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分析論文

　　在現實社會中，制度對人們來說越來越重要，制度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法令、禮俗等規范。擬起制度來就毫無頭緒？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分析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是當代各國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為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顯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社會保障畢業論文，供大家參考。

　　社會保障水平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關鍵要素之一，對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與運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適度的社會保障水平，對于國民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自身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本文將通過對我國社會保障現狀的分析及指標的分析，來評價中國當前的社會保障水平。

　　一、社會保障水平及指標

　　社會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或地區社會成員享受社會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國家一般把社會保障總支出占GDP的比重作為衡量社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標。其中，社會保障支出總額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或地區實際支出的各種社會保障費用總和。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國或地區的經濟資源用于提高居民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斷社會保障水平適度與否的標準不是單一的，需要考慮的因素有：社會保障制度是否保證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經濟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會風險;社會保障支出是否與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是否與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適應;社會保障結構是否與國民經濟產業布局相適應;社會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進就業與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等等。

　　二、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適度性分析

　　(一)國內學者對于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研究

　　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實行分散化管理，社會保障水平的統計缺乏規范的指標體系，不同專家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盡一致。以1994年為例，鄭功成教授推算該年社會保障水平為7.13%，加上其他未統計因素，社會保障水平為10%~12%;穆懷中教授的小口徑推算為5.09%，中口徑(含住宅投資)為11.53%，大口徑(含住宅投資和價格補貼)高達12.73%。根據穆懷中教授的推算，盡管我國人均GDP低于西方工業化國家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但我國中口徑(含住宅投資但不包括價格補貼的社會保障費用總額)的社會保障水平與它們60年代的水平并不遜色。

　　(二)我國社會保障水平的國際比較研究

　　以發達市場經濟的國家為參照，普遍認為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國、美國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分別為56.4%、31.8%、28.7%。而我國20xx年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僅為8.34%。

　　與我國人均GDP接近的國家進行比較，20xx年，我國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當年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與我國人均GDP接近的國家，如玻利維亞、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等國，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為5.5%、8.49%、9.55%。因此，我國社會保障水平既不顯得過高，也不顯得過低。

　　(三)城鄉社會保障水平比較分析

　　由于我國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鎮幾乎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存在著類似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業、高補貼、低收入為特征的、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服務;而農村居民僅擁有建立在農村集體經濟基礎上的以社會救濟、“五保戶”供養和合作醫療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存在著水平偏低的社會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鎮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是以犧牲農村的保障水平為代價的。在城鄉之間，我國城鄉居民享受到的社會保障待遇差別極大。比如1994、20xx年城市人均社會保障費用支出是農村的100倍多。

　　總的來說，對于目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適度與否的判斷，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過高與過低并存，存在著結構性矛盾，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三、保持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適度的建議

　　(一)正確處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我們總結了許多國家特別是福利國家的經驗教訓所得出的一個正確結論。但是，到底什么樣的社會保障水平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社會保障支出必須依賴經濟發展，但并非任何意義上的福利支出都會削弱或阻礙經濟增長。某種意義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帶來經濟增長，或為經濟增長創造前提條件。目前，我國尚處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階段，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來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斷深入的過程中，難免回出現失業率上升之類的問題，因此，一定時期內社會保障支出增長是應該的。建議我國在目前階段，適當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這不但會為經濟增長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還可能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要辨證地看待福利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總之，存在著這樣一種良性循環：隨著經濟發展適度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數人創造更多的發展機會，可以贏得經濟和社會更加健康、協調、更可持續的發展。

　　(二)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僅為8.34%，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這種財政支出結構是不合理的。因此，要發揮財政在籌集社會保險資金中的主渠道作用，切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穩定的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的投入機制。各級財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應主要用于充實社會保險基金。與此同時，要防止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過高于GDP的增長，出現福利國家危機。因此，除了建立GDP對社會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機制，還要建立二者的動態彈性機制，使社會保障支出隨著GDP的增長動態變化，但處于適度區域內。

　　(三)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當前農村要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為重點和基礎，全面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將社會化養老措施與家庭養老相結合，由政府出面理順農村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體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提高。當然，不同地區社會保障的標準、社會保障模式也應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據各地經濟發展的情況，形成層次分明，標準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經濟發達地區保障程度高一些，欠發達地區保障程度低一些。財政要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改變以前重城市、輕農村的狀況，提高財政對農村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

　　(四)改革城鎮社會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鎮社會保障制度，堅持“有升、有降”的方針。取消一些不合理、過高的福利項目，改革工資制度，實行工資貨幣化;改革一些壟斷性部門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會保障水平;增加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資金的投入，增加對城市低保戶、無勞動能力者等弱勢群體的投入，保證其過上有人格尊嚴的生活;繼續完善城鎮基本醫療、養老、失業、工傷、生育保險，保證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會風險。總之，把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控制到與當前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階段，既達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個合理適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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