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論文參考

時間：2022-11-16 04:23:15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歷史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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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論文參考

　　歷史論文參考篇1

　　晉商是中國最早的商人，興起于春秋戰國時期，明清兩代達到鼎盛，他們“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稱雄國內商界五個多世紀。

　　人們驚嘆于他們雄厚的資金實力和廣闊的經營領域，并為他們創造的晉商文化所折服。

　　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進取敬業的精神是晉商之魂；為世人所贊嘆的大院文化、會館文化、票號文化等，如今已成為山西乃至中華民族豐富歷史文化的瑰寶，倍受世人矚目。

　　晉商給世人留下了無數的歷史文化遺產，其中，因晉商的推動而形成、發展、繁榮的山西地方戲曲至今仍在三晉大地上放射著璀璨的光芒。

　　山西素有“中國戲曲的搖籃”之稱，明清時期，戲曲演出非常盛行，經久不衰，而且戲種豐富，有梆子腔、太谷秧歌、眉戶戲、碗碗腔等多種地方戲曲，其中以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黨梆子四大梆子最為著名，流播廣遠，并且對華北地區的其他地方劇種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促成了明清及近代戲曲藝術的繁榮。

　　追根溯源，山西地方戲曲的形成、繁榮與晉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有的戲劇研究者認為二者的發展是同步的：“山陜商賈發跡于明，興盛于清，衰落于民國。

　　梆子戲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國。”山西晉中地區有句民謠也揭示了晉商與戲曲藝術的密切關系：“祁太溜子，蒲州戲子。”“溜子”指錢鋪、票號，代指晉商。

　　而晉南蒲州地區的戲曲演員眾多，被稱為“戲窩子”。

　　民間將這二者連在一起，可見其關系非同一般。

　　正是由于許多富有的晉商對戲曲情有獨鐘，積極出資請班唱戲、承辦戲班，支持戲曲演出，才使得許多蒲州籍的戲曲演員紅極一時。

　　晉商愛好戲曲，除個人興趣外；與“演戲酬神”習俗密切相關。

　　“演戲酬神”是山西人紀念、供奉關羽的一種形式，是流行于晉商中的商業習俗。

　　關羽是山西解縣人，從明崇禎年間開始，被尊為“關夫子”，成為武圣人，備受朝廷及民間的尊崇。

　　人們對其頂禮膜拜，為其廣修廟宇，其中關羽家鄉解州的關帝廟被奉為“天下第一武廟”，與曲阜的孔廟齊名。

　　由于是同鄉，山西人對關羽自然更加崇拜，奉為保護神，縣縣建有關帝廟。

　　每逢祭掃、慶典、節日，都要請戲班在關帝廟唱戲，用以酬神，關羽自然是眾神之首。

　　有財力的.商人便成為這一活動經濟上的主要資助者。

　　因為，除去與關夫子同鄉而對其尊崇外，晉商對關羽還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明清時期，晉商勢力迅猛發展，足跡遍布天下，但是商業活動的不確定性與行商途中的艱辛使得精神慰藉成為晉商不可或缺的需求，于是，山西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忠義神勇的關公便成為晉商的保護神與財神，成為他們的精神慰藉。

　　為表達對關公的尊崇，財力雄厚的商人自然要在“演戲酬神”中慷慨解囊，大力支持，這在客觀上推動了山西戲曲的發展。

　　晉商之所以支持山西戲曲的發展，還因為山西戲曲是維系身在異鄉的晉商群體的一條精神紐帶。

　　明清晉商經商多在千里或萬里之外，長時間遠離家鄉，對家鄉的思念之情自然難以言表，聽一聽帶有濃重鄉音的家鄉戲可以略減思鄉思親之情。

　　于是，身在異鄉的晉商們便經常不惜重金邀請家鄉戲班到他們商埠所在地演出。

　　山西商人在商業重鎮多建有山西會館，會館內多筑有戲臺，每逢年節便請班唱戲，同鄉們借此時機歡聚一堂，祭神祀祖，聯絡情感，交流信息。

　　晉商以會館為中心來聯絡感情，形成團結的群體，維護他們之間感情的最好紐帶就是家鄉來的東西，會館戲臺上的鄉音鄉曲正是聯結“身在異鄉為異”的晉商群體最好的精神紐帶，同時也為晉商孤寂苦行的商旅生涯帶來一縷清風、一絲慰藉。

　　于是，山西戲曲成為晉商的所愛，晉商的生意到了哪里，山西的戲曲活動就興盛到哪里。

　　商路即戲路。

　　由于晉商對家鄉戲的鐘愛，隨著商路的拓展，山西戲曲尤其是梆子腔也逐漸走出三晉，傳及全國，從而在清朝后期引發了一場梆子戲的盛行熱潮。

　　梆子腔又稱秦腔，也叫山陜梆子，因其粗獷悲壯，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清初傳入北京時并不為士大夫們所欣賞。

　　但由于晉商們不吝重金請班演出、資助捧場，終于在同治、光緒年間，使梆子戲在北京極一時之盛，并進入清宮，成為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喜愛的戲曲藝術。

　　在北京，義順和、寶勝和是最為著名的兩個梆子戲班，主要演員大多是山西名伶，如三盞燈、蓋天紅、水上漂等。

　　因晉商的捧場，這些演員名噪一時，甚至有“三盞燈進了京，買賣人發了瘋”之說。

　　歷史論文參考篇2

　　清末民初，天律是北方最大的商業城市，晉商多在此設號，因此，山西戲班及名伶來京演出必到天津。

　　上海的丹桂茶園、群仙茶園、大觀園等戲院也經常演出梆子戲，并邀請山西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參娃、自來紅等來滬演出，以滿足晉商觀看家鄉戲的需要。

　　張家口是內地與蒙俄的通商樞紐，在這里經商的晉商尤多，所以山西戲曲在張家口頗受歡迎。

　　此外，隨著晉商商路的拓展，北到多倫諾爾、歸化、庫倫，南到四川、云貴，西到甘肅、寧夏、青海，均有山西戲曲的足跡，并且在一些地方曾風靡一時。

　　有人說：凡是有晉商活動的地方就有山西戲的演出。

　　此話反映了山西戲曲的發展與晉商的密切關系。

　　晉商除邀請戲班演出外，還經常出資自辦戲班，到各地演出，使山西戲曲在藝術上有了更多的創新與提高。

　　第一個組建梆子戲戲班的是榆次聶店富商王鉞，他在咸豐年間組建了“四喜班”，不僅請來了蓋山西、禿紅、一桿旗、一條魚等名角，還從蘇州置辦了戲服、行頭，該戲班轟動一時。

　　此外，榆次王湖村富商創辦的“三合班”、清源縣東羅村富商時成盤創辦的“小梨園”、太原濟生館藥店創辦的“太平班”、張家口一帶的晉商創辦的.“狼山戲班”等也名噪一時。

　　除了愛聽戲、看戲，有的晉商還會唱戲，晉中商人從掌柜到伙計，多會唱幾句山西梆子，有的晉商甚至還成為票友，粉墨登場。

　　此外，一些晉商還研究戲曲，創作劇本，為山西戲曲的改革、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祁縣富商渠源滏是著名的票友，他對梆子腔極為迷戀，在渠家大院中建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戲臺，在這里組建戲班，聘請名師，常年演出，并經常親自登臺獻藝。

　　咸豐年間，他聘請當時最有名的蒲州戲曲演員，組成晉中最好的戲班子，承前啟后，推陳出新，對音樂唱腔、伴奏技巧等進行探索和改良。

　　祁縣富商韓子謙癡迷戲曲，置家族商業于不顧，終日與梆子腔、木偶、秧歌藝人往來。

　　他不惜重金購買全部戲裝行頭，于每年冬季辟鍋灶、設暖房，專門邀請晉劇(中路梆子)名流聚會，切磋技藝。

　　1925年，韓子謙同時考取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和北京平民大學新聞系，四年后同時獲取兩校畢業文憑返晉，專心致力于晉劇藝術的研究和改革。

　　在他的支持下，成立戲曲研究社，對晉劇的劇本、音樂、聲腔、表演等都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和改革。

　　山西的梆子腔在京師的命運與晉商的命運緊密相連。

　　辛亥革命后，晉商衰落，無力再為梆子腔捧場，梆子腔失去最有力的資助者和最熱心的觀眾群，于是隨著晉商的衰落走向低潮，在京師戲曲界的地位逐步為京劇所取代。

　　但是，發源于三晉大地的山西戲曲仍舊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繁衍，20世紀30年代，當留聲機成為一種時髦的消費品時，第一批灌制唱片的劇種中就有山西梆子，這時山西梆子從晉商的大院、會館、戲臺中走出來，在更廣闊的天地間舒展著身姿。

　　并且，在晉商帶動山西梆子向外省發展的過程中，山西梆子與當地的聲腔結合演變衍生出一些新的劇種，如河北梆子、山東梆子等，這些優美的聲腔與山西戲曲一起，在新的時代繼續用那優美的神韻演繹著帝王將相與尋常百姓的悲歡離合。

　　歷史論文參考篇3

　　摘要: 明清時期晉商“重商輕學”，形成了“學為商之用”、“學而優則商”的教育價值觀。

　　本文對晉商這種教育價值觀的形成原因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 明清時期晉商教育價值觀

　　山西的民風，從春秋戰國以來的“尚武”到隋唐之后的“文風極盛”，直至明清時期的“由文入商”而最終形成了晉商一貫的“重商輕學”的風氣，這種風氣深入人心，因而晉商將其培養出的最為優秀的子弟大多投入經商貿易之途，從而在對待教育的問題上形成了“學為商之用”、“學而優則商”的教育價值觀。

　　一、“學為商之用”

　　商人與教育之間有著不能忽視的密切聯系。

　　晉商興起后，山西出現了明顯輕學的傾向。

　　這種傾向主要發生在下層民眾之中，他們對于科舉不寄希望，在經過基本的知識教育之后，便將子女送出業商。

　　與此同時，晉商又有重學的一面。

　　商業有了一定的規模，商人從實踐中體認到學對商的重要助益作用，因而對學轉而十分重視。

　　如喬、常等商業家族，就十分重視對子弟的教育。

　　鹽商張允齡在外經商，非常關注子弟的學習，他常常“購諸子傳疏義及史漢諸書，車載之”(明張四維《條麓堂集》卷30)。

　　他們重視對子弟的教育，最重要的原因是認識到了讀書對于經商的重要性，為經商服務是其教育的最終目的。

　　我認為，晉商對教育功能的認識是從外部、內部兩個方面的需要出發的。

　　(一)商業經營對教育的需要

　　很多晉人在經商的過程中，依然堅持讀書學習。

　　這其中有個人的興趣，但更重要的是通過學習他們可以多聞博識，增強搏擊商海的能力，“以心計阜通貨殖”。

　　晉商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并自覺地加以利用。

　　晉之俗諺有云:“十年寒窗考狀元，十年學商倍加難。”晉商認為在商業活動中商人作為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需要各種知識:謀略、兵法等)，而這種素養的修習甚至比高中狀元還要難許多。

　　商人只有綜合運用所具備的各種知識才能，才可能準確分析變化莫測的商場形勢，運籌帷幄，取予進退之間不失時機地作出最優選擇，獲得厚利。

　　高的文化素養必須依靠教育，所以說，教育為商業活動的展開和輝煌提供必要的智力和人才支持，是最為基本的。

　　受過比較好的教育和對傳統文化的了解有一定修習的人，在商界往往也能勝人一籌，例證比比皆是。

　　(二)商人內心對教育的渴求

　　中國悠久的“抑商”傳統形成了人們一貫的“輕商”、“賤商”思想，商人往往處于一種尷尬的失衡境地:在擁有巨大的財富和強大的經濟實力的'同時卻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和民眾的肯定。

　　晉商對于這種“富可敵國”的財富和“卑微低賤”的社會地位之間的極度失衡是不甘心接受的，晉商由于社會的不公評判而產生這種認知和情感，并由此而引起各種思想傾向和行為傾向――希望能改變社會的失衡評判，得到社會認可和肯定。

　　但是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失衡的狀態呢?社會主流意識長期為“榮宦游而恥工賈”，為了贏得尊重，重要手段就是借助教育:首先，他們通過教育來提高自身素養，結交文士，以期在知識上與士階層縮小距離，在心理上與士階層達成溝通，同時使自身的經商品位有所提升，贏得上層社會的理解和認可。

　　因此，在晉商商幫中，不乏學識淵博、文采風流的商人，連自視甚高的的清朝舉人劉大鵬都不無贊嘆地說:“余于近日在晉接觸周旋了幾個商人，勝于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

　　自今以后，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其次，他們在經商成功之后，積極從事社會公益事業，而重心就在教育事業上。

　　晉商家族在延名師以課子侄的同時，還不忘投資資助或開辦私塾、義學乃至書院，匡助了家鄉的教育事業，為沒有能力受教育的青年俊秀提供了良好的受教機會。

　　這些惠及桑梓的教育活動，實現了商人作為社會一分子的對地方文化生活的實質性參與，以某種具體的形式顯示出自己在地方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自身價值，即可以“顯親揚名”、“光耀門楣”，重塑和提升其在民眾間的形象和地位。

　　晉商的這種教育價值觀，正好表明了:商人不再僅僅局限于治生獲利這種較低層的需要滿足了，而是訴求于更高層次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向往――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中包括上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認可，滿足了商人內心對肯定自身價值的一種渴求。

　　儒家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儒家一向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個人完善、修養的一個最完美的過程。

　　“盡己”之后而能“及人”，屬于仁德的范疇，這種觀念深深根植于晉商的精神血液之中，他們在擁有了財富之后，“盡己及人”的傳統觀念讓他們不會將財富全部據為己有，而是通過種種“散財”的義舉來達到“及人”的目的，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對教育的投資是晉商“盡己及人”的最重要方式，他們捐資資助、興建的義學、書院等惠及當地貧寒子弟，為他們提供了正規學校教育。

　　這種深入骨髓的傳統觀念，在晉商心中形成了一種對教育的渴求――將自身經商所得財富通過投資教育惠及他人，切實踐履儒家“盡己及人”的觀念。

　　二、“學而優則商”

　　“學而優則仕”是長期以來封建社會教育的最高鵠的，也是人生的唯一價值標尺，通過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備一種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并進而入仕作官，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主要價值取向。

　　然而就在這一背景下，山西商人在經商的同時介入教育，將商人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滲透到教育領域，沖擊了傳統的教育價值觀，帶來了一些新的氣息。

　　(一)晉商對傳統教育價值觀的改造與突破

　　山西商人深懂得:“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于是，他們以過人的勇氣，超人的膽識，打破了數千年形成的“學而優則仕”的金科玉律和“士農工商”的傳統職業定律，樹立了“學而優則商”的新觀念。

　　他們重視教育，但其教育的目的更明顯地指向了商業。

　　培養經商所需的優秀人才，成為他們教育的重要目的。

　　晉人視商為本業，不再只是把經商看作迫不得已的選擇，他們往往讀幾年書就去經商了，很平淡又很自然。

　　如果說少部分人棄儒經商或許為境遇所迫，那么大部分人經商則主要是對人生事業的一種選擇。

　　榆次富商常氏，以商起家，八世后便兼儒賈以傳家，有清一代其家族不絕于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子孫恪守“吾家世資商業為生計”的祖訓。

　　將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并非只有幾家如此，這對晉商來說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

　　(二)晉商教育價值觀中的“重商”與“重仕”

　　重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晉人在重商的同時同樣重仕。

　　這是因為傳統的重仕觀念仍有影響，更重要的原因則是著眼于入仕對于商業的益處，以官來保商、興商。

　　家族中有做官的子弟，不僅能直接得到經濟上的好處，而且能為其商業提供政治上的保證。

　　他們所更看重的是官位給經商帶來的實際益處。

　　晉商對于經商和入仕二者的態度，總的來說是“厚利而薄名”，這種價值觀緣于晉人務實不尚虛名的傳統觀念，“有兒開商店，強如做知縣”(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304頁)、“買賣興隆把錢賺，給個縣官也不坐”……在“名”與“利”的取舍上不僅明顯地傾向于利，而且可以看出他們把從事商業而取利作為人生的目標和寄托。

　　原本是中國傳統教育目的的功名官位，已被晉人當作經商的手段。

　　對儒賈觀的改造，是晉商的一個大膽創造，同時又與明清時期的“實學”思潮相一致。

　　他們巧妙地消弭了儒與賈之間的對立，使儒賈相通，為他們的商業活動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這種觀念的變化包含著他們在道德評判和價值取向上的變化。

　　從晉商的儒賈觀來看，他們重儒又重賈，甚至在取舍上更傾向于賈。

　　既然經商被他們看作是最佳選擇，以商業作為其教育價值的指向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考文獻:

　　[1][明]沈思孝.晉錄.四庫全書存目存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

　　[2][明]張四維.條麓堂集.山西大學圖書館館藏.明萬歷二十三年張泰徵刻本.

　　[3]葛賢慧.商路漫漫五百年:晉商與傳統文化.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

　　[4]李希曾主編.晉商史料與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5][日]寺田隆信著.張正明等譯.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