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學論文格式

　　金融、金融學均為現代經濟產物。古代主要是農耕、農業經濟，主要是易貨和簡單的貨幣流通，根本不存在金融和金融學。下面是小編為您整理的關于金融學論文格式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金融學論文格式 例1

　　摘要:金融服務營銷是金融學和營銷學的交叉領域。進人新世紀以來，服務營銷的前沿研究使營銷學的視角和理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價值的共同創造成為服務營銷的核心理念。這一新的核心理念對金融服務營銷的研究具有導向作用。價值共同創造模型揭示了金融服務營銷必須強調作為服務供應商的金融機構與消費者的有效互動，成為價值的共同創造者。這一通過互動共同創造價值的模型對于提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具有戰略性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價值共同創造;互動;金融服務營銷

　　一、引言

　　金融服務業包括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一項主要的核心競爭力是良好的客戶關系和市場營銷能力。營銷學(marketing)是管理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服務營銷則與銀行金融業的行業特性緊密相連，是金融學和營銷學交叉的研究領域。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發達國家由制造經濟向服務經濟轉變，營銷學研究的視角和理念(logic)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由產品主導理念(Goods一is，簡稱G一D Logic)向服務主導理念(Service一Dominant Logic，簡稱S一轉變，再進而向更為廣義的服務理念(Service Logic)體系發展(Gronroos ( 2006 );Gronroos&Ravald ( 2011))。其中，金融服務營銷，從指導思想、服務對象和范圍、技術方法和工具手段，以至于在理論研究的視角和理念等各個方面，也都相應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進人21世紀以后，隨著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股改的完成，國內銀行業逐漸確立起“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管理的指導思想。這種指導思想和金融服務營銷研究前沿的視角和理念是吻合的。本文的研究，是依循國際上服務營銷研究的發展脈絡，結合銀行金融業的行業特性，來探索科學的金融服務營銷的核心理念。

　　二、營銷學的視角和理念轉變

　　在過去的40多年里，營銷學在概念、語匯和理念方面呈現了視角多樣化和百家爭鳴的局面。在大趨勢上，從關注有形資源(tangible resources)、產品的內含價值和交易(transactions)，轉向對無形資源(intangible resources)、價值共同創造(the co一和關系(relationships)互動的系統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營銷學領域出現了服務營銷(Services Marketing )，關系營銷，基于資源優勢的交換與競爭等新觀點。主體上，是嘗試從新的視角來指導研究。雖然當時的探索還未能擺脫傳統的產品主導理念的影響，但新的突破性的思想觀點已經在醞釀之中。

　　到了90年代，研究視角從服務供應商和服務手段轉移到了消費者和消費者對資源的利用這方面來。營銷的宗旨在于“提供服務，創造價值”，這樣的觀念逐漸成為主流。服務(service )和價值(value)成為學術界思辨與探討的兩個關鍵概念。、進人21世紀以后，新的突破性的服務營銷的核心理念—價值的共同創造出現了。2004年1月，Varg。和Lusch在國際頂尖的營銷學學術期刊《營銷學報(Journal of Marketing )》上發表了“營銷主導理念的演化一文。這篇文章總結和整合了前人30多年的營銷學研究成果(包括服務營銷、市場導向、客戶關系管理、網絡化市場、大規模定制、交互營銷、整合營銷傳播等理念)，承前啟后地提出了以無形資源、交換過程和關系為中心的服務主導營銷理念(S-。這一新的核心理念馬上就成為全球營銷學研究的熱點議題，大量的研究從不同側面考察和分析價值共同創造的過程，系統地探討價值主張如何驅動價值的共同創造。

　　更為進一步的，北歐學派①( Nordic School)的Gronroos ( 2006)在研究營銷環境中的具體服務活動基礎上，認為服務是一個營銷理念，要定義服務必須關注服務應該為消費者做什么。基于此，Gronroos定義服務是一個資源投人(input of resources )，為消費者的價值創造提供支持與輔助(facilitation ) o Gronroos進而指出，既然價值蘊含在消費者使用的所有資源中，而這些資源通過服務提供給消費者用來創造價值，那么這個基于服務的營銷理念用“服務理念(Service Logic，簡稱S Logic )”表達，替代“服務主導理念(S一D Logic )”應該更為恰當。

　　在后文中，我們將較深人地分析服務主導理念(S一D Logic)和服務理念(S Logic )，并且探討這樣的新理念在金融服務領域的體現。

　　三、服務主導理念(S一D Logic)和服務理念

　　(一)服務概念的深化

　　什么是服務?在傳統的制造經濟中，服務(services)是相對于產品(goods)而言的，市場活動中，服務的交易和產品的交易是兩個不同的范疇。但是，隨著發達國家的經濟形態轉向服務經濟，人們強烈地感覺到，這樣簡單地區分服務和產品，不能科學地解釋經濟生活中的實際體驗。例如，餐飲業是服務業，但餐館提供食品;金融業是服務業，但金融機構提供金融產品(如存單等各種有價證券)。因此，在服務營銷研究中，首先要厘清“服務”這個概念。

　　提出的服務主導理念對服務(services)的定義是:服務是一方應用專門的能力(知識和技能)使他人或自身受益的活動過程(processes)。認為提供服務是一切經濟交換和營銷的基礎，產品只是資源傳遞和應用的載體或工具，經濟交換就是服務換服務。于是，他們將交換過程中的知識、技術和創新等動態的無形資源稱為操作性資源(operant resource )，而將其中物質性的靜態的有形資源(包括自然資源)稱為對象性資源( operand resource )。他們的進一步的宏觀觀點是:隨著經濟活動中專業分工程度的加深，服務外包的普及，經濟交換的內容越來越以服務和動態的無形資源為主，所以，現實中的一切經濟活動都屬于服務經濟的范疇。和Lurch的開創性工作引發了大量后續深化研究，2008)，Gronroos&Revald(2011);Vargo&Lurch(2005。

　　提出服務是一種活動過程。Edvarsson et al ( 2005)則認為，服務不僅僅是一種活動，一些過程，本質上，它更是一種視角(perspective )，即理解和管理價值創造過程的視角。再往前發展，如前所述，Gronroos(2006)定義服務是資源投人(input of resources )，為消費者的價值創造提供支持與輔助(facilitation )，并提出了更為寬泛的服務理念由此可見，在國際營銷學的前沿研究中，“服務”概念的深化軌跡是:從服務是“活動過程”，到服務是“一種視角”，再到服務是“資源投人”。這樣的認識深化過程使服務營銷理念擺脫了一直以來所受的產品主導理念(G一D Logic)的羈絆，得以升華到哲學層面來探討服務與價值創造的關系，闡釋營銷創造價值的核心原理和過程，成為所有營銷研究和實踐的指南，并有望發展成為市場理論的基礎(Vargo&Lusch(2008);Lurch&Vargo ( 2011))。

　　(二)價值和價值的創造

　　“價值”是經濟學理論大廈的基石。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商品中凝結的一般人類勞動(時間)，而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價值理論則用效用函數來刻畫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的開篇就運用辯證法推演了商品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到“價值”的邏輯。由于勞動的分工，不同的商品在市場中得以交換，體現了商品的交換價值(value一in一ex-。經濟學的價值理論認為產品和服務只有實現交換才有價值。而商品具有交換價值的前提是必須具有使用價值(value一in一use )。從另一個角度說，價值又可分為客觀價值和主觀價值，前者指產品或服務的內含價值，與主觀判斷無關(這可以看作勞動價值論的依據)，后者則強調任何物品要獲得經濟價值，它必須有滿足人類的某些需求或欲望的功用(這是效用價值論的出發點)，并且該物品的供應有限。營銷學則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價值的理解多從功用的角度出發，關注消費體驗過程中感知到的價值，即客戶價值服務營銷理念的發展，實際上源于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概念的反思。服務主導理念(S一D Logic)乃到及務理念(( S Logic)認為，價值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營銷創造的價值主要指使用價值，并且由消費者主導創造，而交換價值居次要地位，只體現在市場交易中。

　　服務主導理念(S一D Logic)的核心主張是:消費者永遠是價值的共同創造者。消費者定義并創造價值。這里的價值不是產品的客觀價值即內含價值，而是主觀價值，或者就說是使用價值(value一in一use )，取決于消費者如何使用產品或服務滿足自身的哪些需求或愿望。價值創造的核心是各方合力共同創造價值的過程2008)，強調價值創造的網絡性和互動性，認為在共享的交換系統中，所有參與者相互聯系，都是資源的整合者。而在消費者和服務供應商之間，消費者永遠是價值共同創造的主導者。服務供應商不能提供價值，只能提出價值主張指出，如果消費者是營銷的中心，那么，只有產品或服務被消費才可能創造價值。Gummesson強調了價值共同創造中消費者的參與程度和人際互動的情感因素(love factor) o Gronroos(2000)則指出，營銷的核心是價值創造，是輔助和支持價值創造的過程。他尖銳地指出，營銷不是價值分配，不是簡單地把現成的價值分配給消費者。

　　消費者在與服務供應商接觸的過程中，尤其在消費階段的雙方互動活動中創造出客戶價值。Vargo &Lusch ( 2004)認同以上觀點，并進一步指出企業只能提出價值主張，價值是什么得由消費者決定并參與價值創造的過程。而Vargo & Akaka ( 2009 )指出任何一個價值創造活動都是唯一的，必須在其具體的服務體系中進行評估。所以，價值創造的分析必須明確兩個參考前提:一是分析的觀察點，即視角;二則是具體的情境。

　　服務理念(S Logic)的觀點則更為前衛，認為只有消費者才是價值的創造者，服務供應商至多在某些情境下成為價值的共同創造者。Gronroos ( 2006 )指出，服務是支持價值創造的過程，而產品是支持價值創造的資源。在供應商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消費者必須加上自己的技能才能創造出價值，有時還需要附加的資源。以銀行的自動取款機(ATM機)為例，銀行的服務必須加上客戶自己操作提款機的技能來實現，而附加的資源是銀行卡。

　　因此，服務理念(( S Logic)認為:在以消費體驗為中心的價值共同創造過程中的價值是指使用價值，由消費者創造。服務供應商只能提出價值主張，只是提供創造價值的資源(re-或輔助(facili tation )。服務供應商至多只是價值的共同創造者(co一ue)。因此，營銷的目的在于使供應商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參與消費者的活動(包括體力和腦力活動)，為價值創造做出貢獻

　　(三)價值的共同創造

　　指出，消費者與企業的接觸交往結果就是價值共同創造，創造的是個性化的客戶體驗。實現價值共同創造需要一些新的構建基礎，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互動對話，二是信息可得且透明，三是企業與客戶之間坦誠的風險評估方面的溝通。營銷中的價值概念具有鮮明的主觀性和動態關系屬性，包括人的主觀好惡、心理預期、理想及追求等等。體驗式消費和消費文化理論(Arnould & Thompson, 2005)更特別強調消費過程中的情感和情境因素，重視考察其中具有象征意義和非功用的成分，提出價值不是體現在消費的內容里，而是蘊含在消費體驗中的觀點。例如，一輛豪華跑車的價值主要不是作為運載工具，而是消費者(擁有者)炫耀的感受。更有甚者，有的追逐時尚的婦女在選購時裝后，只是把時裝掛在衣柜里從不穿著。

　　在什么情況下，服務供應商能夠成為消費者的價值共同創造者呢?回答這個問題，對于金融服務營銷具有特別重要的指導意義。

　　這里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消費者與服務供應商的互動(interaction )，但并不是所有服務消費都是有互動的。Gronroos & Ravald ( 2011)指出，既然服務具有過程屬性，服務生產和服務消費至少有一部分是共時發生的過程。服務供應商和消費者之間存在互為開放和封閉的空間。服務供應商在產品/服務設計、開發和生產的階段對消費者來說有開放的空間，消費者可以參與其中，成為共同生產者(co一producer)。同理，對服務供應商而言，消費者的價值創造過程中有開放區和封閉區，開放區為服務供應商參與輔助價值創造提供了機會空間。于是，在最新的服務營銷理念中，從消費者視角觀察價值創造過程

　　模型描述了在基于服務理念的消費者價值創造過程中，服務供應商與消費者共同而又各有側重的參與角色和貢獻。有些情境中，服務生產與服務消費是部分重疊并且共時發生的。在模型左側的`活動區域里，供應商是資源生產的主角，通過向消費者提供用于其消費或使用的資源(產品和服務活動)，從而能動地進人消費者價值創造過程的開放區，并有可能與消費者形成互動，成為其價值的共同創造者。與此同時，消費者在接納供應商進人其價值創造開放區之際，便參與供應商生產資源的過程，成為資源的共同設計者、共同開發者和共同生產者。這樣，就有了模型中的環形區域:資源整合與價值共同創造過程。這里，消費者主導價值創造過程，但依據創造價值需要或使用的資源不同，消費者和服務供應商互為主角整合資源，形成相互服務/相互輔助，在互動中發揮各自優勢，共同創造價值的互利共贏態勢。此時的角色交替、資源的動態整合是價值創造的關鍵。而市場就不僅是交易的場所，更成為消費者和供應商互動的環境和平臺。在模型的環形區域外的兩側，左側是供應商單獨的生產活動，在右側的封閉區間，供應商僅僅是提供資源，(使用)價值由消費者單獨創造。

　　這一模型所體現的服務營銷的核心理念就是價值的共同創造。對于營銷學來說，這一理念是革命性的。市場營銷不再被認為只是如何銷售和如何使客戶滿意，而成為供應商如何與客戶(消費者)一道共同為客戶(消費者)創造價值。對于市場營銷來說，銷售產品雖然是一項內容，但僅僅銷售產品并不是成功的市場營銷的目的。為此，美國營銷協會在2007年重新修訂了營銷的定義，指出營銷應為利益相關者各方，包括消費者、客戶、商業伙伴及大而言之的社會整體創造價值，營銷定義(2007 )。營銷研究中出現了利益相關者營銷思想和對營銷的社會責任的關注(Bhattacharya&Korschun , 2008 )。對于金融服務營銷而言，這一新的核心理念意義重大。

　　四、對金融服務營銷的意義

　　近40年來，全球的金融服務業經歷了空前的變化。一方面，成熟市場經濟體經歷了放松監管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技術進步推動了金融服務創新的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消費者的金融服務需求日益增長，并呈多元化態勢，他們要求個性化的服務，期待定制式的服務體驗。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方面，金融服務業突飛猛進地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市場的不完善和監管的不健全，也多次表現出金融體系的不穩定(亞洲和拉美的金融危機是明顯的例證)。而2007年至2009年所爆發的源于美國，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瓦解了人們對金融市場的信心和對金融機構的信任。在新的嚴峻的經濟和金融形勢面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營銷理念左右著金融業如何應對市場的變化，影響著對各方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對消費者的定位、對各方需求和欲望的判斷、引導和滿足。因此，科學而正確的金融服務理念對于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金融服務的主要參與者，即服務供應商和消費者的價值主張決定著他們的互動行為能否負責任地真正實現互利共贏，共創價值的營銷目標。

　　回歸金融服務的本源，對客戶而言，金融服務主要包括融資金融服務和投資金融服務以及其他輔助性的金融服務(如結算和清算等)。在各種金融服務中，都要關注以下三方面的一般金融特性:第一，所提供的金融產品的變現能力即流動性;第二，幫助客戶規避/管理風險;第三，向客戶提供一定的收益即回報。因此，金融服務營銷的重要內容是要通過與客戶的互動，來理解客戶的察賦條件和風險偏好，通過提供適當的金融產品來滿足客戶的金融需求。

　　所以，大量的金融服務出現在圖中所示模型的環形區內，表現為客戶與作為服務供應商的金融機構通過互動共同創造價值的活動。金融服務過程具有高頻接觸的特性(包括人際和人機接觸)，表現為高禍合性(coupling)，即接觸影響的即時性和持續性，表現為相互依賴性(inter一dependence)即服務質量與各方的投人緊密相關，還表現為信息的豐富性(information richness )，即通過各方信息的充分溝通創造價值由于有些金融服務產品在客戶(金融消費者)看來，不是必需品、急需品，如某些保險產品、養老金產品和理財產品;或者產品太復雜，客戶的金融知識不足以支持理解、判斷其風險和收益水平，如證券化產品、結構化產品等。因此，金融服務營銷中，一大要務是啟發消費者的參與意識和提高其參與度。消費者能夠創造多大價值的一個關鍵決定因素是其能夠獲得和使用的信息、知識和技能的多少(Normann , 2001 )。由此可見，金融服務供應商必須將服務提供過程納人金融消費者的價值創造過程，需要在以下兩方面下足功夫:一方面，基于消費者的消費理念和價值預期，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相關能力和潛能開發方面的資源投人;另一方面，影響消費者的價值創造過程，協助消費者能更有成效地利用現有的資源創造價值(Payne et al , 2008 ) o Prahalad ( 2004)提到的實現價值共同創造三個方面構建基礎:即前面所述的互動對話、信息可得且透明，以及企業與客戶間坦誠的風險評估溝通，對金融服務營銷中的各方共贏價值創造具有特別現實的指導意義。

　　鑒于金融服務的高頻接觸性，在圖1所示的模型中表現為環形區向左、右兩側的擴張。表示服務供應商活動區與消費者的開放區形成最大限度的重疊，以期最充分、最有效地輔助消費者的價值創造，成為價值的共同創造者。原則上講，服務供應商希望盡早盡快地發現并激發消費者的消費意識、需求或欲望，亦即吸引消費者對現有服務產生好奇或興趣。總之，服務供應商要主動貼近消費者，尋求最大的互動空間，這是服務供應商參與價值共同創造的根本途徑。

　　最理想的模型形態是在服務的設計、開發和生產階段就能使服務供應商進人消費者的開放區，贏得消費者的參與和投人。雙方越早進人互動，越有利于供應商發揮金融服務提供方的專業優勢和信息優勢，來發現、了解、培育和引導金融消費需求，進行風險/收益的溝通并管理風險/收益預期。從而降低服務成本、減少資源浪費(包括人、財、物，尤其是時間)、有利于形成定制化的服務體驗，幫助實現消費者價值創造。長遠看，有利于建立和維護互信、互利、共贏的客戶關系，而這是一切經濟和社會交換的核心。

　　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金融服務的供應商，其核心競爭力除了良好的客戶關系和市場營銷能力外，還有風險管理和產品創新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管理和產品創新都應該是市場導向的。而這也是銀行等金融機構公司的戰略取向。因此，金融服務營銷實際上是金融機構核心競爭力的前導。與客戶的互動實際上也是金融機構自身風險管理和產品創新的關鍵環節。如果銀行等金融機構推出的創新產品的風險性質沒有通過充分的溝通為客戶理解而被盲目銷售時，會給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的經營造成很大的風險，雷曼微型債券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證。

　　五、結束語

　　在今天的后危機時代，成熟市場經濟體仍然面臨經濟陷人嚴重衰退的威脅，而欣欣向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尤其是中國)也存在經濟下行的風險。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其運行關系到經濟整體的穩定與健康發展。在這樣的形勢條件下，服務理念對銀行金融業恢復信心和社會對之重建信任至關重要。以價值共同創造為核心的服務營銷理念對銀行金融業即金融服務供應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金融服務供應商秉持服務理念負責任地與消費者互動、整合資源，在各個環節都會有獨特的營銷機會影響和促進消費者的價值創造，成為價值的共同創造者，對于銀行金融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性的意義。

　　金融服務營銷是金融學和營銷學的交叉學科。在這一學科領域跟蹤國際學術前沿研究，并結合中國的金融實踐開展基礎性和應用性的研究，不但對于中國金融系統深化改革開放，促進金融市場的完善和金融產業的成長具有實際的價值。而且，對于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也具有深遠的影響。對于理論研究而言，明確的、先進的視角和指導理念，起到正確的導向作用。目前在國內，無論是在金融學界還是營銷學界，都還很少見到相關的討論，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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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學論文格式 例2

　　內容摘要:確保資金來源和高效使用，是韓國城鎮化取得成功的首要經驗。本文首先分析了韓國政府部門融資、私人部門融資和資本市場創新的演變歷程，及其在城鎮化不同階段的作用;其次，對比分析了中韓金融支持城鎮化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即將進入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過渡階段，需要在完善立法、投資主體多元化、創新金融工具、加強財政與金融政策協調等方而借鑒韓國的經驗;對于韓國出現的部分項目投資過度、 PPP利益分配不合理等問題，中國要未雨綢繆，早做準備。

　　關鍵詞:金融支持城鎮化基礎設施韓國

　　引言

　　實證研究表明，金融深化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特別是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在20世紀下半葉創造的經濟持續增長、城鎮化迅速提高的“東亞發展模式”中，政府積極干預金融體系、設立政策性金融和調控資金配置方向等措施發揮了重要作用(龔明華，2004)。一般而言，城鎮化分為空間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陶然、曹廣忠，2008)，空間城鎮化主要指市政公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①人口城鎮化主要指農村人口轉移并融入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在城鄉二元戶籍管理不斷放開、②人口城鎮化制度障礙逐步消除的背景下，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更多體現在，如何提供充足的基礎設施，滿足轉移人口的生活需求，進而確保他們平等地享受社會福利，提高城鎮化的質量。金融對城鎮化的支持，即通過金融體系的高效運行，為各類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保障;同時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更多的城市就業崗位，間接為人口城鎮化做出貢獻。

　　鑒于資本稀缺是當前的一個基本國情.中國城鎮化所而臨的第一個瓶頸問題.就是資金從哪里來?潘家華、魏后凱((2013)的研究顯示，2030年前，中國有3.9億農民需要市民化，平均一個農民市民化的成本約為13.1萬元，則市民化一共需要的資金約為51萬億元。若按2020年城鎮化率60%測算，則有1億多的農民需要市民化，市民化需要的短期資金約為15萬億元;如果再加上各類基建項目和公共服務投資，則城鎮化的短期資金需求總額可能超過40萬億元(王安，2014)0①此外，中國正處于城鎮化的過渡階段，需要融資的項目逐步由交通、水利等公共工程向污水處理等市政工程轉變。與之對應，融資方式和投資方向也將會發生顯著變化。由此可見，如何給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完善籌集巨額資金、探索出最適合投融資方式，是中國正在而對、PJ}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目前，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并不樂觀。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開始而臨資金不足的問題，債務規模不斷擴張。截至2013年6月底，全國政府性債務余額已經達到30.3萬億元。

　　其中，近3年的省市縣三級地方政府債務余額，以年均20%的增幅快速增加。②此外，近年土地財政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可利用的土地資源越來越少，土地出讓收入逐步縮水，必將給財政預算帶來較大壓力。因此，在未來的城鎮化建設中，除了政府的財政支持以外，更需要社會資本不斷融入。通過金融工具創新和金融制度完善來募集足夠的資金，成為城鎮化建設的關鍵。

　　在金融支持城鎮化方而，發達國家具有豐富的經驗。特別是韓國等東亞國家，與中國具有相近的城鎮化背景，包括思維方式、文化習俗、政府主導模式、緊張的人地關系和區域發展不均衡等方而。1960-1990年30年間，通過政府融資和政策性金融支持，韓國城市人口占比由27.7%迅速升至，增加了46個百分點，③一舉進入城鎮化成熟階段，創造了“漢江奇跡”。進入新世紀以來，韓國積極放開資本市場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城鎮化率穩定保持在80%以上。但是，受限于研究視角或數據獲取等，國內總結韓國金融支持城鎮化經驗的文獻并不多。許江萍(1994)、石柱鮮和陳磊(1996)、趙從霞等((2007)等學者曾從不同角度對該領域進行了探討。但總體而言，現有成果的研究體系尚不完整，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韓國城鎮化中前期的財政融資階段，對自20世紀90年代融資體系改革之后的研究甚少。本文試圖對該領域的研究做出貢獻:第一，系統地分析私人部門融資(從1994年至今)和資本市場融資(從1998年至今)。就中國而言，現正處于開始引入民間資本進入城鎮化建設和資本市場管制逐步放開的重要時期，這兩個方而具有很高的借鑒價值，但是現有文獻鮮有詳細分析。第二，通過中韓對比，歸納出相關的經驗或教訓，指出對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可供參考之處。

　　在韓國城鎮化發展的不同階段，金融支持的方式不盡相同。例如，在城鎮化率30%-75%的中前期，主要依靠財政和政府融資;在城鎮化率75%之后，私人部門融資和資本市場融資的作用愈益明顯。對韓國城鎮化率達到75%之前這個階段的分析，對中國具有直接的比較借鑒意義，因為長期以來中國金融支持城鎮化也以財政和政府融資為主。對韓國私人部門融資和資本市場融資的分析，則對中國未來時期城鎮化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因此，下而圍繞財政與政府融資、私人部門融資、資本市場融資、中韓比較等幾個方而展開論述。

　　一、財政與政府融資

　　財政支持和政府融資，是韓國城鎮化中前期(城鎮化率約75%之前)高速發展的最主要資金來源，主要有地方稅收、財政融資和政府債券證券發行等三種來源。

　　(一)財政收入與支出

　　在韓國早期的地方政府收入中，地方稅收和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占最大的比重。20世紀90年代以前，地方稅收通常占總收入的50%以上，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包括一般性撥付、調節性撥付、專項撥付)比重也在40%左右。}}20世紀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所屬企業數量增加，債券市場與證券市場融資工具不斷創新，使得財政收入逐步多元化。以2012年為例，中央政府補貼和地方稅收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分別降為33%和26%②近年來，地方政府的收入能力總體上略有提升，但由于2008年之后的減稅政策、房市低迷和國有企業債務增長，部分地區仍然陷入一定的財務困境。

　　在財政支出方而，自從1960年韓國推行城鎮化開始，城鄉一體化和城市公共事業一直是預算的重中之重(石柱鮮、陳磊，1999)。以1970-1980年的新村運動為例，投資總額達到5億韓元，各級財政投入占50%以上，累計增長80多倍，基礎設施建設、農民增收和生態環境改善占比超過90%(董向榮，2008)。進入新世紀以來，地方政府預算的年均增長率超過7%，并在2012年突破15。萬億韓元，社會福利服務和基礎設施項目一直占較高的比重。社會福利和基礎設施投資分別達到了和18.7%，環境保護和公共管理支出占比也分別達到了10.2%和8.5%

　　(二)財政融資

　　財政融資是政府投融資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韓國城鎮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主要是指由財政部門主導，向需要資金的企業或項目出資的方式。財政投融資的代理機構通常是政策性金融機構，放貸具有低利率、長期性等特點。同時，針對城鎮化的工業、農村、住房、中小企業等不同發展領域，政府分別設立了專門的政策性銀行。③資金來源主要是向居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募集各類有償貸款，融資的主要形式有政府基金、外國貸款、簡易保險資金和投融資特別會計等。其中，2000年以前，政府基金、外國貸款二者之和約占財政融資的70%-90%。政府基金是財政融資的最主要資金來源方式，在城鎮化中前期，發揮作用最大的是國民投資基金和國民住宅基金。在城鎮化中后期，政府基金在中小企業扶持和社會福利完善等方而依然扮演重要角色，2005年間由36項增至57項，覆蓋城鎮化發展的諸多領域。國外貸款也是財政融資的重要方式，在城鎮化率由30%升至75%的30年時間里，韓國從世界銀行、美日歐等各國政府獲得低息或無息貸款超過15。億美元(許江萍，1994)。這些外國貸款通過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以較低的利率((7%左右)轉貸給基建單位，同時，由財政向銀行補貼利息。

　　財政融資的運用具有政策性，主要投向民間資本不愿涉足的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它們普遍具有經濟收益低、社會效用大的特點。在城鎮化初期，投資重點是公路、鐵路和水利等交通物流體系，以及煤炭、電力等能源產業。例如，在1990年以前，首爾和釜山的地鐵建設資金中，約有來自財政融資;清江水電站、高亭火電站等一批重要電力項目，更是由財政融資全額資助的(P.I}. I}im , 2013 ) 0 1985年以后，財政融資逐步轉向居民住房、土地開發、生態環境保護、社會福利完善和中小企業扶持等方而。需要指出的是，居民住房和中小企業發展并不屬于公共物品，但是二者在促進就業、國民增收和社會穩定等方而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中小企業扶持和居民住宅資助也被列為財政融資的重要內容。此外，為了縮小城鄉差距，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科技推廣等農村發展項目，同樣是財政融資投入的重要領域。

　　(三)政府發行債券和證券融資

　　在城鎮化中前期，韓國債券市場具有濃厚的政府干預色彩。中央政府通過利率管制和信貸配給等措施，引導債券融資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化工業。直到20世紀90年代，城鎮化進入相對成熟階段以后，政府才放松對債券市場的計劃干預。在各種債券工具中，對城鎮化發展作用較大的是政府債券，其主要投資者為銀行機構。2005年后，韓國政府開始挖掘資本市場，逐年增加政府證券融資。特別是2009年以來，債券融資不斷減少，證券融資不斷增多。

　　在城鎮化進程中，韓國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發行債券、中央政府規范監管的制度安排。韓國政府債券形式多樣，主要有國庫券、市政債券、政策性金融債券、特別法債券等。其中，后三者對城鎮化的支持作用更為直接。(1)市政債券，是地方政府為城市建設籌集資金，由金融機構代理承銷的債券。在這類融資中，地方政府主要通過所屬企業來發行債券，籌集的資金用于本地的交通、通訊、住宅、教育、醫療和水資源管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對于教育、衛生、治安和污水治理等項目的債券，政府通過稅收或土地資產提供擔保;對于具有收入功能(如收費道路)的項目債券，政府通常不提供擔保，這類債券的本息支付主要來源于籌資項目建成后的經營收入，其收益和風險有時略高于前者。(2)政策性金融債券，主要是韓國產業銀行(I}DB)發行的工業金融債券和韓國中小企業銀行(IBIS)發行的中小企業金融債券，二者分別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長期和短期貸款。(3)特別法債券，是針對某些特別項目而專設的債券工具，主要有基礎設施項目債券、外匯平衡債券和貨幣穩定債券等。其中，基礎設施項目債券在城鎮化初期作用十分明顯，如1980年之前，為支持工業技術開發與普及的電話債券，為支持交通物流體系建設的公路債券;1980年以后，為平衡不動產市場價格的國民住房債券。

　　除了債券之外，近年來，地方政府也通過所屬企業在交易所發行證券，以此籌集中央政府、公眾、或海外企業的資金。這種類型證券的發行意味著資金通過資本市場獲得，其中政府的資金份額相對較低。在2006-2012年間，韓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一直在160萬億韓元以上，2009年規模最大，達225萬億韓元，隨后逐年減少。2009年以前，政府證券發行規模逐年擴大，但都在30萬億韓元以下;在2009年地方政府增加資本市場融資后，證券發行量快速增長，2010年的增幅達到了230 %，此后一直穩定在100萬億韓元以上。在融資用途上，以債券為例，主要的方向仍是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和環境治理等方而。2012年(包括公路和鐵路)道路建設占政府債券的39%，土地開發占12%，水資源供給與管理占9%}

　　二、私人部門融資

　　(一)私人部門融資支持城鎮化的演進歷程

　　在不同的階段、針對不同的建設內容，政府引導私人部門融資、參與城鎮化建設的政策和力度在逐步調整，大體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8-1993),間歇性融資階段。在此期間，政府主要根據《公路法》、《港口法》等法規，對交通運輸等行業的基礎設施項目，間歇性地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引入民間資本有直接方式和間接方式。前文提到的國民投資基金(成立于1973年)，就是以較低成本將民間資本用于城鎮化建設的一種間接方式，政府會以低于市場利率的價格將其出售給金融機構。1983年，國民投資基金規模達到1.6萬億韓元左右，隨后逐年縮減，到1991年只有2000億韓元左右。

　　第二階段(1994-1998)，法制化階段。在1994年，政府頒布了促進私人投資的社會間接融資法案(PPI)和實施細則。該法案界定了BTO , BOT , B00三種私人融資參與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的模式，①并規定交通運輸、供水、通訊等10類重要的或公共性強的項目須用BTO模式;燃氣、公交車站、倉庫等18類次要的或經營性強的項目，可用BOT和B00模式，并且給予私人投資優惠政策，包括去除投資額度限制、加大商業信貸規模、減輕項目稅負等。

　　第三階段(1999-2004)，積極支持階段。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為提振國內經濟、鞏固城鎮化進程，韓國全而修繕了促進私人投資的社會間接融資法案，并明確該法案具有優先效力;廢除了對基礎設施的分類，以及交通運輸等公共項目必須采用BTO模式的規定;提供積極的保障措施和一系列優惠政策，轉變政府職能，通過“國退民進”來鼓勵私人投資;設立了民間參與基礎設施投資中心(PICI}O )，對私人部門融資進行統一的管理和服務，包括項目可行性分析、資格審查、專業技術支持和行政管理等方而。這些法規政策，使私人融資在亞洲金融危機后的城鎮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階段(從2005年至今)，公私合作多元化階段。2005年1月，政府進一步加強PPI法案的執行力度;在PPP項目中引入全新的BTL模式①并廣泛推行，主要用于醫院、住宅、學校和環保企業等可經營性或準經營性基礎設施建設，租賃期限一般為10-30年;加強對PPP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國會要預先審核，并廢除有爭議的項目最低收入保障(MRG);促進公募基礎設施基金的發行;2011年，調整后的PPI法案被引入到韓國擔保基金的擔保計劃，以保證資產支撐證券化融資模式在基礎設施項目貸款中發揮作用。

　　(二)近年私人部門融資項目的變化趨勢

　　韓國在利用私人部門融資支持城鎮化時，起初并不順利。1994年，國會出臺促進私人投資的社會間接融資法案后，同時公布了452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但是，由于收益保障措施不健全等因素，導致私人部門愿意投資的項目只有1/3左右，進入實施階段后，項目能順利完成的更是屈指可數。而在1999-2004年間全而修繕PPI法案、健全民資參與機制、實施一系列收益保障措施后，私人融資支持城鎮化才進入相對成熟階段。例如，2000年韓國環境部開展了污水治理的PPP合作項目，資金來源是46%的酒稅和海內外的私人部門融資，但起初效果并不佳。2005年，韓國通過保障投資收益以吸引更多民資，大幅增加了城鄉覆蓋率，全國污水處理率一舉超過了80%(蘇文曼，。此外，隨著2005年成功引入BTL合作模式，PPP基礎設施項目明顯增多。2007年達到頂峰之后，BTO項目的數量和相關投資都出現了減少。 BTL項目在2005年后快速增長，但在2010年后開始減少。

　　按管理模式分，這些PPP項目主要分為三類:中央政府管理、地方政府管理、中央政府補貼-地方政府管理。從項目總量和投資總額上來看，在2007年，由各級政府主導的PPP大型基建項目達到了120個，創下了11.5萬億韓元的投資總額。2007年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逐年減少，至2012年只有30個和5.5萬億韓元。

　　在各類項目的橫向比較中，中央政府管理的PPP項目并不多，但是投資額要比地方政府管理的或中央政府補貼一地方政府管理的項目大很多。地方政府管理的項目最多，但是投資總額最小，主要原因是地方項目大多是區域性的，建設規模一般較小。從投資數額看，中央政府管理的項目在不同年份較為穩定，地方政府管理或中央政府補貼一地方政府管理的項目則有較大的波動，特別是2010年以后，后兩類項目的數量和投資額都大幅減少。

　　三、資本市場融資

　　2000年以來，隨著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韓國政府逐步實現利用資本市場融資為城鎮化提供資金。資本市場融資具有中長期性，可以借助市場價格自動調節資金的需求與供給，將資金引導到更加高效的建設項目上，在支持城鎮化建設的同時，增加了國民財富。

　　(一)基礎設施基金

　　基礎設施基金是一種以資本市場為融資平臺，對交通、能源、電力等基礎設施領域的企業直接提供資金的新型集合投融資工具。基礎設施基金通常采用股權投資或權益投資的方式，因此企業沒有還本付息壓力，會集中精力于項目建設和運營管理。因此，這種融資模式十分有助于城鎮化的長期穩定發展。2005年，韓國政府頒布了修繕后的PPI法案，對民間參與基礎設施基金做出了更為詳盡的規定，并明確了基金的用途、操作、清算等細節。此后，韓國基礎設施基金開始規范運行。通過發展基礎設施基金，韓國的基建企業可以從不同的項目投資者(包括PPP項目)獲得大量資金，包括政府資金(例如國家主權基金)、機構資金、民間資金和海外資金等。這也增加了投資者的經濟收入。2009年，韓國將資本市場上六個法案合并為一個，形成統一的金融投資和資本市場服務法案(FSCMA )。基礎設施基金也在FSCMA框架下運行，除非PPI法案另有規定。

　　韓國主要有三個基礎設施基金管理者:韓國產業銀行基礎設施投資資產管理公司麥格理(Macquarie)新韓基建資產管理公司、達比韓亞(Darby Hana)基建基金管理公司。

　　CO現為韓國最大資產管理公司，政府持有80%以上股份，成立之初僅為處理I}DB的不良資產，后來調整為投資能源電力、交通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截至2013年底，I}IAMCO下設20檔基金，共計約50億美元;①麥格理銀行與新韓銀行1999年合資成立基建資產管理公司，2002年發起麥格理韓國基礎設施基金(MI}IF), 2003年幫助韓國政府出臺《間接投資資產管理業務法案》，構建了基金管理的法律框架。MI}IF專營道路建設，在成立之初的5年內興建了13條公路和1條地鐵(蔡子洲等，2007)。在2006年，該公司發行了韓國首只公開上市的基礎設施基金(收費公路項目，融資13億美元)，在首爾和倫敦同時上市，美林證券承銷國外股票發行，三星證券和早安證券承銷本國股票發行;達比韓亞基建基金管理公司為達比海外投資公司與韓亞金融集團共設，二者持股比例為7:3，旗下的韓國新興基礎設施基金(I}EIF)于2006年完成募集，融資金額約為6.1億美元。②主要為愿意涉足基礎設施建設的民間資本提供私募股權投融資服務，并將達比的專長—夾層基金引入其中。與I}IAMCO相似，I}EIF的投資范圍廣泛，包括交通、電力、環保、供水、通訊和可再生能源等多個領域。

　　目前，韓國現有的基礎設施基金主要是私人“專項資產基金”(Special Asset Funds)，投資項目的經營模式通常是BTO和BTL。在2006-2012年間，基礎設施基金規模迅速擴大，年均增長率達60%③在2006年基礎設施基金的起步階段，規模只有。.21萬億韓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韓國共有16只基礎設施投資基金，一共募集了3.52萬億韓元，若包括投資于海外基礎設施的資金，則基金總額達5.54萬億韓元。

　　(二)基礎設施債券

　　與前而政府債券的間接融資(由金融機構購買)不同，基礎設施債券主要由營運商在資本市場上發行的債券，為城鎮化項目直接融資。韓國基礎設施債券發行，主要是以1998年12月修訂后的PPI法案為依據的，該法案第58條對債券發行的特許權人和金融機構進行了規范。1998年以前，韓國政府通過控制債券市場利率和債券發行的強制性銀行擔保，來引導資金投向城鎮化和工業化領域。亞洲金融危機中，這種過度依賴銀行融資和擔保的模式陷入極大的困境(張明，2010)，大量企業倒閉和銀行不良資產居高不下并存。因此，政府放開利率管制、禁比銀行擔保，項目融資(包

　　括城鎮化項目)進入“金融脫媒”時期。2001年，無擔保企業債券增至市場份額的98%，而1996年只有8%(吳騰華，1999年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公司成立之前，①其建設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資金;而1999-2001年間，基礎設施債券和國債份額約占70%，財政資金只占25%。其中，仁川機場能源1999年就發行了1000億韓元的基礎設施債券。進入新世紀以來，在韓國能源部門私有化計劃的進程中，政府把安陽和富川的熱電廠出售給了民營企業LG能源。LG能源的投資成本總計接近9000億韓元，其中，通過金融機構融資的數額為1250億韓元，通過基礎設施債券融資的數額為4040億韓元，3548億韓元來自企業的主權資本。在釜谷混合循環能源電廠的建設資金中，同樣發行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債券，并將短期債券改為中長期債券。該項目的總投資成本約為4000億韓元，其中債務資本2815億韓元，包括1720億韓元的基礎設施債券，其余的1185億韓元為主權資本。②此外，基礎設施債券的發行期限與經濟形勢密切相關。在1997年、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后的衰退期，基礎設施債券的平均到期日都在3年以下。而在衰退期后的恢復期，債券發行期限均出現延長，如2000年后LG能源和釜谷電廠債券的最長期限分別為13年和12年;2011年以后，浦項制鐵、韓國電信、東西發電等機構發行的基礎設施債券期限均為7-20年。

　　(三)基礎設施證券

　　基礎設施證券是將基礎設施的相關權益作為標的資產證券化，并在資本市場上交易的一種投融資工具。它是韓國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優點在于可以獲得穩定的中長期建設資金。

　　根據標的資產的不同，基礎設施證券的發行方式主要分為債權證券化和股權證券化。債權證券化是將基礎設施貸款的本金及利息收益證券化，股權證券化是將基礎設施股權及派生收益證券化。基礎設施證券的設計方案，主要參照了相對成熟的資產支撐證券(AB9)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其法律基礎是頒布于1998年的《資產證券化法》和1999年的《住房抵押債權證券化公司法》(金享泰、金弼圭，2003)。在韓國，ABS, MBS及相關法案最初是為了處理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的大量不良債權(胡濱、任炳翼，2005)，在取得成功后，逐步推廣至交通、能源、住房、環保等城鎮化發展領域，從企業籌資擴展至項目融資。自2012年起，韓國信貸擔保基金開始向基礎設施項目提供擔保后，BTO建設項目貸款也在擔保下開始證券化。

　　在韓國利用基礎設施證券融資的過程中，債權證券化和股權證券化都得到了廣泛運用，尤其是在道路建設方而，在資本市場上獲得了較多的資金。道路基礎設施債權證券化最早是由韓國產業銀行發起的。2001年，I}DB將天安論山高速公路7300億韓元的應收貸款證券化，開創了道路建設債權證券化的先河。此后，麥格理韓國基建基金、韓國教保生命保險、韓國三星生命保險等機構，也分別將不同道路建設的債權作為標的資產證券化。

　　道路基礎設施的股權證券化，主要是抵押公路資產的經營管理權和過路費收益權，并將其做成不同的證券產品進行交易。在韓國的道路建設股權證券化中，韓國道路公社(ICE C)發行的證券產品最多，規模也最大。在2003-2007年間，I}EC分別對首爾外環高速、西海岸高速、嶺東高速、中部高速、中央高速等高速公路建設項目進行股權證券化融資，融資總額超過2.5萬億韓元。

　　四、中韓金融支持城鎮化的比較分析

　　中韓兩國的城鎮化均由政府主導，政府投融資是城鎮化最重要資金來源。當今，中國仍處于金融支持城鎮化的初級階段，投融資渠道單一，主要依靠政府，與韓國1990年之前的情況相同(當時韓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73.8% )。可以預見，在城鎮化率達到60%、甚至70%以前，中國很可能仍以政府投融資為“絕對主力”。因此，各類政府投融資工具是中韓比較分析的重點內容。

　　(一)政府基金的比較

　　中韓的財政收支體系存在較大差異，簡單比較財政支出中城鎮化項目占比的意義不大。在中國，政府性基金①是財政為城鎮化項目投融資的重要部分。同時，它在兩國均是計劃安排、專款專用，為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大民生工程的項目融資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中韓對政府基金的運營和管理存在較大的差異。

　　其一，中國政府基金的資金來源，是向公民或社會組織無償征收的、與稅收本質相近的非稅財政收入。韓國政府基金中借款和發債約占70%，其余為財政出資和運營收入，因此，公民或社會組織等持債者擁有債權收益。其二，中國的政府性基金規模很大，2013年基金收入達到億元人民幣，占全國財政收入的40%以上。韓國政府基金來源主要是借入資金，財政出資只占巧%左右，因此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很小。其三，中國沒有相關的法律制度框架，政府基金的設立和廢比缺少立法程序。目前，中國共有政府基金近500項，納入政府預算管理的只有30項(其余為地方政府或其他部門私自設立)，②其中僅有6項有法律依據。韓國對政府基金的立法十分重視，先后出臺了《政府基金管理法》、《財政投融資法》等法案(任會中，1996)，以規范其設立和運行。其四，近年中國政府基金過度依賴土地出讓金，2013年，該項收入達到41250億元，分別占全國和地方政府基金收入的79%和86%③韓國政府基金則強調妥善經營、還本付息，依靠自身投資收益確保基金發展的可持續性。

　　(二)政府債券的比較

　　中國的地方政府債券，主要分為市政債券和城投債券，后者是對前者的補充。在中韓兩國，地方政府債券都是發展城鎮化的重要間接融資方式，債券持有者以銀行為主。中國的市政債券在1990年前后曾有較大發行，在1993-2009年間因還債能力不足被國務院制i I : , 2009年后由財政部“代辦還本付息”，2014年后“自發自還”并在上海、浙江、廣東等10個地區試點運行。中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是由地方政府組建并管理的、以借款和發行債券等方式為城鎮化建設投融資的各類公司。④最初在1988年國務院頒布《關于投資管理體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后成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直至2008年以前負債規模始終處于1萬億元以下，但在2009年年末迅速擴大至7.38萬億元(劉康，2010),⑤出現了超常規發展。在資金來源上，2007年前中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主要從開發銀行借款，2008年后商業銀行大量介入，各類銀行資金來源約占80%，其余融資來源于信托等金融機構。

　　總體來講，受經濟發展階段和債券市場化程度等因素影響，中國以政府債券為城鎮化融資的方式較為單一，目前尚處于探索性和調整性階段。韓國傳統的政府債券間接融資已經十分成熟，并在1998年后開始利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近年來，韓國地方政府所屬企業的基礎設施證券發行規模大幅擴大，并對政府債券形成了替代效應。與韓國對比可見，中國通過政府債券為城鎮化融資，未來仍有廣闊的空間，可能會經歷與韓國類似的發展道路:正規市政債券增大發行、地方投融資平臺在資本市場上擴大融資、債權和股權證券化等階段。

　　(三)政策性金融的比較

　　在中國政策性金融中，最重要的是1994年成立的國家開發銀行，在“兩基一支”和改善民生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同年成立的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長期以來主要負責糧棉油收儲工作，對于農村城鎮化或城鄉一體化的作用有限。韓國的政策性金融成立時間很早，與開行職能相近的產業銀行成立于1954年。韓國政策性金融的立法和監管較為嚴格，比如KDB是根據《韓國產業銀行法》成立，中國則缺少相關的法律規范。韓國政策性金融的專業性較強，20世紀60年代后相繼成立的農協銀行、住宅銀行、企業銀行、水協銀行等政策性金融均在城鄉一體化、居民住房、中小企業發展和水利建設等領域均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中國政策性金融支持城鎮化的力量相對薄弱，韓國相對多元化和專業化。此外，韓國政策性金融是在城鎮化進入成熟階段之后才開始商業化改革，中國則在城鎮化加速期便開始商業化改革(例如，國開行和韓國產業銀行同在2008年后開始轉型)。

　　在資金來源方而，國家開發銀行與韓國產業銀行較為相似。例如，成立初期都是由中央則政全額支持;在發展中期主要依靠在國內外市場發行政策性金融債券，并由國家提供信用擔保;2009年進入轉型期以后，二者融資結構則存在較大的差異。在2011年韓國產業銀行的融資結構中，債券融資占30%、政策性資金僅占4% ,其他主要來自同業拆借、客戶存款、經營收益、資木金與存留收益等方而，融資結構開始多元化，同時政府只對與基建領域相關的債券擔保。這種多元化的'融資模式，有助于降低融資成木。目前，國家開發銀行仍明顯依賴金融債券，資金來源相對單一。

　　(四)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階段比較

　　韓國在私人部門融資、利用資木市場融資兩個方而已經較為成熟。中國的私人部門融資②支持城鎮化則還處于探索性、嘗試性階段，與韓國1994年以前的間歇性私人部門融資相近;此外，企業債券市場和資產證券化在中國并未放開，資木市場融資與韓國也不具有可比性。雖然北京城建、新疆城建等個別城投平臺已經上市發行股票，但可推廣性不高。

　　綜上，關于中、韓金融支持城鎮化的發展路徑，木文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③初級階段，政府主導;高級階段，政府調控、市場主導。根據韓國經驗，高級階段主要是在完善立法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私人部門和資木市場的融資作用。如圖1所示，韓國進入高級階段是在城鎮化率達到約80%以后，而75%-80%為過渡階段。木文認為，目前中國正逐步進入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過渡階段，起點在城鎮化率達到55%左右。一方而，從城鎮化木身來看，中國已經完成了30%-50%的前半段加速期，城鎮化的重點開始轉移，呈“由大到精”的趨勢。比如，從東部優先轉向區域均衡，從做強大城市轉向發展中小城市群，建設項目從高鐵、機場、水利轉向污水處理、地鐵、水氣電供給等。此外，項目的融資模式也在相應變化，各級政府在積極探索各種PPP公私合作模式，利率市場化、資木賬戶開放和金融脫媒等政策也正在穩步實施。但是，過渡時期結束的時點尚難確定，取決于金融市場化改革的總體進程。木文初步預計在城鎮化率達到65%左右，中國將結束過渡階段，進入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高級階段。

　　至于為何中國進入過渡階段的時點要快于韓國，具有后發優勢是一個重要原因。具體而言，相對于城鎮化進程，中國金融改革進程與國際接軌更快.韓國則相對滯后。在城鎮化率達到75 % (1994年前后)之前，韓國對民營資本參與基建項目和資本市場的管制非常嚴格。而中國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中已經明確提出，要建立多元化的城鎮化融資機制。

　　五、主要經驗與借鑒

　　(一)金融支持城鎮化的成功經驗

　　第一，制訂長期規劃，完善法律支持。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高效性，需要以與時俱進、不斷修訂的法律法規作為基礎。在韓國金融支持城鎮化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有重要法案對其支持。這些法案涵蓋金融支持工業優先發展、金融支持地方項目、引導民間資本參與建設、創新資本市場融資等不同的階段。從中國的情況看，通過立法確保金融支持城鎮化的制度安排尚不健全，包括政府基金、政策性金融以及引導私人部門融資等多個領域。立法缺失，很容易滋生資金使用不透明、利益分配不合理等問題，這在中國政府基金和BOT項目融資中已經出現。此外，中國企業發行債券雖然有法可依，但由于行政干預，在現實經濟中卻很難推廣。因此，建立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長效機制，需要學習韓國的法制經驗。

　　第二，實現融資主體多元化，項目投資合理化。在韓國城鎮化的進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私人部門、國有企業等行為主體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效利用了海外資金。目前，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發行基建債券的規模較小，從世界銀行和其他開發性金融獲取的低息建設資金也不多。從國外獲取城鎮化所需資金，將是中國未來時期獲得城鎮化所需資金的一條重要渠道。此外，政府要以穩健的投資來支持地方城鎮化項目，并嚴格評估項目的合理性。近年來，中國部分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資導致一些行業產能過剩，而另一些行業卻供不應求。因此，地方政府主導的城鎮化投資項目，PJ}需加強合理性評估，切實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

　　第三，進一步引導私人部門投資。在城鎮化建設上鼓勵私人投資，可以很好地彌補財政預算不足，又可以同時利用私人部門的創造力和高效管理。特別是在市場主導城鎮化的發達國家，90%的長期資金來自私人部門。在韓國，民間資本已經進入大多數的基建領域，例如，電力部門一半的發電量來自于私營企業，并且其市場敏感度和資金運行效率更高。中國在公路、郵政等領域已經成功引進了民間資本，2014年以來，更計劃在石化、港口、金融等基礎設施行業加大私人部門參與的力度。但從總體看，中國利用民資支持城鎮化仍處于探索性階段，在PPP立法、各類形式界定與規范、成立PPP管理中心等方而，函需借鑒韓國經驗。其中的核心環節，是建立不同建設主體的利益分配機制;短期內吸引民資的重要舉措，是建立民資參與建設的最低收入保障機制。

　　第四，有效利用資本市場，實現融資工具多元化。城鎮化建設，需要在完善現有金融體系的基礎上構建一個高效的資本市場，進而創新出不同的投資工具來促進融資。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化改革和有效監管是兩個重要方而。就市場化改革而言，韓國1981年就開始利率市場化改革，歷時17年，最終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不破不立”。而在此之前，債券市場發行的主體、方向、規模、利率都由政府計劃控制，以企業為發行主體的基礎設施基金、基礎設施證券也幾近空白。目前，中國的債券市場與改革前的韓國非常相似，除了政府監管嚴格之外，還存在債市基礎設施不健全(World Bank , 2004 )、第三方信用評級不足、企業債市規模過小等問題。因此，中國要借鑒韓國經驗，加快債券、證券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通過資本市場的金融創新和多元化工具，來支持城鎮化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第五，強化金融支持城鎮化過渡階段的政策協調。目前，中國即將進入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尤為關鍵，需要各項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緊密協調。財政部門要加快完善PPP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對PPP的總體設計、項目儲備、招投標管理、爭議協商等方而出臺法規和具體實施方案。“一行三會”則要在“金融脫媒”、債市放開和利率市場化等方而，與財政部門PPP創新和地方政府發債機制改革的步伐協調。韓國金融支持城鎮化的過渡階段大約用了7年(1994-2000 )，期間，PPP規范化與金融市場化改革同步完成。如果中國也能用7年(2014 -2020)走完過渡階段，則將為高級階段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需要關注的問題

　　從1960年至今，高效持續的金融支持在韓國“漢江奇跡”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間也出現過一些明顯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至今仍未解決，需要重點關注。

　　第一，過度的基礎設施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政府資源浪費。在韓國城鎮化中前期，政府對建設資金干預過多，造成了部分項目的過度投資和資源浪費。同時，政府干預過多產生了“國進民退”的效應，導致私人部門的依賴性很強、參與建設的積極性不高。

　　第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財政關系有待理順。在韓國城鎮化的區域平衡戰略中，地方財政受中央財政控制較多。一方而中央財政在各個地區的撥款比例存在爭議，另一方而地方財政在“開源節流”上的主觀能動性不高，甚至出現了地方主義思維(Hashiya , 1996 )。這也是韓國區域間城鎮化水平差距較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首爾地區的信貸規模占全國的60%-70%，金融活動高度集中。在1990年首爾經濟圈的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約占全國的70 %(趙從霞等，2007)，在2000年約為65 %，而目前這個比值幾乎沒有變化。這會導致地方城鎮化水平與首爾的差距逐步拉大(I}im L I}. , 2010 )。雖然韓國歷屆政府都將區域發展平衡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但改進的效果并不明顯。

　　第四，公私合作的利益分配不合理，導致引入私人投資十分困難。特別是在早期的BTO模式中，PPP項目的預期收益很低，經常導致項目招標時私人部門無人問津。2005年后，最低收入保障(MRG)廢除所帶來的風險增加，也明顯影響了私人投資的積極性。

　　第五，投資者對基礎設施投資項目缺乏了解。由于政府對城鎮化投融資項目的宣傳和推介工作不到位，多數投資者對項目的運營和收益模式不甚了解，這是增加投資者人數的一個重要障礙。

　　第六，在韓國，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國家福利基金擁有大量的長期資金。但是，鑒于基礎設施的低流動性，它們投資于基建領域的數額極少。如果能將這部分長期資金引入基建領域，將為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帶來重要保障。

　　第七，幾個資本市場的融資工具(例如，債券和證券發行)已經引入，但是，其范圍和目標仍然受限。

　　六、結論

　　在上述問題中，問題一、問題二、問題三源于政府早期規劃和財稅分配制度上的不足;問題四、問題五源于公私合作初期的利益保障和市場宣傳機制不健全;問題六、問題七則是由金融監管政策和資本市場放開程度決定的。在中國，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協調關系，公私合作利益平衡機制等問題，已經開始出現。而韓國資本市場的現存問題，在未來時期的中國也很可能出現，更要未雨綢繆，早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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