿捏？這都是地方財政相當頭疼的問題。

　　而實質上，這一次所謂“危機”，考驗的正是地方財政思路的一次轉變。

　　放慢腳步

　　“我也不知道用一個什么樣的詞匯來描述我們即將要做的工作。”趙全厚研究金融理論多年，對于結構性減稅政策，他有自己的理解。

　　“官方的詞匯叫結構性減稅政策，作為地方財政來說，只有執行的份兒。因為稅政并非是地方可控的。”趙全厚表示。

　　“但你問地方能做什么，其實地方財政是很棘手的。一方面要穩增長，另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減稅政策，這就出現矛盾了。”趙全厚說，所謂減稅，在地方財政來說，不如說是一種“正稅”方式。即讓地方財源，主要是企業活的更為寬松。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態度或者方式。”趙全厚表示，減稅要減，但這不是地方財政對企業“挖地皮”的理由。“越是減稅，越應該關注我們的財源。現在有一個怪圈，中央財政越是說要減輕對地方財政的壓力，壓力就越大。”

　　相對的，浙江省某市財政局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已經提前入庫了一年的企業稅收。“中央一方面讓我們執行結構性減稅政策，另一方面我們地方政府要求不能減少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這日子沒法過了。難道真要讓我們去做賬不成？”

　　所以其一，他認為地方財政需要的，可能是忘記曾經的“火箭式”增長，改之看清腳下的道路，穩步前行。

　　平衡收入

　　在地方減稅減收大潮面前，另一個怪現象出現，那便是地方非稅收入的大幅上漲。但對此，趙全厚表示，非稅收入，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收入。

　　“我們的媒體，或者說我們的輿論，很多時候都有非黑即白的趨勢。非要把一件事界定好與壞。比如現在的減稅，有些媒體就當頭一棒，告訴地方‘不許增加非稅收入’。其實這是非常可笑的一個結論。”趙全厚表示，非稅收入與稅收一樣，都是我們財政收入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由于費改稅等等工作的開展，我們的稅收收入逐漸占到一個很大的比重，但這并不能說明剩下的非稅收入都是一些“不好的收入”。

　　“以北京為例，由于交通擁堵，北京正在研究開征擁堵費，這是一項非稅收入，但這種費用不可能被改為稅務，又的確是對北京交通擁堵的實際措施，那我們就可以界定，這是一項良好的非稅收入。再比如說財政征收的礦業環境恢復抵押費用等等，這實際上都是必要的非稅收入。”趙全厚說，作為專業的財政人和財政媒體，一定要主動引導輿論。“但這是客觀界定非稅收入。我們現在也發現，在稅收減少的同時，一些地方財政也確實是在增加非稅收入。這種‘為了收入而收入’的非稅，我認為其中必有問題。”

　　而一些地方財政也間接的證實了趙全厚的猜測。江蘇省財政廳績效處張紹光表示，在績效工作中，確實最近也發現很多項目“嚴格了很多”。“最近罰沒收入等都有所增加。”但他也表示“這不是什么好事。非稅收入說白了是一種非正常、非廣域的財政手段，單純的為了收入而收入，沒什么道理。”

　　所以其二，趙全厚表示，平衡對非稅收入的心態，或者說，平衡對財政收入數字的追求，轉而追求收入質量，是地方財政應當做出的第二種轉變。

　　土地財政之后

　　在減稅減收，非稅抬頭這些表象背后，隱藏著的可能是我們現有的地方財政收入組成的不科學。

　　“土地財政，從時間上來源于分稅制改革，就相當于給了每一個地方財政一塊‘土地礦藏’。而我們的地方財政，就是一直在拼命的挖它。”趙全厚表示，這已經成為了很多地方財政思維上的一種慣性。“他們不會考慮土地還有多少，怎么使用，等等。因為土地屬于不可再生資源，現在一些地方財政確實也出現了土地即將售空的情況。”

　　趙全厚表示，在土地財政即將沒落之時，地方政府應當在手里還有一些土地的時候轉變經濟發展思路。“因為在我們的現狀來看，土地依然是我們的地方財政手里最大的一塊資源。那么按照我的想法，我們應該從經營土地，向經營空間發展了。”

　　那么什么是經營空間？趙全厚說，“以蘇州為例，已經有政府投資建設園區，然后租賃給相應的公司的做法。類似這種做法還有唐山的動車城，以及北京周邊香河地區的高科技園區等等。這些地方都不以出讓土地為主要收入來源，而轉為政府建設，招商引資出售或租賃。這種方式雖然短期內見效較慢，但在長期看來，有可能是地方財政收入的出路之一。”

　　所以其三，趙全厚說，地方財政需要的，是從急功近利的“政府投資”，向長遠的“政府理財”理念改變。

　　堅持減稅，保證財源，控制非稅，改良土地財政，這似乎就是地方財政現在可以做的全部。

　　“因為對于地方財政來說，一無稅權，二無大改之余地。所以說了這么多，最終地方財政能做到的，可能只有四個字，力所能及。”趙全厚說。如果說地方財政是一艘小船的話，那么財政的整個大環境就像是汪洋大海，一個地方財政能做的只是讓自己更堅固，但無法改變整個海洋的狀態。

　　“那么我們可能還是要回歸到一個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的配合上。我們現在這兩個模式是很脫節的，基層實踐往往落地之時才發現遠不是設計的那么一回事。而基層倒逼頂層設計的案例，我們卻很少見到。也正因此，我們的政策可能并不是‘不好’，而是不適合。這些問題真正能在地方財政手里解決，我認為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趙全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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